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1]2001年在《苔丝——男权世界中的女性牺牲者》文中认为《苔丝》，哈代最为着名的小说之一，描述了一位乡下女孩先后被一个男人诱奸、被另一个男人遗弃的命运。本文试图从现代人的立场，并从女性的角度来剖析这部作品及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揭示出苔丝在男权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作者处于当时社会条件下对女性同情的局限性，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在男权的社会里，在男性作家的笔下，苔丝永远抹不掉男权社会的烙印，走不出男权社会的樊篱，在这样一种围困之中，苔丝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哈代的创作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维多利亚时代的特点。维多利亚女王的上台标志着社会道德标准，特别是性道德标准对女性要求的严格化。而在其它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也处于无权地位。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 第二部分开始分析苔丝在这样一个男权的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就是小说中的两个男主人公艾利克和安吉尔对她的伤害---他们一个从肉体上，一个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苔丝。 第叁部分列举苔丝在男性的道德规范之下的一系列表现。我们不否认苔丝是一个拥有许多优秀品质的女人，但我们却看到，身在那样的时代，苔丝逃脱不了时代的行为规范，她身上带有明显的男权社会对女性要求标准内化的痕迹。 第四部分为男性作家笔下的苔丝。哈代在《苔丝》第一版中加上了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他公开把一个被诱奸的女人称为纯洁的女人，在当时违反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引起很多的不满。的确，哈代对于双重性标准的质疑和反抗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从今天的时代看来，哈代所进行的反传统恐怕已不再是会令人惊异，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情。一个女人真正的纯洁性在精神，而非肉体，不管实际上人们能否接受，至少在文学领域已没有人认为他是违经叛道的了。随着今天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运动的开展，从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哈代的局限性非常明显，他对女性的同情，对传统的反叛都是极为有限的。作为一名男性作家，他带有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众多歧视： （l）苔丝一直是男性色情眼光注意的目标。哈代以他男性的眼光，描写她的眼， 嘴，唇，甚至她的胸脯，使其成为一个完全被动的客体，完全屈从于男性的力量。 苔丝被诱奸似乎只怪她长的太漂亮了。 （2）现实中失去的女人，往往成为创作的动机。我们不难想象，哈代通过创作 苔丝，描写了一个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形象。 （3）许多评论家都提到哈代的悲观论，但我们却发现，哈代的悲观总是和女人 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一位评论家把他的“悲观主义’称为“苔丝主义”。在哈代的 眼中，女人似乎是悲剧的同意词，女人是悲剧最好的体现者，作为弱者的女性，她 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 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苔丝是男权世界的女性牺牲者，她既逃脱不了她所处的男权时代赋予女人的规范，也无法摆脱男性作家的局限性。因为她的弱小，她的无助，她的温柔，她的顺从，苔丝终于被那张悲剧的网俘获，陷入男权社会的樊篱而难以自拔。在那样一个男权的圈子里，苔丝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黄驰[2]2003年在《苔丝德梦娜:驯化的天使》文中提出本文分析了《奥赛罗》中的苔丝德梦娜 ,由一名挑战权威的斗士向一名委曲求全的“天使”的转化过程。苔丝德梦娜并非天生懦弱的女人 ,而是被男权社会及男性话语所淹没 ,所刻意驯化而成的一名自我牺牲的“天使”。她在成就了关于天使 (男性的奉献者、牺牲者 )的神话的同时 ,遗憾地延续了女人作为他者的历史
