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跨有荆益”的策划为何破灭——论刘备和关羽对丧失荆州的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荆州论文,刘备论文,关羽论文,责任论文,隆中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为刘备霸业所设计的英明蓝图。蓝图的第一步是“跨有荆益”，占据长江中下游的荆州和益州，这是霸业的基础。自从关羽丧失荆州，“跨有荆益”的策划完全破灭，致使《隆中对》也成为一纸空文。是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是关羽，但是不能否认，刘备更不能辞其责，本文主旨即在讨论这个问题。
一
“跨有荆益”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策划的。
这里有必要对《隆中对》的有关策划加以引证：
“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刘备），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若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
这时是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认为，据当前形势，曹操消灭河北的袁绍之后，已拥有百万之众，刘备决不是他的敌手。孙权承孙坚、孙策的家业占有江东之地，只能引以为援，绝不能以兵戎相见。因而唯一可行之策，即首先从刘表手里夺取荆州，并联合孙权与曹操对抗。这是《隆中对》中为刘备策划的“跨有荆益”的起点，完全是从现实出发的；其次是占据刘璋所控制的益州，全部实现“跨有荆益”的策划，这是刘备霸业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等待有利时机，尽管没有指明，显然是指曹操之死，以及所出现的内部混乱局面，这时刘备从荆、益两路出击，从而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宏图，这是从预计出发的。《隆中对》是诸葛亮以其卓越政治家的眼光为刘备所设计的蓝图，“跨有荆益”是这个蓝图的关键。
这时，刘备寄居在荆州牧刘表的地盘之内。《隆中对》指出，荆州北面有汉水和沔水可以据守；南面“自桂阳、苍梧跨有交州”，[2]可以“利尽南海”，发展海外贸易；“东连吴会”指孙权所据有的江东；“西通巴蜀”则指刘璋所据有的益州（今四川及附近之地），说明当时荆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因而《隆中对》中将夺取荆州作为“跨有荆益”的前提，也是刘备“霸业可成”的第一步。
刘备是如何前来荆州的？当刘备还在冀州依附袁绍之时，曾为袁绍策划“南连荆州牧刘表”，[3]袁绍本来与刘表建立过同盟，目的是对抗割据南阳的袁术。当袁绍与曹操官渡决战前夕，对刘表重续旧好，应该说刘备这个策划对袁绍是有利的。不久，刘备即来到荆州。
刘备与曹操是死敌，南连刘表这个献策，表面上是为袁绍，实际上却是为自己。当时，袁绍所统治的冀州，内部矛盾重重，既有河北集团与颍川集团，又有长子袁谭与少子袁尚的矛盾和争斗，官渡决战袁绍的失败，这是一个重重因素。[4]《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
“先主（刘备）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袁）谭到平原，谭驰使白（袁）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
说明刘备投奔袁绍是由于袁谭的关系，因而刘备应该是洞悉袁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的。显然，刘备到荆州，首先是为了避祸，避免与袁绍同归于尽，其次则是利用时机，企图据有刘表所统治的荆州。
刘备所利用的时机为何？《三国志·魏志·贾诩传》说：
“是时，文帝（曹丕）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曹）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太祖（曹操）又尝屏除左右问（贾）诩，诩默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袁绍）、刘景升（刘表）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这是在袁绍、刘表已死之后，当曹操二子曹丕、曹植兄弟争夺继承权时，曹操及其重要谋士贾诩的一番对话。贾诩不作正面回答，仅对曹操举出不久之前的两个事例，其一是袁绍二子袁谭、袁尚兄弟，其二即是刘表二子刘琦、刘琮兄弟的矛盾和争斗，终于导致袁绍、刘表统治的崩溃。曹操接受教训，立曹丕为太子。十分明显，这两个事例必然盛传于人们口耳之间。特别是较近的荆州刘琦、刘琮兄弟的矛盾和争斗，不但事后作为教训，即在当时人们也看出这是荆州的危机。《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说：“刘表死，（鲁）肃进说曰：‘……今（刘）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所谓“二字”即刘琦、刘琮，“军中诸将，各有彼此”，《资治通鉴》卷六五胡三省注说：“谓有附（刘）琦者，有附（刘）琮者。”说明刘表军中，诸将已分为两派——刘琦派和刘琮派，彼此之间相互争斗，将不可能合力以抗拒曹操，鲁肃所表示的忧虑即在于此。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荆州豪杰归先主（刘备）者日益多，（刘）表疑其心，阴御之。”裴松之注引《世语》说：“（刘）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刘备是一名惯于反噬的“枭雄”，[5]所谓“惮其为人”，说明刘表对刘备的以往经历是深知的，这是第一点；在荆州，刘备大量延揽当地的豪杰之士，居心不测，结合刘备夺取徐州的经历（徐州牧陶谦请刘备前来，反而导致徐州为刘备所夺），[6]所谓“疑其心，阴御之”，说明刘表已怀疑刘备将伺机夺取荆州，因而暗地加以防御，这是第二点。在荆州刘表对刘备是疑忌的，显然没有时机给刘备利用。
