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关键时刻论文,中国论文,眼中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打破僵局，促成了冷战的转折和双边关系的突破，书写了改变人类历史的新篇章。①40年来，中美两国既是世界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中美关系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性(most complex)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并位移至世界变革的重心，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图景。
美国精英大多认为，世界正在酝酿巨大变革，而中美关系深刻体现了世界转型的复杂性。结合全球化进程、世界转型和大国兴衰变迁，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美两国都在回复到正常状态”，②这具体表现在：美国雄风不再，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均具有的超凡地位正在失去，尤其是经济规模占全球30％以上的盛况不会再现；中国从经济崛起到走向全面复兴，开始恢复一个大国曾有的荣光。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指出的，中国回复到正常状态的主要表现是全面崛起，而美国回复到正常状态的主要表现是经济衰退导致的霸权焦虑。③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历史性时刻，美国的衰落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中美关系却由此进入关键阶段，尤其是中国越来越被美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多年来的最大挑战，尽管中国一再表明和平发展的决心，但在许多美国精英看来，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之全面性超过了苏联。④中美两国元首确定的“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遭受挑战，尽管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⑤但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美在其他方面的冲突却似乎不可避免。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2011年10月24日在第五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发生巨变的时刻是误解、误判或无意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⑥
中美关系变动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如何避免走向战争，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议题。美国精英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悄然改变大战略趋向，而美国出现战略异动并有可能导致根本性调整，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充满变数，这是一个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时刻。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严峻问题，世界影响力迅速增强，尤其是在东亚势力发展太快，⑦开始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战略，中国大战略调整已经开始。这必然导致对美国东亚利益、亚太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巨大挑战。许多精英指出，中美之间没有根本性的战略冲突，⑧两国都无法承受相互视为敌人的后果，⑨但双边关系的剧烈变动确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了一种潜在的长期趋势，以及发生长期战略冲突的可能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与日俱增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尖锐分歧具有决定意义，两国关系由此更为紧张，而亚洲是中美未来冲突的症结所在”。⑩美国精英关注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或称之为美国的主动战略谋划，或视之为防止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自然反应，并密切关注中国的回应。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远见、勇气与智慧。(11)中美关系堪称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其走向考验着两国决策者和战略界的智慧。因缘际会，笔者作为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于2011年9—11月在美国进行了为期50天的研究考察，与美国各界精英就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对话，得以深入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本文正是这次美国调研考察的成果结晶，其讨论的主题是：美国各界精英如何看待美国、中国、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走向？面对世界转型，中美同时面临重大挑战与历史机遇，如何拨云见日、高瞻远瞩，规划各自与世界的未来？中国如何从美国精英的认识中见微知著，清晰勾勒对美战略的总体框架？
一、衰落的焦虑：美国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对
确保世界领导权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大战略目标，根据情势变化大幅调整战略部署亦其常规作为。美国密切关注世界趋势、大国动向与本国情势，长于、勤于战略谋划，致力于维护其西方霸主地位，冷战结束以来更是追求其“单极时刻”的固化，挟其优势打造单极秩序。(12)然而，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大国兴衰出现根本性变革，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颓势初现，尤其是2008年至今发端自美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加速了世界的转型。
世界转型具体体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所谓权力转移(power shift)，即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大国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上。其次，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上升，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舆论迫使它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权力转移导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problem shift)，这具体表现在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越加丰富，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国家兴衰出现加速迹象，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问题成为国际议程扩大的衍生因素。(13)问题转移也导致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唯一的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以上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导致了国际关系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从宏观意义上讲，国际政治开始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国际体系变得更富有弹性和包容性。从中观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约束着大国作为，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从微观意义上讲，国家自身的战略谋划更具有本质意义，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势下，如何在动态之中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变得至为关键。(14)
世界转型的加速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催生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重塑。与此同时，开放地区主义受到普遍接受，地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因之有可能造就更加稳定的秩序，协调、妥协、合作被视为大国在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战略趋向。有鉴于此，美国所寻求的单极主导秩序难以建立，世界秩序的转型日益体现为以多极化为基础，以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共同责任的分担(大国承担重要责任、其他国家分担责任)为趋向，以地区秩序建构为先导。亚太地处世界转型的核心，一方面亚洲国家崛起此起彼伏，它们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冲击着国际秩序，它们塑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强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走向；另一方面美国将亚太视为其国家利益的重心，力争确保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亚太秩序走向关乎世界未来，也关乎美国核心利益。
