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比较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银行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央银行的政治权力正在攀升。在财政政策正因财政预算僵局而无能为力的美国，美联储通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机构。在大西洋彼岸，欧洲经济共同体正计划创建一个欧洲中央银行。尽管结果尚未确定，但许多人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将被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德国的中央银行)所主导。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它将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因此，在大西洋的两岸，宏观经济政策正日益为独立且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所制定，越来越不受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控制。 吊诡的是，中央银行的政治权力同其经济权力一样也在攀升的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来自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巨大变化会严重限制中央银行干预实体经济的能力。被最普遍视为限制中央银行经济权力的因素有二：一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它迫使国内金融环境与国际金融环境相匹配；二是庞大且具有高度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它击溃了中央银行的干预措施。① 诚然，金融市场的本性和国际一体化确实转变了中央银行的运行方式。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处于大规模金融市场中的中央银行仍然保留了(虽然有可能已经弱化)扭转国内和世界信用市场状况的能力。②重要的是，商业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央银行的操作上，这样的话，金融市场看来相信中央银行的强大力量，相信中央银行在投机性金融市场上确实有足够的能力来发挥作用。事实上，国际一体化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变得更加重要，或许增加了主要中央银行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随着金融市场变得更具投机性，要求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压力也在出现。中央银行对金融情况的干预越来越依赖它们影响市场预期的能力，而更少地依赖其影响货币供给的能力。独立的中央银行因而能够更好地对投机性市场实施货币政策，因为它们能够挣脱民主过程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束缚以更好地实施政策。因此，独立的中央银行和更具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同时出现或许不是偶然。 非民主性的中央银行的作用增强看上去必定会损害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结构。此外，其经济影响将会是什么呢？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去监管化的背景下，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而言是有益还是有害呢？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施加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机制上的限制会导致凯恩斯所谓的世界经济的“通货紧缩的倾向”，并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受到限制的一个时期吗？又或者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些中央银行将会推动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呢？ 这当然是重要且高度复杂的问题。然而，关于中央银行的主要政治经济理论对回答上述问题并无多大助益。其中最没用的要属如下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社会福利方法的观点，它认为中央银行同政府在总体上是一样的，都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另一种是官僚主义方法的观点，它认为中央银行从其狭隘的官僚主义利益出发制定政策。③④ 对上述方法的激进批判已经形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而不是社会或国家本身——是国家政策的支配性影响因素。然而，激进的国家理论在其内部对资本主义支配的形式和限制上存在深层次的分歧。⑤一些激进学者认为中央银行的行为方式就像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一样，并且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政策。⑥另一些激进学者则认为中央银行是食利者，从作为资本一部分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⑦还有一些激进学者认为，中央银行同国家的其他机构一样，结构性地依赖资本，因为金融恐慌或“资本罢工”(capital strike)⑧可以否决资本所反对的政策。资产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政府，因为它间接控制就已足够。⑨尽管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提到一种所有主要社会集团共同制定政策的合作主义国家(corporatist state)，但很少有人认为资产阶级之外的集团能够强烈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 这些观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否认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和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这些理论的每个构件都可能应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点，但是没有一个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时代并适合于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⑩因此，我们尝试发展一种关于中央银行的理论，该理论既结合了资本主义的特征又考虑了当今世界所存在的资本主义实践的多样性。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发展了一种关于中央银行的“争夺性地带”(contested terrain)模型。(11)这种方法基于如下两个原则。(12)(13)第一，它将国家从而将中央银行视为所有阶级间以及阶级内部斗争的地带。第二，政策受结构因素的约束，这些因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资本积累自身的动态变化和矛盾。 不同于认为中央银行政策总是基于资本整体利益的观点，也不同于认为中央银行总是基于银行利益的流行观点，“争夺性地带”的方法认为中央银行政策将取决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劳动者的相对权力。而且，与结构性依附学派(structural dependence school)相一致，“争夺性地带”模型承认“资本罢工”和金融恐慌的力量，尽管它认为这些因素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对政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试图勾画一个能够呈现中央银行“争夺性地带”理论的核心结论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该模型将表明如下四个关键因素是如何决定货币政策的。这四个关键因素分别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金融与产业之间的联系、该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中央银行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 该模型的结论之一是不同类型的中央银行将适用于不同的制度背景。例如，在中央银行是独立的并且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联系是孱弱的地方，譬如美国，中央银行倾向于成为一种食利者银行。正如流行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食利者银行会追求限制性较强的政策。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并且中央银行是独立的地方，譬如德国，中央银行将会从资本家整体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可能是限制性的，也可能是适应性的——这取决于工人的力量等因素。而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工人是合作型的，并且中央银行嵌入国家机构的地方，中央银行的政策将会是合作主义的(corporatist)并且更具扩张性。瑞典就属于这一类。在经济体是小型的并且与国际金融市场结合度高的地方，中央银行将会是结构性依附型的，不得不追随在国际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央银行的政策。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各国于1992年取消资本管制之后，该体系中的大多数国家就属于这种类型。 