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集团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在中纪委五次全委会上还曾说：“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党就必然要失败。”（注：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对“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保持高度的警觉，有一个冷静清醒的认识，自觉地同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党内容易产生“既得利益”思想倾向的原因分析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既得利益”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江泽民同志指出，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内一些干部是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的”。对此，我们应特别重视以下几点：
（一）部分党员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
“许多事实也一再说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一些人逐渐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愿意艰苦奋斗、贪图享乐的思想滋长起来了，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也泛滥起来了。并不是只有我们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特别是长期执政以后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注：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尽管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政党整体的先进性与党员个体的现实性之间毕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再加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不成熟性和部分党组织治党不严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党内部分党员容易产生“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
尤为关键的是，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党的生存环境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要宽松的多。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入党带来的不仅不是严峻的生死考验，相反，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开始，意味着地位、职权、条件的发端，这就为一些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带来了一种现实的客观的“诱惑”。而我们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问题上把关不严，标准不高，使得一些动机不纯、素质不高，甚至一些品质恶劣的投机分子混进党内。这一部分党员如果不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不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一旦有了时机，很容易就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衍生为“既得利益者”。
党在执政以后，生存、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必须通过“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加以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党内确实存在惩办不严、治党不力的不良倾向，造成中国当前腐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和成本。官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很低，查处后被判刑的概率更低。1993年至1998年，中国因腐败而被查处的官员，被判刑的仅有百分之六点六，因腐败被推上断头台的官员更是微乎其微。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贪官升官、清官靠边”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单位居然成为现实，抢官、骗官、为谋升迁而杀官的行动居然也能“成功”。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既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集团”转化的嚣张气焰。
（二）部分党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仍将延续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还称不上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还缺乏全面的认识，还无法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完整的回答，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还得不到彻底发挥，在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或是通过人民民主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广大民众对行使公共权力者的监督还没有真正到位，“既得利益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历史现实条件并没有彻底消亡，自然就容易萌生“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引发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等诸多变革。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间，旧有的社会结构必然要被打破，各种社会力量将重新进行组合，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尽管从长远、根本上来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的现实分配过程中，利益的驱动必然引发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争夺，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间更是如此。在此期间，通过计划经济（行政命令）得到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很容易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现实具体的利益；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的现状，为“既得利益者”捞取私利提供了便利条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则加大了对“既得利益者”权势的威胁，“既得利益者”在极力阻碍改革深入的同时，在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既得利益”时，就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和疯狂性。这种社会现实，加剧了“既得利益”思想倾向的萌生、发展。
