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台湾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应邀就海峡两岸的关系发表讲话。我不认为，除了一并阐述美国的友谊或者敌意在本世纪进程中的前景，我能讲述这个主题。因此，请允许我首先就全球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讲几句。我将尽可能讲得坦率和简洁。
当本世纪开始时，我们美国人仍然患有敌人缺乏综合症——一个人在丧失一个强大敌人并且吃不准如何为持续的高水平国防开支辩护时所产生的病态的困惑感觉。中国一度似乎适于填补无人惋惜的前苏联所留下的空白。可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敌人的残酷攻击。现在，只有神经错乱的极端分子及其华盛顿官场内的同病相怜者，才会致力于把中国说成美国的头号敌人。这两个国家发现，能共同合作的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我们的关系的气氛已得到稳定的改善。
然而，一个接近于达成美国共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目前首屈一指的财富和权力提出最重要的长期挑战。根据这个观点，美国与中国所建立的关系的性质有可能成为影响本世纪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我赞同这个观点。
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吸引力的中心。中国的远东邻国，包括日本，正在再次调整经济政策，以利用这种新的现实。所有供应链日益把全球经济与中国联系起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中国的外贸增长——进口增加40%，出口增加35%——占到去年世界贸易增长的大部分。虽然如此，中国的增长主要是由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活力推动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发生惊人变化。请看几个例子：
去年，美国生产大约9000万吨钢；日本生产大约1亿吨钢。同一年，中国生产了2.2亿吨钢，另外进口了3750万吨钢，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材进口国。某些预测认为，到2010年，中国可能生产5亿吨钢，超过2000年全世界的钢产量。事实上，由于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推动价格上涨，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商品成本不断上升的时代，扭转过去100年来的趋势。
随着中国与日本一样成为一个科学技术强国，中国也有可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中心。美国每年毕业大约6万名工程师；日本7万名。中国现在每年毕业大约32.5万名工程师。目前正在发生的中国天才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将使中国能够再次成为全球文化的一个主要纯贡献者。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之间的双向技术交流将日趋增强。
中国重新变得富裕的其他许多方式也将影响世界和美国。中国游客已经是东南亚旅游业的主要客户。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欧洲看到中国游客。如果我们具有明智的签证政策（但我们当然没有），他们也会出现在这儿。在未来，数亿中国人将拥有到国外冒险的金钱和护照。
为接待日本商人和游客，美国人学会了准备寿司和生鱼片。接着，我们学会了亲口品尝包着海藻的粘乎乎的米饭以及生鱼。未来我们与中国人的彼此交往将带来什么样的文化变革！我相信，不是对粤语歌曲、海参或者狗肉包子的酷爱。但你决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样的文化变革。谁能预测美国人对宠物小精灵游戏、动漫作品或者方便面的迷恋？
中国崛起有利世界
我引述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表明，中国正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世界上的一支力量。中国正走在取代日本成为东亚最重要经济体的道路上。在一代人或者一代半人的时间里，在15年、20年或者25年内（请向你的经济学家求教），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我们的经济总量。东亚接着将再次成为全球经济中占优势的地区，就像它在有记录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人们可以根据一次又一次商业活动，绘制出这种趋势的图表。从经济方面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现在没有中国的参与或者默许，能够得到解决的全球经济问题即使存在，也是寥寥无几。用不了多久，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将不再存在。
这是七国集团（有时被称为八国集团）未能包括中国使这种聚会的重要性减弱的原因所在，这种聚会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与其讨论的议题的联系日益密切。亚洲的繁荣现在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在没有许多人关注的情况下，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也正在变得更相互依存。正如我们依赖日本和中国为我们不断上升的国债提供资金所说明的，我们的繁荣正日益取决于其他人的繁荣。而且，中国正在这方面扮演空前重要的角色。