刘备所利用的时机，即是刘琦、刘琮兄弟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后汉书·刘表传》说：
“（刘表）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而琦不自宁，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刘）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
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刘琦为什么问“自安之术”于诸葛亮？诸葛亮为什么又为划策，刘琦因而“阴规出计”，终于出为江夏太守？答案只能有一个，即是在刘琦、刘琮兄弟各有党羽之时，刘备和诸葛亮属于刘琦一派，说明诸葛亮《隆中对》所作夺取荆州的策划，其具体内容也应该即是站在刘琦一边，利用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夺取荆州，后来刘备即是按照这个策划进行的。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乘刘表之死率军直指荆州，这不但震动了刘备，更震动了刘琦、刘琮两派势力。在荆州豪族势力代表人物蒯越的劝说下，刘琮派投降曹操，而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刘琦派则加以抵抗。但是，刘琦所据有的仅是江夏一隅之地，以军事力量而论更远不是曹操的敌手，《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略从而被提到日程上，说明诸葛亮对此是早有预见的。
不但诸葛亮，孙权手下的鲁肃也早已预见及此。《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尽管鲁肃与孙权的这次密议中还提到“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包括占据刘表的荆州，以及“长江之极”的刘璋的益州，但这是远景。当前鲁肃所着重的仍然是所谓“鼎足江东”，即以曹操为一方，荆州和江东为一方，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这是鲁肃为孙权所作的策划，目的是保卫江东，徐图发展。《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也说：“（曹）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诸葛亮同样在孙权面前提到所谓“鼎足之形”。鲁肃提出“鼎足”是在赤壁之战前，鼎足之一是刘表，诸葛亮则是在战后，鼎足之一是刘备。他们的着眼点是一致的，即荆、吴必须联合，方能形成“鼎足”，这个策划鲁肃至死未变，诸葛亮也一直未变。但是，首启其衅的却是蜀汉的关羽，关羽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策划。
二
当时人们看来，关羽与刘备之间的关系是，“义为君臣，恩犹父子”，[7]他们两人是在涿郡结识的，涿郡是刘备的家乡。当刘备“于乡里合徒众”之时，关羽与张飞即是他的左右手，“寝则同床，恩若兄弟”。[8]无论如同“父子”或者“兄弟”，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时非同一般，是十分密切的。
关羽从家乡河东解县前来涿郡投奔刘备，是出于“亡命”，这个词当时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般说来，都是严重的贬义词。因而，关羽在家乡应该是一个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作奸犯科之辈，十分可能，他是一名干着“盗贼”勾当的“轻侠”，与同时代的吕布类似。[9]《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说：“（秦）朗父名宜禄，……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关羽屡请于太祖（曹操），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也说：“曹公（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吕）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据裴松之注，此事还见于孙盛的《魏氏春秋》。《献帝传》、《蜀记》、《魏氏春秋》三书皆记有此事，应该是真实的。当围攻吕布于下邳戎马倥偬之际，关羽却多次乞求曹操，城破之后希望得到秦宜禄之妻杜氏，情急之态可以想见。这可引起曹操的怀疑，杜氏必然有“色”，或者还是非同一般的“异色”，因而城破之后，曹操抢先一着“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看来，杜氏的确是一个十分美貌的妇女。关羽这种行径本来不足为奇，吕布即是如此。