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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失业率上升，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对此，中央及时调整了宏观政策方向，变“适度从紧”为“适度扩张和积极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比预想的要差，内需还没有真正扩大，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物价指数仍然是“负”数。这种状况使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受阻，实现今年7 %的经济增长目标有一定困难。因此，需要对内需不能真正扩大的原因进一步分析，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一、目前我国内需不能真正扩大的症结何在
对目前我国经济不景气，内需扩大不明显，物价指数持续下跌，许多理论工作者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内需不能真正有效扩大的原因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失灵”。他们认为，从1996年5月到1998年12月， 人民银行连续六次降低了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2.98 %降到3.78%。这期间又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较大的推动，但实际效果比预想的要差。今年头两个月，消费指数在“涨”，物价仍是负数。因此，他们怀疑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失灵。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些年工业盲目扩张，重复建设，使许多产品供需矛盾突出，成为绝对过剩产品，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存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所以，内需难以进一步扩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随着住房、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相继出台，需要居民个人负担支出的项目越来越多，城镇居民买房、子女入学、看病、养老等压力大，使居民钱袋子捂得很紧，对其它消费品的需求相对减少，这也使内需不能形成有效扩大。
第四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失业人员增多，失业者收入下降，不能形成有效需求，从而使内需扩大举步维艰。
我认为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一面，但也有些偏颇。第一种观点对国家经济政策期望值太高，忽视了国家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和局限性。一旦实际与期望出现距离时，就完全否定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作用。实践证明，近几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有作用的，它使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8%。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8.3%。实践也表明，单靠财政货币政策已不可能成为经济启动的引擎，还必须有其它政策的配套。第二种观点只注意到了城市市场，而忽视了农村市场。其实，许多产品在农村的普及率是很低的。因此，中国目前出现的生产能力过剩，并不是绝对过剩，只要想办法开拓广阔而巨大的农村市场，过剩产品还是有出路的，内需也能进一步扩大。第三种观点则把居民钱袋子捂得紧，不能形成有效需求的原因归结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居民个人负担支出的项目越来越多，压力增大，不敢随意投资和消费。其实不尽然，居民捂紧钱袋子，更主要的是：居民投资的渠道狭窄，投资形式单一；有些产品消费门槛太高，如房屋、轿车等商品的售价相对于人民的收入来讲太高，且税费繁多，难以形成有效需求。只要改善投资和消费环境，需求也还是可以扩大的。第四种观点夸大了失业者对经济的影响。从1993年以后，我国失业率由3%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7%，有人估计1998年我国城镇真正失业率达7%—8%。然而，失业人口毕竟是少数，同就业人口相比，还不足以完全左右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我国内需不能有效扩大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在国家投资需求增加的同时，企业因资金缺乏而不能很好地跟进；居民收入水平还较低，投资和消费环境还较差。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言，消费需求不足是内需不能有效扩大的主要原因。这不仅由于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由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其本身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持久的推动力。就目前情况看，消费需求中，农民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的，它是制约我国内需不能扩大的根本原因。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我国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市场所占的份额比较大。第二，农村居民有效需求不足，城市企业就难以摆脱目前的困境，国家经济也不能实现良性循环。因为，农村在为工业提供原料的同时，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农民不仅需要生活资料，也需要生产资料，这为工业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创造了条件。近些年来，农村市场萎缩，农民有效需求不足，既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又影响了内需的扩大。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民有效需求不足的呢？
二、农民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分析
造成农民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是以下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但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有效需求不足。199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425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60元，实际增长只有4.3%，跌至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注：数据来源：《半月谈》，1999年第7期。）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有效需求不足， 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扩大，由1978年的2.9∶1、1985年的2.3∶1扩大到1995年的3.43∶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又使农村市场占全国社会总市场的比重由1985年的58.5%降为现在的40%左右。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第一，我国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幅度远高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幅度，“剪刀差”持续上升。“剪刀差”直接吞食了农民的利益，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每年都有近1000亿元以上资金通过“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中流出。第二，农产品供求格局的变化，使农产品总量的扩张不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近年来，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数已达小康，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81 年的145.4公斤稳定下降到1997年的88.6公斤。 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90年的262.1公斤逐步下降到1997年的250.7公斤（注：数据来源： 《中国改革》，1999年第2期。）。 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农业增长越来越受到需求的制约，这使农民在丰收的情况下不能增收，出现“卖难”等问题，农产品价值最终难以实现。第三，我国农业资源、技术的现状，也限制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资源十分有限，特别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加上近年来土地的非农化趋势严重，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据《法制日报》1999年2月4日的报道，在中央“冻结”措施下，1997年耕地仍减少203万亩，1998年耕地减少估计300万亩。耕地在减少，农村人口却在增加，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渠道又因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受阻，出现了农业劳动力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农民依靠耕地等资源增产增收的难度加大。另外，我国农村人口素质比较低，据统计，农民家庭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有近15人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78%。这样的人口素质使靠普及科技、采用先进的农业增产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来促进农业产出效益的增加之路障碍重重。
