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奸罪直接客体的理论思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奸罪论文,思辨论文,客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强奸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在刑法理论上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尽管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有些趋向于统一，但仍然没有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作一番研究。
一 关于强奸罪直接客体的研究进程
刑法学界对强奸罪直接客体的认识， 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从1979年颁布刑法到1984年前后，是认识比较混乱、观点难以统一的时期。这个时期，关于强奸罪的直接客体，共有以下几种见解：（1 ）认为是妇女的性自由权利；〔1〕（2）认为是妇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和名誉。〔2〕其中有的仅表述为“妇女的人身权利”， 有的仅表述为“妇女的身心健康”，还有的仅表述为“妇女的人格、名誉”；〔3〕（3）认为是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4 〕其中有的表述为“女性合法婚姻性行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5〕（4）认为是“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6〕（5）认为是“妇女的性的权利”；〔7〕（6）认为强奸罪是复杂客体，即既侵害妇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名誉，也侵犯其性的自由权利。〔8〕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表述方法，如有人认为“强奸罪的客体是妇女特有的人身权利，即妇女拒绝与合法配偶以外的任何男人发生性行为的权利”；〔9 〕还有人认为强奸罪的客体是“合法婚姻关系范围内的女性的性行为不可侵犯的权利”。〔10〕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关于强奸罪的直接客体，简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到了1988年前后，关于强奸罪直接客体的见解逐渐集中于上述一、三两种观点。此外，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两种新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是“妇女的性的自由权”〔11〕另一种观点认为，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性”。〔12〕自1988年以后，关于强奸罪的直接客体，虽然仍有这四种不同的观点，但更多的是集中于上述第三种观点，即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把强奸罪的直接客体表述为“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这种变化从各类政法院校的刑法教课书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比如，中国政法大学1984年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义》把强奸罪的直接客体表述为“妇女的性的权利”，而1988年7 月编写的《刑法分论》则改为“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13〕此外，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法院业余大学的刑法教课书，还有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刑法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法学》以及一些中等法律专科学校的刑法教课书，都是这样表述强奸罪的直接客体的。〔14〕由此可见，把强奸罪的直接客体表述为“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已经成为刑法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通说。
二 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述评
由上可知，关于强奸罪的直接客体，刑法学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而且争议正在不断地缩小，并逐渐走向统一。然而，笔者不无遗憾地发现，至今学术界关于强奸罪的直接客体的表述（包括逐渐趋向统一的这种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的观点），仍然没有一个能够准确、科学地揭示出强奸罪直接客体的本质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之。
先看第一种观点。此种观点把强奸罪的直接客体表述为“妇女性的自由权利”。应当说，在众多的观点中，相对来说，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它基本上抓住了强奸罪的本质特征。但此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因而也就谈不上十分的科学和准确。因为按照我国的民族习惯和国情，不存在性自由问题。尽管刑法未把通奸行为规定为犯罪，但通奸绝对为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所不容。当然，持此种观点的同志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强调说：“所谓性的自由权利，就是说妇女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发生合法的性行为，而拒绝非法的性行为的权利”。〔15〕照此解释“性的自由权利”的话，那么，这种观点与大多数同志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不赞成“性自由”这种提法的同志，并不否认在合法范围内的性自由，而赞成“性自由”这种提法的同志，也不支持合法范围外的性自由。如此说来，两种观点虽然提法不同，但并无质的差别。那么到底哪种提法更好一些呢？我以为还是不提性自由更好一些。因为这种提法，很容易让人与西方性自由联系在一起，而西方的性自由又确实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提法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所以我们不赞成这种提法。