这里所以提到这个问题，仅是在于强调关羽这个“亡命”之徒的个人性格。作为“亡命”，关羽还有其另外一面，即当时所称道的“关羽、张飞皆万人敌”，[10]“关羽、张飞勇冠三军”，[11]“关羽、张飞熊虎之将”。[12]这是出自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刘晔，以及孙权大将周瑜之口，也应该是真实的，吕布同样如此。这是这个时代“亡命”的共同性格。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刘备），比到当阳，众十余万，……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又说：“（刘备）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与俱到夏口。”同书《诸葛亮传》也说：“豫州（刘备）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里的“船数百艘”当然是战船，即所谓“水军精甲万人”，说明赤壁之战前关羽掌握了一支精锐的荆州水军，这是后来关羽镇守荆州的主要军事力量。
不但军事力量原为刘表所部，即关羽重要幕僚也多为荆州人士，或本为刘表僚属。如廖化，《三国志·蜀志·廖化传》说：“廖化字无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襄阳是南郡的一县，南郡属于荆州，说明廖化是荆州人士。又如潘濬，《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说：“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刘备）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睦）。孙权袭羽，遂入吴。”同书《吴志·潘濬传》也说：“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武陵郡属于荆州。潘濬本为刘表的江夏部从事，应该是江夏太守刘琦的属吏，后来才成为刘备统治下的荆州治中从事，当刘备入蜀之后，更主持荆州的重要事务。举此二例，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先主（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当刘琦还是名义上的荆州刺史之时，刘备与本属刘表的荆州水军，以及重要僚属之间，尽管存在矛盾并不突出，一旦刘备代替刘琦成为荆州牧，情况当然有所变化。如何协调这种矛盾，避免激化，对于镇守荆州的关羽来说，所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
三
刘备入蜀是在窥伺刘璋统治下的益州，实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策划。当时留守荆州的主要是诸葛亮，待益州情况紧急，诸葛亮也率领张飞、赵云入蜀，关羽开始成为荆州唯一的统治者。
除上述内部矛盾外，荆州还存在严峻的外部矛盾。赤壁之战后，刘备和孙权分别占有荆州的一部分，“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13]“（刘）备遂割湘水为界”。[14]此外，曹操也据有荆州的一部分。因而，关羽在荆州，除孙权外，还得对付曹操。“结好孙权”是《隆中对》中最为重要的策略，为诸葛亮一贯坚持不渝的。至于对付曹操，上引《隆中对》也说：“（刘备）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跨有荆益”，不但指占据荆州和益州，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安定荆州和益州，即所谓“内修政理”。一旦“天下有变”则由荆、益两路出兵夹击曹操。如前所说，诸葛亮所谓“天下有变”，指曹操之死和魏国内部的混乱，否则不能轻举妄动。诸葛亮这个策划既立足当前，更瞻望将来，当前是守，将来才是攻，无疑是十分英明的。
按照《隆中对》，当时刘备的任务是夺取益州，关羽则是安定荆州。但是，事态的发展完全相反，刘备虽然据有益州，关羽却打乱了诸葛亮的策划，丢失荆州。“跨有荆益”本来是《隆中对》策划中的第一步，这一步还没走完就破灭了，此后蜀汉不可能得到发展，承担这个责任的主要是关羽。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先是，（孙）权遣使为子索（关）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裴松之注引《典略》说：“（关）羽围樊，（孙）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己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典略》的记载颇为费解，裴松之注说：“臣松之以为荆、吴虽外睦，而内相猜防，……（关）羽不求助于权，权必不语羽当往也。”因此，这里应该存在一个校勘上的问题。如果将“权遣使求助之”的“权”字乙在“求”下，成为“遣使求权助之”，即当关羽围攻樊城之际，遣使向孙权求助，孙权表面上派出军队，却暗中命令军队“莫速进”，仅由主簿“先致命于羽”，因而关羽才“忿其淹迟”，也才有此后孙权“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这类语言。问题的重要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关羽的责骂之词：“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所谓“狢子”，这是中原人辱骂江东人的最为刻薄的语言。