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精神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即将结束。20世纪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吗？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性回答的当首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早已进入现代西方社会生活话语和思想文化话语，并逐渐为人们不加思索的接受和使用。但是，“后现代主义”概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也不是由范畴系列构成的学说体系，只是一个描述性多于逻辑规定性的具有多重涵义的术语。法国哲学家Jean- Francois Lyotard 在本世纪80 年代初出版《Answeringthe question:What is postmodernism?》，迄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仍在回答这个问题，结果是各人有各人的回答，几乎有多少人回答就有多少种回答。美国精神分析学者霍兰德（Norman N.Holland ）在论述精神分析时说：“现在我们提到精神分析，应该说，‘各种精神分析’”（注：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我们提到后现代主义， 也应该说“各种后现代主义”或“多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仍处在被探索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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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为了描述出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界面，往往将西方思想文化区分为前现代主义（Premodernism）、 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不过有各种不同的区分原则。 比如Norman N·Holland主要依据西方20 世纪思想文化的一些总趋势加以区分。他写道：“要说清楚我所谓的‘后现代’究竟为何物，我必须简短地提一笔20世纪文化史。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本世纪一切艺术领域——也许一切科学领域——所经历的一系列运动中的第三阶段，当然，这对精神分析来说也不例外。我把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作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它们并不纯粹是按年代划分的”（注：诺曼·N ·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 页。）。 而美国《Revision》季刊主编理查德·特纳斯（Richard Tarnas ）博士在其1991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著作《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中，则从整个西方精神或世界观的历史性的演化进行区分。从哲学角度看，后一种区分更便于人们领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从整个西方世界观的划时代变化来区分，所谓前现代精神指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主流精神，即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及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古希腊罗马精神和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区别，但在最基本的哲学理念上，仍可归为同一的精神“范式”（Paradigm）。古希腊罗马精神集中体现为万宗归一的“宇宙论”（Cosmology）。2500 年之前的古希腊文明是西方精神文明的发端。“思维是从某种未分化的水平开始自己的历史的，在这种水平上，部分完全溶化在整体中”（注：米·亚·敦尼克等：《古代辩证法史》，齐云山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页。）。古希腊精神一旦脱离了“混沌”（chaos ）意识， 建立了特性（speciality）意识，在众多特性中探求共性（universality），在众多现象中探求统一的本质或形式（form ），
并以之为“原型”（archetype），作为解释一切现象的“第一原理”， 就成了古希腊精神的基本倾向和理念。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或基督教世界观是“一神论”（monotheism），上帝是“原型”。作为基督教精神的哲学形态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是一神教条主义（monolithic dogmatism）。 古希腊罗马精神和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是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传统精神。但是必须指出，“主流精神”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其精神形式、要素、变化和作用是复杂的多样的，不是“单一性”概念。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念的胚胎、萌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中文版，第386页。）前现代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西方现代精神的主流是在激烈批判和改造前现代精神的社会革命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批判主要指向前现代精神的整体宇宙论。古代关于整体宇宙的无所不包的理论和普遍真理，被视为虚假的教条加以否定。正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所指出的，“抛弃任何整体观念和态度是现时代的主要思想特点”（注：见
RichardTarnas,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Harmony Books, NewYork,1991,p.401。）。