李军[3]2011年在《想象性书写与边缘性阅读》文中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意识领域是一个亟待发现和梳理的领域,长期处于性别无意识的研究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对文本意义阐释与文学史建设的合理性。本论文从性别立场出发,借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西方叙事学分析方法,以客观公允求实的学术态度,重新切入中国现代男作家的个人生活与书写文本(以小说为主,兼顾少量戏剧),考察其现实、创作与批评中的具体性别表述、女性观念与男性思维、两性关系与形象塑造、情节模式与人物类型等诸方面,辨识隐藏于各种故事叙事之下的话语权力,从而发掘出他们显性理念与深层意识之间的悖离性矛盾,打开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所折迭的阐释与批判层面。是以命名为“想象性书写”与“边缘性阅读”。绪论中首先界定了何为中国现代男作家们的“想象性书写”,实际就是指其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虚构性想象及叙述。这种“想象”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对女性形象的异化书写;其二,对女性主体性意识的隔膜与误解;其叁,对女性能指的工具性运用。接下来又分析了何为女性的“边缘性阅读”,它第一应该是“批评性阅读”,女性读者应该自觉地从一个“赞同型读者”变成一个“抗拒性读者”;其次,应该是一种“解构”行为,对经典文本“权威阐释”的解构。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认识盲区,所以论文又较为细致地理清了“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两个概念。在介绍了国内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论文的研究范围被具体化:时间段限于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放弃女性文学文本,专门解读与反思男性作家,尤其是现代经典男性作家的“文”、“言”、“行”,以期总结出“历史中间物”们深层的不自知也不轻易为人所知的男权集体无意识。最后,作者提出论文主旨意在“重读”与“发掘”,希望凭借翔实的现实考察与文本分析,辨析现代男作家们的男性性别主体的局限性,边缘性地界定他们创作中对女性形象的想象色彩,从而真正做到在话语和阅读中尊重性别和个体差异,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化平等化的文化视阈。上编主要整理和解读了中国现代男作家的“言”与“行”。第一节通过对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中诸多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们言论意见的梳理,发见了其被男性价值尺度左右的潜层意义。作为一种从“妇女解放”到“解放妇女”的微妙转换,这场“妇女解放”运动只是以男性为主体的、以男性为依托的一次“女性被运动”。第二节探讨了中国现代男作家们如何在婚恋生活这个最能体现真正两性关系价值观的领域,表现出了在传统男性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之间的摇摆与挣扎。第叁节则通过梳理现代文学领域中着名男性评论家们的女性文学批评言论,包括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男批评家与女作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总结出诸多潜在的性别意识。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不易察觉的性别等级意识,不仅批评的标准和方法是有性别的,而且男性的女性文学批评也有着同样的性别目的。下编是论文重点所在,从四个方面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文学叙述,进一步反思与解构其“表层文本”下的“深层意识”。第一节论述分析了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指出在历史中女性一直是处在文学表述的被动地位,这个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样存在。现代男作家们创造的女性形象虽然丰富多彩,但她们在男性文本中其实始终处于一种“被看”、“被说”、“被用”的“被动式”状态。正是在这些“被动态”的女性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在新旧叙事系统中同样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意识的痕迹。第二节论述分析了他们笔下的人物类型,指出在现代男性叙事里两性人物类型在文本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论文首先作了一个概念的转换,包括概念关系之间的重新定义,将两种对立的叙述学人物观整合到一处,然后以具体的文本分析论证出男性人物多是“心理性”的人物,而女性人物则呈现出客体化、表象化、“物化”的描写特征,作为“功能化”的符号,成为男性欲望的目标或确认自我的辅助品。这种叙事结构与塑形方式上的厚此薄彼中,隐含了明显的性别歧视。第叁节论述分析的是他们笔下的两性关系,提出在现代男性叙事作品中,很难发现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相反,男女之间常见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相处模式——“助”与“毁”。这种“毁”“助”之间的绝对主体和主题一定是男性,而女性则或是充当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扶助之手,从现实生活、肉体欲望、精神追求上满足了男性的多方面利益与需求;或是成为他们人生经历中的毁灭之门,将他们从社会地位、生命意志到主体自尊都拉入地狱。这种两性关系模式流露出一种隐含的单向性的审美关系,实际卫护的是传统的性别秩序。第四节论述分析的是他们笔下的情节模式。论文从现代男作家文本中挑选出叁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情节叙述因子:出走、成长、贞节,通过对其的文本比照与研究,概括出一些男作家们在叙事策略与叙事结构安排上的表层特征与深层潜在。