《魏书·僭晋司马叡传》说：“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狢子’，若狐狢类云。”即是说，在中原人士的眼里，江东人是不齿于人类的野兽。《世说新语·惑溺》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孙权的后代孙秀降晋之后，取中原人为妻，其妻曾骂孙秀为“狢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说明这种辱骂人的话，即使在夫妻之间也可以引起“不平”（愤慨不满），关羽不但辱骂孙权为“狢子”，还露骨表示，对曹操的战争胜利之后，将移师灭吴，完全将《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略置诸脑后，可见关羽的最后失败、丢失荆州是必然的。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
“（建安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尽管这是《蜀志》的夸大之词，但无疑这次进攻曹操的战争是关羽挑起的。按照《隆中对》的策划，如前所说，首先必须等待有利时机，即曹操之死和内部混乱，其次则必须荆州之军指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实行两面夹击，方有可能击败曹军。关羽这次从荆州进攻，有利时机并未到来，因为曹操仍然健在，亦非两面夹攻，益州并未出军秦川，很可能这是一次关羽背着诸葛亮的军事行动。
《三国志·魏志·于禁传》说：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曹操）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
同书《徐晃传》也说：
“（曹操）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关）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
十分明显，曹仁被围于樊城，于禁投降关羽，庞德被俘而死，曹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霖雨，汉水溢”，曹军又缺乏水军，而关羽却可以“乘大船就攻禁等”，说明这是老天爷帮了关羽的大忙，并非关羽在军事上有过人之处。当时曹操的谋士蒋济和司马懿就说过：“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15]尽管老天爷帮忙，关羽仍一直没有攻下樊城，说明所谓“威震华夏”，完全出于刘备方面的“虚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蒋济、司马懿所说，“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16]孙权念念不忘荆州，认为荆州属于吴，是刘备“借”去的。[17]只是由于吴方鲁肃、蜀方诸葛亮的协调，双方关系才没有破裂。这时，鲁肃已死，诸葛亮远在蜀中，关羽又不顾“结好孙权”的策略，甚至辱骂孙权，并露骨表示，攻拔樊城之后将移军灭吴，这是孙权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曹操的支持下，孙权和大将吕蒙、陆逊决定袭取荆州，消灭关羽。
《三国志·魏志·董昭传》说：
“及关羽围曹仁于樊，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董昭曰：‘……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孙）权军至，得其二城，羽乃破败。”
江陵是南郡的治所，关羽和将士的家属都住在这里，公安则是荆州的治所，都是军事上的重地，也是关羽的后方。这时任南郡太守的是麋芳，[18]屯驻公安的是将军士仁。[19]由于二城为重地，麋芳和士仁二人都是为刘备所信任的。从刘备在徐州时，麋芳之兄麋竺即是刘备的亲信，刘备出任徐州牧即得到麋竺的支持。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境之际，麋竺又助以军资，并嫁其妹为刘备的夫人。待刘备取得益州，麋竺更被任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20]麋竺如此得到刘备的信任，麋芳也当然如此。作为刘备的妻兄弟，麋芳出任南郡太守绝不是偶然的。将军士仁是广阳人，据《续汉书·郡国志》，广阳郡属于幽州，士仁能够率军屯驻公安这个军事要地，说明与刘备之间不但是同乡，关系也应该非同一般。《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
“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关）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