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是妇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和名誉。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只从表面上看待强奸罪，而没有抓住强奸罪的本质。从表面上看，强奸罪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损于妇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和名誉，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妇女被强奸的事实不为人所知，也就不存在影响名誉的问题，即使是为人所知，但大多数人能够正确地认为责任不在妇女，这实际上也不影响妇女的名誉。退一步讲，就算是强奸罪也侵犯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和名誉，但这决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犯罪人强迫妇女从事性行为。从“强迫从事性行为”这个意义上讲，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显然不能用“妇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和名誉”来表述。况且这种提法，与伤害罪和侮辱罪、诽谤罪很难划清界限。
上述第三种观点认为强奸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正如前文所说，此种观点目前已经发展为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成为一种通说。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正是这种通说，正是这种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恰恰是最缺乏科学性的，因而也是最不准确的一种说法。请看，在此种表述里，用了“不可侵犯的”五个字。难道不强调是“不可侵犯的”，妇女的性的权利就是可以侵犯的么？当然不是。众所周知，所有的刑法教课书在表述其他任何犯罪的客体时，都未适用“不可侵犯的”这五个字，比如，大家并不说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也不说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财产的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而只说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在这里，不强调不可侵犯，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可以侵犯的。简言之，“不可侵犯的”这五个字”完全是多余的，应当删去。删去“不可侵犯的”这五个多余的字之后，上述第三种观点对强奸罪的直接客体的表述就成了“妇女的性的权利”。那么，什么是“妇女的性的权利”呢？无庸置疑，“性的权利”是一种正面的权利，它就象人的劳动权利、饮食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一样，是一种享受某种待遇的权利。因此应当说，“妇女性的权利”就是妇女享受性生活的权利。把强奸罪侵犯的直接客体表述为“妇女的性的权利”，那就等于是说强奸罪侵犯了妇女的性权利。“侵犯妇女的性权利”意味着什么呢？大家知道，通常我们说，侵犯休息权利，就是不让人家休息；侵犯受教育的权利，就是不让人家受教育，由此推论，所谓“侵犯性的权利”，其实质含义就是不让妇女过正常的性生活。“不让妇女过正常的性生活”与“强迫妇女过性生活”是完全对立的两码事。不言而喻，强奸罪是强迫妇女过性生活，而不是不让妇女过正常的性生活。由此可见，把强奸罪侵犯的直接客体表述为“妇女性的权利”，在意思上完全搞颠倒了。这就足以说明，上述第三种观点是不科学的。用了“不可侵犯的”五个字不科学，去掉这五个字仍然不科学。
上述第四种观点把强奸罪侵犯的直接客体表述为“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仍然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请问，不让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比如，不让妇女与自己的丈夫实施性行为，是不是侵犯了“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然而，这与强奸罪的本质强迫妇女实施性行为完全是两码事。另外，使用“正当”二字也有问题。何为“正当”的性行为？按照有些学者的解释，是指“合法婚姻关系范围内的性行为”。〔16〕如此说来，所谓“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也就是只能在“合法婚姻范围内”决定自己的性行为。其言外之意是说，妇女在合法婚姻之外，就无权决定自己的性行为了。既然妇女在合法婚姻之外无权决定自己的性行为，那么，谁在合法婚姻之处有权决定妇女的性行为呢？再说，既然妇女在合法婚姻之外无权决定自己的性行为，那么，他人在妇女合法婚姻之外强迫其实施性行为，岂不是就不存在侵权问题了（因为本来就无权可侵，自然也就不存在侵权问题）？这么一来，是不是只有强奸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妇女才构成强奸罪，强奸不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妇女就不构成强奸罪呢？可见，在表述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时，试图用“正当”二字增加表述的科学性，反倒弄巧成拙了。这些同志使用“正当”二字，无非是为了表明，妇女在合法婚姻之外性行为是不正当的。其实，妇女在合法婚姻之外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实施性行为，不论其是否正当，均不存在犯罪问题；他人阻止妇女在合法婚姻之外按照自己的意志实施性行为，也不存在犯罪的问题。而只有强迫妇女实施性行为的，才存在犯罪问题。而妇女在强迫之下实施的性行为，也就无所谓正当不正当了。这就说明，用“正当”二字来表述强奸罪的客体，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科学的。
其他一些对强奸罪直接客体的表述方法，也是不准确的。比如，有人说强奸罪的客体是“合法婚姻关系范围内的女性的性行为不可侵犯的权利”，难道合法婚姻关系范围外的女性的性行为就是可以侵犯的么？还有人说，强奸罪的客体是“妇女拒绝与合法配偶以外的任何男人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这一表述，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但也有三个问题：首先，这一表述显得过于直接和具体；其次，拒绝与合法配偶以外的任何男人发生性行为，与其说是妇女的权利，倒不如说是妇女的义务；第三，把这种权利仅仅局限于具有合法配偶的妇女，那么，没有配偶的妇女是不是就没有拒绝与任何男人发生性行的权利了？