坚持对整个西方精神文化的历史加以区分的学者，把现代精神的形成和变化的时段规定得很长，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20世纪的今天。从公元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运动， 是西方中世纪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是西方文明现代化的开端。文艺复兴及其引起的后来的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是古代自由创造精神的“再生”，也是思想的新大陆的“发现”，形成了西方现代的精神模式，到19世纪末期，西方现代精神已经成熟。
文艺复兴开始的现代精神的实质是人本主义的自由创造精神，具体体现为激进的个人主义（Radical individualism）、 批判的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和实用的世俗主义（pragmaticsecularitism），否定神学权威和宗教教条，反对任何绝对权威和思辨形而上学。它贬斥神性，赞颂人性，将个人的精神和行动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和进步性视为高贵的价值；深信人不但可以进入新的领域而获得前所未有的知识，甚至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现实和世界；人可以丢掉“原罪”的重负，投向现实的观察、实验、创作活动，追求对现实生活有用的东西，从而得到实际的幸福。
现代精神数百年的演化进程，也是众多矛盾和对立的思想不断分化的过程，主要有两股势均力敌的思潮。一是在科学技术革命和启蒙思想运动中形成和发展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scienticism）， 重视人的理智和实验科学的力量，重视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和人的生活。人是笛卡尔的“我思”（egocognition ）实体，
也是怀疑的主体（doubting subject），是主动的。而人之外的客观世界是物质实体的世界，与思维实体是根本不同的，是被动的，是由自然的机械规律控制的。牛顿的机械力学宇宙论和笛卡尔的二元论（dualism ）形成了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典型框架（framework）。 这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贯穿着难以协调的“分立”（compartmentalization ）或“分裂”（ schism）精神，即二元对立（dichotomy）精神。在哲学上， 直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也没有真正克服二元主义。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认识论，本质是一种二元论的认识论，这也是现代精神的本质特征。现代精神的另一股潮流是浪漫主义（Romanticism）。 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一样，强调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 ）的自由（freedom ）和创造性（creativity）。与理性主义不同之处在于，浪漫主义理解的人的自由和创造性不是理性的力量，而是人的非理性的（irrational）“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和“自我创造”（self-creation）。创造力的源泉是人的“激情”（emotion）和“想象”（imagination），不是理性的启蒙（enlightenment）；是世俗生活的冲动（impulse），不是抽象思辨的预见（predictability）。因此，“实在”（reality ）不是笛卡尔和牛顿式的客观物质实体或科学“实在”，真理也不是主体（人）对客体的反映或认知，而是像戏剧、绘画、音乐等一样的人造的艺术品。“想像力”是“实在”存在的媒介，“实在”是贝克莱、休谟、歌德、席勒等浪漫主义者的“实在”。这种否定物质实体并以主体的非理性想像力克服主—客二元对立的浪漫主义， 是激进的浪漫主义。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又出现了康德主义（kantianism）和黑格尔主义（Hegelianism）式的浪漫主义，消除激进浪漫主义非理性的片面性， 在先验理性和辩证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客体的统一（unity ）和整合（integrity），以克服现代理性精神中占主导地位的二元主义。 但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浪漫主义仍包含着主观和客观的内在的分裂和对立。20世纪初出现的尼采主义（Neitzscheanism）是西方传统浪漫主义的最有力的综合，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尼采主义使激进的浪漫主义或非理性的浪漫主义在20世纪逐步占了上风，并且蘖生出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主义、解释主义、解构主义等具有非理性气质的哲学和思想文化。后现代精神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现代思想文化漩涡中浮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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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在20世纪的新形式。而后现代主义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趋向可称之为“自我解构主义”（self-deconstructism）。 这种后现代主义把尼采的“上帝死亡”和“重估一切价值”的激进否定主义引向虚无主义（nihilism）极端。“自我解构主义”将分离（disjunction）、差别（difference）、 破碎（fragment ）、 解构（deconstruction ）、 不连续（discontinuity）、不连贯（incoherence）、混乱（chaos）、 混置（juxtaposition）、偶然（happenstance）、自发（spontaneous）、不稳定（uncertainty ）、 不确定（indeterminancy ）、
