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帝国主义”理论批判与遗留问题_超帝国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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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还是最新阶段?这是世界众多学者、理论家都在探寻答案的问题。

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对此作详细的论证。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成熟的、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在此之后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因此,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的估计可以说是许多革命家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曾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列宁的著作是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的。

但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在列宁生前1917年出版的此书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个版本有列宁写于1917年4月26 日的序言。直到列宁逝世10年以后,本书才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为书名出版。不知道1917年的版本出于何种考虑不用“最高阶段”而用“最新阶段”的提法。在俄文第1、2、3 版的《列宁全集》中书名用的也是“最新阶段”。从提法本身看,“最高阶段”是到了顶的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有新的阶段出现,而“最新阶段”则意味上不封顶,此后还可能有更新的阶段出现。1935年的版本大概是根据1916年的手稿标题改回去的,但是这种改动是否注意到列宁1917年改书名的考虑?这是列宁思想史研究中有待查明的问题。

有一个人物曾经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提出在帝国主义之后有可能出现“超帝国主义”阶段的设想。此人就是考茨基。他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星期,而于大战爆发后发表的文章《帝国主义》中预言,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资本主义还能够继续发展。他写道:

“大企业、银行和亿万富翁的疯狂竞争,使并吞了小财阀的那些大财阀产生了卡特尔思想。因此现在从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其中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将结束军备竞赛。

可见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我们当然必须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不过它的危险不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这一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

世界大战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帝国主义意图和军备竞赛首先加剧——这一来,继战争而来的和平就只是一项短暂的休战。不过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已经不再有任何事情妨碍这次强烈的爆炸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了”。〔1〕

1915年4月, 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书中更为完整地提出了他的超帝国主义的设想:

“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衰退,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减军备的意图,战前最后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最后还有不同的金融资本阶级集团日益发展的国际融合,促使我意识到,现在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否被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取代,这一政策将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资本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无论如何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是否也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答这个问题。‘加入发展中来的新成分’‘还看不清楚’。但是我赞同库诺的看法即发现和考察这些新成分,是理论家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2〕

考茨基谈到两种可能性,它们取决于战争的不同结局。“战争可能使金融资本家间的民族仇恨达到极点,使军备竞赛继续进行,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从而完全摧毁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另一方面,“战争也可能有别的结局。它的结束方式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3〕这恐怕就是他所谓的还看不清楚的加入的新成分。 对这种可能性的设想考茨基后来也没有放弃。1927年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重申了这种设想:“但是,金融资本通过世界大战的教训也许会看到这种扩大剥削范围的方法过于冒险。这种追求增值利润的活动,会使全部资本遭受太大的风险,而相反地过渡到超帝国主义,过渡到所有国家的金融资本家的国际卡特儿化倒会更为有利。”〔4〕

为理解考茨基的观点需要弄清楚他的一个看法,这就是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这个看法当时是理论界较为普遍的看法,布哈林也持这种看法。因此概括起来,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指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看到世界上各金融集团通过战争的办法去争取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其代价太高,有可能搞得两败俱伤,因而有可能把经济上组织卡特尔的政策推广到对外政策上去,组织国际大联合,使所有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实现国际卡特尔化,用联合起来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残杀。这样在帝国主义之后会出现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对出现这样一个阶段的可能性考茨基没有说得很肯定,而只是说“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否实现,还“没有足够的前提”给予解答。他提出,理论家应当考察能影响这一设想实现的“新成分”。

在俄国党内最早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作出评价的是布哈林。他在《世界经济》一书中有专门一章《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超帝国主义”》批评考茨基的新理论。布哈林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超帝国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从理论上讲帝国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竞争的表现,因此这种竞争一消除,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也就消除了,这就出现把分解为各民族集团的资本变成统一的世界组织的过程,这个世界组织就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世界托拉斯。布哈林认为,“从抽象的理论上看,这样的托拉斯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因为一般来说,卡特尔化的过程是不存在经济界限的”。但是他随即指出,“这种抽象的经济可能性决不意味现实的可能性”。他引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的话说:“从经济方面看组成一个领导全世界的托拉斯,从而消除危机,这是有可能的。这种卡特尔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尽管从社会与政治上来看,这种状态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极端紧张的利益对抗必然造成卡特尔的崩溃”。布哈林接着说:“实际上由于社会政治原因甚至不容许成立这种囊括一切的托拉斯。”〔5〕对于这个论断,布哈林作了详尽的论证。

