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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德国《明镜》杂志将这个10年总结为“失去的十年”。①包括“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暖以及各类冲突在内的诸多事件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全面挑战。中国的崛起也是众多挑战之一。而位于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统计显示，“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是2000年以来阅读量最大的新闻，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最受瞩目的全球现象。②10年前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前途充满疑虑，现在的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心情复杂却充满期待。
应该把中国的复兴放在全球化这个宏大历史进程中加以考虑，尤其是把中国的复兴与近代史上各个大国的崛起加以比较的时候，更有这样做的必要。全球化无论作为历史背景还是作为国家兴衰的推动力都是将中国的复兴与近代西方大国的崛起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还从没有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崛起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全球规则和机构覆盖了国际联系的每个角落”。③中国的复兴既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全球化推进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全球化则是约束和规范中国行为的基本历史背景。
一 争论中的中国复兴
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最初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传教士和游客的早期记述；二是近代以来西方媒体的报道。由于这两类描绘者的出发点不同，所处的历史阶段各异，因此，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终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高尚纯朴的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另一个是饥荒动乱、暴政恐怖、堕落邪恶的中国。”④冷战的开始，媒体报道更具有单向性，中国的形象也日益被政治化，中国不仅被描绘成内部独裁的国家，也被刻画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得以施密特、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开始看到和承认中国影响力增强这个客观事实，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发展前途依然充满怀疑。其中两个原因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至今也在影响着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判断。一是对于中国的了解缺乏全面性，多是以西方媒体偏颇的报道为依据；二是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偏见。这既是冷战的遗产，也是一些西方政府刻意而为的结果。这样，中国的国际形象常常被刻画为：专制国家、内部分化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不服从国际规则的傲慢大国。
尽管如此，在过去10年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和判断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论(或者说“北京共识”)、中国责任论以及中国统治论等判断先后出现。⑤
中国崩溃论的政治理论前提可以追溯到福山所做的“历史的终结”。⑥苏联的解体为这个判断提供了客观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批判是中国崩溃论的经济理论前提。此外，台海关系的紧张成为中国崩溃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提。因此，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停止，中国的政治将由于内部动荡和国际冲突发生根本性改变。
中国威胁论有三个分支，第一个是中国崩溃论的延续，它认为，如果中国崩溃，将会给世界带来庞大的难民问题以及整个东亚区域的不稳定。第二个是中国对国际格局的威胁。这种威胁论的理论前提是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它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现有的国际格局将受到严重挑战，因为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带来资源和地理空间的重新的分配，从而引发冲突乃至战争。第三个是中国体制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威胁。其最基本的依据是，中国缺乏民主自由的经济增长已经挑战了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同步的理论。
中国模式论是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北京共识”由美国人雷默提出。⑦尽管其表面上挑战的是“华盛顿共识”，但是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经济理论模式，因为其概括的独立、创新和渐进改革与其说是经济意义上的，不如说更是社会政治发展层面上的。尽管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模式都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官员似乎更认可中国的发展经验。然而，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提出，可以视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至于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还需要深入探讨。
有人认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或“G2”提法⑧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责任论的产生。这个判断过于简单，实际上，从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如何承担国际责任问题就已经出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谈判为中国责任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为中国对于包括他们在内的全球事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中国责任论是阴谋论。这种判断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
法国人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被认为是中国统治论代表。他认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中国为中心构建的世界秩序将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独特文明史将为其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提供重要资源，这也将威胁到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⑨实际上，早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就提出过要重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朝贡制度”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而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的看法更为积极。他认为，中国式的全球秩序将会对国家主权表现出更大的尊重，而民族多样性也将受到更多的宽容；不同经济模式的实验空间将会更加广阔。⑩
根据过去30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同判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四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是悲观心态。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人从最初对中国自身发展前景悲观，转向了对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消极影响悲观，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即便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也会带来环境破坏，世界资源重新分配等全球性问题。第二种是乐观心态。这个群体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充分说明，中国不仅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也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会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以参考的经验，这有利于打破发展模式上的西方中心论，丰富世界的多样性。第三种是惧怕心态。与悲观心态不同的是，惧怕心态主要出于对中国发展成功会给主要大国以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挑战，主要存在于一些西方大国的决策者心里。这些国家因为惧怕所以会动员各种力量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且在战略上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敌手。第四种是挑拨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存在于一些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中，对于中国的发展缺乏全面了解，对于问题的报道片面，甚至进行扭曲和抹黑，以激化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矛盾。
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认识和判断的变化以及复杂的心态，充分说明了其面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充满着怀疑甚至敌意，另一方面又要为了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与中国进行接触和交往；一方面不喜欢中国进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中，另一方面又要为了维持现有的国际结构而不断地为中国提供着空间；一方面政府努力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要不时屈服于国内的选举压力。但是，无论这种两难如何棘手，西方社会依然希望保持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其内部各个国家也会在重大利益上保持立场的一致。
