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管理机制的创新——学习钱学森院士《创建系统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院士论文,管理机制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文,理论论文,系统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05)06-0045-07
近20多年来，钱学森在创建“系统学”[1] 的过程中，提出了“宇宙五观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结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及其方法论”、“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大成智慧学”与“社会主义建设总体部体系”等一系列理论、方法与管理机制的创新，并预测了21世纪世界产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为我们以科学的发展观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1.五观世界与复杂巨系统的概念
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历经上、下五千年，我们观察、探寻，并赖以生存的世界，究竟应该如何描绘？钱学森给我们绘出了一个“五观世界”的生动图景(参见图1[2])。
客观世界由各种物质及其能量、信息组成，系统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普遍形式。按照不同的原则，可以划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系统。钱老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抓住系统的本质，按照系统中所含子系统、子系统种类的多少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把系统划分为简单系统和巨系统两大类。
简单系统是指组成系统的子系统数量比较少，相互间关系比较单纯，如一台机器；子系统数量相对较多，几十、上百，可称简单大系统，如一个工厂。
子系统数量非常多，成千上万、上百亿、万亿，则称巨系统。若巨系统中子系统种类不太多，几种、几十种，而且相互关系比较简单，称为简单巨系统，如激光系统等。研究这类系统用简单系统的方法不行，巨型计算机也不够用了，可以用在统计力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来解决[1]。
子系统、子系统种类很多，并有层次结构，相互关联很复杂，甚至层次也说不清楚，就是复杂巨系统。若其对环境是开放的，可称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人脑系统、人体系统、地理系统、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以及农产业系统、林产业系统、草产业系统、海产业系统、沙产业系统等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们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征。社会系统里一个重要的组成是人，人是极其复杂的，他的反应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迄今为止，在人类探寻到的客观世界里，社会系统是最复杂的系统，因此，称其为“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我们研究客观世界的复杂性，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这些复杂巨系统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对于复杂巨系统，人类对它们的认识还很有限，迄今还没有深入研究和处理它们的成熟理论方法。正如钱学森指出的[1]“人脑中的认识不等于客观世界本身，永远不会如此，只能经过曲折的道路逐步逼近。”
2.21世纪产业革命的进程
按照马克思提出的产业革命概念，钱老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四次产业革命[1]。
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即人从采集、狩猎为生发展到开始搞种植业、畜牧业，开创了第一产业——农业。由此引起由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社会政治革命。
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商业革命，出现在奴隶制后期，即出现商品，人们开始为交换而生产……，时间大约在三千年前，由此引起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革命。
第三次产业革命是经典著作中的工业革命，18世纪末首先在英国发生，后来19世纪扩展到整个欧洲。这次产业革命创立了第二产业，即工业。由此引起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第四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组织起来的跨国工厂的生产，生产规模成为世界性了，原料从这个国家出来，生产可能在另一个国家，产品向世界输送，发展成世界性产业，开始创立第三产业——服务业，有人称其为“垄断业革命”[3]。
现在正在经历第五次产业革命，即信息产业革命。钱老指出[1]：它是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的信息革命。由于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的发展与普及，使劳动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人类将开创新一代人机结合的劳动体系，标志着世界经济开始从工业化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知识与技术的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社会与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由此将创立第四产业：科技业、咨询业和信息业；第五产业：文化业。计算机与通信网络的结合与普遍使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计算机软件也将成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开创了人机结合的精神生产力，将有可能最终导致消灭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1984年，钱学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提出大农业应包括五个方面：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1]。这五业一旦采用高新技术，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钱老预测将发生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微生物、酶、细胞、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工程革命，到21世纪将发展成以动、植物工程、药物和疫苗、蛋白质工程、细胞融合、基因重组等为核心的生物工程产业，它的产业化将创造出高效益的物质生产，将引发新的大农业生产为特征的产业革命[1]。这次产业革命的实质是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动、植物和菌类)、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鱼，加上工、贸等途径，形成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即开创大农业生产，包括新型的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和海产业，这样发展起来的第一、二产业，除生产的产品不同外，在生产方式上已无实质差别，将可能最终导致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钱老还指出：人体科学(包括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将渗透到各行各业，无疑将引发一场涉及人民体质建设的第七次产业革命[1]。通过采用系统科学发展起来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把中医、西医、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体育医学、民间偏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电子治疗仪器等几千年来人民防病治病，健体强身的实践经验集成起来，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全面的现代医学，包括测试身体和查病的第一医学、辨证施治的第二医学、防病的第三医学、人体器官再造和补残缺的第四医学，以及提高人体功能的第五医学等。这样就可以真正科学地进行人民体制建设了，人民体质和人体功能都将大大提高，这将是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场革命，人类历史上的第七次产业革命。
