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经济学科学性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得是在十年前，即1988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怀尔斯受世界银行委派来华举办高级经济理论讲座。我承担了一部分课堂口译。这位老学究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和睿智的谈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一次谈话中他突然冒出的“经济学实际上是‘裸体的皇帝’，不是吗？”这句话，令我十多年以来百思不解。经济学家们不是在为自己所创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格局而骄傲吗，如何一下子陷入了“裸体皇帝”的窘境？如果这是真的，这与亚当·斯密时代的贵妇请家庭教师时将必须懂得政治经济学作为条件之一的情景又呈现出多么大的反差。我们今天终于体会到，“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的确耐人寻味。我们所投身的这个领域以及我们也许会终身从事的职业到底具有多大的科学价值呢？
科学界为何拒绝接受经济学？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经济学是否是科学，首先取决于社会科学整体上是否是科学。
作为独立的科学领域，社会科学是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如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伦理学等）起步的。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经济学（1776年）、心理学（1839年）、社会学（1850年）、人类学（1879年）先后形成，为社会科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这两个科学领域及其研究对象在许多方面有着质的区别：
1.自然现象是可重复的、可逆的。社会现象则相反，是不可重复的、不可逆的。用牛顿方程既可以从现在推导未来，也可以从现在追溯过去。未来与过去没有区别。在相对论力学、量子力学中，时间在本质上也是描述可逆运动的一个几何参量。爱因斯坦在悼念他的一位亡友时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没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有一种幻觉的意义而已”。许多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可逆的，不可逆只是个别的例外，甚至只是一种幻觉。自然科学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定量研究和严格检验的精密科学。
2.自然现象是确定的，社会现象是不确定的。自然现象是一个纯客观的问题，遵从必然性规律。社会现象中则存在文化价值因素，是一个主客观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例如，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遵从的是或然性的因果关系规律。
3.自然现象的类属是清晰的。社会现象的类属是难以分清的，或者是模糊的。对于同一个社会科学的结论，不同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解释。
4.自然现象的宏观变化是低频的。社会现象的变化则是高频的。自然界在几千、几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变化一般不大。人类社会的变化速度却要快得多。自然科学积累的知识是比较稳定的。应当是社会先声的社会科学却常常落后于形势好多年，甚至好几十年。
上述四个方面的区别，概括地说，就是自然科学的简单性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的区别。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家一般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可能是复杂的，但其本质却是十分简单的。如果说生物界还有些复杂性的话，无机界则与复杂性无关。牛顿说过，“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以夸耀自己。”爱因斯坦也把简单性作为科学研究的原则之一。与此同时，人们一致认为：社会是复杂的，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人类行为本质上是无规则的，“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科学。1946年，美国国会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把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管理范围时，由于一些人的反对，答案是否定的。
自然科学界长期否认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这种状况到1969年才开始改变。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破天荒地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算是象征地承认了经济学的地位。
科学哲学家如何看待经济学的科学性？
实际上，经济学是否是门科学这样的问题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这一词如何使用，或者我们希望它有何种含义。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求助于科学的含义与标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科学”一词可以在三种不同的场合下使用，具有三种不同含义。据此可以对经济学的科学性有不同的判断。
库恩—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是指方法、研究课题和范式，特别是范式。在库恩看来，所谓范式，即研究框架，是指一种突出的科学成就，是已被某一科学界认定是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它具有一种世界观的特征，这种世界观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至少是科学界所共有的。拉卡托斯则划分了范式的两个部分，即所谓“硬核”和“防护带”。硬核是科学家承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这种事实是范式的一部分。防护带是指，当某种假说被验证和反驳时，范式具有某种伸缩性的那一部分。