订立比较稳定的协定的首要条件是世界市场上大致势均力敌的状态,否则占据有利地位的集团就不会参加协定,它会用斗争的办法去打垮对手。因此,国际托拉斯的建立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纯经济的相等,其中包括生产成本的相等。生产成本的相等归根到底是劳动力价值的相等,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上。因此经济结构相等是达成协议的一个条件。否则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会因参加协议无利可图而拒不加入。第二,经济政治上相等。资本与国家的结合可以转化为一种附加的经济力量,强国可以为他的工业争取到有利的贸易条件。所以在估计世界市场上的条件时不仅要考虑斗争的纯经济条件,而且还要考虑其经济政治条件。因此即使经济结构大致相同,但如果军事力量悬殊,那么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与其参加协定不如继续斗争更为有利。

对上述相等问题还不能仅限于从静态即现状去考虑,还要从动态即发展的可能性去考虑。资产阶级的民族集团不仅依据现状,而且会依据未来的可能去制订计划。如果目前旗鼓相当,但未来也许某一集团会凌驾于所有竞争对手之上,这也会使协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用军事手段进行斗争耗费巨大,但是其主要负担大部分落在工人阶段身上,另一部分落在战争中被剥夺的中间经济集团身上,而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不仅在战争时期发挥作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能发挥作用——支持金融资本进行“和平的竞争”。布哈林认为,上述的地位相等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在最近的将来,在我们即将目睹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资本主义将以吞并弱者的办法,朝着全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方向行进。一旦现在的战争结束,又有新的问题不得不以剑来‘解决’”,任何协议或合并都只能以新的规模来重演。如果欧洲统一起来,那还会出现以欧洲为一方,以美洲和亚洲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斗争。〔6〕

应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布哈林的这一判断。一个判断能得到这样的证实,能管那么几十年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布哈林对世界经济还作了进一步的预测。在回答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是否会放弃帝国主义的方法时,布哈林回答说,“这里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无产阶级的行动是分散的、不坚决的、软弱的,这样他就达不到考茨基所说的目的;或者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千百万无产阶级大军所发动的攻击,那时这就不是超帝国主义新时代的开端,而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端。”〔7〕(这里引用的是《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字,中文版《世界经济》一书是从英文转译的,其英译文似乎为适应某种需要作了修改。例如最后一句成为:“而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这未必是布哈林的用语。)

布哈林认为,如果机械地看待社会进程,那么各国资本主义托拉斯通过彼此吞并最后是可能出现战胜所有对手的强国的,这就可能出现“超帝国主义时代”。然而这种设想没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在内。“实际上,接踵而至的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使无产阶级把全部革命能量付诸行动。工人阶级吸取了血的教训将起而反对为资本家的超额利润而把他们变成炮灰的制度。”〔8〕而“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集中过程必然同一个与之对抗的社会政治的趋向发生冲突,因此,它决不能达到逻辑上的终点,在此之前就会崩溃,而只有在一个新的、纯粹的非资本主义形态之中才能完成。”〔9〕

资本主义有适应环境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越来越扩大的基础上继续的生产过程罢了。”他在1915年提出了这个观察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到20年代末在评价资本主义稳定和改造时期仍坚持这一观点。

现在看看列宁继布哈林之后对超帝国主义论批判的情况。列宁对超帝国主义作出的最早反应是写于1915年11月17日以后的《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但是这里的批判主要是政治上的。他指责考茨基以超帝国主义的设想来否定“无产阶级在今天,在危机已经开始、战争已经发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的‘阶段’的革命任务和策略! ”〔10〕在同年12月21 日为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文所作的序言中才较为详细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一理论。在序言中列宁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同时沿着布哈林的思路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他写道:“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来推断那就会得出考茨基已经得出的结论(……):这些资本巨头在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来代替各个国家彼此分离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象上一篇文章一样,列宁认为,作这样的结论是用天真的幻想“来回避现在已经到来的、现实存在的、充满冲突和灾变的帝国主义时代”。然而,列宁接着指出,“能不能反驳说,不可以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毫无疑问,发展正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但是……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11〕

可以看出,列宁批判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论点是同布哈林一致的,并且暂时没有超过布哈林。直到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才有所展开。

在《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一节,列宁用较多的篇幅批判了考茨基。他指出,瓜分势力范围只能依据实力,而由于各国发展不平衡,实力是要变的,所以他们之间的争夺就不可能停止。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而已。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它同时也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具有统治的趋势,而不是自由的趋势,结果是全面的反动。因此和平的“超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看到,布哈林和列宁否定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论据,是认为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是这种可能性不可能实现,还在它出现以前帝国主义就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这个论断反映了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日,不能说这个论断是毫无根据的。十月革命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一个或者几个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崩溃和灭亡,也不意味着它再也不会得到发展。直到今天超帝国主义固然没有出现,但帝国主义也没有崩溃,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应当如何评价资本主义这一新现象?