（三）部分党员对国际环境、国际斗争的复杂性缺乏正确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逐渐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新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国家从“守夜人式政府”转向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和普遍调节，使经济危机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吸收工人“参股”和参与管理，使阶级矛盾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大力拓展国际贸易空间，导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使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相当程度地转移到全球范围而使国内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特别是利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劳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者队伍出现知识化、白领化、多层次化的新趋势，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所有这些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发展，表现出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这里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第一是因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有斗争就会有高潮和低潮、胜利和挫折、前进和退却，这是难以避免的合乎规律的现象。第二，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必然会走一些弯路，犯一些错误。第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基本上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着更加特殊的困难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尤其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主观失误，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现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历史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并存。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作为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与完善，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并没有被触动，因而“两个必然”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当时党内有些人只是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状进行简单机械的横向对比，看不到事物发展的真正面目，因此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党的前途失去希望，直接引发“既得利益”思想倾向的萌发和发展。
（四）部分党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
一是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任命制”阶段。其要害是缺乏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领导者有权无责。尽管选举原则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但党内选举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党章规定：“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这个规定是必要的。但是对上级党委可以调换下级党委成员的最高比例，对被指派的下级组织负责人得到该组织有关会议的确认办法以及得不到确认的处理办法，缺乏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不健全，党的“一元化”领导在不少党组织中表现为“一人化”领导，这就为“既得利益者”营造关系网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转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特殊的文化积淀特别深厚，“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升官发财”做“人上人”的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还比较严重，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根除。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党建原理正是由此而生，并且被实践证明了它对纯洁党的队伍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党的理论建设以及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有所放松，党内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思想倾向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遏止，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行业的党员头脑中还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二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者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管理社会的思维定式根深蒂固。从迄今为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实践来看，矛盾主要集中在政府“为”与“不为”的界限。一些地方政府由于主观上分不清政府“为”与“不为”的尺度、界限，客观上就会运用计划体制的思维方式和模式来管理原本由市场机制能够做得更好的事。同时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一小部分人故意设置管制壁垒，以安置有着特殊关系和背景的亲信，同时获取制度“租金”收入，谋求自身局部利益，达到损社会肥私囊的目的。例如郑州市为让百姓吃上放心馒头，市、区两级政府都成立了“馒头办”，然而却因一家没有在“馒头办”办证的所谓“黑馒头厂”的处罚权问题，两级“馒头办”互不相让，发生激烈争执。郑州市政府另设机构通过行政壁垒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当于将企业的部分收益转移至管制者手中，企业只能将成本进一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的利益最终受到损害，整个社会的经济剩余会减少。作为管制者“馒头办”的权力，在现实中往往会造成管制无效，地方政府善良动机支配下权力的具体行使，最终往往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二、避免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基本思路
1.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首先，对“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现状的认识要实事求是。既不能避讳，也不必惊慌，更没必要故意夸大、耸人听闻。我们认为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行业，局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雏形，当前急需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其进一步扩展。其次，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性质及危害的认识要实事求是。我们应该看到，“既得利益集团”是一股反党反社会的势力，虽然萌生于党的内部，但与党的性质、与人民的利益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如果任其发展，不但会损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危及党的生存。在这一点上，党的态度是明确的，党内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应该放在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来。在所有制改革方面，要加快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在不断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政府应当多抓些财税，少谈些项目；多抓些社会保障，少上些“首长工程”，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把更多的精力转向财政、市政和民政。各级党委更应当从全局上来研究和协调一些重大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问题，而不是陷入具体的经贸事务。地方党委的负责人不宜再为“引资”、签约等具体商贸事务主持同外商的谈判和去所谓“拍板”；县、县级市和乡、镇政府应不再投资办企业，而是把“县域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主体。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首要工作是打破行业垄断，由当前突出的“行业分配”机制转向真正的“按劳分配”机制，消除垄断行业职工“近亲繁殖”的弊端，避免垄断行业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滋生；其次是全面推行“公务消费现金分配制度”，将公务消费量化到人，既可有效避免无度的铺张浪费，又便于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起到“高薪养廉”，加大腐败成本的作用。