21世纪三次产业革命相继到来，将有可能逐步消灭人类历史形成的三大差别(脑体劳动、工农和城乡)，并引发一次新的社会革命。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钱老预测将产生又一次如同现在信息技术推动的产业革命[1]。随着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人体科学、医学的发展，钱学森预测：将相继在一定时间段重叠出现人类历史上三次新的产业革命，将开创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也必将导致经济社会形态的飞跃发展，同时引起政治和意识社会形态的变革，迎来中国当代第三次社会革命的到来，成为一场创造生产力的社会大革命[1]。
3.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需要理论创新
3.1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从整体上看，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客观世界，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法研究客观世界的不同问题时，产生了不同的科学技术部门。
为此，钱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提出科学技术不能只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一个大的科学技术体系[1](参见图2)。按照钱老的看法，科学技术体系横向划分十一大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文艺理论、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和建筑科学。纵向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唯一例外是文艺，文艺恐怕只有理论和文艺创作两个层次，从文艺理论到文艺创作不是科学问题，而是艺术。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即从这个部门的科学研究成果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它要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通过这一桥梁指导这个部门的科学研究。这个科学技术体系随着社会进步，还在不断演化、不断发展，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网络系统。
3.2 社会主义建设的体系结构
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解决社会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认识要全面，方法要创新。
钱学森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有四个层次问题[1]：
第一个层次是总的方针、政策、战略决策，这些由中央制定。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长远观点。
第三个层次是科学技术研究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认识上不够重视；二是只顾眼前，急于创收……；三是学风不够民主，权威说了算，新思想培养不出来。再者是人才问题，要用创新的思路大力培养新世纪的建设人才，特别是总揽全局的人才，即帅才。
第四个层次是老年问题。等到老年人有好几亿，占人口的30～40％时，才去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就太迟了。
这些都属于长远问题，要预测长远问题，需要我们科学地认识面对的社会系统结构，需要创建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建立复杂巨系统学。
按照马克思创立的社会形态概念，从宏观角度看，任何社会系统，都有三个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三者密切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社会整体[1](参见图3)。相应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也有三个方面，即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总体上讲，就是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参见图4[2])。钱老指出[1]，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把前述的科学技术体系、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结构建立起来了，就跟放卫星一样，哪个先，哪个后；哪个多投入，哪个控制投入规模……，就可以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有序开发，合理配置资源，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了。
3.3 综合集成方法论
于景元研究员领导的研究集体，在参与解决国家经济决策问题咨询工作的过程中，开创了一条“定性定量相结合”解决社会经济系统问题的新途径。钱老敏锐地认识到“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对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的科学价值，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提炼，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大成智慧工程”的概念，这是目前能够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唯一现实、可行的理论思路(参见图5[4])。其特点是把不同人(包括古今中外)的定性认识综合起来，从低层次的定性提高到高层次的定量，然后把定量累计起来形成高层次的定性认识。这个“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构筑的，在综合集成的过程中以《矛盾论》为指导，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注意发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充分认识到矛盾是一个发展运动，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会不断转化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理解，定性、定量是辩证的统一，就是说，在定量的认识过程中，要使用大量定性的东西，目的是最后能够建立起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模型，实现最后的定量分析。从定性到定量，定量又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定性……就是把许多好东西，点滴的东西综合起来，集腋成裘，成为一个大的结构，正确的结构。把人工智能、知识工程这套东西也用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过程中，这样收集知识的范围还可以扩大，除了专家意见外，从数据库、知识库里都可以收集，这些用人工难以做到，但是，计算机可以把信息库贮存的信息全面进行搜寻，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集成起来，这样“综合集成法”就更上了一层楼，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概括地讲，处理复杂性问题的基本理论是“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及其方法论”。具体讲，凡是不能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都属于复杂性问题，复杂性问题应当采用“系统论”的原理，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去处理。基本方法是：对于非结构化的复杂性问题，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群体思维碰撞，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相关信息的条件下，通过定性判断，在对复杂性问题进行结构化近似处理的基础上，采用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通过多层次的人机对话，逐步实现认知的涌现。工程实践的基本思路是：针对各学科、专业的具体复杂性问题，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运行机制、总体部的组织形式，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综合、集成，通过专家群体思维碰撞，在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建立计算机仿真支持下的“自组织的认知涌现过程”。这样做，我们面对复杂性问题，将不会束手无策，往往能够迎刃而解或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或正确的思路[4]。