从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角度看，经济学是可以被看成一门科学的。迄今为止，经济学无疑已经成为具有硬核的总体范式。虽然经济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上，这一硬核是不同的，从而研究范式也大相径庭。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研究范式，可概括为从现象到实质的抽象法，硬核即劳动价值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是边际分析方法，其硬核则是均衡原理。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范式是宏观分析，其硬核则是市场缺陷以及有关国家干预的理论和政策。在新古典复活后，经济学的范式与硬核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新古典经济学时代。
然而，库恩——拉卡托斯的科学观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挑战。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是一种经得起检验的知识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各种尚未被推翻的命题相互之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作为科学的知识体系必须具有不断增强的理论解释力。在霍里斯和内尔等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作为科学，必须符合下述十一大准则：
1.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
2.经验结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3.所有认识上有意义的论述或者是分析性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用词的含义），或者是综合性的（正确性取决于经验事实）；
4.综合性结论如何，事先并不知道；
5.分析性论述没有事实依据；
6.分析性真理的正确性取决于惯例；
7.因果规律是经过充分证明的经验假设；
8.检验一种理论，就是看这种理论的预测是否成功；
9.科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
10.科学的划分是根据主题，而不是根据方法；
11.科学必然会发展。通过不断的理论形成过程和经验检验， “不科学的”理论会逐渐地被淘汰，而真的、科学的理论和规律将会显示出他们的正确性并不断地发展。
波普尔在逻辑实证主义框架下强调科学必须具有“可证伪性”。在他看来，坚持对所有论证进行经验验证是不现实的。相反，科学是这样一个运动的过程，即根据可证伪原则，进行猜测或反驳，再进行新的猜测。科学不是要阐明理论的正确性，应当而且实际上也是试图证明理论的不正确性。理论不可证实，但可以证伪，科学进步的动力在于证伪。
很显然，如果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来衡量，经济学是难以被看成是一门科学的。
早在1898年，经济学家凡勃伦就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一文。他所指斥的是当时的新古典理论的许多公理性假设没有经过验证。这种指责用在今天的经济学上仍然是适用的。当今的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尽管没有能够实际证明大部分命题，但仍然把理论观点建立在这些命题之上。用逻辑实证主义观点角度看，经济学中没有或很少经过实际验证的最关键命题有：
1.一组凸状的无差异曲线反映各家庭对任何两种物品的相对偏好。
2.一组连续、平滑的等产量曲线表明生产任何一种特定商品所需投入的组合。
3.一组斜率是正的曲线代表厂商的供给曲线。
4.一组边际实物产品曲线代表所有生产过程的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
这四个命题构成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也构成希克斯和萨缪尔森建立的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微观部分。
既然这些命题没有经历过验证，因而也就没有经历过证伪的过程。经济学家们甚至没有这样去做过，他们甚至拒绝严格的经验检验。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学很难说是一门科学。而且，经济学家们拒绝经验检验，他们也不想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新历史主义者夏佩尔和达尔顿把科学形式论述为“信息群”。所谓科学研究的问题，是一组有相互联系的信息群。要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发现问题，然后要弄清楚问题是由哪些有相互联系的信息构成。小的问题是一个小信息群，大的问题是相当于一个学科那么样的信息群，更大的问题则是几个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这样，作为科学的学科的概念是很宽泛的。
用夏佩尔的观点来看，经济学至少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信息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的经济学应该看成是一种科学。
综上所述，从库恩——拉卡托斯的观点看，经济学是可以被看成是科学的，至少是一种半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看，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而从新历史主义者夏佩尔的观点看，经济学作为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知识体系，应算是一种科学。
经济学家们在怎样自省？
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怀疑来源于两部分人和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经济学持有苛求眼光的人，即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们把经济学与物理学作比较，要求经济学具有物理学实验那样的检验机制，逻辑实证主义者即这方面的代表。
另一部分是对经济学现状极为不满的经济学家，他们发现，经济学是处于危机之中，甚至宣称“经济学已经死亡”。而且，就这一点而言，当今经济学家持有惊人一致的观点，以致于“有五个经济学家就会有六七种观点”的调侃。
其实，在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他们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提出怀疑。最早的当属古典经济学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所谓“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在英国，科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李嘉图就结束了。在法国，到西斯蒙第也终结了。而在美国、德国等其他国家，古典经济学的产生之日，也就是其终结之日。因为，在这些国家，经济学一产生就是庸俗的、辩护性的。马克思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怀疑是与他认为经济学应具有阶级性，经济学应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历史规律的观点相联系的。因此，他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怀疑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和色彩。
