澄清对恩格斯两段话的误解——与俞吾金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两段论文,误解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俞吾金教授近作《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读后深受启发。俞教授视野宽广，思想敏锐，提出很多令人深省和反思的问题，对推动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意义重大。同样出于推动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动机，笔者就俞教授对恩格斯两段话的误解做些分析，与俞教授和哲学界同仁共同切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中说了两段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他在《终结》中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学术界对恩格斯这两段涉及旧哲学的性质和命运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话，一直存在分歧，多年来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俞吾金教授也对恩格斯这两段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说：“在恩格斯看来，正如辩证的自然观取代了传统的自然哲学一样，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哲学。由于这两种取代，哲学就从自然界和社会中被驱逐出来了。按照这一见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属于哲学的范围，那么，它应该属于什么学科呢？显然，它只能从属于历史这门实证的学科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传统的史学研究的唯一差别是它强调历史运动的辩证性。然而，如果马克思的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思想，而只是某一门实证科学中的新观念或新方法的话，它又如何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呢？要言之，在这一理解方式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划时代的世界观被实证化，它的普适性的意义被降低了。”“如果新的哲学研究面对的只是‘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那么，马克思极为关注的人、人的本性和本质，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类重大的问题又放到哪个领域去讨论呢？”（注：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从俞教授对恩格斯这两段话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对恩格斯发生了极大的误解。
恩格斯的这两段话，是在他回顾他和马克思如何与旧哲学的自然观（自然哲学）和旧的历史观（历史哲学）决裂并创立自己的自然观（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作为这个过程的结论讲的。如果我们把恩格斯的这两段话放到他的著作中前后文的联系中加以理解，而不是把它们从著作中的联系割裂出来孤立地加以理解并按照自己预先设定的认知图式做纯粹的逻辑推导，就不难看出，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本来含义与俞教授理解的根本不同。以下从三个方面作此分析。
一
恩格斯这两段话中所说的“从自然界和社会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指的是特定的哲学，即旧哲学或称传统哲学，而不是泛指一切哲学，更不是指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新的世界观或称新的哲学。明确这一点，是正确理解恩格斯这两段话的关键之所在，对这两段话的各种误解，大都是由于没有弄明白这一点而造成的。
恩格斯认为，由于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和其他的巨大进步，使我们既能够说明自然界各个领域内部的过程之间的联系，也能够说明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各种现象相互联系的清晰的图画。而不再像旧的自然哲学那样，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样，旧的自然哲学就逐渐从自然界中被驱逐出去了。
旧的历史哲学与旧的自然哲学有着相同的命运。旧的历史哲学也“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当人们能够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现实的联系发现在社会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的时候，旧的历史哲学也就从历史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了。
那么，当旧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分别从自然界和历史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以后，旧哲学中还剩下些什么呢？恩格斯认为，“那就只剩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这里的“逻辑”，按照《反杜林论》中的说法，指的是“形式逻辑”；这里的“辩证法”，作为“思维过程本身规律的学说”，指的是主观辩证法或思维辩证法，即与形式逻辑相对应的辩证逻辑，而不是指客观世界本身的辩证运动过程，即客观辩证法。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旧哲学中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分别从自然界和历史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以后，旧哲学就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了，而不是说哲学就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了，更不是说马克思的哲学只研究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对旧哲学的评价是十分公正的，既否定或“扬弃”了它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又保留了（当然是批判地保留）其中“关于思维规律本身的学说”。俞吾金教授把恩格斯的话理解为马克思的哲学只研究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显然是对恩格斯的误解。
二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终结》，是最为全面、系统、深入地总结和发挥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两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不像俞吾金教授所说的那样，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属于哲学的范围”，“马克思的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思想”。
我们先简要地概括一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历史唯心主义从理性、正义、人性等社会意识出发解释历史相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解释历史，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和基本观点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这是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后，又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基本观点的高度概括，而且与马克思的《序言》相比，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恩格斯还揭露了杜林的暴力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全面深入地阐发了经济基础与国家政权等“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道德观、平等观、宗教观等意识形态的批判，具体地阐明了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阶级产生的途径、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级消灭的前提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论述了社会革命的根源、作用、道路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恩格斯还以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批判资本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我们再稍许详细一点地概括一下恩格斯在《终结》中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来的最高水平，阐明了他们以前没有论述过或没有如此深入透彻地阐述过的一些基本观点。下面仅指出其中最为精彩的几点。
其一，恩格斯从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异同出发，说明了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发展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他认为，不管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差别对历史研究如何重要，都丝毫改变不了历史过程受内在一般规律支配这一历史事实。他说：“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这至少在历史观发展史上，是对历史发展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最为深刻透彻的论述之一。
其二，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深刻地说明了个人活动的思想动机与这种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既批判了把精神力量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又批判了否定人的精神、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机械决定论观点，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恩格斯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些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之类的精神方面的动机，有的甚至可能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活动动机对活动的全部结果来说只具有从属的意义。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它的动因”，从而认为“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精神动力后面的动力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合力论”思想。四年以后，恩格斯又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更加完整地阐述了“合力论”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未论述过“合力论”。提出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贡献。
其三，恩格斯在阐明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后面的物质动力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说明了如何发现这个精神动力后面的动力以及支配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他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即转瞬却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马克思没有这样具体地讲过发现在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方法和途径，讲清这一点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重大贡献。