美国人已经在关注人民币元相对于美元的价值。鉴于所谓的“大中华”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经济目前密切相关的程度，以某种货币联盟的形式将这些货币联系起来即使在目前也具有经济意义。政治环境迟早可能允许这么做。可是，无论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在外贸中的作用意味着，一旦人民币元成为一种硬通货，它有可能与欧元和日元一起，成为可代替美元的储备货币。对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注定会变得远比过去感兴趣。
当然，与过去半个世纪里日本的例子所提醒我们的一样，经济实力并不必然地等同于政治影响力。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不可能希望与包括最优秀的楷模美国在内的西方的国际影响力抗衡。现在没有人寻求仿效中国的治理方式，或者从中国学习政治艺术。没有政治现代化或者经济现代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在其自己的地区，中国所具有的吸引力将继续受到严重限制。这种政治改革的前景与台湾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从最乐观的一面说也是不确定的。目前的可能性是，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将继续明显地不如其他许多比它小得多的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当然，中国在军事上威慑和强制其邻国的能力可能是一件不同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北京将有能力轻松地支持历来更大的国防预算。在本世纪最初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中国可能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随着本世纪的时间推延，如果中国选择这么做，或者在其他国家的刺激下这么做，它可能形成开始与美国对抗的军事能力。目前一种现实的危险是，随着军事平衡转向反映出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美国和中国可能被拖入一系列军备竞赛。
可是，就中国将作出的选择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在与作为崛起的强国的中国发生冲突或者对抗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人们有时把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崛起进行类比，这种类比听上去是不正确的。中国显然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重商主义、军国主义、命定扩张论、领土扩张或者文明使命的思想体系。相反，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强调国家平等、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和联合国宪章的至高无上。
没有迹象表明，存在针对亚洲的中国“门罗主义”；中国并不寻求在亚洲取代美国的地位，或者把我们的力量驱逐出亚洲，或者填补我们的疏忽所造成的真空。中国人没有使用武力占领香港或者澳门，虽然他们能够这么做。当他们收回这些领土时，他们尊重这些领土上的现状；他们并不寻求在那儿强行实施他们自己的制度，虽然他们对后殖民地的民主改革不如他们应该做的那么开通。同样，中国现在已经通过谈判解决与俄罗斯、新独立的中亚诸国以及越南的全部陆地边界，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与获得的利益一样多，或者比获得的利益更多。中国说，它准备就其海上边界做同样的事情。
迄今的所有证据表明，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在损害现有地区秩序或者国际秩序的情况下为其自己谋求空前地位的新强国。中国人是一个正在恢复历史上在亚洲扮演的出类拔萃角色的民族。在一个半世纪的沉沦之后，他们渴望恢复作为全球文明的自豪领导者的传统地位。随着中国人这么做，他们最终会把以前的虚弱、贫穷和外国列强的欺诈所造成的创伤抛在后面。
中国因此正在恢复程度可喜的镇定和自信。北京对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其最近有关朝鲜问题的熟练外交、其有关东北亚安全对话的建议、其与我们自己不相上下的对核不扩散政策的支持以及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日趋积极的作用——这一切说明，中国已重新成为一个日趋成熟和负责任的国际行动者。与日本一样，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更正常的国家。中国希望得到这样的承认。
如果一切顺利，中国寻求成为维持全球和地区稳定的一支力量，而不是当前世界秩序的一个挑战者。由于双方作出很大努力，中美关系因此应该以更大得多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为标志，中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倘若果真如此，一个和平、繁荣和民主得到扩大的世纪的前景是良好的。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
不幸的是，目前看来一切有可能不那么顺利。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在这个十年结束以前，美国可能发现它自己因台湾而与中国开战。