二 中国发展道路的全球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说，1991年之后，世界历史有五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心从北大西洋地区移到了东亚和南亚。虽然这种转移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但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才使这种转移具有了真正的意义。(11)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起到这种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开辟了一条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对于中国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发展和全球化的关系充满赞赏。他说：“中国现在正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中国人的思维如何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失败教训结合在一起的。而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这个故事。”(12)
中国选择的全球化道路是由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有独特性，但是中国处理自身发展和全球化关系的做法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有两个理由：一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必须面对、必须参与的客观现实。在全球化面前，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做出选择，每一种选择都相互联系，具有相互参照性。二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民族国家的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但是依然是民族、企业以及个人发展所依托的基本制度单位。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无从谈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中国发展经验的核心就是有效地发挥了国家的积极作用，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内在欠缺的，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全球化道路具有五个主要特点。
第一，自主的全球化。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肇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具有天然的主导权，其他国家都是被卷入这个过程之中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形成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不平衡格局。这种不平衡是全方位的，核心是这些后进国家是否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虽然这些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革命形式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实现了政治形式上的自主，但是大多数不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文化乃至决策上的自主性。这表现为经济的依赖，文化的依附以及决策的被影响甚至被控制，难以找到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长此下去形成了政治独立化和经济文化“再殖民化”并存的奇怪局面。
半殖民地历史、参加共产国际的经历以及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得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无时无刻不把国家的主权独立和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的领导者懂得历史，这一点不像大多数西方政府。”(13)坚持主权原则为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提供了国际法的保证，而自主性则为主权国家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提供了制度支持，动员了国内资源。1978年后，随着中国日益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决策者更加强调主权独立和国家自主两个原则，并注重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提高二者的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来应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的挑战。人权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生存权作为基础性权利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实现的。其次，在不断引入外国投资(FDI)，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更加强调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和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中国能够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避免受到重大冲击就说明了经济自主性的意义。最后，在加大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同时，更加强调本土文化的挖掘发扬、中国主流文化思想建设以及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这有利于避免自身文化在西方主导文化的挑战下衰败，并为整个社会摆脱文化思想的“再殖民化”提供了信心和支撑。
第二，渐进的全球化。中国的改革路径被公认为渐进改革，以区别于前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路径。这种渐进性也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特点之一。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渐进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在时间层面上，中国加入全球进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次完成的。1978年打开国门，1992年实现与全球市场体系的对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则是在各个方面全面接轨；在空间层面上，先是特区开放，然后是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接着是内地逐步开放，实现了从点到线到面的全面开放；在体制层面上，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社会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对外开放，相互学习。这三个层面的逐步完成，既符合中国规模大、内部复杂的特点，也符合全球化是由多层次内容组成，并存在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
渐进地进入全球化进程，除了为保证国家自主性提供了时空和制度缓冲外，还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结果：首先，由于进程是渐进的，所以中国政府能够保持主动性；其次，渐进意味着没有重大中断或挫折，所以能保证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最后，由于进程渐进，开放和改革就存在不平衡性，一些空间和制度与全球化进程隔离开来，从而为避免或减缓全球化的负面冲击提供了“防火墙”或“隔离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外汇体制改革，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这是缺乏改革、非常封闭的领域，但是为中国避免金融危机的过度冲击提供了支持。
渐进的全球化，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命题。一方面，全球化既能带来好处，也能带来冲击；另一方面，无论是好处还是冲击都是通过国内制度机制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国内制度、机制的判断，不能简单地用改革是否与国际接轨来衡量，必须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相联系。
第三，可管理的全球化。全球化在现象上体现为物质、资金、信息、人员等的跨边界流动，其推动力除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外，更主要来自追求超额利润的资本。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所以也形成了不同的应对全球化的模式。寻求超额利润的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后者更倾向于采取自由主义的支持态度；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深受跨国资本之苦，更倾向于采取民粹主义的反对态度。然而，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态度和做法都不利于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和条件。自由主义的做法虽然鼓励了资本的发展，但是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应有职能的发挥；民粹主义的做法表面上似乎保护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但是也会牺牲国家整体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虽然有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但是并不排斥向国外学习。(14)改革开放后，决策者很快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制度方面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国内发展和国际资本的关系，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扫清了障碍，并确立了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国家也在速度、强度和广度等方面对加入全球化进程调控，并且不断增加管理全球化的方法措施，提高管理能力。