这篇文章得出如下结论：未来的趋势可能并不鼓励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由于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变得更加重要并且中央银行变得更为独立，紧缩的货币政策更有可能出现，并且其对积累、就业和增长的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愈益高度一体化，紧缩政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导将会更为彻底。因此，德意志联邦银行、美联储以及日本央行权力的攀升，加上国际金融放松管制和国际金融一体化，可能会给宏观经济体系带来通货紧缩的倾向。 这一新的秩序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其中尤其重要的或许是在跨国公司与工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凯恩斯主义联盟，以重新监管和控制投机性金融，推动有协调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然而，鉴于国际直接投资所具有的流动性，这一联盟将受制于跨国公司开出的条件。 二、资本—劳动关系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 制定经济政策是高度复杂的事情，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其中许多超出了简单经济模型所能阐明的范围。然而，要想理解这种复杂性，简化和抽象是必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只考虑相对少量的因素——在本文的情况下是四个因素，以及相对少量的社会集团——在本文的情况下是三个集团，我认为这样做对中央银行政策进行比较研究非常有帮助。(14)四个因素分别是资本—劳动关系、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中央银行—国家关系以及一国—世界关系。三个集团分别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工。本部分我将描述这三个集团的利益，然后再讨论资本—劳动关系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本文的下一部分我将讨论中央银行—国家关系；随后，第四部分提供了一个关于这些结构性变量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跨国计量分析。在最后一部分，我将分析一国—世界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与未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远景相关。 1.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工 我首先作出如下简化的假定，即将社会分为三大集团：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工。(15)这显然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划分，因为在每个集团中都存在显著的区别，例如在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之间的区别。另外，有些集团不属于上述范畴，譬如自我雇佣者。 此外，我们假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想要获得能够最大化其利润率的货币政策组合，工人需要最大化其工资的货币政策。同时，假定短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改变实际利率而起作用。(16) 要了解资本—劳动关系及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如何作用于货币政策和阶级利益，从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开始是很有用的。 国民收入在三个集团即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劳工之间进行分配。(17)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取决于每个部门的利润份额、每个部门在产能充分利用情况下的资本—产出比率、整个经济中产能在各部门的分布以及整个经济的产能利用率。(18)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短期货币政策，因此我把各行业的资本—产出比率以及产能在不同行业的分布当成是给定的。因此，需要解释的就是货币政策和利润率的其他决定因素(即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之间的关系。这将取决于资本—劳动关系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关系。 2.资本—劳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考察了资本—劳动关系的诸多方面。在本文中，我主要集中于这一关系的一个极为狭小的方面，即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影响以及(由此所致的)失业的“后备军”对产业利润份额和金融资本利润份额的影响。(19) 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历史上认为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呈负相关关系。在这一传统中，随着经济扩张和失业率下降，工人获得权力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或者改善了工作条件，而这会降低测量到的生产率。在任何情况下，随着产能利用率的增加，单位劳动成本也会增加并且产业资本的利润份额会下降。如果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得足够多，那么利润率也将下降。(20)因此，我将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呈负相关关系的情况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情况(neo-Marxian)(21)。 然而，这不是产能利用率与利润之间存在的唯一的可能关系。如果提高的产能利用率降低了竞争并给企业带来了市场权力，那么企业可能能够随着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而提高成本加成。在此情况下，利润份额将随着产能利用率的增加而上升，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不变。后凯恩斯主义和卡莱斯基主义往往倾向于强调这些产品市场的效果。因此，我将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的非负相关关系用来指代卡莱斯基主义的情况。(22) 因此，关于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将受到哪种劳动力市场是有效假设的强烈影响。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产业资本不太可能支持产能利用率达到充分利用水平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是卡莱斯基主义的情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产业中的企业将在产能利用率达到充分利用水平时最大化其利润，并且它们将倾向于支持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然而，由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之间关系本质的不同，这些结果可能会被修正。 3.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 正如最近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取决于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实际利率，对产能利用率以及收入在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分配有强大影响，(23)并且，尽管在美国较高的实际利率似乎已经使收入分配偏向金融资本而偏离产业资本，但并不总是如此。一般来说，利率对企业利润份额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结构以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这种影响将取决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对抗性的还是合作性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既存在团结的基础又存在对抗的基础。团结的基础在于它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金融利润和产业利润均源自剩余价值，对抗的基础在于剩余价值必须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进行分割。但是，剩余价值分割的过程并不总是对抗性的。事实上，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系足够紧密，那么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终归是共享剩余价值的，二者之间的对抗性将大大降低甚至被消除。 人们能够在世界各地找到各种各样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结构。(24)在一些地方，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联系趋向于非常紧密。在极端情况下，譬如在日本经济的某些部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都属于相同的产业集团。(25)在这种情况下，对影响该集团的金融机构和产业资本之间收入再分配的利率变动，与对影响同一跨国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收入再分配的价格变动并没有什么区别。齐斯曼(Zysman)将其称为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这里的信用关系以产业资本的银行融资为中心。 