在上个世纪，点燃两次中国革命——一次在1911年，一次在1949年——的都是这个国家决心铲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肉体和灵魂上留下的印记，消灭外国在中国领土上的势力范围，终结外国列强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并恢复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富强。随着其他思想体系的消失，中国民族主义的爆炸性基础结构是惟一留存的东西。台湾与中国其余部分的分离是上述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都认为必须消除的耻辱遗迹。重新统一是中国政府必须履行的重要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台湾问题在中国民族主义中所占的中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熟练的外交手腕说服北京相信，台湾的地位与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一样，能够通过和平手段、也即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可是，正如我们的台湾朋友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香港和澳门的情况与台湾的情况之间存在根本差别，台湾是自我管理的，并未处于外国主权的管辖之下。没有一个外国强国能够就台湾与北京达成交易；与北京的交易只能由台湾当局达成。
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与共产党对手一样致力于中国的统一。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使得双方能够灵活处理像主权这样的敏感问题，与此同时寻求彼此适应的实际手段。这种共识使北京接受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两种制度的观点。这导致北京建议就重新统一进行商谈，而这种重新统一将保证而不是改变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自治权。这种建议通过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在台湾驻留注意到日本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使东北亚的军事平衡不会改变。北京的立场至今没有变化。
可是，在过去几年里，台湾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台湾当局拒绝一个中国的观念。现任“总统”陈水扁坚称，台湾海峡两边是独立的国家。他说，由于——根据他的观点——台湾已经是独立的，独立就是现状，没有必要宣布独立。他建议就新“宪法”举行全岛范围的“公投”，这种“公投”除了别的之外，将在法律上巩固这种独立。
台湾目前的有效“宪法”将主权授予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1947年的一次全国范围投票中予以批准。新“宪法”将在2006年通过台湾人民的一次主权行动产生，不考虑其他中国人的观点，并将于2008年生效。根据任何法律标准，这将构成一次自决行动。陈先生建议在此期间与北京会谈，但惟一的条件是明确地或者含蓄地重申他的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观点。
布什政府已警告陈先生，它反对通过这种单方面行动改变台湾海峡一个中国现状的任何努力。陈先生已拒绝这种劝告。他否认现状是一个中国，并且断言，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义务支持台湾人民通过民主方式表达的享有其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意愿，无论海峡对岸的中国人的观点如何。
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是在没有得到它要离开的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实现独立的。与我们自己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样，独立的许可往往只是在经过多年的流血后才能获得。更常见的是，正如美国南方人、巴斯克人、比夫拉人、库尔德人、巴勒斯坦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车臣人、南部苏丹人以及其他人的例子所证明的，尽管发生大量残杀，人们受苦受难，分离的尝试却失败了。像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那样双方之间和平地商定分离是罕见的。
可是，双方目前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不可谈判的。陈先生坚持独立，并已宣布最终实现独立的坚定的、单方面的时间表。北京愿意容忍目前的事实上分裂的形势，惟一的条件是，这种分裂能导致海峡两岸就某种形式的重新统一达成协议的谈判。无论哪一方都不准备考虑、更不用说接受另一方的强烈愿望。
为了回应台湾当局的声明和行动，中国已增加防务开支，并且极大地提升了防止台湾分离的军事准备。中国人说，陈先生的行动使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对付这个岛屿别无选择。巧合的是，他们完成军事准备的时间表与陈先生为他的巩固这个岛屿自我宣布的独立的“公投”所提出的时间表或多或少相同。
陈先生说，北京是纸老虎。似乎为了强调这种判断，他已减少而不是增加台湾的防务开支，同时推迟就美国关于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建议作出决定。正如台湾之外的许多人所担心的，如果北京为回应他的单方面行动而进攻这个岛屿，他将如何防护台湾？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陈先生表示确信，由于《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国会中的亲台湾情绪，美国军队会觉得必须前来防卫台湾。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肯定，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一场战争的结果将是一个独立的台湾。
中美交战没有赢家