中国管理全球化进程的三个原则是值得借鉴的：其一，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区分开来，避免了资本力量壮大而制约甚至控制国家的决策和运行。其二，提高国家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始终是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因此国家在人员、技术、政策、机制和制度等诸多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尽快与国际接轨，学习和熟悉国际惯例。其三，借助于国内公民社会处于发展阶段，国家对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进行了限制，保证了经济全球化的有效进行，毕竟经济全球化是目前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
第四，均衡的全球化。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有着复杂的内部要素和关系。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是其内部的诸要素、各主体以及各种关系并非同步等量进入全球化的，存在着不平衡性。对于它们来说，世界并不是“平”的。这是许多规模较大、国内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重要挑战。国内主体、要素、关系对于全球化机会的把握程度，对全球化挑战的承受水平各异，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将原有的矛盾激化，并且产生新的问题。“第四世界”、“贫富分化的社会”、“失败国家”等现象都是全球化造成国内分化的典型表现。
中国通过渐进开放，适度管理，首先做到了对全球化与国内诸要素互动的有效调控，避免了国内各种主体和关系同步暴露在全球化面前，从而为全球化效应在国内的均衡推进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有三个方面的经验很值得研究：一是通过加快工业化，整合国内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并通 过产业升级在国内形成“雁阵发展”模式，从而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竞争力。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既提高了国民收入，也增加和稳定了就业。二是通过财政转移、对口支持帮扶以及推进协调发展等方式，不断深化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提高全球化带来的“滴流效应”，保证国家的整体发展。三是通过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民和农业抗击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增强国内稳定的结构性力量。在许多国家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民往往是“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中国在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社会方面的诸多做法都值得进一步总结。
第五，创新的全球化。全球化也是趋同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往往成为弱势文化模仿(主动或者被动)的对象，并由此消除掉它们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固然，趋同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层面，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通过照搬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实现。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受到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开列了一套自以为“万能良方”的具体政策建议；中国的发展经验受到关注则因为其强调各国要根据具体国情来采取具体措施，并进行创新。
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后进者、“小学生”的姿态，对于各种新事物、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等充满着学习的热情和冲动。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没有孤立的创新，只有“边学边干”的创新。这种学习不仅发生在教育科技生产等领域中，更发生在政府层面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学习外部先进经验，实现自我创新，改善治理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各级政府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政府的不断创新确保了政府治理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的需求，也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减少了全球化进程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冲突。
除了“边学边干”式的创新，“试点—推广”式的创新也有利于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的适用度。这种起源于革命时代的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提升到制度化层面。中国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政策的出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新方式也发挥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在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有效竞争，弥补了国家规模大、权力集中的内在缺陷。
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将其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我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其具有的特点以及可能产生的更具有普世性的启发。一些人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或者出于无法用流行的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发展经验，或者由于不喜欢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不愿意承认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或者因为担心宣传中国的发展经验会引起西方社会的不满意，乃至攻击。其实，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公认的现实面前，这些想法显得是那么的天真、褊狭和脆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说，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变化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通过快速发展，中国成功地解决了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从总体上增加了全球化的益处。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包袱和忧虑，而是世界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最能说明这点。虽然在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排在第102位，但是识字率排在第56位，预期寿命排在第72位，综合排名为第92位。即便是对中国政治持批评立场的黎安友也承认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是“她能自己照顾自己”。(15)
其次，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使世界多极化更加成为现实。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应该是逐步摆脱霸权控制，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多极化的实现是民主化的基本前提。无论在世界市场还是各类国际组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参与对于原有格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加入不仅会打破原来的利益格局，也会带来变革的可能。这是许多主导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西方国家与中国不断产生矛盾和龃龉的根本原因。正如德里克在批判“北京共识”的时候说，“北京共识”最重要的内容也许是提出了一种建立全球关系的思路，即在多边国家关系中，在承认政治、文化以及区域、国家实践差异的前提下，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建立起一种新型全球秩序。(16)
最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谈论的热点，而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地区尤其如此。(17)对于发展模式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离开了主流话语体系，因为西方的经济主导地位以及冷战的结束让模式讨论显得毫无意义，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又重新点燃了这种谈论。(18)法国《回声报》有篇文章说：“在思想观念方面，如果撇开环境方面的影响不谈，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取得了一些胜利，并成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感兴趣的选择。”(19)
三 中国的复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正常事件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其兴衰更替就成为每个社会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而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使西方社会掌握了这种兴衰更替的主导权，并启动了全球化进程。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为非西方国家的赶超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中国的复兴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一个正常事件，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的快速发展具有同样的意义。