2.农民的负担沉重
农民的负担沉重，既表现为农民要尽过多的社会义务，也表现为农民要承担过重的家庭责任。首先，农民的社会负担重。针对农民的社会义务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曾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甚至硬性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家庭水平人均纯收入的5%， 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始终没有能有效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特区时报》1999年2月11日报道，广东省农业厅的调查表明，广东1998 年生猪增产不增收，农民饲养猪普遍亏损。1997年每头出栏肉猪盈利100 多元，而1998年每头肉猪则要亏损80元以上，每头生猪负担税费达100 至134元。不仅养猎，农民从事其他经营都有类似的情况。另据1998 年《嘹望》周刊提供的资料，1997年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以资代劳、社会负担等费用，全国人均180多元， 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现金收入的16%。其次，农民家庭负担也很沉重。农民上要养老，下要哺小。我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不覆盖农村的，因此，农民一旦自立就要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同时，农民还有养儿育女的义务，在子女上学费用看涨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节衣缩食，除维持最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之外，难以形成其他消费需求。再次，农民还存在畸形消费心理，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在农村许多地方，红白喜事如何办，办得是否排场，是人们判断父母是否“爱”儿女，子女是否“孝”父母的标准。因此，为嫁娶儿女，父母得准备“厚礼”，大吃大喝；为老人的去世，子女得“大方”，办得必须排场。这样，农民本来就不多的收入，更是由于众多的负担而显得拮据。
3.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我国农村地区，交通、通讯、电力、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太落后，缺乏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基本条件。有些地区的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了产品，但由于运输落后，不能使其变为商品增加农民收入；工业品运进农村市场，成本高，价格贵，农民消费不起。有些地区的农民因信息不灵，难以根据市场信号作出生产决策，使产需脱节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农村电价太高，高出城镇的一倍甚至几倍，又经常拉闸限电，使农民对农用生产资料的消费“望电生畏”，也使耐用工业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率低。1997年，广东农村的人均纯收入3467.7元， 是全国平均水平2090元的1.66倍，但广东农村的家电普及率却很低， 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的洗衣机比全国的21.87台少2.97台，电冰箱比全国的8.49台仅多1.41台，彩电虽比全国的27.32台多18.78台，但比广东城镇每百户居民拥有119.1台却少73台。由于农民用电成本高， 致使许多家电商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都不理想，也导致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民“节约”用电的同时，全国许多发电厂设备利用不充分，电力生产过剩。
4.农民对未来增收的预期不好
近几年农民收入形势，已经影响到农民对未来的增收预期，使农民即期消费欲望不强，甚至出现了消费紧缩的倾向，使得结余购买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据有关部门测算，1997年农村居民可以形成的购买力水平为2.55万亿元，但实际形成的有效需求只有1.4万亿元。 （注：数据来源：《中国改革》，1999年第2期。）
可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沉重，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好等原因，导致了农民有效需求不足。而农民有效需求不足又是近年出现的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三、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政策选择
要增加农民的有效需求，从而使内需扩大，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政府部门必须首先考虑农民兜里是否有钱，如何增加农民兜里的钱，怎样才能使农民兜里的钱不被“截流”；同时，也要为农民按自己的意志花好兜里的钱创造条件。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通过“增收”为农民的有效需求奠定基础。
农民收入增加是形成对工业品有效需求的前提条件。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必须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各级政府部门要杜绝对农业生产的不正当干预，还农民以真正的自主经营权。让农民能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作出生产决策，决定自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问题。其次，建立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降低农产品进入市场交易的风险。政府部门给农民以真正的自主经营权，并不是今后就无事可做。为了减缓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在放开农产品价格之后，政府还应制定最低保护价和相关的补贴政策，使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不低于化肥、农药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再次，拓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在目前农村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得减少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劳动力有三种办法：一是在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乡镇企业，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应避免重复建设，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市场供给的有效率。二是加快中小城镇建设，使部分已经或将要“工业化”的农民“城市化”。三是在加强疏导和管理的同时，鼓励并保护农民合理的跨国、跨地区流动和进城择业。
2.通过“节支”，为农民的有效需求提供可能。
“节支”就是减少农民不应有的额外支出，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应从三方面努力，一是精简乡镇政府机构。现在一个乡镇一般都有上百名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工资收入普遍不是来自正式的财政税收，而是来自当地从农民那里自行筹集的各种提留、摊派。因此，要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精简机构。同时，还要花大力气改革乡村人事和财务制度。今后乡镇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数量不能自聘，应由上一级政府根据国家法律、规章来核定。通过改革，以农业税代替各种税、费，取消现有的乡镇财政所，不允许乡镇政府收取除了农业税以外的各种费用，乡镇级财政收支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统一管理，由国家核定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由县级政府从财政税收中直接支付。只有这样，才能使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落实。二是规范各种收费。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逐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稳定农村教师的收入，杜绝为增加教师收入而从农民收入中“截流”的现象。政府部门还应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价格监管，不允许对农民暴力式的掠夺。如电价应确定一个最高限价；不允许行政机关利用自己的权力向农民兜售农用生产资料等等。三是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使农民明白，有钱应花在子女教育，以及提高自身及家庭生活质量上，而不应为封建迷信花冤枉钱；对老人的“孝”不是体现在死后怎么办排场，而应体现在生前的赡养上。农民只有有了正确的消费观，才能用好手中的钱。
3.通过增加农业投入，为农民有效需求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期，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重点是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变以前投资中的非农偏好。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有多种效果：一是可以增加农民对农业机械的使用率，以进一步增加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资；二是可以增加耐用消费品在农村市场的占有率；三是可以沟通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打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