不调和（dissonance）、流散（dissemination）、消失（disappearance）、勾消（Scratch）、空白（vacuum）、无密度（density ）、 不可理解（incomprehensibility）、毁灭（annihilation）、 空虚（emptiness ）等等一类意识因素或“感性”（sensibility）纳入自身， 用这类词作为意味和表述一切现象的话语。由于这种纯否定形式的后现代主义集中吸取了现代精神中的大量的“毁灭性的东西”，因此，有的学者称这种后现代主义是“废弃道德论运动”。在理论上，这种后现代主义主要依据的是现代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的消解学说、语言分析派的语义不确定性学说和精神分析派的无意识学说。按解构主义观点，一切现象都没有固定结构，都是解构的（destructive）和散乱无序的， 因此，不存在稳定的实体和稳定的状态，只有不确定性，没有确定性。语言哲学促进了后现代的怀疑和不定的思潮。按语义不确定性学说，语言是人的特殊的地域生活偶然产生的符号系统，不存在语言与实在、符号与所指、语言与真理的必然关系，语言没有外在的基础。决定语言符号意义的语境（contexts）是变化不定的，语言的意义也就是不确定的，无所谓语言的“真意义”。言语活动是一种语言游戏活动，语言的意义（meaning）只不过是“表义者的游戏”， 只是符号系统的“隐喻”（metaphor）。因此，把人类的文化遗产和传统见解视为“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元话语”（metadiscourse），视为绝对可靠的权威，是没有根据的。语言是人的家，而语言一经产生，语言这个“家”也就成了人的“牢笼”（cage）或“牢房”（prison）。人们是用语言去塑造实在，而不是实在规范语言。语言游戏有其规则，但却没有不变的客观基础。语言的意义只有多样性（multiplicity）。这样，语义分析消解了语义的确定性。
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更为“自我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心理的立足点。现代精神分析自称是深层心理学，断言“无意识”（unconscious）决定人的一切活动， 人的精神是“酒神精神”（Dionysian spirit）。无意识学说是最为激烈的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人的独立性和人的判断的合理性的基础都被消解了。人在解构一切的同时，也解构了自我。“自我”成了“自我无意识”（self-unconscious）。现代的“人本主义”变成了“无本主义”。尼采从“上帝死亡”中创造了“超人”，这个“超人”曾信心百倍地去颠覆一切，最后自身也被颠覆了（subversive），“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69 年发表了论文《The Ends of man》，尽管女性主义者认为， 西方传统的文化是男性（masculinity ）文化， 现代精神的危机是男性危机（MasculineCrisis），Derrida 说的“人的终结”是“男人”（man）的终结。实质上，“自我解构主义”消除了人的确定性（certainty）， 也就将“人”非人化了。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发展趋向可称之为“参与的后现代主义”（participatory Postmodernism）。 这一派反对“自我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一切和颠覆一切的消极文化。因为，把“打碎一切”视为一种新的现实，就使人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predicament）， 实质上是一种“无意义的唯我主义”（meaningless Solipsism）。 “参与的后现代主义”主要吸取现代浪漫主义中这样一些意识因素：多样性（multiplicity）、多元性（plurality）、复杂性（complexity）、 模糊性（ambiguity）、关系（relation）、相关（communication）、相互性（mutuality）、联系性（connectivity）、依存（dependency ）、统一（unity）、和谐（harmony）、调和（reconciliation）、综合（synthesis）、整合（integration）等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全含的和参与的范式”（holistic and participatory paradigm ）或“统一的感性”（unitary sensibility）， 作为领会一切现象的新的“见识”，取代现代的二元论（dualism）以及种种分离（separation）、 对立（objectification）和分裂（schism）意识。
“参与的后现代主义”认为，西方思想文化演变的历史轨迹是由前现代的原始的统一（primordial unity）意识发展为现代的主体—客体对立（subject-object dichotomy）的“范式”，把世界理解为物质—精神，主体—客体，理性—信仰，自我—世界，个人—集体等等分裂对立的世界。笛卡尔的二元论是这种“分裂意识”的理论表现。笛卡尔之后的以贝克莱、休谟等为代表的经验论，把笛卡尔的精神实体改造成为感觉经验（experience），主张人感知到的“实在”就是人的“经验”，“实在”和“经验”是一回事。尤其是休谟的经验论，更把精神或经验之外是否存在“实体”或不同于经验的东西，看作是一个不必提的问题和提出来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认识论上彻底否定了经验之外的客观存在。他们想以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经验论来克服现代精神的分裂意识。康德阅读休谟的著作，从形而上学的迷梦中醒来，试图用先验综合论将主体—客体，感性—理性，可知—不可知，理论—实践，知识—信仰，必然—自由，自在之物—为我之物等等对立调和或综合起来，表达了一种主体和客体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康德的“物自体”最终还是不可知的，康德的先验论仍没有越出物质—精神二元对立的困境，先验综合和统觉统一意识仍然是一种分裂意识。黑格尔以更大的哲学雄心，试图将古希腊罗马精神、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和德国的浪漫主义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彻底解决一切分裂对立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体系。黑格尔的哲学理想是宏大的，但是他对“绝对理念”和“绝对实在”追求的哲学目标，则是注定要失败的。不过，他用所谓的“绝对精神”、“绝对实在”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将一切存在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或无所不包的整体。黑格尔把浪漫主义的综合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参与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康德的先验综合论和黑格尔的辩证综合论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它们完全错误，或完全没有思想文化价值。其实，它们对“统一”和“综合”的追求是对的，它们的失败在于其追求的“统一”和“综合”是绝对的、必然的“一”，是绝对普遍的、唯一的“实体”、“理念”或“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形式”、价值和意义。“参与的后现代主义”则试图用一种新的“综合观”、“统一观”代替绝对主义的“综合观”、“统一观”，建立一种所谓的“参与的世界观”。