十月革命以后欧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革命风暴,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也用了几年时间去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到1924年前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叫做相对稳定的现象,〔12〕这以后资本主义出现继续发展的趋势。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围绕这个问题在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生产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13〕“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他据此批判布哈林的“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的论点。〔14〕

布哈林也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早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里布哈林已经提到,“如果不可能使社会发展脱离资本主义的轨道,那就需要认真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利用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在这里对于实践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对于客观前提’的估计,即对于该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第二,对当时无产阶级力量的估计。”

1918年以后布哈林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它的潜力,已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例如,1922年他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写道:帝国主义战争表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经济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15〕但是,以后布哈林注意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大量搜集和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资料,看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从而得出了和过去不同的结论。

1928年他为准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研究了专门的技术文献并搜集了有关经济增长的资料。他在报告中指出,1917年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时期:1917—1923年是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这一时期强大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第二个时期从1924年开始,是资本进攻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恢复的时期。资本主义依靠自己政治上的胜利,达到某种经济上的稳定。大体上从1927年开始进入了所谓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改造时期。这种改造在质和量上都超过战前的范围。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究其原因,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相当巨大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的普遍改组。”〔16〕

布哈林列举了世界技术进步在各部门的表现,如电气化的发展,应用化学方面的重要发明,传送系统的普遍采用,工厂中新的劳动组织、标准化、定型化、规格化、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技术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些技术成就都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例如,美国加工工业的总产量比1923年至1924年度的平均额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五,而工人人数却减少了百分之五以上。这意味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布哈林指出:“那里在工人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用马克思的话说,V (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同G(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在减少, 而且是绝对的减少。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在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情况。”与此同时,布哈林还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庞大的企业主组织产生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性的大托拉斯在形成。这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战时特点的、实行配给制的“军事资本主义”(也被叫做“军事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组织同国家机关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新趋势,它无疑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929年1月布哈林在《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中, 根据大量资料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继续发展的事实。他说:“总之,毫无疑问,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沿着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了;毫无疑问,在技术方面,在利用改良主义方面,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科学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力增长过程中现在发挥着它空前未有过的作用。”〔17〕

历史证明,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可能性的论述在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资本主义至今仍存在自我调节的能力,即使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征候,而是通过危机用大规模的经济破坏去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更新固定资本,把最新科技成果用于国民经济。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哈布林写道,在危机期间企业停工,失业增长,市场减缩,许多企业破产,总之,生产力受到局部破坏。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提高了;最大的企业加强了,托拉斯和其他垄断联合组织发展起来了。危机之后出现了新的发展循环,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高涨,此时更高的组织形式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更大的规模。“由此可见,以危机和危机期间生产力的消耗为代价,换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世界战争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而是列强通过实力较量来重新调整世界格局,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布哈林写道,战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表现,它使生产力暂时衰落。但是战争过后,强国变得更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更加集中,获得更大的剥削场所,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扩大了,积累过程进行得更加迅速。可以说,战争以生产力的暂时低落换来了扩大生产力的可能性。〔18〕本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科技革命更是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怎么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呢?布哈林没有用简单的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的说法去解释,而是用帝国主义矛盾的扩大去说明。他说,“不应当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设想成这样:资本主义几乎在一切国家或者在大多数国家都正在垮台。情况并不如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由于从前直接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结果,现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发生了根本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19〕或者换种说法,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必将到来,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其各部门中将变得越来越软弱,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与自身相联系的和由其整个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内部和外部的巨大矛盾,将导致越来越强烈的冲突。而这些对抗力量冲突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被炸毁并灭亡。”〔20〕他在同卢森堡争论的著作《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中以极其明确的语言表述了这一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扩大再生产过程就是这些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既然是这样,那么显然这些矛盾终究有一天会把全部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炸为齑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极限。”〔21〕