麋芳、士仁为什么投降？关羽对他们的轻视，二人“怀惧不安”，以及孙权的“阴诱”，当然是原因。但如何“阴诱”？通过谁“阴诱”？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内容，与关羽不睦的潘濬其人值得注意。如前所引《三国志·吴志·潘濬传》所说，他是荆州武陵人，刘表时他任江夏郡的部从事，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说明在荆州潘濬十分重要，应该是荆州豪族的代表人物。公安是荆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潘濬也必然住在公安。《潘濬传》有一个颇为奇怪之处，据《三国志·蜀志·杨戏传》，潘濬是“孙权袭羽遂入吴”的，与麋芳、士仁同列，但是，《潘濬传》却说：“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潘）濬辅军中郎将。”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传》说：“（孙）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潘）濬独称疾不见。”《蜀志》认为潘濬是投降孙权的，《吴志》如《传》不记这回事，注所引《江表传》则说“将吏悉皆归附”，潘濬独不见孙权，似乎当时未曾投降。两者孰是孰非？《三国志集解》引王懋竤的意见是：“按（潘）濬为昭烈（刘备）治中，又典留州事，职任盖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可乎？……故濬当与麋芳、士仁同，（杨）戏之讥贬自不为过。”尽管这个看法很有见地，但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此。从当时的事态看来，孙权对麋芳、士仁的诱降，很可能即是通过潘濬进行的。如前所说，当刘琦未死之际，荆州人士与刘备的矛盾尚未突出，一旦刘备自领荆州牧，加以关羽与潘濬的不睦，矛盾必然迅速突出甚至激化，孙权当然看出这一点。通过潘濬诱致麋芳和士仁背叛，袭取江陵、公安，从而夺取荆州，消灭关羽，对孙权来说这是上策，从后来潘濬在吴得到重视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潘濬传》的史源当来自家传之类，对此不过加以隐讳而已。潘濬其人应该是麋芳、士仁投降孙权的牵线人物，为什么他的游说能够诱致二人投降，以他们与刘备关系的密切而论，游说之辞决非一般，这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在荆州，关羽未能协调与刘表原有势力之间的矛盾，又对曹操挑起樊城之战，特别重要的是，关羽破坏《隆中对》的策略，既不与孙权“结好”，反而招致孙权与曹操的暂时联合，关羽的失守荆州，并为孙权所杀，从内外部矛盾来看，这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其间还有一个极为隐秘的原因，即关羽与刘备的矛盾，刘备意图假手孙权将关羽置之于死地。
四
关羽的违反《隆中对》的措施，终于招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但在蜀中，从刘备到诸葛亮并未加以阻止，亦不派兵往援，对这个问题历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对此，章太炎曾说：“（关羽）临沮之败，葛氏（诸葛亮）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这类意见，章太炎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21]这个意见很大胆，特别是在所谓“桃园结义”早已深入人心之时。但这个意见也很有见地，深恐易代之后不能驾御而诛除功臣，这种事例历史上不是个别的，章太炎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
据《三国志·蜀志·廖立传》，廖立被废其罪名主要为“诽谤先帝”，即诽谤刘备，其中一项是“（刘备）后至汉中，使关侯（关羽）身死无孑遗，……羽怙恃威名，作军无法，（刘备）直以意突耳。”这里所记廖立的话比较含糊，所谓“直以意突”指的是谁？粗看似乎指关羽，如果将前后文联系起来，所指应该是刘备，即是说，关羽仅具“威名”，但“作军无法”，刘备却故意让他镇守荆州，因而“使关侯身死无孑遗”。如果不是《三国志》作者陈寿为刘备隐讳，对廖立的话有所删改，即是当时廖立意在言外，认为关羽之死，刘备故意置之死地，称关羽为“关侯”即含有惋惜之意，否则很难成为“诽谤先帝”的罪名之一。我以为章太炎的论断很有见地，主要根据即在这里，不过不惜以荆州“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不是诸葛亮，而应该是“恩若兄弟”的刘备。
《三国志·蜀志·张飞传》说：“（关）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同书《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说：“（关羽）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同书《陆逊传》也说：“（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志骄意逸。”所谓“骄于士大夫”、“性颇自负，好陵人”，“矜其骄气，陵轹于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也是关羽最大的弱点，如前所说，关羽曾骂孙权为“狢子”，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不但对敌人，关羽的“骄气”还发泄在同一营垒的人们身上，甚至在刘备身上。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以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当马超前来归附之际，刘备加以重用，关羽已经不满。《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
“（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由于诸葛亮的协调，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得以缓解。到了刘备重用黄忠为后将军，又引起关羽更大的不满。《三国志·蜀志·黄忠传》说：
