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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真理标准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做了重大的哲学开启。
一
哲学在向“哲学之外回转”。这种回转是指在哲学之内哲学内在地指向现实世界，哲学催生新的思想。
这种回转，在马克思那里，曾是哲学内在地指向1848年革命前夕笼罩整个德国的那种精神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束缚，英勇地向君主专制国家夺取市民社会公共性和言论自由，向僧侣集团夺取知识和道德的主导权。并对德国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普鲁士专制国家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做了初步阐明。哲学同那个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回转按其自身逻辑使哲学家面对就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马克思对技术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当代的重要问题，仅仅根据对各种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某种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实际经验的批判性认识，还不能对此发表肯定的意见。“对政府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使他转而反对以前的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教条主义，反对宣布一套似乎对将来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现成办法和一劳永逸的决定。对国家、法和市民社会等等的解剖，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应该到人们物质生活总和中去寻求，要把理论批判同历史实践联系起来，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哲学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启心”，成为伟大思想家，催生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1842年至1848年的哲学回转，作为一种哲学的现实指向，作为一种凌厉的批判和历史激情相结合的哲学模式，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此后以马克思名义或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所做的“哲学之外回转”，大体都依据了这种模式，“回到马克思”之一就是“回到早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哲学回转主要的阐释文本。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回转。哲学内在地指向社会主义内部的思想僵化。这种僵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把对哲学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自觉，变成经典中没有谈过的问题不容许讨论，经典中已经谈过的问题，不必再讨论，形成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实际上势必变成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采取压制、打击和专政手段的一种精神禁锢的律令；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个人专断作风、个人崇拜现象对党内正常政治生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损害，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毛泽东同志重用的少数人以可乘之机搞了封建法西斯主义。这种状态，甚至在这少数人罪恶被充分揭露之后，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反而更加发展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这样，“两个凡是”就不仅把思想僵化推向新的极端，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
所以思想解放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哲学回转向两个基本问题深入：一、思想解放的民主条件；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关于第一个问题，哲学索回“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评判权，党则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保证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关于第二个问题，哲学索回时代精神，党则集中力量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动员全党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等问题，以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以正确解决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以正确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
哲学主流在索回实践对真理的评判权和时代精神之后，做了不同于1842至1848年的马克思的哲学回转。
一、不是从历史表象走向历史深处做历史总体观照， 而是以实践为标准面对具体历史人物和具体的历史事件，做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是一起灾难深重的历史事件，但这两者又紧密联系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因而对上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式作出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阐析了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所负有的主要责任及他的悲剧所在。阐析了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阐析了毛泽东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相左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二、哲学回转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思当年所关注的问题上， 或对同类问题做重复的回转，而是直接地提出了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
在整个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邓小平及早地抓住问题实质，提出了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哲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内部回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解放了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置于涵盖广泛的实践检验之中，像真理标准等等这样的基本观点，就愈显得颠扑不破。一些基本观点虽是正确的，但它适用的范围有了较大的变化，认识的真理性边界要做调整。一些观点、构想已被实践证明为不正确或不全面的则有待改正。一些重大问题，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未能涉及。最重要的是通过真理标准讨论，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不再要求马克思主义创造人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新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所以只能是不忘老祖宗，但又不断地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根据现在的现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这次哲学向“哲学之外回转”，便成了哲学通向新的历史实践，在哲学中实现“思想的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是以其对生产的实在条件的实事求是的把握为前提的。如果对这场哲学回转予以历史审视，便可看到，它没有对马克思的哲学回转做抽象的重复，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依据“目的合理性”向“交往的合理性”和“公共性”转换，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回转在今天的意义，更避免了苏东自由派哲学对“社会主义异化”的消解所导致的对社会主义自身的消解。而是根据马克思哲学回转之后对人类世界的根本把握，根据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现代性重写”中所契合的当代社会问题，重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终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二