如针对男性人物叙述的“出走”模式多倾向于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而针对女性叙述的“出走”模式却多倾向于个体性、情感性乃至宿命性;在男性作家的“成长”模式中,大量出现的将女性形象“男性化”处理的叙事策略;以及对女性贞节观念的功利性分化与评价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了父权制的性支配思想在我们文化深处所形成的那种顽固的“性别无意识”。在结语部分,论文再一次总结了中国现代男作家们的深层性别意识与其表层性别观念、性别宣言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性与矛盾性。指出在20世纪初中国的大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现代男作家们的性别意识其实应该受到了四方面的不同影响。其一,是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来自苏联的无产阶级女性观;其二,是伴随着欧风美雨而来的西方女权主义女性观;其叁,是伴随着日本的现代化崛起而接触的日本文化女性观;其四是中国几千年男权文化传统的女性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男性作家性别意识的复杂性,使得他们远未达到一种超越传统偏见与男性中心的自在自为境界。
李昕[4]2013年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弃妇形象》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一个女性作家集体浮出历史地表的时代。在文坛，女作家的创作也因为书写女性自身而成为特别的存在。从五四到四十年代，女作家们为我们描写了很多弃妇形象，这些弃妇并非指单一被男性抛弃的女性，也包括被女作家疏离、被革命利用的女性，甚至是自我放弃的一些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弃妇形象的梳理，研究五四时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解放的心路历程。本文首先分析论证社会语境的转变对现代女作家创作倾向的影响，因为时代背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然后详尽的分析女作家笔下大量的弃妇形象：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恋爱被男性抛弃的传统妻子、受新思潮影响走上社会却被男性欺骗的新式女性和女作家身受同等遭遇时对弃妇的酣畅书写，却在摆脱境遇后放弃的女性整体；叁十年代深陷伦理困境的农村妇女、自觉放弃女性性别意识，强化自身男性特征的革命女性和被革命利用抛弃的女性；四十年代现代语境中逆来顺受、麻木的、奴化了的精神弃妇，试图反抗甚至报复却又不得不回归依附男性状态的女性和无法平衡事业与家庭而被弃的职业女性。通过对作家和作品的解读，分析弃妇形象的流变，来展现女作家们对女性所处困境的深入思考及女性出路和女性意识的探讨。
何平[5]2010年在《伍尔夫作品中“房中天使”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意识流”小说的鼻祖和英国现代散文大师,国内外学者对伍尔夫的研究一度集中于她的文学成就,而对她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她作为女性主义先驱地位的认识都远远不足。而其作品中“房中天使”的意象,则是伍尔夫女性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对作为伍尔夫作品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房中天使”的阐释,是理解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关键。本文试图以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叁个旧金币》等随笔及《到灯塔去》和《达洛卫夫人》等主要小说为基本依据,从伍尔夫作品中“房中天使”意象的文本分析入手,通过对伍尔夫“房中天使”的现实生存处境的考察、“房中天使”的塑造与伍尔夫的女性生活体验及伍尔夫的女性观念之间的关系的阐释,来揭示伍尔夫“房中天使”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导论部分交代研究的意义、分析研究的现状,并概括论文结构和主要创新点。第一章主要是伍尔夫作品中“房中天使”意象的文本分析。在揭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房中天使”内涵的前提下,对伍尔夫作品中“房中天使”意象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最终概括出伍尔夫作品中“房中天使”意象的特征。第二章概括伍尔夫作品中“房中天使”的现实生存处境。主要从经济、政治、教育及传统文化习俗的延续和渗透四个方面来揭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房中天使”的处境。并且描述了伍尔夫的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家庭环境,为下文揭示这样的社会和家庭对她创作的影响做好铺垫。第叁章阐释“房中天使”的塑造与伍尔夫女性生活体验的关系。结合伍尔夫自己的理论及其作品,并通过与男性创作的比较,分析女性狭隘的生活空间导致其创作以家庭生活为主；同时作为在男权控制下女性表达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伍尔夫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自传,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压抑的反射”和“替代的满足”；最后,伍尔夫的作品,更多地表达女性情感体验,它以个人情感体验为主,伴随着强烈的体验式情境,并较多描绘处于矛盾和困境中的女性的疯狂与死亡。