其四，在阐明以上三个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条件，以及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情况，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后的根本动力。恩格斯指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之间的阶级关系被政治上的等级关系所掩盖，难以看出人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经济关系，难于看出人们之间阶级斗争的物质根源。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新兴资产阶级起来革命，反对封建贵族的统治，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日益把社会成员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由此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正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当时推动西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那么，这些阶级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之间为什么要进行斗争呢？考察的结果发现，这些阶级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由于它们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所以彼此之间进行不断的斗争。这就说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根本动力。这个说明显然比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思想前进了一步。不仅如此，恩格斯还由此得出了一个历史哲学的重要结论，即“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其五，恩格斯在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具体地论述了国家、法等政治上层建筑和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是如何被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又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论述了各种意识形态自身的特点及其相对独立性。
以上几点是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第四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第一、二、三点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又是得出第四点的理论探索和论证的过程，第五点则是以前四点为基础的。恩格斯正是在讲清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后，才写下我们在本文开头引证的那段带有结论性的话。只要我们认真阅读并深入思考了恩格斯在《终结》中的全部论述，而不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地加以解释，是决不会从恩格斯那段话中推导出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属于哲学的范围”、“马克思的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思想”这种与事实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的结论的。
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终结》这两部著作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则，肯定了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像俞吾金教授所说的那样，把历史唯物主义“实证科学化了”，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历史这门实证的学科了”（注：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97页。），放弃了对人、人的本质、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类重大问题的关注。简言之，俞教授把恩格斯的哲学理解为实证主义哲学了。
全面讲述实证主义哲学的特点，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简要地指出，在哲学本体论上，它认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规律性，只存在现象的秩序、现象的更替、现象的连贯性。在社会历史观上，它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任何形态的历史决定论。《反杜林论》和《终结》这两部著作中是否有这种理论倾向呢？根本没有。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黑格尔下述观点：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绘为一个过程”，对于社会历史来说，“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恩格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既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又研究“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既然恩格斯认为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实证科学都研究一般的普遍的规律，他怎么会认为作为哲学的历史观竟然会不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给辩证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从以上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丝毫没有实证主义的味道和色彩。
在《终结》中，恩格斯也不只在一处讲到，历史发展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他说：在历史领域，“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在《终结》中，恩格斯论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更替等一系列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终结》和《反杜林论》一样，其中丝毫没有实证主义的味道和色彩。
在《反杜林论》和《终结》中，恩格斯是否放弃了对人、人的本质、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类重大问题的关注呢？也根本不是。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十分赞赏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各种弊病的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对工人阶级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立志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呕心沥血。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将得到解放，人类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异化将最终被消除。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那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在《终结》中，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他指出：费尔巴哈虽然把人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人的学说，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于事无补的。恩格斯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由此，恩格斯给历史唯物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需要说明，我们说恩格斯的历史哲学丝毫没有实证主义的味道和色彩，并不是说他不注重对社会历史作实证的研究。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任何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都是从对社会历史的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历史材料中总结出来的。离开对社会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变成主观虚构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他与马克思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这里说的“哲学”，和我们开头引证的恩格斯《反杜林论》和《终结》的两段话中所说的“哲学”一样，不是泛指一切哲学，而是特指旧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批判的是黑格尔式的抽象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的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活动的抽象人性论的人本主义哲学，强调研究现实的生活过程，研究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并没有否认这些概括“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方便”，即对总结从实证研究中取得的历史资料具有指导意义。这些“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就是一般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把对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与历史哲学对实证研究取得的成果的概括、提炼、升华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可算十分精辟、十分透彻、十分深刻了。
四
长期以来，由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健康的学术环境、过度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前苏联哲学的影响，致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发生一些误解，甚至可以说相当多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澄清对马克思的误解的任务，并付诸行动。我认为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十分赞成这种做法，而且以自己的绵薄之力，积极投身于这个“重新理解”的行列之中。但是要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必须以全面、系统、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他们的原著为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决然达不到“重新理解”的目的。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地涉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而不是逐篇、逐段、逐句、逐字的认真阅读，深入思考，仔细推敲，反复比较，就急急忙忙地去澄清所谓的误解，其结果必定是旧的误解没有澄清，又制造出许多新的误解。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乱。这种做法长此下去，必定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阅读原著，澄清误解，继往开来》的文章，讲了我自己通过阅读原著澄清误解的几点做法。下面把这几点做法重述一遍，作为本文的结尾。第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要用后人或别人的思想去解读，因为后人或他人的思想很可能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的折射，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中的思想变形。第二，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他们原著中的哲学思想，而不要根据后来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来的实践及其需要来解读。第三，要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把他们不同时期著作中的思想有机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而不要只读他们某一时期的某些著作，或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第四，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进行比较研究，既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相同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别，把这些有差别的思想看作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更不要把他们的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注：《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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