“参与的后现代主义”不同意“自我解构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都是片面的，人类思想文化的演变不是“零点”演变，而是在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改造、更新、丰富、综合等复杂的过程中实现的。把各种思想文化分裂开来，否定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思想文化。
“参与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关系”理念，认为真正的“实在”不是孤立的“实体”，因此，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都是片面的“实体”论。真正的“实在”是“关系”、“相关性”、“介入”、“参与”。他们不同意存在主义的虚无论，但同意它的“关系”理念。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此在的结构即在‘世界之中’”，即在个人之外还有一个自然的和社会的“周围世界”，因此，“在世包含有共在”，“此在”有“在之中”性，各“此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此在”的“相关性”，也就是“此在”的“整体性”。因为“世内存在者都是向着世界被筹划的，这就是说，向着一个意蕴的整体被筹划的”，“此在”是“整体此在”，是“存在的整体性”。个人总要与“外物”和“他人”打交道，人的在世状态（生存状态）就是连续创造的关系。（注：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他们也接受罗素（Bertrand Russell）语言分析哲学的“外在关系学说”。罗素从哲学上发挥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学说，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人的观察“事实”或“事件”，传统哲学所说的“实体”，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或“逻辑虚设”（fiction）， 一切都是观察性质以及观察性质之间的关系而已。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主宾逻辑是传统的实体论和一元论的逻辑，是一种错误哲学观的表现。罗素“以逻辑构造代替推论的实体”，用关系论和多元论代替实体论和一元论。他说：“我所提出的哲学可以称为逻辑原子主义或绝对多元论，因为它肯定了存在着许多个别的事物，并否定了由这些事物构成的某种统一性”。（注：转引自车铭洲主编：《现代西方语言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罗素的关系理论影响了心理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或“对象关系理论”。后者认为，人“自始至终存在关系之中”，“个人是通过他与社会的关系成长的”，“我们是关系性生物。人类的动机和发展都来自与其他人的关系……”。不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的本质”决定事物的性质，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决定事物的性质。一切都是关系，没有关系，也就没有“自我”。“精神分析最初是研究每张人皮内的个性的科学，而后现代精神分析研究的则是人皮之间的人之个性”，“客体关系理论使人们放弃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想法，从而使我们永远不会单独存在，永远处于关系之中。我们生来就与另一客体相关。简而言之，我们是后现代主义的。”（注：诺·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 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303、292、288页。）可见，“相关性”观念是“参与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念。
既然一切都具有“关系性”，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应把一切现象视为统一的，综合的，相互渗透的，相互参与的。关键在于，“参与的后现代主义”赋予“统一”、“综合”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并以之与现代主义区别开来，也与“自我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区别开来。“参与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统一”、“综合”不是某种实体，不是本质，不是共性，不是一元，不是整全，不是同一规范，不是统一的模式，不是合一，总之，不是任何一种确定不变的东西。而是无限的杂多性、多样性、复杂性、破碎性的“并存”和“混合”，是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相依”、“相通”，是彼此界限的模糊性、交叉性、渗透性，是彼此的亲和（Rapprochement）、中介（mediating）、开放（openness），是一种调和（reconciliation）和统合（reintegration）。 一切是彼此不同的，多样化的，而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参与的。这样，肯定个性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又肯定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和依存性。既反对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nihilism ）， 也反对万宗归一的一统主义（monolithism）。
“参与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 世界是统一的有机体（unitaryorganism）。但是，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他们都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理解的“统一”、“综合”是以人的“想像”为媒介（medium），实在、真理、价值都是人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想像力是人与自然统一以及人与社会统一的桥梁。 人摆脱不了主观性（subjectivity），摆脱不了想像（imagination）， 摆脱不了神秘性（mystery ）。
人的自由的创造性（creativity ）和解释（interpretation），总会有个人的崇拜（cult）、 内省（inferiority）、感受性（sensibility）和意志（will）。而实在、真理、 价值与人的自由选择相关，人的意志、想像、信仰、希望等主观性总要参与选择。 人通过“想像和意志的自我创造力”参与一切创造过程， （注：Richard Tarnas,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 HarmonyBooks,New York,1991,p.371.）“统一”和“综合”的“实在”，都是人创造的。