第四章分析“房中天使”与伍尔夫的女性观念之间的关系。伍尔夫的女性观念主要包括强调女性的独立性、重视女性的独特气质和双性同体的两性观。独立性部分是通过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之前男性笔下完全处于附庸地位的“天使”的比较,分析了伍尔夫作品中女性的独立特性；独特气质部分,通过分析伍尔夫与十九世纪一些主要女性作家自身及作品中对女性气质的把握所体现出来的独特魅力,揭示出伍尔夫“房中天使”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最后阐释伍尔夫的两性观：双性同体理想。结语部分分析了伍尔夫“房中天使”意象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历史意义包括她的“房中天使”意象对女性主义文论和当代中国女性形象确立的启示；不足在于：囿于伍尔夫的时代局限,温情脉脉仍然是她的形象的主调,因此她试图通过“房中天使”意象对男权制度的批判是温和的、不彻底的。总之,本文通过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房中天使”意象的文本分析和历史溯源,对伍尔夫塑造“房中天使”所依据的女性经验与女性观念的考察和探究,力求在充分研读伍尔夫理论和作品的基础上,对“房中天使”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以期呈现出她真实而完整的历史面貌,使其价值及局限得到正确理解与评价,从而为深入研究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顾春芳[6]2008年在《中国话剧女导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之后,中国剧坛崛起的女导演群体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从北京的陈颙、张奇虹、林荫宇、陈薪伊、曹其敬;上海的苏乐慈、雷国华,到四川的查丽芳,广东的王佳纳,还有近两年较活跃的青年导演田沁鑫。这些女导演虽然在创作观念和创作风格上呈现各自的特质,但是同作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话剧导演,在她们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导演事业的进程中,以女性的细腻敏锐的婉约风格或奔放热情的豪迈气息诠释着历史、现实和人生。女导演日益成为中国戏剧艺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踌躇满志地登上戏剧艺术的圣坛,创造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意义,富有个性特征和审美内涵的戏剧作品,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戏剧艺术的发展和中国戏剧与国际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本论文所要涉及和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撷取中国话剧导演群体中有代表性十多位女导演,从她们丰富多彩、见功见力的舞台作品出发,论证她们对于中国话剧演出艺术史的无可争议的主体地位和卓着贡献;第二,力求对话剧演出史中关于女导演作品的整体意义,以及女性导演创作所具有的社会学和文化学层面的意义,予以深入归纳和总结,以期进一步完善对于中国话剧演出史的总体认识;第叁,对于每一位导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予以深入剖析和解读,以期发现和梳理女性导演作品的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在此基础上完善十一个部分的研究架构。第一章“中国话剧女导演创作概述”。着重分析了叁个阶段:现实主义话剧创作、新时期探索话剧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意识和精神的求索的过程中女导演的群体创作及其崛起的社会和文化根源,现实和美学意义,从整体俯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话剧转型过程中“女性戏剧的第二次高潮”----女性导演的群体崛起。从北京的陈颙、张奇虹、林荫宇、陈薪伊、曹其敬;上海的苏乐慈、雷国华,到四川的查丽芳,广东的王佳纳,还有近两年较活跃的青年导演田沁鑫等。这些女导演虽然在创作观念和创作风格上呈现各自的特质,但是同作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话剧导演,在她们的艺术生涯中同样浸染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追求,不懈之努力,在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导演事业的进程中,以女性的细腻敏锐的婉约风格或奔放热情的豪迈气息诠释着历史、现实和人生,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戏剧艺术的发展和中国戏剧与国际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第二章“现实主义话剧演出艺术的拓荒者”。着重分析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孙维世的现实主义话剧理论和实践。