“是岁，先主（刘备）为汉中王，欲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
对于刘备将黄忠的地位提高到与关羽同列，诸葛亮也感到会激起关羽的愤怒，自己也很难加以解说。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蜀志·费诗传》说：“先主（刘备）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之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
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
如前所说，刘备任麋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是否除这是军事要地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答案是肯定的，即是为了监视关羽，防备他反对刘备。麋芳是妻兄弟，士仁是同乡，刘备不怀疑他们的忠诚，因而完全具备监视关羽的条件。从关羽的“骄气”出发，对这位妻兄弟和同乡当然不可能假以词色，而麋芳、士仁却以监军自命，当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拒之时，命令“供给军资”，却遭到抗命，“不悉相救”。尽管关羽曾愤怒表示“还当治之”，当时却也毫无办法。刘备任用麋芳、士仁以监视关羽，应该说，前引《关羽传》这条史料是最为典型的。
后来麋芳、士仁所以投降，如前所说，这是出于孙权的“阴诱”。据前引《关羽传》所说，“素皆嫌（关）羽轻己”，“芳、仁咸怀惧不安”，却没有说明“阴诱”的具体内容。所谓“轻己”，对麋芳、士仁轻视，这是关羽“骄气”的必然表现，但所“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一应该是二人无能，所依恃的仅是裙带和同乡关系；其二则应该是他们依恃这种关系以监视关羽，如果说重点在这里，那么关羽轻视麋芳、士仁是次要的，主要倒是二人背后的刘备了。所谓“怀惧不安”，其一应该是二人畏惧关羽，特别是关羽的秋后算帐；其二则应该是畏惧刘备，深恐关羽在曹操、孙权联合进攻下失败，他们将成为荆州失守的替罪羊，为刘备所杀，后来刘封以不救关羽的罪名而死即是如此。[22]如前所说，“典留州事”的潘濬应该是“阴诱”投降的牵线人，他的游说之词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当然，这是推论，但这个推论是合理的。
因而，数十年前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至于后来刘备为什么“忿孙权之袭关羽”发动夷陵之战，[23]这是一种欲盖弥彰的鲁莽行动，将在论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一文中加以评述，这里不再多说。
诸葛亮《隆中对》所策划的第一步是“跨有荆益”，这是十分英明的。后来荆州为孙权所夺，蜀汉据有益州一隅之地，仅能自保。荆州之失，承担这个责任的，当然是关羽，但刘备更不能辞其责，这是蜀汉历史上一出最大的悲剧。
注释：
[1]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2] 《资治通鉴》卷六五胡三省注。
[3]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4] 参看拙著：《世族·豪杰·游侠——从一个侧面看袁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2期。
[5] 参看拙著：《“枭雄”刘备的起家与“争盟淮隅”》，《史林》1994年第2期。
[6] 参看拙著：《“枭雄”刘备的起家与“争盟淮隅”》，《史林》1994年第2期。
[7] 《三国志·魏志·刘晔传》。
[8]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以下引文不注明者皆出于此。
[9] 参看拙著：《剑客·轻侠·壮士——吕布与并州军事集团》，《史林》1988年第1期。
[10] 《三国志·魏志·程昱传》。
[11] 《三国志·魏志·刘晔传》。
[12]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13]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14] 《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15] 《三国志·魏志·蒋济传》。
[16] 《三国志·魏志·蒋济传》。
[17] 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借荆州之非》条。
[18] 《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19] 《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20] 参看拙著：《“枭雄”刘备的起家与“争盟淮隅”》。
[21] 《訄书》第三十六《正葛》，《检论》改篇名为《思葛》，将荆州之失归结为刘备的“疏慢”。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2] 《三国志·蜀志·刘封传》。
[23]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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