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劳动分工多重性及其制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劳动分工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1]。劳动分工在促进总产出增长的同时，对人们的收入分配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了探索。
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认为劳动分工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Turgot认为，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带来社会最底层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2]。Smith（1776）在《国富论》中论及了分工与普遍富裕的关系，“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着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Emile Durkheim认为，劳动分工最大的功能在于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对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制约[3]。陈宗胜研究认为，当经济发展推进到现代经济占主导地位时，经济中的产业、行业、专业职业等更加多样化，分工更加细密，这时大多数经济活动都需要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需求减少，会使劳动的差异性在更高基础上缩小。由此制约的相对收入差别也会减小[4]。以上这些文献从宏观上分析了劳动分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可能性，但没有清楚地揭示出劳动分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条件。
在微观层面上，学者们认为当劳动者之间生产函数和比较优势存在差别时，分工收益是不平等。Yang比较分析了有限个局中人进行劳动分工的纳什议价均衡与瓦尔拉斯均衡，发现各局中人的生产函数事前不相同时，在纳什议价均衡状态下，分工好处在各局中人之间分配是不平均的，但是在收益趋于零时，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意义上纳什议价均衡显示了它的公平性，是帕累托最优的；而瓦尔拉斯均衡可能导致分工收益的很不平等，产生内生交易成本，结果是一个帕累托无效的分工水平[5]。陆铭、陈钊和杨真真基于纳什议价解建立了包含收益递增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论证了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分工的劳动产品分配是不平等的，而策略性劳动分工甚至会导致人们有时不选择分工，产生分工的效率损失；社会产出更平等的分配可能引导低技能者顺应当前的比较优势而进行专业化分工，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6]。以上这些文献分析了分工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但同样没有揭示产生不平等的约束条件，同时也缺少对劳动分工与自给自足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对比分析，而这些问题对全面理解劳动分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这里通过建立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的两人两产品劳动分工模型，以自给自足为参照，用纳什议价解来分析劳动分工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劳动分工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分析劳动分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条件，并对比研究劳动分工与自给自足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一、劳动分工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模型
（一）模型环境描述
低技能生产者的生产函数为：
（三）按比较优势分工下的收入及收入平等
由于高技能生产者在产品X的生产上具有优势，一个合意的分工格局是高技能生产者专业生产产品X，低技能生产者专业生产产品Y。为简单起见，不讨论交易成本。设低技能生产者在劳动分工模式下消费Y和X两种产品的份额为α和β，表1列出了两个行为人按比较优势分工下的生产量和消费份额。
在Matlab中可以计算出相应的β值，从而可以计算出劳动分工下高技能生产者和低技能生产者的效用；再根据式（7）和式（11）可以计算出自给自足下和劳动分工下的收入差距。利用劳动分工下高技能生产者和低技能生产者的效用减去自给自足下的效用，可以算得两生产者的分工获利。具体结果见表3、表4（下页）、表5（下页）、表6（下页）。模拟计算结果表明，η取值位置在可行域左端点时，此时β等于0.5，此时两生产者综合优势相等，两生产者是完全互补型的，所以平分分工生产的产品，分工下的收入差距和自给自足下的收入差距完全相等，均等于1。两生产者分工获利水平一样，且最高。因此，在此种条件下，高效率与高公平同时实现，是一种最理想的分工经济。当η取值位置在可行域右端点时，高技能生产者和低技能生产者在分工条件下的效用与自给自足下的效用完全相等，因此两生产者在分工下的获利为零，分工下的收入差距与自给自足下的收入差距一样。η在可行域内部取值时，随着η的增长，β减少，高技能生产者在分工下的效用呈现增长态势，而低技能生产者在分工下的效用呈现递减态势，但两生产者的分工获利都大于零，所以二者都享受了分工的好处。两生产者在分工下的收入差距依然小于自给自足下的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分工缩小了收入差距。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纳什合作博弈议价理论，研究了高技能生产者和低技能生产者在自给自足和劳动分工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发现，在劳动分工条件下，低技能生产者获得的产品份额与高技能生产者的总体优势强度存在负相关关系，收入差距与高技能生产者的总体优势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高技能生产者的总体优势强度界定了一个分工可行域，只有处于可行域内，两生产者才能进行有利可图的分工生产。当高技能生产者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都非常高时，两生产者之间的总体生产效率差异过大，高技能生产者与低技能生产者进行分工合作的利益基础会逐渐消失，自给自足成为理性选择。这和杨小凯的观点不一样⑤。