其他金融体系，譬如，在英国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融资——而非通过银行融资居于主导地位。在那里，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更为分立，并且它们的利益可能更具对抗性。因此，实际利率的变动更可能使收入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进行再分配。 关于不同金融体系对经济健康运行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兴趣长期存在。凯恩斯关心不同的金融体系如何会对投资以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有益关系有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出紧密的信用关系会像推动“创业”(enterprise)的因素一样有助于增加实际投资；相反，他把投机性证券市场的信用关系称为“投机性的”。(26)(27)按照他的用法，我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联系紧密的以信用市场为基础的体系称为企业型金融(enterprise finance)；并且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联系疏离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体系称为投机型金融。其基本思想在于，在投机型金融体系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倾向于是竞争性的；而在企业型金融体系下，上述关系倾向于是合作性的。 因此，在企业型金融体系下，实际利率的变动并不会导致收入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进行再分配；然而在投机型金融体系下，实际利率的变动将会导致收入在二者之间进行再分配。那么在上述两个体系下，产能利用率是如何影响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呢？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联系极为紧密的企业型金融体系下，可以认为金融资本将分享产业资本的利润。在此情况下，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将对两个部门的利润份额产生同样的影响。而在投机型金融盛行的体系下，上述结论将不再成立。实际上，在一个掠夺性特别强的金融环境中，金融的繁荣源自敌意收购等情况，因此可以认为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之间的关系将朝着反方向运动。一般而言，在投机型金融的情况下，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对利润的影响是不能事先确定的。 表1总结了上述基本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的性质如何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资本—劳动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在投机型金融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将倾向于支持较高的实际利率，然而产业资本将会反对。在企业型金融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都将倾向于支持能够最大化其共同利润的实际利率水平。 4.阶级关系与货币政策 根据上面描述的框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集团的最优货币政策如何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劳动力市场是卡莱斯基主义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和金融市场的结构性特征(金融市场是以企业型金融还是投机型金融为特征)。 这些结果总结在表2中。我用下述四维分类区分了合作主义、凯恩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组合。我将第四种可能性称为断裂资本主义(fractured capitalism)，理由将会在下述分析中呈现。
在以卡莱斯基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型金融为特征的合作主义的情况下，所有集团都从经济扩张和充分就业中获益。产业资本获益是因为在产能利用率增加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的利润份额并没有相应下降，即不存在充分就业对利润的挤压。金融资本获益是因为它的命运与产业资本唇齿相依。同时，随着就业水平的提高，劳工也会获益。 然而，在以卡莱斯基主义劳动力市场和投机型金融关系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情况下，劳工和产业资本均追求低利率和经济扩张政策，而金融资本则与之相反。这时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会随着产能利用率的增加以及实际利率的下降而上升，并且工人的工资会随着就业的增加而提高。然而，金融资本会反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充分就业，因为这会因利率下降以及利润从金融资本流向产业资本而受损。(28) 在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型金融为特征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充分就业，因为二者都将因扩张性政策而受损。产业资本反对充分就业是因为随着产能利用率的上升其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会下降，金融资本反对充分就业是因为它与产业资本利益共享。我称此为资本主义的情况。而劳工依然会支持充分就业的政策，因为劳工会因就业增加而获益。 最后，在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和投机型金融为特征的情况下，产业资本反对充分就业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挤压了利润，但也不支持损害产业资本的高利率政策。而金融资本支持高利率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将增加金融资本的利润率。我将此称为断裂资本主义，因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别追求不同的货币政策，但都不支持充分就业政策。 尽管不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都追求各自想要的政策，但是除非它们拥有与国家相对抗的政治权力，否则它们(想要)的政策将无法实现。因此，政策是由经济的政治结构和国家的政治结构共同决定的。 三、中央银行—国家关系和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国家机构自身追求的目标。作为一种规则，中央银行不是被动的仆人，等待尘埃落定时从胜利的阶级那里得到昂首前进的命令。例如，有充分证据表明，美联储试图动员选民们支持其追求的政策提案。(29)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的政治与经济约束。因此，任何试图将决策过程模型化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大胆的简化。 在本文中，我作出如下简化的假定，即中央银行最大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润率与工人工资总额的加权平均值。(30)这些不同集团的权重取决于它们相对于中央银行的政治权力。 关键问题在于，决定这些权重的因素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分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以及资本—劳动关系的结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决定因素是中央银行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我将中央银行区分为独立于国家和嵌入于国家机构的两种类型。由于我们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可能含义的信息，因此这里我只简单地进行总结。(31) 独立型中央银行几乎不怎么受劳工的影响。但是，它们的政策会受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响，这取决于资本主义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型金融的情况下，独立的中央银行可能要考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方的利益。然而，在投机型金融的情况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分立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倾向于被金融利益所支配。换句话说，独立的中央银行倾向于为金融资本所支配，只不过在企业型金融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的利益与产业资本的利益是一致的。 中央银行的“争夺性地带”模型认为，国家的结构在经济利益与政府政策之间的衔接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表3呈现了这些可能性。(32)现在，四种可能情况分别被一分为二，其中上半部分的三角形表示独立型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半部分则代表嵌入型中央银行的情况。例如，在左下方框的底部，独立型中央银行可以将凯恩斯主义政策转变为金融支配型，孕育出最大化银行利润但是损害劳工和产业资本利益的宏观经济政策。类似地，独立型中央银行可以将断裂资本主义转变成金融支配型，从而维持低于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嵌入型中央银行可以孕育出不再追求资本主义利益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右上角——新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型金融的情况)。有趣的是，中央银行与国家无关的唯一场合是合作主义的情况。(33)