美国处于世界秩序重塑和地区格局变动的核心，基于其维护全球领导权的雄心，它面对的国际挑战无疑是严峻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塑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因为既有的国际秩序大致上是美国主导建构的，更多地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战略考虑。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它们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它们改革国际秩序乃至建构新秩序的呼声趋于强烈，美国建构单极秩序的奢望已经落空，且其既有的全球利益布局遭受更多、更全面的冲击。
在美国精英看来，对美国全球主导权的挑战主要来自亚洲格局的变化。全球权力格局正在从欧美大西洋时代转向太平洋时代。亚洲尤其是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进而扩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此相对照，欧美发达国家面临债务危机加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难题，持续陷入经济停滞。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已成定局，国际政治重心正在加速东移。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大国兴衰亦在加速，日本走向和平衰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相继崛起，亚洲内部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亚洲大国(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亚洲格局出现失衡，亚洲在形成新的均衡过程中充满变数与挑战，对美国维系亚洲主导地位、确保亚洲战略利益的挑战也相对上升。笔者认为，对美国而言，亚太时代的来临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确保亚太地区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诉求。
对任何国家而言，把国内事情办好都是海外利益拓展的基础，美国亦复如是。然而，美国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却来自国内，经济处于困境，财政债台高筑，社会陷入失衡，政治难以决策，国内整体上呈现出最平庸的灰色。
首先，美国经济处于艰难转型中。尽管很多美国精英冷静地意识到，美国以5％的人口占有世界经济的30％—40％不正常，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亦属正常，美国实力下降并不是零和的，(15)但低迷的经济增长、持续的金融危机、巨额的财政赤字加重了美国人的危机感。2011年，美国存在1330多万的失业人口和1000万的半失业人口，即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状态，当年美国仅增加了160万个就业岗位，与巨大的失业人口相形见绌；财政赤字高达1.234万亿美元，债务余额增至14.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会2010年立法设定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在数十亿公共基金救援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下恢复经济主导地位，但它并没有利用公共救助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而是继续其既有的博弈游戏。由于两党政治争斗，美国难以出台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长远看将公共债务降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低迷、银行业脆弱等因素恶性循环，制约着美国的经济复苏。
其次，两党缠斗不休，且只关心非常具体的问题。(16)美国政党政治失去了昔日的节制和中立，国会处于分裂状态。自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共和党就公开表示不与他合作，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Jr.)明确表示，共和党的政治目标就是阻止奥巴马连任。查尔斯·库普乾指出，从政策取向上看，两党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现在却公开讨论分歧，政界人士公开表达其意见，这在美国政治上实属异常。(17)美国国会内的辩论表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似乎身处完全不同的世界，仅有9％的共和党人给予奥巴马总统积极评价，各种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不相信两党合作能够实现。限于选举因素，美国国内政治妥协越来越难，两党之间经常陷入政策僵局。
其三，美国社会不平等有所加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始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街头政治形式对华尔街的贪婪无度表达愤怒，对金融机构缺乏监管、金融市场功能失灵表达不满，对社会不平等表达忧虑，呼吁抵制紧缩计划、改革美国经济，再造美国民主。“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出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即贫富差距严重，1％的人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股票和有价证券，这些超级富翁与99％的其他人形成了理念中的对立。许多人士称，美国处于新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表面上金光闪闪，而社会面临被撕裂之虞。“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广泛讨论，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政治议程。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现状，导致美国民意发生巨大变化。《纽约时报》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日渐式微。加之美国反恐10年、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资7.6万亿美元、6000名美国士兵命丧战场，国内出现强烈的厌战情绪，民意开始变得内向，美国陷入自信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笔者认为，美国实力稳居世界之首，其海外资产丰厚，创新能力犹在，其国防、情报能力并未削弱，依靠其军事部署支撑的外交基础实际上更加牢固了，美国面临的棘手问题首在应对国内政治僵局和社会失衡，如何处理国内问题、恢复自信心和重建社会信任对美国前景更具实质性意义；而如何改变在全球议题上的战略短视、防止从扩张过度走向反应过度，亦是美国面临的核心政策命题。有鉴于此，美国将关注重心转向国内，进行国内政策大调整已势在必然。(18)鉴于当前的政治现状，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取决于大选，宏大战略的调整尚需等待。诸多美国精英对美国政治体制可能走向崩溃表示深深的忧虑，而大选能否凝聚共识、国内紧张状况可否缓解亦令他们分外担心。(19)
诸多美国精英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永远拥有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是不正常的。(20)查尔斯·库普乾不无冷静地指出，国际体系走向重构已成必然，未来的世界将是多边的，各种政治体制并存。从绝对意义上看美国并没有衰退，其前景依旧光明；从相对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方全球财富的下降刚刚开始，美国衰落可能历时数十年之久，但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国内问题的解决是其国际政策的基础，因此美国大战略转向国内将是必然的，美国国际影响的减弱也是必然的。(21)当然，许多美国精英并不认为美国走向衰落，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战略调整。(22)正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法伊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我们深信美国可以在新的世界中繁荣昌盛，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始于苏联解体的美国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势在必然。(23)
笔者认为，美国的大战略目标依旧是护持西方霸权、确保全球领导地位。为此，美国在聚焦于国内稳定发展的同时，重点思考如何处理中国、印度等崛起国家与现行国际秩序间关系的问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确保领导地位，并大幅度调整其国际战略，主要是改变长期以来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从中东挑战中脱身，转向重点应对长期而影响深远的亚洲问题。当前，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表现是：借助部分亚洲国家寻求利用美国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调整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东亚事务的介入力度，从而体现出制衡中国的态势，搅动了世界各国的战略神经。