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凡勃伦是一卓尔不群的怀疑论者。他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命题未经验证就成为整个经济学基石的现象的确存在，而且这种状况的确一直延伸至今。
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的时期，对凯恩斯经济学科学性的怀疑内含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凯恩斯国家干预论的批判之中。“凯恩斯热病”的蔓延淹没了哈耶克等人的批评。而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则实际上承认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批判的科学价值与理论价值。
1973～1975年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怀疑日渐加剧。首先，凯恩斯主义成为众矢之的。的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60～70年代以来已经逐渐丧失效力。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政府不能如愿以偿地消除经济生活中的衰落，而是这类政策引起了价格水平上涨和诱发工资螺旋上升。这些现象即使采取降低经济增长的紧缩措施，也难以消除，以致于出现了经济“滞胀”局面。由此产生的滞胀是难以令人满意地用流行的经济理论解释的。
同时，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学派也没有逃过责难。新货币主义一度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美国、英国等国的政策基础，但结果如何呢？货币主义似是而非的对策所导致的恶果和一个缺乏管制的欧洲货币市场，也近乎将世界引到另一次崩溃的边沿。
新古典综合派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它是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大杂烩”，所以，前述对经济学各个阶段、各个流派的批评，对它来说都是适用的。
可见，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领域的科学性与科学价值绝不是普遍地深信不疑的。这表明，经济学的确还不具备充分的科学性。
当然，也有一批经济学家试图为经济学辩解。威廉·诺德豪斯1976年5月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题为《通货膨胀的理论与政策》的文章。他提出一种“双重经济模型”；一个部类是“叫卖市场”，另一部类是“管理市场”。在管理市场上，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交易周期”。政府为了笼络人心，特别是在选举时期，而不是在经济周期，动用或调整国家预算，从而给社会制造了一大堆问题。阿萨尔·林德贝克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我认为，现代西方经济的“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学的危机，虽然我们经济学家对宏观计量经济行为函数的稳定性的确估计过高了；主要不在于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不能做有分析的理解，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必不可少的制度变迁和企业自主的政策，政治上难以实现。
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真正的科学？
或者说，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经济学科学性的成长和发育呢？
马克思、凡勃伦以及当代对经济学科学性提出怀疑的经济学家们实际上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经济学至今仍难以具备充分科学性的原因。
首先，必须弄清新古典经济学拒绝对核心命题进行实际验证，拒绝发展其理论体系，进而使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封闭化的原因所在。罗恩·斯坦费尔德对此提出过两个理由。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凡勃伦比较倾向的原因，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都接受的范式，这种范式已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的一种共同语言，一种在理想境界里交流的工具。经济学倾向于脱离大众，脱离学习和研究其他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们。正是这一点，阻碍了经济学与实际经济生活和其他科学发展的联系，因此也就使得经济学能够在孤立的环境下不断地再生产自己而不发生任何变化。另一方面——这可能是马克思比较赞同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是有利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因此，它事实上还起到保存西方政治制度文明价值的作用。新古典理论与下述观点相互构成理论基础，即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自发调节、自发平衡的机制，据此，除最低限度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必要的。经济学家们从自身的理论与信仰出发，往往只是热衷于证明这一观念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相互吻合，而不是放弃这一观念。所以，他们宁愿放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追求，而维护经济学理论与这种观念的一致性。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证明限制国家权力的必要性，而不是如何使经济学摆脱这种政治观念的桎梏，而真正走向科学。