关键问题在于国家的制度结构在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阻碍以支持扩张性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的劳工与产业资本的联盟，并且它能否决劳工主导型政府所支持的扩张性政策。 与之相反的是，结构性依附观点认为国家的结构，尤其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宏观经济结果无关。这种观点的拥趸者认为资本对金融和投资的控制能够否决资本不想要的政策。因此，举例来说，在企业型金融和新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市场盛行的地方(表3右上角方框)，产业资本罢工能够否决劳方突破产业资本最大利润率的界限而追求扩张性政策的任何努力，因此，中央银行是独立型抑或是嵌入型并没有任何差别，表3右上角方框内的分割线可以去掉。在投机型金融和卡莱斯基主义劳动力市场盛行的地方(表3左下角方框)，结构性依附学派可能得出类似的结论。金融恐慌足以阻碍试图对嵌入型中央银行施加影响的任何凯恩斯主义联盟。同样，根据结构性依附的观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不起什么作用。 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验问题。下面我将就此展开讨论。 四、经验研究 前几部分的模型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和一些假定，这可以作为对中央银行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然而，要想使模型有用，必须将它应用于具体的案例中。 该模型表明，上述四个关键的结构性因素——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资本—劳动关系、中央银行独立程度以及该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强烈影响货币政策。由于我将在下一部分就模型的开放经济方面展开讨论，因此现在我重点考察前三个因素。 为了从经验上应用该模型，我们必须能够确认在各个国家这些特征的表现。此外，模型暗含的假定是这些结构性因素是足够稳定的，因此可以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仍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它们能够发生变化。譬如，加拿大银行(Bank of Canada)直到1967年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是该年一场政治危机使它从此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与之相反，意大利银行(Bank of Italy)直到1980年都是嵌入意大利政府的，但是此后它开始变得相对更为独立。(34)不过，这类变化是很少发生的。 二战后，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之间的关系变化得更为频繁。这部分是因为这种关系受到产品市场竞争以及资本—劳动关系的影响。因此，例如汇率体制的变动或反托拉斯法以及资本—劳动关系(变动)都能改变上述关系。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假定这些关系在每年甚或每五年内保持不变。 为了应用这一模型，有必要对这些结构性特征进行估计。在一些相关的论文中，我们已经描述了大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制度性特征，并做出了估计，尽管对这些关键的结构性决定因素的估计尚且不够完美。(35) 表4呈现了这些估计值的一部分。
第一个变量是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我们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法定关系中构造了这一变量，并从有关制度的文献中收集制度实践对这一变量进行了修正。该指数取值范围为1～3，其中数值越大，央行的独立性越强。(38) 第二个变量代表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它是银行所持有的非金融公司债务的平均份额。它衡量了产业资本从银行获得融资的比例。这一份额的数值越大，通过银行融资的程度就越高，从而更具企业型金融的特征(参见上述关于以银行作为中介的金融体系和以资本市场作为中介的金融体系的讨论)。 中央银行独立性以及金融—产业资本关系的数据与传统上对这些关系的认识相一致。德国和美国具有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则较弱。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中央银行所持有的非金融性公司的债务的份额很大，反映了我所提出的企业型金融的情况；然而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并非如此，它们是以投机型金融为主要特征。 关于资本—劳动关系的结构的信息很难获取。原因在于：首先，资本和劳动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第二，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劳方可能会在一些领域略微强势(譬如工资决定)，而在另一些领域则相对弱势(譬如对技术决策的控制权)。就本文的模型而言，我需要一个关于劳动和资本关系的相对“狭窄”的测定，即随着产能利用率上升工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获得更大份额的国民产值。 表4中所提供的“资本—劳动关系”是一个虚拟变量，其中0代表卡莱斯基主义，1代表新马克思主义。它基于对八个国家在1970-1985年间的制造业部门利润份额关系的估计(39)(数学附录中公式(4)和(5)即是对这一关系的估计，详情请见实证附录)。为了计算资本—劳动关系，我对制造业中产能利用率和实际利率对利润份额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都是内生变量，我用工具变量估计这一关系。 如果产能利用率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且为负，那么产业资本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的关系为负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劳动关系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且虚拟变量为1；如果该系数为大于等于0，则利润份额和产能利润率的关系为非负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劳动关系是卡莱斯基主义的且虚拟变量为0。 根据上述测定，我将8个主要产业资本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期的主要特征罗列在表5中。每个方框也表现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计算的从1970年到1983年的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缺口。
根据对这些结构性变量的估计，瑞典和意大利是合作主义型中央银行，德国则是资本主义型中央银行，法国和日本为阶级斗争型中央银行。当然，由于日本的工人阶级相对缺乏组织性，从而资产阶级处于支配性地位。美国是食利型中央银行，而英国和加拿大则是凯恩斯主义型中央银行。正如表5所示，以独立型中央银行为主要特征的那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更高，而以企业型金融为主要特征的那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缺口则相对较低(这也在图1和图2中反映出来了)。然而，这些数据并不能使人清楚劳动力市场对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缺口的影响。
图1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1970-1984年) 简单的截面回归分析支持对数据所作的上述解释。因变量为从1970年至1983年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根据上述模型，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具有投机型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即银行所持有的企业债务的相对百分比较低)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具有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进口能源产品的依赖，所以我增加了一个变量衡量这种依赖关系。表6呈现出了相关的具体结论。