情况可能如此。可是，美国、中国以及台湾自身将承受何种代价？而且，为什么美国人应该觉得必须与中国开战，从而使台湾避免遭受它不顾我们的反对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由于台湾领导人显然决心冒险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血战，现在已是考虑并清楚地说明中美有关台湾的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20世纪50年代，美国数次因与防卫台湾有关的危机威胁对中国发动核进攻。不冒遭到中国核反击的风险，我们不再能这么做。因此，好消息是，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因为台湾而冒险发动核进攻或者发起核反击。
可是，一场因台湾而起的美中战争将不会与朝鲜和越南的例子一样，在第三国进行，或者通过代理国进行。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小心翼翼地避免进攻中国本土。可是，防卫台湾将需要对中国大陆上那些发起对台湾的进攻的基地和设施进行反击。中国早已指出，它将以对美国的同样性质的反击回应对其本土的攻击，包括反击我们的本土和我们的海外基地。这种冲突可能迅速扩大到全球层面的危险是现实的。因为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形成一种控制冲突逐步升级的战略，而且，由于我们的国防部的一些鲁莽决定，目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交流远远少于冷战时期与苏联军队的交流，这种冲突扩大到全球层面的危险变得更现实。事实上，目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交流远远少于与中国不可能发生战争的时候。
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承认中国的这个立场。在因为台湾而与中国交战时，我们即使会有任何盟友，这种盟友也是寥寥无几，虽然鉴于我们在其领土上的基地，日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不支持我们。
这样一场战争将分裂亚洲，迎来一个由全球对抗和中美之间的彼此敌视支配的世纪。这场战争可能更危险得多，并需要美国人作出比冷战所要求的更大得多的牺牲。与苏联不同，中国没有受到一种机能不良的思想和经济体系的妨碍。中国不大可能通过崩溃帮我们的忙。我们之间的争端不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或者对待美国盟友的行为。我们之间的争端是中国内战应该如何结束。
当然，中国将因为与美国的战争而遭受严重损害。我认为，我们的武装部队能够并将迅速地摧毁中国大部分海军、空军和导弹基地。经济发展更发达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尤其严重的战争损害（我不愿猜测美国的哪些部分最有可能遭受中国的报复性打击）。在战斗结束后，重建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和武装力量将需要巨大的努力。
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地占领台湾，中国的民族主义将迫使它准备再次尝试。战争因此将在间歇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直到一方或者另一方放弃。中国现代化的每一个方面都会严重倒退。这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将遭遇挫折，而最近几年的政治放松会被严厉的战争法律取代。中国少数民族在国外、尤其在美国的地位可能变得非常不舒服。
可是，台湾将是任何这类战争的主战场。即使只发生一轮交战，这个岛屿的面目完全有可能变得：其基础设施遭到摧毁，其繁荣遭到破坏，其民主即使没有中止，也遭到损害。如果交战的结果是台湾与中国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发现其自己所抚慰的是沮丧而敌视的民众。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不会希望帮助中国的占领。如果中国使用武力占领台湾，它将得不到很大一部分经济奖赏。
如果结果是台湾继续维持与中国的事实上的分离，台湾当局将面对中国重新开始的攻击的不断威胁。很少有投资者愿意冒险在中国的枪口下把资金投入这个岛屿。随着中国重新建立武装力量，再次尝试使这个岛屿服从，台湾千疮百孔的经济可能无力承担为自我防护所必需的武器开支。台湾可能与20世纪50年代时一样，再次不得不依赖美国的补贴生存下去。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军队将继续在这个岛屿上空对抗。
事实是，没有人能够“赢得”一场与台湾有关的战争。所有的人都会输。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避免这样一场战争。当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将回答说，避免战争的明显方式是台湾放弃独立梦想。台湾分离主义者将认为，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只需尊重台湾的自决权。每一方都能在美国找到许多己方观点的支持者，但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只能找到寥寥几个已方观点的支持者。
在短期内，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可是，只要无论哪一方实际上不做挑战另一方的任何事情，战争的需要是不存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彼此理解和友善的增强，可能出现彼此都能接受的妥协。鉴于中国的变化速度以及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海峡两岸相互交流和台湾政治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促进，这种可能性尤其大。随着时间的推延，目前成为问题的两岸之间的差异很可能变得模糊并且逐渐消失。让时间弥合这种分歧本身是一个值得的目标。
台北必须悬崖勒马