作为写实主义话剧艺术的拓荒者和传播者,她参与缔建“两大剧院”,她和那个时代的戏剧家们发展并传承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历史传统,也积极参与了话剧“民族化”探索的漫长历程,在美学观念的争鸣、坚守和开拓中,从理论到实践均起到了积极的传播和启蒙作用。在她身上,我们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构成的普遍形态在其作品和言说中的深刻附丽,通过作品的分析的同时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时代政治对于艺术家创作的深刻影响。第叁章“燃烧生命熔铸艺术的话剧祭司”。就陈颙导演的舞台作品中所呈现的崇高的史诗化的英雄气概以及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深入探讨了其艺术风格中所蕴含的高尚的审美旨趣和艺术人格。高度评价导演在作品创造中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念,以及在戏剧观的大讨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她始终坚持对于真善美的事物和精神的弘扬,坚持美好理想和道德信仰的传播,凝结了并体现了五六十年代导演的群体风范。热情燃烧、凌志飞扬。把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全部播撒在话剧艺术的舞台上,是燃烧生命熔铸艺术的话剧祭司第四章“女性的历史洞察力”。通过《于无声处》、《寻找男子汉》、《扎龙屯》等几部话剧作品的分析,发现在历史转型期女性导演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概括女导演对于现实世界的深刻审视和深度思索,以及她们所自觉承载的对民族和文化发展的责任感,从总体上归纳出中国话剧女性导演群落的独立姿态和精神风骨。第五章“阴柔阳刚之美学形态”。针对陈新伊和曹其敬等导演创作风格上呈现的豪放之气,从美学上澄清了男性对位阳刚,女性对位阴柔的错误的审美定位,分析了女导演作品中存在的“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不同的美学风格和内在意蕴;对于理想男性的塑造包含着女性对于理想世界和理想异性的美的想象和期望,故而历史中卓尔不群的君子和崇高悲剧中的英雄成为了女性导演较多涉及的题材和人物;肯定了女导演对于传统诗学中“闺阁情调”的审美突破,进而探究了她们的舞台诗作呈现出旋风和烈火般的激情的文化和历史动因。第六章“女性形象的重塑”。简要分析历代文学中女性形象,既发现在男性思维模式中女性被或丑化、或玩偶化的传统,也发现了导源于启蒙思想下的男性对于女性处境的同情以及对于女性形象富有启蒙意义的塑造;也概括了女导演对于戏剧人物形象的贡献中,许多新女性形象的重塑,标志着女性艺术家自觉地呼唤和推崇有独立精神和启蒙精神的女性的理想典范。中国话剧女导演创作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地再塑,很强有力的说明了女导演在理想世界里改造妇女命运和性格的意识和愿望。第七章“唯美浪漫的诗性思维”。概括了女导演创作中呈现的诗性思维的共性,母爱的精神以及博爱的情怀。几乎每一位女导演都排演过儿童剧,她们在儿童剧的创作领域中有着男导演们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因为他们是女人,是母亲,所以她们自然而然地把“母爱”的精神和“爱”的教育播洒进儿童剧的天地。此外,她们以爱的方式感受着世界和人生,以爱的情怀关怀着剧中人物的命运,以爱的语言启迪着话剧观众,在她们的作品中往往渗透出浓重的“情”和无限的“爱”,并且产生意味隽永和荡气回肠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令她们的作品染上了浓重的母性的气息。第八章“现代精神与舞台创作”。新时期探索戏剧的发展阶段之后,女导演的创作中出现了具有现代精神和世界意识的舞台创作,其中有对“荒诞派戏剧”的思考和实践;有对于经典题材的解构与重构;也有着古典精神在现代形式中的复苏和回归,共同呈现了理性价值、反思精神以及对于社会、道德、文化发展的自觉责任。第九章“搭建女性言说的舞台”。撷取女导演创作中有着较为鲜明的“女性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品予以女性主义角度的评论和分析。以期确定女导演自觉地用女性主义的角度和视角审视世界和时代的创作起点,发现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舞台写作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之含义。第十章“悲悯意识和人文关怀”。在九十年代的话剧演出舞台上,在歌颂型作品大行其道,商业化戏剧莺歌燕舞的文化氛围中,田沁鑫等女导演的作品中呈现出了严肃而又深沉的思考品格,她们的舞台创作不是锦上添花似的颂歌,也非从众随俗化的吟唱,而是渗透出艺术家深刻的悲悯意识和人文关怀。让我们触摸到了自“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所担负起文化启蒙的自觉行为和历史使命在当代的延续。第十一章“商业社会中的严肃命题”。在被商业化和歌颂型戏剧所包围的戏剧创造环境中,九十年代的导演呈现了难能可贵的理性思辨精神和文化责任感。他们借用现代的戏剧形式承载严肃的社会命题,或发问、或追寻、或批判,主动承担起重建信仰和价值体系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结语部分将对中国话剧女导演群体至于话剧演出史的贡献,其整体崛起的社会和文化两方面的意义,以及其创作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局限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展望话剧女导演参与话剧发展史的未来方向。此项研究从二零零二年开始,逐渐系统地关注女导演创作群体的观念、作品以及其作品中渗透的审美内涵,从一开始研究作品的美学意义延伸到批评的领域,以期填补中国话剧女导演研究的空隙,丰富戏剧研究的内涵,更全面地掌握女性导演美学的发展,丰富我们对于女性导演美学的理论认识,并且进一步厘清女导演在中国戏剧文化中所扮演的创造者与传播者的积极角色。也许关于女导演美学的研究和梳理还有大量的空间可以探究,对于该课题的思考在有限的时间里也许无法做到穷尽和完美,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和回答,还有诸多的思想有待更新和修正,个人的力量是有限和渺小的,希望这项研究作为一个新的视角,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中国话剧演出史的重写。