图2 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关系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1970-1984年) 回归分析支持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高，国民生产总值缺口越大。然而，银行作为企业融资中介的程度越高，即我所谓的企业型金融的情况，那么国民生产总值缺口就越小。并且新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市场往往具有更大的国民生产总值缺口，尽管并不是特别明显。当然，考虑到国家数量较少且变量的衡量方法较为粗糙，这些结果并不精确。(40) 我们也尝试了其他变量，包括结构性预算赤字，不过它在回归中并不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稳健的结果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所具有的效果——中央银行越独立，国民生产总值缺口越大。这个结果也为其他研究所证实，这些研究表明中央银行越独立，通货膨胀程度越小、信用增幅越小以及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倾向越低。(41) 我把样本扩大到14个国家。(42)由于缺乏我最初构建的八个国家那样的资本—劳动关系的数据，我用布鲁诺和萨克斯测量工人工资相对于通货膨胀的程度来替代。(43)结果不够好(未显示)。但是再一次地表明更为独立的中央银行与国民生产总值更高的缺口相关。然而，尽管其他变量出现了与预期一致的符号，但是它们在标准的显著性水平上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资本—劳动变量的衡量方法太差。同时更有可能的是，它们反映了小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无法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 尽管这支持了本文的模型，但是这些结果会遭到多方面的质疑。除了样本数量小和衡量指标粗糙外，这类截面回归也容易遭受其他可能的批评。这些变量可能是其他变量的代理变量。例如，中央银行的衡量指标对德国来说可能仅仅是其他因素的代理变量，因为德国以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著称。然而，当在样本中去掉德国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然是显著的。 另一个可能的批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量本来存在的结构性变化会被平均化。这种可能性无法被简单消除。例如，关于收入分配—产能利用关系的回归估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也存在一些不稳定性。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本模型认为结构对结果的决定有重要作用，所以不稳定性对本模型来说尤其是个问题。 鉴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样的回归结果最多也只能是建议性的。它们必须得到其他研究(譬如更为详细的案例分析)的支持。就其中一部分案例研究而言，读者可以在我们的其他研究中找到。 五、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 前面的分析表明小国在开放经济中很难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如果一国的金融市场在世界上足够大，那么该国的中央银行是能够影响世界金融状况的。尽管它们不能独立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决定(世界的)利率水平，但是它们能够影响国内的利率水平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影响世界利率水平。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银行对世界金融状况具有很大影响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非美元货币所主导的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美联储的权力无疑下降了。德意志联邦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对世界金融状况的决定性作用与日俱增。 对这些重要的中央银行的国际货币政策的全面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需要诸如一个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交互作用的分析，并且因此需要一个关于三个中央银行之间的战略性互动的分析。不过，前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在确认一些重要因素上仍然有用，尽管这一讨论必定是粗略且纯属推测性的。 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最简单的方式可能是确认三个重要国家的结构性特征，并从中推断它们可能的货币政策，正如我在第四部分所做的那样(参见表5)。 然而，这一方法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开放经济本身的存在会决定性地影响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及其面临的约束。这类影响可能是相当复杂的。不过，我可以就其中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进行推测。 由于国际投资所具有的高度流动性，由于跨国产业资本企业可以将生产地点在全球安置，因此它们越来越面对着全世界的劳动力。(44)因此，它们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是卡莱斯基主义的而非新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一国国内发生了工资挤压利润的情况，公司会将生产转移到仍然存在产业后备军的其他国家。(45)随着跨国生产变得愈益普遍，产业资本会支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政策。 然而，金融将会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形之下。金融去管制和金融创新正在发达国家快速推进，甚至在企业型金融居于支配性地位的德国和日本，产业资本与金融之间的联系似乎也正在弱化。(46)因此，很有可能它们的金融体系正日益卷入投机型金融的漩涡之中。随着日本和德国的金融部门和政府推动该国货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这种卷入投机型金融漩涡的趋势也在相应的程度得以增强。各国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与对各自的重要国际货币的使用相联系，而这反过来有赖于维持这些货币币值的稳定。(47)因此，金融愈益与对抗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相关，而渐渐偏离维持世界经济增长的目标。 简而言之，跨国产业资本越来越具有全球凯恩斯主义的特征，(48)但是吊诡的是，全球金融资本越来越具有国家主义和食利主义特征。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我们很可能会亲眼目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货币政策上愈益分立，除非产业资本也被金融动机所主导。(49) 结果是这三个主要国家很可能以卡莱斯基主义劳动力市场和投机型金融市场为主要特征(见表7)。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型中央银行重要性的增加将会格外具有破坏性和对抗性。它们会格外具有破坏性的原因在于，在投机型金融的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在企业型金融的情况下对产业资本更为有害。它们会具有对抗性的原因在于产业资本会支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金融资本会支持更为紧缩性的政策。如果历史有什么可资借鉴的话，独立型中央银行更有可能遵从金融资本的意愿而非产业资本的意愿。世界经济增长和就业很可能会是受害者。
注意，表7的结构也包含了以劳工和产业资本的新凯恩斯主义联盟为特征来反对支持宽松货币政策的金融资本的可能性。因此，这一结构包含了国际协调下经济扩张的可能性，这种扩张成了应对当前经济停滞的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的成功至少要求中央银行必须嵌入于政府以减少金融资本的影响，否则，金融资本可以否决这三个主要政府执行协调型扩张性政策的任何尝试。只有扭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趋势，国际协调下的经济扩张政策所产生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恢复才是有可能的。 我已经提出扭转中央银行独立性趋势必定是国际协调下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恢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许多进步人士一直以来所呼吁的。(50)这个条件会实现吗？正是在这里，结构性依附的问题再次出现。投机型金融市场在国内和国际上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嵌入型中央银行所支持的国际协调下的凯恩斯主义联盟真的能够奏效吗？或者，无论国际协调是否存在，投机型金融市场都会否决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很有可能出现如下情况，即经济体越是为投机型金融市场所主导并且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金融投资和实体投资对预期回报率的变化的弹性就越高。随着金融去管制化及国际金融一体化扩张的加剧，劳方或产业资本越不可能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从而也就越不可能出现凯恩斯主义联盟。(51)(52) 因此，为了推行有利于劳方利益的政策，有必要将中央银行嵌入政府并且降低投机型市场的范围和权力。两个政策中的任何一个本身都是不够的。嵌入型中央银行与投机型金融市场的组合可能会越来越难以支撑凯恩斯主义联盟。独立型中央银行与企业型金融的组合将唯资本的利益马首是瞻。少数有权力的中央银行把国内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重现，这样的话，独立型中央银行和投机型市场很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组合。 数学附录、实证附录和表格4的数据来源略。 本文刊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2年第24卷第1期，关键词系译者添加，中文翻译已获得杰拉尔德·爱泼斯坦的授权。译稿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项目号：14JD710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号：2014XJO26和2015RW001)以及国家留学基金委资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译者注 本文为我与朱丽叶·肖尔(Julliet Schor)关于中央银行比较分析的联合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肖尔对这里所提到的许多观点的发展提供了帮助。托马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慷慨地提供了本研究所使用的部分数据。