让这个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共同协定得到和平解决，而不是通过单方面行动和战争得到解决，这么做长期以来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双方当事人和世界的利益。北京知道，我们对这种解决办法是认真的，迄今也是怀着适当的谨慎态度采取行动的。然而，目前显然需要让台北确信，如果它自行其是，它很可能最终将自食其果。总之，北京需要继续避免轻率地采取行动，而台北必须悬崖勒马。至于美国人，我们必须明确地保留不与中国开战的权利，以使台湾人避免遭受他们违背美国的利益和劝告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我们不应该把与中国开战还是和平相处的决定权委托给台湾当局。这种决定由我们单独作出是适当的。
北京目前受到国内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它向台北证明，它既能怒吼也能撕咬。陈先生无视他所冒的风险，也不顾他挑衅中国的行为对美国人的后果，这使布什政府感到惊恐。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被迫进入又一次对抗，更不希望因为台湾而发生战争。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明显的答案是一起坐下来，弄清如何阻止台北挑起对抗，以及如何避免自己主动引起对抗。可是，我们有关台湾的对话基本上是聋子的对话，从未涉及如何操作的问题。
使台北确信，它既在玩火，也在变得危险地疏远其惟一的保护者美国，这么做符合我们的利益。让北京通过增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或者对这个岛屿实施打击为我们实现这个目的，这么做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无论最近还是昨天，布什政府都空前坦率地表明了态度，努力向台北灌注现实主义，并阻止它采取将激起中国的这种单方面行动的步骤。陈先生不仅对这种警告置之不理，而且确保效忠于他的新闻界无视并歪曲布什政府的信息，以使这种信息不被他的追随者听到或者读到。正在变得显而易见的是，仅仅口头警告可能不足以说服台湾当局不危害这个岛屿的未来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惩罚性行动可能是必需的。
制止北京采取其自己的单方面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方面我们面临一个微妙的问题。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地懂得，与美国开战的结果将是什么。他们绝对不希望发生这种战争。可是，他们已开始认为，华盛顿反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任何形式的重新统一，即使是通过谈判达成的重新统一。与台湾的许多人一样，他们断定，美国政策的秘密目的是帮助台湾实现独立，如有必要，我们将与中国交战以实现这个目的。可是，中国的国家荣誉需要采取某种形式的行动，以结束中国国家的分裂，即使只是采取象征性行动。如果实现这一点将不可避免地需要与美国交战，即使中国使用和平手段也是如此，那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惟一选择是何时而不是是否冒险进行这种战争，而中国即使具有负责任地采取行动的动机，这种动机也是很小的。
出于所有这些理由，目前已是我们清楚地发表下述声明的时候：
我们认为台湾海峡的司法现状是“一个中国”，并且不承认这种现状是独立；
我们赞同双方在一个中国的背景范围内进行谈判；
我们接受双方都承认的现状变化，反之，不接受未得到双方同意的任何变化；
我们不承认未得到北京承认的独立的台湾，也不承认未得到台湾人民支持的任何形式的重新统一；
我们将履行我们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所承担的义务，并以一种符合这些原则的方式落实我们与海峡两边的关系。
这与政府昨天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并无很大不同。如果台湾当局听不进这个信息，或者不让这个岛屿上的普通民众知道这个信息，在我看来，政府只能考虑使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包括我们的防卫和武器销售关系的一些有选择的方面降低级别，并以此使台北和北京双方都相信，我们对控制这个问题以避免战争的态度是认真的。
鉴于美国国内亲台湾和反中国的情绪的强度以及台湾在美国国会内的游说活动的力量，像这样重新采取一种着眼于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而不是其他议事日程的平衡政策在政治上或许是不可行的。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处理好台湾问题以避免与中国开战或许也是不可能的。就我本人而言，我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对我们以及对世界说来，后果太严重了。
相反，成功地处理台湾问题是建立一种可靠的美中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这把钥匙能打开的是通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纪的大门；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有关各方来说，这个世纪都比上一个世纪更美好。这正是我们应该寻找的钥匙和我们应该努力打开的大门。
除了别的之外，一个找到一种方式将其自己与台湾岛上民主的中国人社会重新结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一个有可能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利益的中国。这种性质的中国是我们能够与之合作以促进共同繁荣和国际和平环境的中国；在未来的世纪里，美国人和中国人全都渴望共同繁荣，渴望和平的国际环境。这种性质的中国无疑将是作为美国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