三 对强奸罪直接客体的正确界定
西南政法大学的董鑫教授在他1990年主编的《中国刑法分论》一书中指出，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是“妇女的性的自主权”，应当说，在所有关于强奸罪直接客体的表述中，这一表述是最接近正确的一种表述，或者说这一表述是比较科学和准确的（当然还不是完全准确和科学）。这一表述的科学之外是使用了“自主权”一词。所谓“自主”，乃是自己当家做主的意思，它与“自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说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在法律、纪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但说妇女有性自由的权利，毕竟与西方的性自由容易混淆。而用“自主”一词表述妇女在性行为上的权利，不只是能充分体现出这一权利的内涵和特点，从而能充分揭示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而且能科学地与西方性自由区别开来。可见，使用“自主权”一词，是比较科学的。
不过，董教授对强奸罪直接客体的表述也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那就是单纯地使用了一个“性”字。“性”字在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妇女在性别上的特质，二是指性欲。性别是一种自然属性，性欲是一种生理现象，二者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情况下，人们既无法改变人的性别，也无法剥夺人的性欲。〔17〕换句话说，性别和性欲是一种权利。说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是“妇女的性的自主权”，那就等于是说，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是妇女性别或性欲的自主权，也等于在说，妇女有权决定自己的性别或性欲。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不能说人有性欲的权利，但可以说人有性行为的权利。因为性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是由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但性欲却不受人的意识所支配。事实上，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性欲，但可以决定自己的性行为。就像法律不能限制人的思想但能限制人的行为一样，法律也不能限制人的性欲，但可以限制人的性行为。因而，法律不能赋予或剥夺人们性欲的权利，但可以赋予或剥夺人们性行为的权利。所以，不能说妇女有性的自主权，只能说妇女有性行为的自主权。
性行为的自主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自己决定实施性行为的权利，二是自己决定不实施性行为的权利。妇女自己决定实施性行为，若强迫其不实施性行为；或者妇女自己决定不实施性行为，但强迫其实施性行为，都属于侵犯妇女性行为的自主权。但按照刑法规定，能够构成强奸罪的，只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而，界定强奸罪的直接客体，也不能笼统地说是侵犯了妇女性行为的自主权。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这样来界定强奸罪的客体：强奸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妇女不实施性行为的自主权。这就是说，妇女自己决定不实施性行为，而强迫人家实施性行为，就构成强奸罪。如果妇女自己决定实施性行为，有人强迫其不实施性行为，则不构成强奸罪。笔者以为，只有这样来界定强奸罪的直接客体，才是准确和科学的。这一界定是说，实不实施性行为，妇女有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而强奸罪侵犯的只是妇女不实施性行为的自主权，并不是实施性行为的自主权。
注释：
〔1〕参见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2页。
〔2〕西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刑法分则讲义》，1980 年印刷，第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义》，群众出版社出版。
〔3〕同〔1〕
〔4〕高铭暄主编《刑法学》1982年版，第440页
〔5〕同〔1〕
〔6〕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著：《刑法各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7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义》（分则部分），校内用书1984年编印，第151页。
〔8〕同〔1〕
〔9〕《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一期。
〔10〕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1984年编印《刑法学论文集》第94页。
〔11〕董鑫主编：《中国刑法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12〕周柏森主编：《中国刑法学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页。
〔13〕梁华仁主编：《刑法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4〕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另见，林准主编《中国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高铭暄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1页； 高等教育文科教材《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15〕王作富著：《刑法分则要义》，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16〕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1984 年编印《刑法学论文集》第94页。
〔17〕虽然可以通过手术改变人的性别，也可以通过阄割湮灭人的性欲，但那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