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詹姆士·克罗蒂(James Crotty)、皮特·多曼(Peter Dorman)、唐·戈德斯坦(Don Goldstein)、爱德华·奥乔亚(Edward Ochoa)、莫亨·拉奥(Mohan Rao)、肖尔、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以及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研讨会的成员们为本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评论。艾米丽·川野(Emily Kawano)和伊丽莎白·克鲁泽(Elizabeth Kruse)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我也感谢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和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当然，文责自负。 ①Pollin,Robert,"Structural Change and Increasing Fragility in the U.S.Financial System",in Robert Cherry et al.,eds.,The Imperiled Economy,Book I,New York: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87,pp.145-158. ②Radecki,Lawrence J.and V.Reinhart,"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s",Quarterly Review,vol.13,no.3(1988),pp.8-27; Bryant,Ralph C.et al.,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for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8; Duck,Nigel W.,"Money,Output and Prices: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Long-term cross Country Data",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2,no.8(1988),pp.1603-1619. ③Willett,Thomas D.,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Inflation,and Unemployment,USA: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 ④Mayer,Thoma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⑤Carnoy,Martin,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US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⑥Magdoff,Harry and Paul Sweezy,Stagnation and the World Financial Explos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7. ⑦Greider,William,Secrets of the Temple: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7. ⑧“资本罢工”(capital strike)指的是资本家拒绝新的投资，其根源在于资本家认为投资回报可能很低甚至根本没有回报。鲍尔斯和金迪斯在《民主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资本仍有一种否决公共政策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独立于直接干预选举或国家决策”，他们认为这种权力根源于资本罢工所起到的作用。参见Samuel Bowels & Herbert Gintis,Democracy and Capitalism:Property,Community,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Inc.,1986,pp.88-90。——译者注 ⑨Block,Fred,"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Socialist Revolution,vol.33,no.7(1977),pp 6-28.Przeworski,Adam,and Michael Wallerstein,"Structural Dependence of the State on Capital",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2,no.1(1988),pp.11-29. ⑩对各种理论更详尽的批判参见普沃斯基(Przeworski,Adam,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under Capitalism,Mimeo:University of Chicago,1988)和爱泼斯坦、肖尔(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Banking",Harva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Discussion Paper,no.1281,1986)。 (11)见爱德华兹(Edwards,Richard,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place in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1979)和鲍尔斯、金迪斯(Bowles,Gintis,1982)(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s and Society,vol.11,no.2(1982),pp.51-93)关于政治的“争夺性地带”的观点。 (12)见霍尔(Hall,Peter A.,"Patterns of Economic Policy: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in S.Bornstein,D.Held and J.Krieger,eds.,The State in Capitalist Europe,London:Allen and Unwin,1984)和布莱克早前相关的观点(Black,Stanley,Floating Exchange Rates and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Balck,Stanley,"The Use of Monetary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in J.Frenkel,eds.,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以及克尔泽(Kurzer,Paulette,"Do Banks Matte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Mimeo: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7; Kurzer,Paulette,"The Politics of Central Banks,Austerity and Unemployment",Mimeo: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8)与之相关的非常有趣的研究。 (13)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Banking",Harva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Discussion Paper,no.1281(1986); 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eterminants of Central Bank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in Bruno Jossa and Carlo Panico,eds.,Monetary Theory and Central Banking,Naples,Italy:Liguori Press,1988,pp.225-264; 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ivorce of the Banca D'Italia and the Italian Treasury:A Case Study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in Peter Lange and Marino Regini,eds.,State,Market and Social Regula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talian Cas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Macropolicy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in Stephen Marglin and Juliet B.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4)基本的框架由爱泼斯坦和肖尔提出(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Banking",Harva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Discussion Paper,no.1281(1986); 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eterminants of Central Bank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in Bruno Jossa and Carlo Panico,eds.,Monetary Theory and Central Banking,Naples,Italy:Liguori Press,1988,pp.225-264; 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Macropolicy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in Stephen Marglin and Juliet B.