埃特伯瑞和伯克德运用社会学中的行为主义分析模式揭示了经济学家的行为方式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封闭化的原因。经济学家群体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的等级结构。经济学家存在高级与低级、资深与普通之分，他们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高级经济学家与资深经济学家构成支配性层次。而在这个层次，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这一类经济学的“泰斗”们又是支配者。低级经济学家要出人头地，除了在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头衔以外，还必须通过在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来确立声望。而这两个渠道都操纵在高级经济学家与资深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信徒手中。这些主宰学位授予与学术期刊的资深经济学们又往往形成一个核心圈。他们要维护经济学学术圣殿的纯洁性，一旦发现那些具有不忠于原有支配性的正统范式的观点的文章，匿名审稿制会无声无息地予以枪毙。许多顶尖级经济学家在他们最终成名后还对当年的稿子一再被编辑丢进废纸篓而石沉大海感到耿耿于怀。可是，当他们像小媳妇一样终于熬成婆婆以后，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效仿当年对待他们的婆婆。总之，高级经济学家们支配的学术圈子和学术刊物是不会轻易地对“激进分子”让步的。这种机制，无疑也就扼杀了广大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1969～1980年间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的乔治·波茨就曾说，他几乎没有收到过有价值的激进文章。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婆婆”级经济学家们不喜欢这类文章。
由此导致另外一个阻碍经济学开放化的原因，即经济学家的近亲繁殖与寡头垄断。1969～1980年间，《美国经济评论》编委会成员中的一半来自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大约70%的成果来自美国最著名的七所大学，大约57%的提名委员也来自这七所大学。这样造成的格局是，这些名校因名杂志而出名，而名杂志又造成名校。这种状况颇似经济生活中的寡头垄断。因此，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抱怨的，“真理”就仅仅属于这七所大学，而它们的学者毕竟只是全部经济学家的一小部分。而正是这一小部经济学家控制了“主要”刊物。对于急于在主要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出名的“媳妇”级经济学来说，谁敢冒“文章”被抢毙的危险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正统观念呢？所以，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要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其他个人目标，如地位与学术声望，由于这些要通过学术团体来获得，所以年青经济学家被迫在正统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尽管这会限制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会限制经济学的发展。
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中寻找阻碍经济学成为真正科学的原因，这就是对数学方法的滥用。约翰·布拉特曾以“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为题对这种数学滥用现象大加讨伐。经济学家们坚信经济学已经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有效地用到了数学。但是布拉特发现，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在滥用数学。他在检验了近年来经济学家所热衷的最佳控制理论后发现，经济学家使用的含有数学的大部分方法实际是一种技窍，使用这种技窍的应该是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这种方法对于其他领域例如开发外层空间，是适用的，但当用于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时，则是危险的。因为结果的“正确”并不足以防止基本模型的确是错误的这种可能性。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模型假如不是与实际背道而驰的话，也起码是不完全的。作为模型有机部分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都是不能确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是否存在还有疑问。布拉特说：“所有这些不是数学运用于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相反，是运用高度准确、精密的数学于一种完全是虚构的理想世界”。他把经济学误用数学的现象归咎于他们说的数理经济学中的“圣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而我却认为，恐怕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经济学家为了迎合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对经济学的苛求，不得不过度的使用数学，以致于陷入了“科学主义”的窠臼难以自拔。
阻碍经济学成为真正科学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
首先是存在着个人行为的不可预言性。根据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发现，对于任何一个确定的情形，个人的反应永远不可能准确地预言。所以无法借用自然科学家用以证明他们的理论的种种试验。这一点虽然正确，但对于期望经济学最终会变为一门科学的人来说，并不是灾难性的。因为只要人们能为经济学确定更恰当的目标就能解决问题。像其它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应当是对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行为进行预测和解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所要描述的不是个体反应，而是个人作为一个大的社会体系中的一员的反应，也就是社会群体的经济行为。显然，目前流行的经济学中的理论强调“理性经济人”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这很容易自己形成错误的结论，即经济学能够解释个人的行为。但也没有理由从目前经济学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错误看法发展到经济学最终会无所作为的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