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的自我解构派和激进的参与派二者的思想倾向（tendency）不同，但都是把想像（imagination ）作为人的创造性的基础和力量。认为想像不是反知觉和理性，而是知觉和理性都要通过想像传达出来。想像是人的一切能力的中介，科学的、哲学的、宗教的、知识的陈述，都具有想像的隐喻的性质（metaphorical nature）， 都是一种解释性的写实（univocal literalism）， 人的激情渗透于一切现实之中。整个来说，后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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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文化归根结蒂是关于现实的精神反映。后现代主义研究家们试图从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所谓“后现代性”或“西方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来说明现代精神中浮现出的后现代精神的“时代性”。“后现代思想家不但是‘操心之人’，更是直面现实的人”。后现代精神是研究西方社会产生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的产物。“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时代哲学”。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的进化，今天已到了“晚期”，“今天的现代世界已经是危机四伏”，“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后现代主义是必须“抛弃现代性”，必须“改造现代性”的一种精神的呼唤。（注：D .R.Griffn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85、187、72页。）
概括起来，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的双重“存在困境”（existential predicament）。在物质生活领域，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严重，经济、技术和社会，都变成了病态性的，成了反人类的或反人道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经济高于社会，物质高于价值，技术高于道德，权势高于精神，物质的繁荣被视为社会的目标，GNP 被视为社会状况的标志。货币崇拜和浪费的消费成了宗教，交换价值压倒了使用价值，货币媒介变成了实体财富，实物经济变成了符号经济。一种生产活动摧毁着另外部分的生产活动，经济所失超过了经济所得，GNP 的增长包含着生产的衰败，经济成了反经济。（注：D.R.Griffn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1页。）结果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人与自然对立，人与人对立，社会全面病态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社会在盲目的狂热中，在醉醺醺的自鸣得意中，离开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正道，走向人的自我毁灭的深渊。现代资本主义曾高扬自由的旗帜，反对封建的封闭和束缚，鼓吹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而今却走进了自己建造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牢狱”（prison）和“死胡同”（impasse）。
“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是思想的源泉”，人们“在一种社会制度下所遭受的苦难为灵魂提供了洞察事物的眼光，而灵魂从这种眼光出发看到的东西会进一步强化和深化对反常事物的反常之处的洞察”。 （注：D.R.Griffn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8页。 ）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进步”带来的却是一种“浮士德困境”（Faustian dilemmas， 即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权力和知识）。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黑暗现实（dark reality）或境况（situation）的有意义的“再认识”和“反响”（resonant）。理查德·特纳斯（Richard Tarnas）说：“在当代的思想境况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冲力， 一是对知识、 信仰和世界观进行激进的解构（deconstruction）和揭除（unmasking）， 一是对它们进行激进的整合（intergration）和协调（reconciliation）。从明面上看，这两种冲力的作用是相反的，而从细微处看，它们可被视为两极化的而又相互补充的倾向在共同发挥着作用”（注：Richard Tarnas, The Passionof the western Mind,Harmony Books,New York,1991,p.407.）。它们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畸形”（Gigantism）的批判， 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legitimation）的否定，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傲慢（complacency）的嘲讽，同时也表明“今天， 西方精神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转变”。（注：同上书，第xii页。）
后现代精神的这两种倾向（tendency）、思想（thought）、 感性（sensibility）、态度（attitude ）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困境作出的反应。它们的反应是不同的，但批判的态度和创新的意向是共同的。这两种价值态度（value attitude ）或价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 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有各种形式的表现，而参与派的整合、协调的意向正在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向21世纪，这一思想冲力更具有挑战性，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着革新的作用，对后现代主义参与派的这一思想趋向的性质和实际作用，值得进行追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