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数学模型由爱泼斯坦提出(Epstein,Gerald,"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Comparative Central Banking",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Working Paper,no.1990-3(1990))。对了解模型概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数学附录。 (15)特蕾西·莫特(Tracy Mott)最近发展了一个三“阶级”的宏观经济模型，他的模型与这里的分析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模型假定成本加成的部分不变。本文的分析重点考察成本加成的部分不变以及变化这两种行为(Mott,Tracy,"The Structure of Class Conflict in a Kaleckian-Keynesian Model",Mimeo:Jerome Levy Institute,no.wp_21,1989)。 (16)这可能是个有争议的假设。对实际利率决定因素的全面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决定性因素可能主要取决于制度环境(Panico,Carlo,Interest and Profit in the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London:Macmillan,1987)。有证据表明重要的中央银行至少在短期到中期内是能够影响实际利率的。这里我采纳了这一假定。 (17)我抽象掉财政部门和国际部门。 (18)该模型暗中假定每个部分的产出资本比不变。这种限制只适用于短期模型。在长期动态模型中，当然需要放开这个假设。 (19)注意，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我所说的产能利用率、失业率以及下面提到的国民生产总值缺口反映的是相同的变化。 (20)Marx,Karl,Capital,Vol.I,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1,Ch.25; Boddy,Raford,and James Crotty,"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7,no.1(1975),pp.1-19. (21)Boddy,Raford,and James Crotty,"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7,no.1(1975),pp.1-19; Schor,Juliet B.,"Wage Flexibility,Social Wage Expenditures and Monetary Restrictiveness",in Mark Jarsulic,eds.,Money and Macro Policy,Boston:Kluwer-Nijhoff,1985,pp.135-154; Goldstein,John,"Mark-up Variability and Flexibility: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ournal of Business,vol.59,no.4(1986),pp.599-621; Schor,Juliet B.and Samuel Bowles,"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59,no.4(1987),pp.584-592; Weisskopf,Thomas,"The Analysis of Neo-Marxian Crisis Theory",The Economic Review,vol.39,no.3(1988),pp.193-208; Bowles,Samuel and Robert Boyer,"Labor Discipline and Aggregate Dema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8,no.2(1989),pp.395-400; Bowles,Samuel and Robert Boyer,"A Wage-Led Employment Regime:Income Distribution,Labor Discipline,and Aggregate Demand in Welfare Capitalism",in Stephen Marglin and Juliet B.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Bowles,Samuel,David M.Gordon and Thomas Weisskopf,"Business Ascendancy and Economic Impasse:A Structural Retrospective on Conservative Economics,1979-198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p.107-134. (22)我使用卡莱斯基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术语只是简略地指代这些理论所提出的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之间的关系。当然，卡莱斯基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与许多本文尚未提及的问题相关。因此，这些术语是不完善的，但是仅就这一维度而言，它们表达了这两种方法的不同。如果读者愿意的话，也可以用下降的成本加成和不下降的成本加成替代新马克思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 (23)Panico,Carlo,Interest and Profit in the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London:Macmillan,1987; Mott,Tracy,"The Structure of Class Conflict in a Kaleckian-Keynesian Model",Mimeo:Jerome Levy Institute,1989; Michl,Thomas R.,"Debt,Deficits,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Mimeo:Colgate University,1990. (24)Zysman,John,Government,Markets,and Growth: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25)Frankel,Jeffrey A.,"Japanese Finance:A Survey",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o.3156(1989); Hoshi,Takeo,Anil Kashyap and David Scharfstein,"Bank Monitoring and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Japanese Corporate Banking Relationship",NBER Paper,no.3079,1989. (26)Crotty,James,"The Centrality of Money,Credit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Marx's Crisis Theory",in S.Resnick and R.Wolff,eds.,Rethinking Marxism,New York:Autonomedia,1985,pp.45-82. (27)亦可参见齐斯曼的著作(Zysman,John,Government,Markets,and Growth: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他提及了以信用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和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区别。 (28)我将它称为凯恩斯主义的原因在于，凯恩斯本人在他的著作中或多或少意识到需要建立这样一种联盟。他不只一次抱怨金融资本，包括他所谓的“食利者安乐死”，并且猛烈抨击金融资本，因为金融资本支持英国在1925年重返金本位。人们也可以将此称为流行的观点。 (29)有关证据参见爱泼斯坦和肖尔对1951年的财政部和美联储协议(1951 Treasury-Federal Reserve Accord)的讨论，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Federal Reserve-Treasury Accor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war Monetary Regime",Social Concept,vol.7,no.337(1990)。 (30)参见爱泼斯坦和肖尔将这一假定应用于美国的文章(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Corporate Profitability as a Determinant of Restrictive Monetary Policy:Estimates for the Post War U.S.",in Thomas Mayer,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1)参见参考文献中关于爱泼斯坦和肖尔的文章。 (32)参见爱泼斯坦和肖尔的相关图表(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eterminants of Central Bank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in Bruno Jossa and Carlo Panico,eds.,Monetary Theory and Central Banking,Naples,Italy:Liguori Press,1988,pp.225-264.)。 (33)注意，政党与政府政治结构的其他层面是暗含在该模型中的。我所作的假定是，在中央银行不独立的地方，政治过程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何种政策取决于政府中所有集团的政治权力。 (34)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ivorce of the Banca D'Italia and the Italian Treasury:A Case Study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in Peter Lange and Marino Regini,eds.,State,Market and Social Regula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talian Cas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5)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eterminants of Central Bank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in Bruno Jossa and Carlo Panico,eds.,Monetary Theory and Central Banking,Naples,Italy:Liguori Press,1988,pp.225-264; 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ivorce of the Banca D'Italia and the Italian Treasury:A Case Study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in Peter Lange and Marino Regini,eds.,State,Market and Social Regula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talian Cas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6)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Banking,Harva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Discussion Paper,no.1281,1986; 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Determinants of Central Bank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in Bruno Jossa and Carlo Panico,eds.,Monetary Theory and Central Banking,Naples,Italy:Liguori Press,1988,pp.225-264. (37)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Development Repo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38)我用有关制度的信息修正了从法律规定得出的数据(statutory data)，因为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反映了实际情况。然而，修正数据的风险在于我们可能使用了反映我们试图解释的因变量的有关制度的信息，从而得到预想的结论。不过，如果我们只是使用未加修正的从法律规定得出的数据(参见Bade,Robin and Michael Parkin,Central Bank Laws and Monetary Policy,Mimeo: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表6中所提供的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系数的数值甚至更大。然而，其他一些系数的显著性的确会改变。 (39)感谢托马斯·韦斯科普夫为我提供了进行计算的相关数据。 (40)关于金融—产业关系的结果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它们独立于货币政策而影响了国民生产总值缺口。确实，一些学者提出这些关系会独立于货币政策而影响资本的成本(McCauley,Robert N.and Steven A.Zimmer,"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st of Capital: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versus Japan and German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Research Paper,No.8913,1989.)。排除这些影响进行是以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41)Epstein,Gerald and Juliet B.Sch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Banking",Harva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Discussion Paper,no.1281,1986; Willett,Thomas D.,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Inflation,and Unemployment,USA: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 (42)其他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和挪威。 (43)我使用了他们所提出的劳动力响应性测量方法(Labor Responsiveness Measure)(Bruno,Michael and Jeffrey Sachs,Economics of Worldwide Stagfl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38)。 (44)Bowles,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Democracy and Capitalism:Property,Community,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86. (45)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激励取决于它们的母国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东道国不会国有化，或者，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形下，歧视外国资本。强大的国家可能比较小的国家更有能力避免这种问题。然而，由于产权执行方面的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是像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以“完全资本”流动为主要特征。因此，甚至随着跨国化的推进，企业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其国内的雇佣工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爱泼斯坦和金迪斯的文章(Epstein,Gerald and Herbert Gintis,"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in Tariq Banuri and Juliet B.Schor,eds.,Financial Openness and National Autonom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67-197)。 (46)Hoshi,Takeo,Anil Kashyap and David Scharfstein,"Bank Monitoring and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Japanese Corporate Banking Relationship",NBER Paper,no.3079(1989). (47)Epstein,Gerald,"Domestic Stagflation:The Federal Reserve in the Hidden Election",in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The Hidden Election,New York:Pantheon,1981,pp.141-195. (48)在这里，跨国公司的“凯恩斯主义”导向被限定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因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要求税收的提高。 (49)Wachtel,Howard,The Money Mandarins,New York:Pantheon,1987. (50)Faux,Jeff,"The Austerity Trap and the Growth Alternative",World Policy Journal,vol.5,no.3(1988),pp.367-413; Mead,Walter Russell,“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parts I and Ⅱ,World Policy Journal(Winter,Summer 1989). (51)注意，除非有控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否则跨国资本与凯恩斯主义联盟的组合有可能需要劳工付出极大代价才能获得胜利，因为产业资本的利益建立在全球配置生产以对抗地方性劳工势力的增强这一基础上。 (52)Crotty,James.Forthcoming,"The Limits of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Global Marketplace",in Gerald Epstein,Julie Graham and Jessica Nembhard eds.,Creating a New World Economy:Forces of Change and Plans for Ac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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