从图5中可以看出，应用系统论的方法处理复杂性问题，信息采集不仅仅针对研究对象本身，而是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整个客观世界，极大地扩充了珍贵的原始信息源；对复杂巨系统研究的方法通常采用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以结构化的分析方法为基础，通过从定性到定量多层次、多循环的分析、综合、集成，逐步实现对复杂性问题的认知涌现，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定量研究结果为基础的决策支持意见，并进而实现认识世界理论的升华。因此，可以说，系统论是采用“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仿真支持下的人机交互方式”进行复杂性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它在研究对象总体、认识客观世界方法，以及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运行机制上发展了还原论与整体论，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4]。
3.4 系统学与大成智慧学
什么是系统学？钱学森明确指出[1]：系统学是研究系统结构与功能(包括系统的演化、协同与控制)一般规律的科学。
197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时，钱老提出了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问题[1]。
1980年，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成立大会上，钱老明确地提出了系统科学“三个层次，一个桥梁”的体系结构[1]。
1981年提出创建“系统学”[5]，并且在1986年1月明确指出[1]：“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建国100周年使我们的国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段好长好长的路，65年你要走完这条路，老在‘摸着石头过河’，那可不行，要不犯大错误，必须有预见性，预见性来自何方？来自科学，这个科学是什么？就是《系统科学》！”这个科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系统学”。钱老指出：“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对我们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具有决定意义。”现在国外学术界兴起“复杂性科学”研究热，而我们讲的复杂性是指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即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和其整体的涌现规律。“系统学”是研究系统理论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首先应研究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复杂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的结构本质上是自组织的，所以，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特性与系统的整体涌现规律是系统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是系统学的精髓，“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是系统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在复杂系统动力学特性，即系统的自组织特性与整体涌现性的一般规律基础上建立系统学。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名称太长，不好译成英文，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钱老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成智慧工程。就是把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集其大成，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认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把计算机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作战模拟技术、思维科学、学术交流经验，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成为“大成智慧工程”[1]。实际上是系统工程的发展，目的是为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今天搞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要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人的智慧，和已经不在世的古人的智慧都综合起来，所以叫大成智慧工程。这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结合现代系统工程和大家的实践经验发展起来的，是方法论上的一个大飞跃，大发展。熊十力先生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叫“性智”；科学技术方面的智慧叫“量智”。“性智”是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从整体上看世界，也是综合集成。这方面，我国古代的智者和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毛泽东的智慧基本来源于此，即革命实践、马列主义加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前我们搞科学技术的，只是从科学技术方面讲人的智慧，这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智慧的另一个源泉，即传统文化艺术。既有“性智”，又有“量智”的大成智慧学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可以说是对科学的哲学体系发展的重大尝试。
4.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观与决策管理机制的创新
4.1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培养大成智慧人才
现代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以若干单项高新技术突破为支撑，“综合集成”为主要创新手段；社会化、高度社会化研究与开发活动为主要组织形式，复杂工程系统的开发、建设与运用的科学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工程技术的复杂化发展，使工程系统开发和实施过程中的社会性、系统性问题成为突出的课题。无论是工程系统的采办方，还是研制方，在工程开发与实施的过程中，最缺乏的是一批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分析，并从总体上考虑、解决问题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诚如美国负责原子弹、氢弹、弹道导弹和阿波罗登月等重大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和科学家们在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的[7]：“不论工业界，还是军方、政府，都要把注意力放在发现懂技术、善管理、工作能力强的人才身上，他们能够巧妙地处理洞察力和工程判断力之间的关系。我们最缺乏的是能够从总体上考虑、并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背景分析、从总体上处理问题的科技人才。对复杂工程系统，最需要的是系统分析，我们需要一批有能力和技术经历的人才。”