林树明[7]2003年在《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中提出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比较诗学尊重异类文化的理论要旨为基本向路，综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学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原型批评、社会学批评、读者接受批评、后殖民批评、解构批评，以及阐释学、传播学、新历史主义、生态主义等诸种理论与方法，大量运用第一手材料，采取跨学科多向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系统地从文化层面和诗学语境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成背景、伦理取向、现实意义及诗学精神作多维视野的观照。 本论文主要从理论探源、理论检视与省思、理论建构及展望等叁个方面展开讨论，剖析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流派的特点，研究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代各种批评理论的复杂纠葛、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它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和整个文学理论的发展所做的特殊贡献、性别问题与民族文化有何内在联系等问题，以期克服引进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某些盲目性，弥补国内学界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系统梳理相对薄弱的缺陷，进行跨文化诠释及跨文化对话，促进两性文化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其创新之处表现在两方面：一、大量翻译运用第一手英文材料，对女性主义原有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梳理与比较；二、原创性地提出了新观点、新理论。 本论文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包括序言、第一章、第二章)论述了研究对象、方法及研究价值及现实意义，讨论了女性生存的历史境况、女性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梳理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各派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学科特点或诗学精神，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读者接受批评及解构主义等批评理论既接纳又拒斥的对话原则；肯定了其在促使文学批评理论从形式主义范式向更具综合性的文化批评范式转移中的积极作用，通过翔实的论述批驳了那些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没有理论”、“缺乏理性”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了各派女J性主义批评的弱点; 第二部分(第叁章)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语境中，审视中国近代女性主义思想的流变，凸现明清以降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负载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男性从事女性文学批评“代女性言”的特点及意义、现代女作家的性别意识等，男女平等意识是我菌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至今仍有特殊的意义; 第叁部分(第四章)是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讨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存在的必然性与已然性，审理中国大陆与台湾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阵容，分析比较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钩勒其由女性主义批判向性别诗学建构、由文学批评向跨学科研究，以及逐步趋于学科化的发展轨迹。 第四部分(结语)是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趋势的期望: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学的发展，男女二元对立式的女性主义批评蒋遂步〕向两性互识互惠的“性别诗学”瘫，但这并不消弥性别特点，性别特症蒋永选是丈李观照中有趣而重要的维度。
