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批判：鲁迅与桐城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鲁迅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受章太炎先生影响，于传统文学之中，偏习魏晋文章，不喜唐宋八家之文，同时积极倡导白话文，把刚刚诞生的白话文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这一切迹象都表明，鲁迅对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的桐城文章不可能有很高、甚至很客观的评价。 一 鲁迅师友与桐城文章 鲁迅对桐城文章的直接评价并不多，并且受到“五四”时代风气和同人的影响较大。为考察鲁迅与桐城文章的关系，不妨先从这个问题的外围了解与鲁迅同一时代的“五四”同人对桐城文章的评价。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及鲁迅的胞弟周作人等对桐城文派都有评论，这些评论因其立场、动机和目的之不同，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对桐城文章持坚决批判态度的，把桐城文章贬低得一无是处，甚至将其“妖魔化”，必欲彻底推倒而后快。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钱玄同和傅斯年。《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中指出：“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并认为“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陈独秀是革命家，此文章亦是“革”中国传统文学之“命”，带有明显的陈独秀式的论说风格：但求批判得酣畅淋漓，不求全面公道。从上文可以注意到，陈独秀已经开始把“归、方、刘、姚”等归之为“妖魔辈”。真正提出“桐城谬种”的则是“五四”时期另一位闯将钱玄同。同是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钱玄同致陈独秀函，认为：“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此后，钱玄同多次提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的流行语。 相比于陈独秀的“革命”论调及钱玄同的“骂战”，与陈独秀、钱玄同同一战壕的傅斯年关于桐城文章的批判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则显得较有批判力量。 今世流行之文派，得失可略得言。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序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瓣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必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桐城嫡派无论矣，若其别支，则恽子居异才，曾涤笙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于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钱玄同先生以为“谬种”。盖非过情之言也。世有为桐城辩者，谓桐城义法，去泰去甚。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则应之曰：桐城遵循矩矱，自非张狂纷乱者所可苛责，然吾不知桐城之矩矱果何矩矱也？其为荡荡平平之矩矱，后人当遵之弗畔，若其为桎梏心虑戕贼性情之矩矱，岂不宜首先斩除乎？傅斯年这篇文章确实能切中桐城文章的弊病，所以不惜行文的板滞，引录于此。 第二种是对桐城文章持部分肯定态度的，肯定桐城文章“清通”、有“章法”，同时指出了桐城文章思想的落后，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章太炎、胡适、周作人等。章太炎在《菿汉微言》这样评价桐城文章的“义法”：“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末猥杂佻悦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然是为中人以上言尔。桐城义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虽未与大乘相齿，用以摧伏魔外，绰然有余，非以此为极致也。”章氏认为桐城文章讲“义法”，虽然不是为文的“极致”，但是“有物有则，雅驯近古”，“在今日，亦为有用”，可以对当时报章小说文风之弊起到纠正的作用。“五四”时期较早对桐城文章进行评价的是胡适，正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才引起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后来钱玄同和傅斯年的关于桐城文章的评价。但是正如胡适文章的标题“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批评了“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的现象，但并没有对桐城文章的代表发难。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桐城文章有较为详细的评论：“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骈文的弊病不消说了。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大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汉、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没有用，只替文学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的中心，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他们有时自命为‘卫道’的圣贤，如方东树的攻击汉学，如林纾的攻击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载道’的话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胡适肯定桐城文章的通顺，批评了学界的那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胡适还点出了桐城文章为以后新思潮的引人所起到的预备作用。 