笔者更愿意将中国的发展称作“中国的复兴”。这样说有三个主要理由：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崛起进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地理格局，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影响着“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局面。二是，从历史长时段看，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影响力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甚至主导地位长达两千多年，只是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发展水平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影响力上屈从于西方世界。中国最近30多年的发展不过是中国恢复其影响力过程中的短暂时段。三是，所谓“大国崛起”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政治地理学色彩的词汇，其逻辑来自过去300年西方历史中一国兴起必然是其他国家衰落，然后产生战争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个词汇并不适合中国的语境，因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且把民意民心的赢得而非物质实力的竞争视为国家兴衰的根本，战争是解决国家之间竞争关系的最次等方法。
全球化的发展会推动世界交往的扩展，提高人们的相互联系程度、相互依存程度。但是，在现实中，以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各种利益、偏见的存在，使得全球化进程坎坷，国家冲突、体制偏见以及意识形态冲突时有发生，甚至激化。中国复兴引起的各种争论和激烈反应就说明了这点。驱动这些争论和反应的，有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是冷战思维。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20多年了，但是冷战思维依然顽固地存在于西方社会，尤其是政治家的头脑中。这种思维将社会主义看作是邪恶的，会威胁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冷战结束前，苏联是邪恶的对手。冷战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世界找到了新的敌人。中国成功地将市场经济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直接挑战了自由民主体制赖以存在的价值判断，并且威胁到西方的制度文化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发展进步，总会受到来自西方的严厉批评和无端指责。在冷战思维中，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不断发展，又迫使许多西方人士不断地修改着自己的观念和价值。这是一种痛苦的纠缠。
其次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没有终结，反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全球危机中显得更加强大，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全面，关系更为复杂。西方国家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创造者和主导者，这种地位从“二战”结束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但是，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兴起，这些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它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要面对来自这些发展中大国的竞争，还要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为后者提供参与的机会和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样，这些国家必须在新的国家力量关系中考量自己的战略利益，协调好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一旦国家的战略利益受到影响和挑战，他们就会加以反击，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就时有发生。
最后是道德优越感。西方社会的道德优越感是长期形成的，并受到其物质、技术以及制度优势的有力支持。在处理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时，这种道德优越感很容易导致“西方中心论”，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随着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社会赶超步伐的加快，对其了解的加深，他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也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道德优越感也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维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地位的最后支撑，并常常被用来批评和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近年来，这类事件经常发生，用以掩盖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国家之间的竞争从物质层面延伸到制度层面、道德层面。
全球化不仅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和个人卷入其中，也为它们提供了重新认识自己和彼此的机会。在全球化镜像中，中国的复兴使中国成为西方以及其他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的新参照系，也为中国反思自己提供了机会。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应该以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复兴，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干扰和扭曲，将中国的复兴看作全球化进程中的正常事件，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看作是正常的模式，而非独特的样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是“中国特色的”，但并非“中国独有的”，因为其是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合理吸收了世界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绝非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独特。相反，它集合了人类创造的模式。即使从理性角度看，一个拥有丰富多样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形态的世界大国也不可能不提供(或早或迟)某种万能模式。而且，由于收入和人力资源发展指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体现了全球最普遍的发展趋势。在各种成功的、相对成功的、未完成的、局部的、半途而废甚至被阻断的现代化并存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无疑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某种万能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对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把握得相当适中。”(20)
注释：
①Dirk Kurbjuweit,Gabor Steingart and Merlind Theile,“The Lost Decade: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10 Years of Excesses”,Spiegelonline,Dec.28,2009.
②引自腾讯网(http://finance.qq.com/a/20091208/007457.htm)。
③尼娜·哈奇吉安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动向》，《参考资料》2010年1月20日。
④周宁：《20世纪西方眼里的四种中国形象》，《书屋》2003年第12期。
⑤关于国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观点综述，请参考张西立《国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十大看法》，《学习时报》2009年11月9日。
⑥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
⑦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⑧“中美共同体”是美国学者弗格森和德国学者石里克2007年共同创造出的新词，意在表示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参考Ferguson,Niall and Moritz Schularick(2007),“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Boom”,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0,No.3,pp.215—239，2009年，他们再次发表文章，声称中美共同体已经终结(The End of Chimerica,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Working Paper 10—037，2009)
⑨[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⑩丹尼·罗德里克：《中国将统治世界?》，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参考资料》2010年1月18日。
(11)Eric Hobsbawm,“World Distempers”,New Left Review,No.61,January-February 2010.
(12)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13)[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5)Andrew J.Nathan,“When China Is No.1”,26 February 2009,Mckinsey Online.
(16)Dirlik,Arif.2006.“Beijing Consensus:Beijing ‘Gongshi’”,Globalization and Autonomy Online Compendium (http://www.globalautonomy.ca/globall/position.jsp? index=PP_Dirlik_Beijing Consensus.xml).
(17)Barry V.Sautman,Friends and Interests: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Working Paper No.12,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
(18)Alain Gresh,Understand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Le Monde Diplomatique,November 2008.
(19)《“中国模式”年》，星岛环球网，2008年1月30日。
(20)《中国：万能的现代化模式?》，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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