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教材评估——中国式文学概论的最早范式——《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研究法”课程讲授要义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范式论文,要义论文,文学论文,章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文学理论知识的增长以及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原有文学理论教材的学科范式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其对文学文化新现实的隔膜，其意识形态时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学界诟病之所，文学理论要求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典型地表现在近年来的文艺学的边界之争这一学术现象上。于是，如何编写文学理论教材成为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回顾历史方可展望未来，这里，我们以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撰写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对百年文学理论历程的回溯和评论，试图为当前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寻求有效资源。本专题所选取的四个文本反映了20世纪现代中国各个时期文学理论的编写旨趣，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学术文化氛围，这一历史的梳理和评述既展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进程，其具体的解读也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个性，我们希望这组文章有助于推进今天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改革。
[中图分类号]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7)05-0001-13
反思中国文艺学的百年之路，从课程形成与教材编撰的角度予以探讨，当是一条有趣的路径。近年来，学界对民国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编撰史的研究颇有收获。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晚清的一份文献，即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中有关“文学研究法”课程的讲授要义，此文献虽然不是一本完整的文学概论教材，但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学概论课程最早的一份讲授大纲，值得给予关注和研究。
一般而言，说“文学概论”成为一门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也是“西化”的产物，是有事实根据的。从1920年至1946年，国内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多种，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刘永济《文学论》(1922)、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老舍《文学概论讲义》(1930—1934)、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这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论述的话题、写作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其理论框架、写作范式基本上是按西方学术规范运作的，或移植、或翻译、或以西域文学思想重解本土文学现象，思想根底无疑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客观地看，这一现象是西学东渐的必然产物，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大背景下，“文艺理论方面，中国古代感悟式的片言只语或灵思妙语，逐步为西方讲究逻辑分析和综合的理论体系所代替。一些著名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一个个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经典著作，并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文艺理论的名词术语，以至中国传统的一些名词术语，反而不为人知，不为人用。就这样，西方文艺理论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面貌，使之从古代的走向了现代的，从玄学的走向了科学的”(蒋孔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蒋孔阳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14页)。但是，这种走向并没有得到中国学人的真正认可，历史表象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并不能代表中国文艺学的过去和未来，具体而言，在“文学理论”课程形成和教材编撰中的“西化”表象之后，实际上潜藏着一个横亘在几代中国学人心头的话题，即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从晚清直到当下，中国学界从未停止过反思与讨论。从课程形成和教材编撰的角度反思中国文艺学的百年之路，其中心话题依然是域外思潮和本土文化资源如何融合的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思路是对历史的反拨，是今人高于前人的地方，历史表象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往往遮蔽着我们曾经遗忘、遗漏了的历史的“断裂”——重解与反思历史的入口，就像福柯所说：“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所以，我们在从课程和教材方面反思中国文艺学百年之路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找一找与历史表象不一致的“断裂”之处，并弄清这些“断裂”被遮蔽的原因？如此，我们今天的反思和建构方有真正的历史的厚度。
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西方学科知识分类意义上的文学课程，是康有为辈“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1页)的教育改革思想为“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就“文学概论”课程在清末民初形成的过程而言，课程内容的“西化”与理科、工科课程是有差别的，在理科、工科课程上，“西化”是无条件的，因为中国传统教育在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讲授上，几无发言权，但属于文学类的“文学概论”，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中国传统诗学是不会禁言的。如1 902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设有“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课程。关于“文学研究法”，《奏定大学堂章程》似乎特别重视，不惜以诸多文字规定了此课程的讲授要义，以今日的眼光观之，该要义大致包含如下内容：(一)文字、音韵、训诂的历史变迁：“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二)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三)文学本体论：“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四)中国文学文体发展论：“群经文体，周秦传记史文体，周秦诸子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体，诸史文体，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骈散古合今分之渐，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五)文学的性质：“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六)文学名家论：“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七)文学鉴赏论：“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八)文学的各类文体：“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九)各国文法：“东文文法，泰西各国文法”；(十)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文学与外交之关系，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十一)文学盛衰论：“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十二)文学价值论：“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有实与无实之别，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就这段文字内容而言，其对“文学研究法”课程讲授要点的规范显然远远超出了今天的《文学概论》，文字学、写作学的内容大量包容在其间，依此而论，可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在中国草创时期的一种“稚嫩”，还没有在学科分类意义上为“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作出准确的定位，但是，这毕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中国“文学概论”的概要，其文献学的价值并不逊于后世任何一本成形的“文学概论”教材。