即使是只注意集团而不是个人的经济行为，在任何既定的情形下，还是有很多因素会起作用。这些因素多得使进行有控制的实验完全不可能。即使列举了大量的影响集团的因素，经济学也不能进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任何科学的标志是它的理论在实际中是有效的，而不是能否进行有控制的实验。还有其它很多方法，如统计和历史分析，能使一种理论成为实际有效的。在这方面，适用于经济和其它社会科学的标准不应是在物理和化学中广泛使用的方法，而应当是在气象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使用的方法。
其次，许多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事情具有动态和相互影响的性质。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学家用几种相对来说简单的函数关系式组成的所谓数学模型是不能解释经济现象的。我们还可以一步得出这样的推论：渗透在全部经济理论中的机械的观点，使得人们不可能把握住实际经济过程中的复杂性。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反对依靠简单化的模型，这种模型是基于单一因果关系的（或者像新古典的理论，模型中甚至没有因果关系）。这并不是说更为复杂的模型不能建立。在这方面，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应当学习生物学的方法。由于控制论革命，生物学已放弃了简单和机械的模型，而采用具有大量反馈系统的复杂模型。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是进行经济分析的某种特定系统不是不变的，而是时时刻刻在不断地演变。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汉森伯格原理的一个典型例子，经济学家越是能清楚地了解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那么这种较深的了解就越会促进社会以更快的速度变化。这种看法并不会使希望经济学最终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愿望破灭。它仅仅意味着，只要方法正确，经济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能更好地解释过去而不是预言未来。
经济学如何才能成为科学？
谈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话题，实际上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方面：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或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不是一门“硬”科学；另一方面，经济学虽然目前不是一门科学，不是一门硬科学，但它正朝科学方向发展。
的确，我们不应当因为对目前经济学的科学性的怀疑，就对经济学的未来的科学化表示怀疑。既然科学方法能够使其他科学领域有所发展，就没有理由否认经济学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逐渐使自己科学化的前途。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对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王后”的前途感到悲观。无论从经济学应该具有的功能价值角度，还是从经济学曾经有过的辉煌角度，我们都应该努力重振经济学雄风。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不能用唯科学主义的观念来套用经济学的科学化过程。唯科学主义在忽视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的同时，实际上也不注意科学形式的适用性。这表现在唯科学主义往往是为术语而术语，为科学而科学，为数学而数学，为实验而实验，为公式而公式。所有这些难懂的术语、公式、模型……，在唯科学主义那里，便是科学，便是真正科学的标志。这正是经济学难以科学化的“祸根”，经济学恰恰不需要这种标志。
因此，经济学的科学化，首先不是像传统主流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运用进一步的数学手段使之“硬化”，而是将数学分析方法基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至关重要的是对经济学已有的各种公理性假设进行检验。
主流经济学中的诸多公理性假设，例如“经济人”假设是最需要进行重新审视的。然而，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是，“世界上真有像‘经济人’这样的动物吗？”“经济人”的核心是其理性。然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做到真正的理性是需要耗费巨大成本的。信息经济学的原理表明，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成本会妨碍人的理性。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世界里，尚存在一个巨大的非理性世界。再者，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仅仅是以“经济人”的身份参与经济生活的，他还是“政治人”、“组织人”、“道德人”、“社会人”……。
经济学的科学化，还需要向经济学输入更多的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经济学最终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而不是研究物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终极命运才是经济学的主旨。因此，发展问题、可持续经济发展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也许应该成为经济学更为核心的范畴。
经济学的科学性，还有待于经济学家更贴近现实生活，特别是贴近经济生活所赖以进行的文化条件、制度环境。因此，如何基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制度遗产，建立符合各个国家和各个时期具体情况的经济学，如何恢复经济制度研究传统，将所谓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分析结合起来，无疑也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重大课题。
*本文最初提交给1995年8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的“经济学方法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在昆士兰大学《经济学研究工作论文系列》上发表。由作者本人译成中文，并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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