3.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首先，建设一个健全的财政制度，应当成为我国目前制度创新的最主要任务。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应当给予财政制度的建设和财税工作以更高的政治定位。从目前的情况看，健全财政制度重要的问题，是强化财政的公开性和税负的公平性，使财政工作更多地接受社会的监督：(1)把人大预算监督着力点放在重大建设项目上。可否考虑逐步借鉴国外的拨款制度，对于那些大型项目，实行分阶段审查，以动态掌握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2)加强部门预算审查，逐步实现从形式性预算向实质性预算的过渡。人大的预算监督应该通过部门预算的方式实现细化，以便准确了解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是否被挪用等具体情况。(3)进一步研究分税制和其它税制中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已经十分困难的乡镇财政的问题，加快遗产税和赠予税等税种的立法，进一步完善个人收入的纳税政策问题。(4)进一步研究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制度问题。
其次，在逐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同时，尽快健全干部的选任、考察机制。一是要追究考察失误的责任人和提拔贪官升官的当事人责任，并将处置结果公之于众。二是加大干部考察力度和深度，建立健全考察干部动态评价体系和科学运作体系。既要考察“好”的一面，也要考察“坏”的一面；既要考察被考察者本人，也要考察其妻子、儿女及亲戚朋友，看是否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升官全家发财”。三是要切实加强考察机制和制度建设，实行干部任前、任后审计制、考察制、公示制，对每一个干部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考察。
再次，赋予监督机构相对独立的监督职能。“以权力约束权力”是一个具有哲学理念的权力监督思路。权力监督的最终落实，关键在于赋予监督机构独立的监督职能，让监督机构以监督主体的地位独立行使监督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赋予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监督职能。其中包括：监督机构具有与同级党政权力机构相对平等的权力主体地位；人事任免除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外，其他人员的人事任免由监督机构独立行使任免权；财务经费管理与同级财政脱钩，由上一级财政按年度纳入预算，由监督机构系统内纵向划拨管理使用；独立行使执纪办案、刑事立案、司法审判等权力。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最后，要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接受监督。根治腐败的最有效的措施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法制规范，包括党纪党规的规范。从更积极建设的角度说，党员干部本身应该加强自律，加强党性修养，主动地拒绝腐败。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这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要求，也是领导干部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需要。特殊在哪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官当大了，抬轿子的人多了。现在的确有一些迎合型的干部，为了走捷径，捞取实惠，刻意在领导面前阿谀奉承。周围这样的人多了，容易使人在头脑中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能力和水平上都高人一等，不会犯错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二是领导干部所处位置居高临下，监督的人少了。越是高级干部，监督的人就越少，如果没有很强的自律意识，就很难保证不出问题。其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是组织上关心和爱护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实际上，纪检监督部门的监督，有利于防止领导干部犯错误，是对领导干部最大的爱护和最好的保护。
4.立足于阶段性战役，长抓不懈。党内容易产生“既得利益”思想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属于历史遗留的客观原因，具有不可更改的长期性因素，因此对“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同时，要真正取得斗争的成效，用反腐败的成效取信于民，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分阶段推进，不断巩固和扩大斗争成果。
依法从严惩处，强化震慑威力。一些腐败分子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与执法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直接关系。查处不力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来自权力对执法的干预，人情风、关系网对执法的影响，还有“官本位”习惯势力对腐败的迁就宽容产生的消极影响，甚至还有来自权力层的特殊利益集体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官官相护”，对法律的抵触和排斥。必须强化法律高于一切的意识，摆正心态，排除干扰，捍卫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首先要坚持依法从严执纪。发现问题一定要查细、查实，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哪个部门、什么人，决不能敷衍应付，遮遮掩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要坚持从快执纪。强化雷厉风行的作风，排除干扰，做到快抓、快查、快办，不能久拖不决。第三要坚持从重执纪。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握有重权的高官，利用职权搞违法违纪活动，危害大、影响恶劣，一定要按照党纪、国法、军规予以严惩，决不手软，切实达到严惩和警示的双重效果。
5.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保持平和的心态，坚决反对权力腐败。正确对待权力，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要求党员干部坚决反对权力腐败。权力观的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出现偏差，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因此，在对待权力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这是江泽民总书记突出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要求党员干部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是同时也容易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少数党员干部不能正确看待这种差距，看待个人的“清贫”，因此就容易忘记党的宗旨和要求，于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抬头了，群众观念淡漠了，理想信念动摇了。事实说明，这往往是造成腐败的思想根源，往往直接影响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现在社会上的“59岁现象”，根源也在于此。
6.切实加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作为执政党，不仅要在夺取政权和困难的时期想起群众，取得政权、事业发展以后，更要重视群众、依靠群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
作为领导干部来讲，要摆正自己同群众的关系，绝不能有意或无意地颠倒主仆关系，以“父母官”自居，高高在上。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到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特别关心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把他们的事情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点考虑，重点解决，切实安排好他们的就业和生活。只有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切实做好了，我们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