与其他课程(《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课程表上共设置了407个科目)相比较，只有“文学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两门课程被《奏定大学堂章程》制定者格外关注，作出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两门课程的文字说明之前均加上一句话：“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如下”、“中国史学研究法，略解如下”，与课程名目相比，多出“中国”二字，缘何如此？颇值玩味。
中国近代兴办大学肇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筹办，亦是“百日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科举与学校之争的产物”(郑登元：《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向光绪皇帝奏陈的“立学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而梁启超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之中的办学方针是“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一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亲近帝党，倾向变法，可他的“立学宗旨”依然出自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与梁启超的办学方针显然有异。1901年，在“新政”期间再次兴起的办学热潮中，曾因“滥举康有为”受革职处分的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主持制定了《壬寅学制》(1902)。1903年，清政府认为张百熙“喜用新进”，有改良主义思想，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又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重订学堂章程。经修订后共有二十件，其中有十六个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为其中之一种)，合称为《奏定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历1904年1月13日)颁布，故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立学宗旨是：“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97页)这个“立学宗旨”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当然是直指梁启超的维新“逆举”，也比孙家鼐奏陈的“立学宗旨”有了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弄清了这个背景，“文学研究法”和“史学研究法”之前何以加上“中国”二字，其意不言自明。
如果把《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法”作为中国“文学概论”的一个教材雏形进行解读，我们已在上面作了相关的背景考察，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一)我们的前辈在思考“文学概论”的具体内容时，确实过多以意识形态的话语钳制了文学话语的发展空间(其实这种倾向并非晚清所独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对文学的思考还具有学理性的一面，即比较客观地探寻中西文化会通的学术性思路，今天解读“中国文学研究法”，重点更应放在这一点上。在《癸卯学制》诸文献中，还包括有一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进呈的《学务纲要》，其中一段文字，就清楚地表现出了“中国文学研究法”的学术性思路：“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中国为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非，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98页)用今天的话来说，文学概论课程要关注中国的文学史，关注中国文学赖以生存的“文辞”特性，此番见解，若去掉晚清保守的文化心态，对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构中国“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体系，不无启迪作用。(二)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学研究法”并非纯粹愚顽的“卫道”思想的产物。比如，其放弃了文学为“我朝我代”歌功颂德的陈腐思想，不仅看到文学形式(文字、音韵、训诂、文体)的历史变迁，而且承认了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另一方面，以“修辞立诚、辞达而已”、“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文章(文学)“之本”和“之法”，显然在对文学性质的认识上，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学观中的某些元素。就前者而言，“文学研究法”的作者把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文学观赫然作为观察、研究古今中外文学的基本方式，这无疑是默认了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对西学的重新认识，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中国思想界冥顽者依然视西学为妖魔，开化者亦固守中体西用的信条，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无限感慨地说，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数十年间，思想界无丝毫变化”。甲午惨败，中国思想界中的先进者终于认识到“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教育(上)》，广智书局宣统元年十一月第十版，第64页)。文学领域对西方的认识的发展是与整个思想界西学观念的转变相同步的，具体表现为“晚清时期，创作和翻译小说之风极盛”(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5页)。1902—1903年，出现了大量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根据阿英的统计，达到千种以上，而主要刊载小说的刊物达三十多种。“文学研究法”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列为文学诸文体之一，且要求注意“与古文不同之处”，足见维新派的文学观念亦得到“文学研究法”编撰者的学理性的认同。由此可见，甲午战事前后中国思想界对西学的重新认识是不能以“全盘西化”和“拒绝西化”加以概括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对西学的重新认识。与洋务派相比较，维新派较之他们保守的和开明的前辈不同的是，他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西学所提供的关于全球现状的文化知识，形成了一种关于全球的时代观，并得以从全球的时代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处境与前途，“这使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外围向其中心渗透。这种渗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国思想倾向的大融合，最后产生了19世纪90年代的思想的风云激荡”(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学”的标志之一便是“会通中西”，康梁以今文经学的形态、孔教的形态“会通中西”的尝试是不成功的，但中西文化必须“会通”则是中国文化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这种思路在意识形态上固然为“文学研究法”的编撰者们所反对，但在学理上，则是晚清思想界一种潜在的共识。我们今天从“文学概论”课程和教材编撰的发展历程中，更应重视研究这种潜在的学理上的共识，方能寻求中西文学思想“会通”的学理性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