这一点也说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具有约束条件的。在分工的可行域上，高技能生产者的总体优势强度取端点上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时，分工下的收入差距刚好等于自给自足下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当高技能生产者的总体优势强度取值位置在可行域左端点时，此时两生产者综合优势相等，两生产者是完全“互补型”的，则平分分工生产的产品，分工下的收入差距和自给自足下的收入差距完全相等，两生产者分工获利水平一样，且最高。在此种条件下，高效率与高公平同时实现，是一种最理想的分工经济。当不取端点值时，分工下的收入差距小于自给自足下的收入差距，劳动分工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研究结论说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实现⑥。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要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政府应当进行以分工为基础的发展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速度高歌猛进而又呈现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经济而言，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发展困境，一方面要继续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要追求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任何一方面的偏颇与长期失衡，都可能使中国陷入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危机。而依靠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很难解决的，唯有通过合理的劳动分工，进行发展制度创新，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当前，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劳动分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劳动分工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在政策层面应当努力创造合理分工的有利条件，促进有效的劳动分工。尤其要引导“互补型”的生产者进行分工合作，从而化解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第二，要高度重视起点公平，要通过多种方式，降低教育门槛，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当前，要全面推进教育的城乡统筹，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城乡全覆盖，逐步推进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落实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切实保障穷人的教育权。多渠道提高低技能生产者的自身素质，减少劳动者之间外生条件的差异，促进劳动者之间生产效率的收敛，以实现分工生产中的更平等的利益分配。第三，要充分尊重分工的利益基础。没有共同利益基础的、“拉郎配式”的分工是无效率的。政府应当充分尊重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分割，破除垄断行业的特殊利益保护，做好中长期劳动分工发展规划和全社会职业发展规划，充分尊重比较优势下的分工条件，努力构建共赢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
注释：
① 纳什议价可以被看作是模拟纯交换经济的一个方法。在纯交换经济里，给定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威胁点（初始状态），价格是隐性决定的，使用纳什议价方法来研究产品的分配，可以不直接讨论价格如何决定。事实上，即使引入价格，价格也只是分配收益的一种中同手段，对模型的分析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
③ 事实上Yang（2001）巴证明李嘉图比较优势导致的分工共赢格局还受交易成本的制约[9]。由于这里的模型没有考虑交易成本，所以不讨论这一因素的影响。
④ η小于0.25也是不可能区域，其违背了高技能生产者的假定。
⑤ 杨小凯（2003）认为交易成本过高导致了自给自足。
⑥ 理论界对效率与公平产生了不少争论。随着收入差距问题的日益凸显，部分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出了质疑。刘国光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针对大锅饭平均主义带来的效率低下的弊端提出的，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在我国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应当向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过渡[10[11]。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现阶段我们仍然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萧灼基认为，在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关注公平原则。但是，注重公平不宜改变效率优先的原则。党中央关于效率优先的原则，是针对我国长期不顾效率，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这种情况至今仍未根本改变。效率优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原则，必须坚持而不能改变[12][13]。综观这些争论，无论是哪种观点，都基于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即效率与公平不能同时兼得，是一对矛盾。但最近也有学者认为效率与公平能够同时实现。杨汝岱和朱诗娥（2007）的研究发现，当收入分配呈正态分布且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关系时，缩小收入差距能提高总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但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一定形式的收入分配函数与消费函数基础上的，事实上，缩小收入差距并不一定无条件地扩大消费需求[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