钱丽娟[8]2006年在《异性的想像》文中指出纵观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犹太小说史，其中女性意识由弱而强，由次而主。这种变化为本文关于犹太小说的性别研究提供了依据与意义。本文以辛格、马拉默德和贝娄叁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犹太作家为例，结合他们文本中的主要女性角色，以阐明他们在注重刻画男性形象的同时也善于塑造女性角色，并力图对这些作品蕴涵的“男性的想像”进行合理的分析与客观的评论。同时，结合文本，运用“女性主义”相关理论评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地位经历了这么一个历程，即由传统社会的牺牲者到理想生活的追求者再到女性主义的实践者。通过展示小说中男女两性关系的演变进程，来分析其女性形象的进步意义，旨在与男性世界的对话交流中争取女性合理合法的权力，力图建构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前言部分介绍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现状，由于女性主义批评的盛行，当代美国男性犹太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针对评论界阐释的不足提出自己的阐释构思。第一章对性别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第二章对辛格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从辛格对女性的想像和叙述角度以及其女性自身命运的角度归纳出辛格笔下女性的受难者的地位，深受男权主义压迫的命运。第叁章对马拉默德笔下的女性进行分析，运用“原型批评”指出马拉默德对女性的想像受传统文化束缚，同时引出海伦这一女性形象的特例，海伦是理想生活的追寻者。第四章主要介绍索尔·贝娄笔下的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是女性主义的实践者，从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论述女性在各个方面的进步。第五章分析叁位作家对女性形象刻画的变化及其原因。从辛格笔下“受苦受难的传统女性”到马拉默德笔下的“有梦的海伦”再到索尔·贝娄笔下“破茧成蝶之后的马德琳”，显示了女性前进的步伐与力量。结语部分对如何建构两性的和谐社会进行一些思考。
张羽[9]2015年在《《宰赫拉的故事》叙事中的女性权威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哈南·谢赫是当代黎巴嫩女性作家,是阿拉伯女性作家的领军人物。她自19岁创作第一部小说以来,已陆续出版十余部文学作品,而小说《宰赫拉的故事》则被认为是她的代表作品。该小说于1980年出版,讲述了一个名叫宰赫拉的黎巴嫩女性一生的故事,她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无时无刻不遭受着来自各种各样的男性的压迫,也被卷入黎巴嫩内战的泥潭。该小说通过展现女主人公宰赫拉一生的经历与遭遇,来反映黎巴嫩女性乃至阿拉伯女性在男权压迫下的恶劣处境,为世人了解黎巴嫩及阿拉伯女性生存状态及黎巴嫩社会发展状况敞开了渠道。该小说为女性的疾苦呐喊,将女性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相连,被阿拉伯作家协会评选为二十世纪一百零五部最佳阿拉伯中长篇小说之一。国内外文学批评领域对该小说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社会政治主题的解读,鲜有对其叙事艺术的研究,而该小说之所以在世界文坛获得较大反响与作者所采用的灵活巧妙的叙事技巧紧密相关。后经典叙事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一个跨学科流派,将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注重研究分析在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下,叙事文本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与性别政治的关联,也探讨女性作家如何通过运用一系列叙事技巧在文本内建立女性权威,即文本内女性的地位、话语权等。因此,本文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指导,对哈南·谢赫的代表作《宰赫拉的故事》进行研究,分别从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角度来探究作品的叙事特点,并发掘小说叙事技巧对文本内建构女性权威的积极作用。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包含两个小节,第一节对作者哈南·谢赫的生平、作品进行概述,对小说《宰赫拉的故事》的内容、人物和主题进行梳理,同时对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该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二节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和研究模式进行概括介绍。第二章分析《宰赫拉的故事》所采用的叙事声音策略及其对文本内建构女性权威的作用。该章也分为两个小节,第一节分析小说的女性叙事声音,小说采用女性个人型叙事声音及集体型叙事声音双重女性声音来表达女性心声,在男权世界中为女性争夺了话语权,并赢得读者的同情与认可,引发读者与小说的共鸣,从而在文本内有效地建构起女性权威。