21世纪将是一个在交叉、边缘学科与专业最易创新、出成果的时代，人才需求总的趋势是向一专多能型、创新型、通才型、未来型、应变型、开拓型和国际型等高层次人才倾斜。而我国当今工程科技人才的现状基本是：一般性人才多，创新型人才较少；守业型人才多，开拓型人才较少；单一学科、专业人才多，综合型高素质科技人才较少；工程实施人才多，复杂工程系统总体论证、战略谋划型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少。
总之，了解、掌握一个部门、一个学科或专业一般信息的人才较多；掌握一个部门、一个学科或专业系统知识的人才较少；具有创新思维、理论和智慧的综合型、战略型人才就更少，“小专业大专家”现象司空见惯，成为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而在现代复杂工程系统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多学科、多工程专业的综合与信息一体化问题，并需优先解决系统开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发展环境预测和其他复杂性问题。这些问题与系统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技术问题相比，通常如同数学运算中的整数与小数的关系，如果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对其系统性、社会性问题疏忽或搞错了，如同数学运算中，把整数位算错了，小数位算得再精确，也难以补偿系统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重大社会与工程系统发展研究、概念设计、技术途径选择与总体方案(包括前无古人的重要试验方案)的提出与制定，往往不仅具有原始创新性质，而且对系统的实施和开发效益具有决定性影响。诚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在总结他们重大军事装备研制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7]：对重大装备发展预测、概念设计、技术途径或总体方案提出创新、正确的开发思路或反对意见，比提出工程系统一整套既定的技术要求更能有效地促进人们采取更加创造性的态度，去设计一个新的工程系统。为此，我们应当对单一学科、专业领域的人才，二维知识世界的创新人才，多维知识世界的高素质、综合性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制定相适应的对策。并且应当下决心逐步改变各级决策层领导干部大多处于信息层次，少数处于系统知识层次，很少数达到智慧层次的不理想状态，以利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施具有远见卓识的宏观指导。
4.2 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决策管理机制的创新
钱老依据其丰富的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经验，清醒地告诫我们：“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代替老的经验决策做法，只是方法上的一种革新。如果不同时改革我们老一套的体制，不改革我们老一套的观念，科学方法是行不通的。”[1] 因此，现在实施科学决策最大的障碍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旧的体制与观念的束缚。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我们国家来讲，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问题。
长期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钱老潜心研究、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决策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提出设立国家总体咨询部体系[1](以下简称“总体部”)，建议采用我们自己创造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推进国家决策机构、决策支持系统和决策信息系统密切配合；高水平的相关领域专家、高素质的系统工程专家与信息分析和真实的统计信息网络系统紧密结合，建立起国家科学决策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用系统科学的理念认识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系统，其子系统间具有强烈的交互作用，整个系统及其子系统与环境也有着复杂的交互影响。要使这样的复杂系统协调、可持续运行，首先，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系统结构。一个社会系统组织得好，即系统结构合理，子系统间主次分明、运行协调、对环境适应，才能使整个系统与其环境产生良性的相互关联、制约和作用，使复杂的社会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良性的自组织特性和整体涌现功能，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否则，复杂的社会系统必将是一个缺乏宏观长远谋划、运行效率很低，甚至是不断产生内耗、打乱仗、容易产生腐败的系统。因此，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国家管理体制与决策运行机制的创新，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保障措施之一。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钱老认为：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出现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说，一是缺乏长远考虑，二是缺乏整体思考。[1]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能够对国家长远发展和复杂的重大建设问题进行具有远见卓识宏观谋划、深思熟虑总体运筹、实施过程有效监控与及时妥善协调的科学管理机制，对社会系统发生的问题协调、决策太慢，措施不够得力。因此，应当下决心解决好国家长远发展和重大建设问题的科学决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真正建立起能够及时、科学地对国家长远发展和重大建设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规划、总体设计和总体协调的决策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国家长远发展和重大建设问题通常是跨部门、跨学科领域的复杂性问题，领域专家的意见往往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运行机制，才能把各方面知识和专家的意见收集、综合起来，产生认识上质的飞跃，形成定量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决策支持，这就是钱老提出的国家总体部体系的概念，它是实施“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运行机制的组织保障。
为此，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按照钱老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结构的思想，建立科学的现代化建设管理体系结构和相应的总体部体系框架，对国家长远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试点；第二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国家管理“宏观控，微观放”原则的逐步落实，在国家总体部体系逐步完善的条件下，有步骤地提升总体部体系在国家宏观谋划、社会发展总体运筹、实施过程监控与协调的职能。到那时将水到渠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管理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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