1915年布哈林就依据大量事实指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联系在范围上的扩大,伸展到过去尚未卷入资本主义生活漩涡的地区,这是世界经济在广度上的发展,另是国际经济联系向纵深发展,形成一个愈益紧密的网,是世界经济在深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生产力空前提高,使世界经济有了特别迅速的发展。他指出,“经济生活的脉搏愈快、生产力的增长愈迅速,经济的国际化过程就愈广阔、愈深入”。〔22〕他据此批判了桑巴特所歌颂的那种力图走向经济上“自给自足”以求建立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统一体的帝国思想。如果说在本世纪初这种帝国主义统一体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在今天,在科技和世界经济又得到更加飞速发展的今天,谋求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统一体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世界经济的概念是发展的,它从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发展成既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体。这两种经济体系就其本身而言是存在原则差别的,然而当它们加入到世界经济的活动中去的时候,它只能按照国际通行的贸易原则行事,而不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

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世界经济的总体系之内。从当代社会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无不竭力跻身于世界经济之中,参加世界市场上的交换,这里有过去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落后的亚非拉国家。这是当今合作与发展的时代的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指出的世界经济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有如上述,是“国际化”的趋向,但与此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趋向。两种趋势同时并存,这有如列宁经常强调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与竞争并存一样。

布哈林指出,“金融资本渗透进世界经济的每一个空隙,同时造成一个强有力的趋势:使国民经济有机体与外界隔绝,以经济上自给自足作为加强各自资本家集团垄断地位的手段。于是,与经济的国际化同时发展的,还有一个资本的‘民族的’缠结过程,即资本‘民族化’的过程”。〔23〕例如英国,与实行征服,推行帝国主义兼并政策的同时,还有另一种趋势,即把国家有机体的分散部分结合起来,使殖民地的分散部分结合起来,使殖民地与宗主国合并,组成一个有共同关税壁垒的广大的统一帝国的趋向。建立中欧关税同盟的议论,也无非是要建立一个广大的经济领土,作为在外部市场上进行更有效的竞争的垄断性体制。布哈林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民族化”的过程,即在国家疆界范围内建立同质的、相互间尖锐对立的经济有机体的过程,是由于世界经济中三大方面——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市场与投资范围发生的变化促成的。他对这三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这些不过是同一现象——生产力的增长与生产组织的“民族性”之间的冲突的三个方面。〔24〕

布哈林的这一论断是颇具独创性的,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敏锐地看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看到国际范围内经济地区集团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两种趋势的加强。欧共体建立欧洲大市场,美洲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据统计,有119 个国家参加了23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资本“民族化”在规模上的扩大。也许可以把这看作通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步骤,但目前它仍只是维护地区集团利益,与其他地区集团进行经济竞争的组织。与此同时,各国经济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趋势越来越强劲,生产协作国际化,出现大量的跨国公司。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正是布哈林当年所说的“国际化”进程的表现。因此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整个世界经济存在着民族国家、地区经济集团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是民族化和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同时,在各地区经济集团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国际化的趋势是存在的,但是上述矛盾和对立是否允许一个超帝国主义世界的出现,仍然是个有待历史来回答的问题。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并没有灭亡,它尽管遭到了某些挫折,但仍然是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必然继续存在。因此用矛盾的发展和扩大以至爆发和剧变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这是符合辩证法观点的。这样既可以看到并承认资本主义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也不至于因此而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前景。布哈林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考察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1〕《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72—173页。

〔2〕《考茨基言论》,第299页。

〔3〕《考茨基言论》,第230页。

〔4〕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分册,第166页。

〔5〕见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07页;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87—88页。

〔6〕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10页。

〔7〕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92页。

〔8〕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93页。

〔9〕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13页。

〔10〕《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26页。

〔11〕《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2—145页。

〔12〕第一次使用“稳定”一词是在1925年。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称之为“民主—和平主义时期”。1925年3 月共产国际全会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某种局部稳定状态,但同时指出这种稳定是相对的,是极不巩固的。

〔13〕《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4页。

〔14〕《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页。

〔15〕《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16〕《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68页。

〔17〕《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31—332页。

〔18〕《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还可参看第298页。

〔19〕〔20〕〔21〕《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76、386、360页。

〔22〕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9页。

〔23〕〔24〕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5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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