第二节分析小说采用的男性叙事声音,小说穿插了宰赫拉舅舅哈西姆及宰赫拉丈夫马吉德的男性个人型叙事声音,男性叙事声音因其大男子主义的思维定势而具有不可靠性,从而产生反讽的效果,这在解构了男性话语权威的同时反衬与强化了文本中的女性权威。第叁章分析《宰赫拉的故事》所采用的叙事视角策略及其对文本内建构女性权威的作用。该章同样分为两个小节,第一节分析作者如何采用宰赫拉的女性叙事视角审视男性人物。女主人公宰赫拉主动站到“看”的位置上评价男性人物,而男性人物成为女主人公的观察客体,这凸显出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主体地位,对文本内建构女性权威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节分析作者如何采用女主人公的叙事视角审视女性自身,宰赫拉视角中平凡甚至丑陋的女主人公形象,以及褪去母性光环的“离经叛道“的母亲形象突破了类型化的女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传达出为女性争取公正待遇、摆脱男权束缚、成为自我主宰的女性主体意识,对文本内建构女性权威起到积极作用。
黄鋆鋆[10]2017年在《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符号意义》文中指出在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乡土文学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参与其中。乡土小说又是女性形象大幅产生的场域,它的意义生产与女性形象密不可分。一方面,各式各样的女性在乡土文学中获得了别样的生命和价值,被书写,被铭记;另一方面,许多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又作为一种符号被编码进文学与国家的现代性建构中,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其特殊的功用。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乡土文学的复苏,对女性形象的符号表达也逐渐走向了巅峰,这在刘庆邦、贾平凹、李佩甫等乡土意识浓厚的作家笔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乡土小说中,可以归纳出的叁类女性符号分别是:被限制在童年和自然语境中的少女、延续女娲神话强调生育和救赎功能的母亲、被过分呈现身体而忽视灵魂的“女妖”。这叁者因模式化、类型化的书写而构成了“符号”。女性符号之所以在乡土文学中被广泛运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形象内涵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与民族—自我的身份确认。其中,少女形象正如“儿童”一般指称着人类逝去的,也是永恒的精神家园“乌托邦”;母亲构成了受难与救赎的主体,她的身上延展出了乡土—国家—文化的诸种隐喻;作为欲望化身的“女妖”,既体现着男性的审美理想,又是“女妖—圣人”模式下的牺牲品,她们身上体现着正常人性为主流文化所不容的部分。女性符号承载了丰富的意义,是切入乡土文学与时代文化的一个突破口。但被囚禁在“美”和“意义”的金屋中,女性只能是代言人与失语者,并不具备自我发声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小说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女性形象以及乡土创作与现实间的巨大裂隙;二是把女性定义为“他者”暴露出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叁是作家主动融入市场或被市场胁迫所造成的女性消费与欲望泛滥。这也成为现代化转型之际文学病症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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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苔丝德梦娜:驯化的天使[J]. 黄驰.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3
[3]. 想象性书写与边缘性阅读[D]. 李军. 吉林大学. 2011
[4]. 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弃妇形象[D]. 李昕. 新疆大学. 2013
[5]. 伍尔夫作品中“房中天使”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D]. 何平. 山东大学. 2010
[6]. 中国话剧女导演研究[D]. 顾春芳. 上海戏剧学院. 2008
[7]. 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D]. 林树明. 四川大学. 2003
[8]. 异性的想像[D]. 钱丽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06
[9]. 《宰赫拉的故事》叙事中的女性权威建构[D]. 张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10]. 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符号意义[D]. 黄鋆鋆. 郑州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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