在对桐城文章评论持第二种观点的阵营中，鲁迅胞弟周作人的观点值得特别注意，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但是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周作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没有就桐城文章的某一具体问题发表看法，而是看到了桐城文派在新旧文化冲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的变化和作用以及趋时和背时。 对于以上两类六种关于桐城文章的观点，还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持全面否定桐城文章观点的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的文章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新青年》素来就是批判传统文化、传统文学，提倡新思想、新文学的阵地，桐城文章作为绵延二百余年仍对当时文坛有很大影响的传统正宗文学，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一组批判桐城文章檄文的发表，无疑对提倡白话文、新文学，乃至宣传新思想有积极意义。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对桐城文章进行批判的队伍中，章门的弟子为数不少，桐城诸老不仅占着文统的位子，又占着大学堂讲习的位子，在对桐城文章的批判中，桐城诸老丢掉的也不仅是文统的位子，也丢掉了大学堂讲习的位子，章门弟子在批判中入主了大学堂。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对桐城文章进行批判的有两位是来自桐城文章发源地安徽的。胡适和陈独秀都受到过桐城文章的影响，无论是少年时的传统文化学习还是青年时的接受西方思想，都与桐城文章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尽管都批判桐城文章，但是看法却不尽相同，这是耐人寻味的。 二 鲁迅与桐城文章 以上对桐城文章批判者有鲁迅的胞弟，有鲁迅的老师，也有鲁迅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对桐城文章的评价对鲁迅有一定的影响，下面我们来看鲁迅对桐城文章的看法。鲁迅对桐城文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些杂文中，鲁迅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 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功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已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恉”；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鲁迅的这段话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我们拣与桐城文章相关的问题展开。鲁迅对严复的评价主要是在其翻译方面。鲁迅认为严复翻译的东西很多，有的不光翻译起来吃力，读者读起来也吃力，其中最好懂的是《天演论》。《天演论》在鲁迅看来“桐城气息十足”。结合上下文看，我们不认为“桐城气息十足”是鲁迅对严复及桐城文章的批评。恰恰相反，这说明桐城文章“最好懂”，同时桐城文章留心平仄，“音调铿锵”。鲁迅这里虽然用语不多，却准确地抓住了桐城派讲求“通达”、注重音调的特征。 鲁迅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中又提到了桐城文章，并且是袭用了钱玄同的“桐城谬种”的说法： 近年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这篇《重三感旧》是鲁迅于1933年所作，是在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已过去的情况下，通过对“老新党”和当时的一些青年的对比，表示对当时一些青年的“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等追求“古雅”行为的不满。“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在这里成为传统文学的代表，成了鲁迅要批评的对象。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鲁迅又一次提到了“桐城谬种”：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鲁迅这里首先是解释了什么是“桐城谬种”，并且认为这一称呼“形容惬当”，所以能够“流传也较为永久”，而与之匹配的正是“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这里完全可以看得出鲁迅的反传统和解构传统的精神。文学传统何其多，为何鲁迅对桐城文章多次加以批评？诗文为正统文学，桐城文章又以唐宋八家为取法对象，自然是正统中的正统，也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和集中批判的对象。 从以上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桐城文章是较为了解的，甚至对于桐城文章在“通达”方面的贡献也是赞赏的，只是当桐城文章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代表和阻碍白话文推广的时候，才加以批判。实际上，桐城诸老，如吴汝纶等，以及受桐城文章影响较大的严复、为桐城文章辩护的林纾等，都是新思潮的积极介绍者、推广者。周作人认为“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其中就暗含了这层意思；鲁迅写给增田涉的信，也多少透露出此方面的意思。 三 鲁迅文章与桐城文章 鲁迅为近代以来文章大家，无论是《朝花夕拾》中的美文，还是被喻为“投枪”与“匕首”的杂文，都有很高的成就，这一点已为中外的学者所认同①。桐城文派与清代相始终，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地域最广、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文派中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皆以文章名世，桐城文章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是文章大家，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影响与挣脱影响的关系，这就有了可以比较的基础。