哲学终止了“体系的思辨”。这种终止，在马克思那里，曾是以唯物史观替代历史哲学。第一，他只提供根据历史经验概括出的若干基本观点，或说是一般的命题群。并没有根据“世界精神”、“人的本质”等等按“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去构筑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药方或公式的思辨体系。同时，其“实证性”又是以“现在的社会联系”和“周围生活条件”的实践所既与的历史的总体为对象。第二，他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所以是“对历史哲学的扬弃”，而不是对历史做“哲学的重构”，它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共产主义不是由某种历史哲学所规划出来的应当确立的状况，或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由现有的前提条件产生的对现存状况做历史实践扬弃的现实运动。在马克思那里，“对现有前提条件”的分析，集中在社会分工和阶级统治的诸社会关系方面。他对“类存在”的思考，并没有预定地提出可以包揽一切而又契合未来的一般框架。他彻底地终止了对这些问题做“体系的思辨”。
1978年后的中国，由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哲学终止了对马克思主义做“体系的思辨”，开展了自延安整风以来涵盖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发和推动了从政治大局和时代脉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进程。纠正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序言》中的公式做历史哲学解释的偏向。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属于不同阶段的多种社会形态在历史空间上相互作用的那种结果，使同时存在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没有普遍的模式。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历史发展顺序在不同民族中也是这样，即没有普遍模式。唯物史观同现实生活的生动发展再次鲜活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开了一个哲学的门，终止“体系的思辨”，认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并指明：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甚至失败；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从而出色地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伟大历史的哲学开启所要导向的中心课题是社会主义问题，所要把握的哲学基础是真理和价值统一于社会实践。邓小平理论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真理性认识形态出现的，而是包涵着真理、价值和实践内在的深刻关系的。
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是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 邓小平理论形成于我们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形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崭新实践的经验总结，形成于人类社会当代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个理论是这些伟大实践的产物。它从这些实践中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来展开的。所以又不能不蕴涵着鲜明的价值追求。它完整地提出了一个蕴涵深刻的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命题群。这个命题群在党的十五大得到基本的概括。这个命题群的体系性，在于它的实践性。实践所具有的自然史性质，使相继出现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理论概括（命题），合乎规律地整合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的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价值离开实践，是很空泛的东西，同样地，社会主义也不是现实应该与之相符合的理想，它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它不具有任何先验的价值形态。真理是有力的，但不能离开实践显示其伟大力量，离开实践，真理也是很苍白的东西，只有社会实践迫切需要它的时候，价值才使它出场，一并再现于伟大的实践，推动人们创造新的历史，创立新的理论。
二、真理和价值统一于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哲学在终止“体系的思辨”之后，首先把真理标准和指导我们实践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使思想路线逐步系统起来，使人们认识不断地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方向发展。真理标准讨论，为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真理论基础。
随之把生产力标准和指导我们实践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导致最具决定意义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人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同样地坚持通过改革体制和对外开放以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所规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项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继而又把“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指导我们实践的价值导向联系起来，区分了制度与体制，引导人们在大胆的试验中，按“三个有利于”标准，选择有利于我的体制，即基本制度实现形式的创新；区分了制度性范畴和非制度性范畴，引导人们在大胆试验中，按“三个有利于”标准，积极吸收和借鉴对人类普遍有效的一切文明成果，即非制度范畴运用的创新；区分了制度性范畴和客体效用，引导人们在大胆试验中，按“三个有利于”标准，有效地利用客体效用，做出有利于我的政策选择，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容纳一切非公有制经济因素，以巩固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并获得共同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价值标准，是判断改革开放乃至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从哲学上讲是衡量实践得失成败的标准，它从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上规定着社会主义应该如何满足人民需要问题，规定着人们如何看待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理性认识问题。人民是看实践的，并且总是把他们所需要的那一点包含于实践，要求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统一。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统一，就是实践人民的这个要求，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它开启了真理和价值统一于实践的哲学的大门，引导人们迈向伟大的历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