姚鼐在《刘海峰先生传》中写道： 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然自康熙至乾隆数十年，应顺天府试，两登副榜，终不得举。……因历天下佳山水，为歌诗自发其意……先生伟躯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谐谑，与人易良无不尽。 姚鼐的《吴殿麟传》这样评价吴殿麟： 其为人忠信质直，论诗文最严于法。鼐或为文辞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尽言之。鼐辄窜易或数四，犹以为不，必得当乃止……盖殿麟于文及学，其立志皆甚高，远出今世。虽其才或未必尽副其志，然可谓异士矣。 我们再看一看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的这段描写：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如果将姚鼐的两篇文章与鲁迅的这篇文章相比较，就能看出两者在描写人物、表现人物性格方面的相似性。比如，在描写人物时，往往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表现：姚鼐欲突出刘大櫆的文才，没有采取直接揄扬的办法，而是借“名大重于京师”的方苞之口言之；鲁迅欲表现藤野先生在个人生活方面的俭朴和疏于衣装，是通过“不及格的留级生”“讲演”的。又如，他们都喜欢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风貌：姚鼐为了表现吴殿麟的“忠信质直”，列举了这样一件细小之事——“鼐或为文辞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尽言之。鼐辄窜易或数四，犹以为不，必得当乃止”，吴殿麟确实“忠信质直”；鲁迅为凸显藤野先生的认真教学，选取了藤野先生为鲁迅用红笔改讲义这样一个细节，藤野先生确实“严谨认真”。再如，在展现人物肖像时，都能以寥寥数语抓住人物之风神：姚鼐描写刘大櫆时仅仅用“伟躯巨髯，能以拳入口”九个字形容之，就把刘大櫆的豪放不羁的大丈夫形象表现出来了；鲁迅用“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刻画上课时的藤野先生，就把藤野先生的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教师形象描绘出来了。 上面列举了姚鼐与鲁迅关于人物描写方面的相似之处，我们再看看姚鼐等与鲁迅文章对于景物的描写： 逾小桥而北，有温泉焉。泉自殊砂峰而来……深不逾二尺，而泉自沙底汩汩起。池北，冷泉出石罅。两水相和得不炽。凌冬，冷泉涸则水愈温。池之东隅，有隙以流其恶，水随浴而净。而殊砂泉其气清芬。故天下多温泉，而黄山为之冠云。(刘大櫆《游黄山记》) 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姚鼐《登泰山记》)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呐喊·故乡》)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映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鲁迅《故事新编·补天》) 可以说，上举四段文字中的前两段运用的都是传统的写景方法，这类文章往往注重布局，能把情景事理说清楚，描写细致、生动、传神，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山水画。这在鲁迅那里也得到继承和发扬，如《故乡》中的上段文字，基本上按照从上到下的空间顺序描写的，层次分明，画面和谐生动。但鲁迅并没有完全模仿传统，而是有了新的突破。鲁迅在《补天》中对于天空的表现、《铸剑》中对于“人头大战”的描绘，这些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景物描写，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和魔幻性，却有较强的表现力。这是鲁迅借鉴西方文学表现方法，给中国文学创作提供的新的典范。 限于篇幅，具体文章的例子不再列举。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对人物的描写和表现，除了有与古人关于人物描写方面的相似之处，也有新的补充和发展，这在《铸剑》等文中可以看出来；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鲁迅对景物描写的文章中也能够体现出来。还需要补充的是，早在《史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人物描写的经典之作，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亦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山水画，这些都是足为后世取法的。桐城文章本身可以看做中国传统文章的总结，传统的各种表现方法在这里得到了集中呈现。而鲁迅又是熟知桐城文章的，甚至将桐城文章作为批评的对象，有意挣脱以桐城文章为代表的传统的影响，而别立新宗。 桐城文章重视“言有物”、“言有序”，提倡“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并重，行文讲求“雅洁”，讲求“声律”和谐；鲁迅对这些有继承，有发扬，有改造，有舍弃。比如，鲁迅对“言有物”、“言有序”是赞同的，但改造了桐城派所谓的“物”，舍弃了桐城派所谓的“义理”，而代之以“民主”、“科学”，代之以“立人”思想。鲁迅扬弃了桐城派的“考据”②，汲取了其中的求实精神，舍弃了不必要的繁琐。鲁迅打破了桐城文章“雅洁”等方面的清规戒律，以富有表现力、冲击力的形式，将新生的白话文的表现力充分地发掘了出来。 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一文中对“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的说法非常反感，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从古代那里找渊源和根据。这警醒我们在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关系时，必须具体分析、客观实际，切勿随意比附、源流不辨。真正厘清鲁迅与传统的关系，不但不会矮化鲁迅，反而能看出鲁迅“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伟力。 注释： ①阿英《〈鲁迅小品〉序》及史沫特莱《鲁迅是一把宝剑》等文章已经给予鲁迅“杂感文”很高的评价；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在兼顾鲁迅杂文思想性的同时，在艺术之维，也多加关注。 ②尽管桐城派的“考据”与汉学家的繁琐“考据”不同，但有时亦有显才害文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