二、锁定的对手：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
中国崛起无疑加重了美国衰落的忧虑，美国各界精英普遍将中国视为锁定的对手。当然，这里所谓的“对手”，其含义是最重视的竞争对象，而不是注定的敌手(adversary)。许多美国精英强调，中国在走向复兴，其政治文化、经济实力、地区作为、外交政策值得密切关注。(24)与对美国自身的判断不同，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势不可挡，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经济影响力的转移，(25)中国大战略有可能藉此调整，并对中国的走向忧喜交加。
在许多美国精英看来，中国的战略优势是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乃至金融的全球影响力上，也体现在中国军事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地缘优势上。具体地说，世界经济活力和贸易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其经济成就得到了其他国家的羡慕和钦服。(26)许多精英并不否认中国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但相比而言中国已经渡过了危机，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并成为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的领先者，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以预期的。许多精英也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表达了认可之意。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利·罗斯指出：“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表示怀疑，但最愚蠢的就是预测中国政治体制会激烈变革。实践表明中国总在变革，30多年来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27)其他精英人士也对中国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有能力接受变化与挑战并愿意采取经济措施表示了肯定。(28)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托马斯·芬加(Thomas Fingar)总结指出，过去30多年间，中国政策几乎没有犯过巨大错误，中国领导人保持了政策连续性，这对世界而言确是幸事。(29)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以其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多年的经验总结认为，中国会走向民主，但不会追随美式民主，而将体现中国的传统与特色。(30)在文化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走向务实，和平主义、非扩张性的战略文化得到了继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认为，随着中国回归其在国际社会的正常位置，中国更加注重孔孟之道，而不会移植或师从外国模式，中国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孔孟思想的要义。(31)美国各界人士都对中国软实力的扩展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认为中国软实力的拓展有实际成效。例如，全美东亚语文资源中心主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吴伟克(Galal Walker)认为，中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这是中国拥有软实力的重要基础。(32)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软实力多有批评，但也承认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提高国家形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公共外交，并为此投入大量的资源；(33)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指出，中国更加开放，对外国人也比较友好，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34)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优势也体现在地缘政治和外交作为上。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力量在亚洲的和平投射，中国的地缘优势正在凸显。在外交作为上，中国支持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35)其所采取的和平、合作政策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赞同和支持。(36)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中国被强国包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不宜轻动，2010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2011年中国外交政策已经回到既有的轨道，相比而言中国过去10年的外交是非常成功的。”(37)哈佛大学资深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认为：“数亿中国人成功脱贫是一项非凡成就，中国应对腐败、污染是有效的，并在继续推进改革，我对中国的未来相对乐观，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开放、更加环保、文化更有活力，但不会遵循西方民主模式。”(38)
当然，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也不乏负面看法、误解乃至歪曲。在美国的媒体中，中国往往被视为攫取资源的巨兽，不能保护知识产权，凌辱竞争者，忽视人权保护，操控人民币汇率，贸易战、资源战似乎不可避免。(39)美国精英自然也少不了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和指责，且集中于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忧虑和对中国外交政策转向的担心。尽管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是理性的、有能力的，但地方层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40)而腐败问题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处置不当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41)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缺失、尤其是传统社会伦理的丧失殆尽可能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李侃如指出：“中国社会为利益所驱动，当前中国政府难以在专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教育民众、促进社会公德。”(42)芬加进一步指出，如何使民众自己感受到中国生活方式存在着吸引力至关重要。(43)这些问题与中国文化现状相联系，成为中国面临的长远挑战。许多美国精英对中国传统普世性价值观的不复存在表示惋惜，认为中国在全球价值上贡献甚少。(44)有的美国精英则担心中国改变邓小平开创的开放道路，改变参与国际社会的态度与方向，甚至出现根本性的大战略转向。(45)他们担心中国走向不确定，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力争约束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企图，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又强烈要求中国分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进一步开放市场，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甚至不惜诉诸威胁。(46)
概言之，美国精英认识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积极效应，(47)但对中国的战略走向争论不已。许多精英认为，中国以建立和谐世界和多极化世界为口号，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约束美国的多极化秩序，成为受认可的世界大国，并寻求取代美国。鉴于此，中国有可能实现大战略转向，而中国在东亚积极运用硬实力的作为理应引起警惕。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已经赋予其塑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中国有可能调整现有的选择性合作战略，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举措。(48)其他精英则从积极层面看待中国的战略走向。纽约大学教授熊玠(James Hsiung)强调：“纵观历史，实现第一次崛起的国家大都依靠侵略崛起。中国郑和发现新大陆的经历表明，中国第一次崛起并未采取侵略措施，第二次崛起也不会采取侵略做法。”(49)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兰迪·施韦勒则认为，中国无意采取进攻的措施，中国发展深蓝海军的举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中国才有可能主导亚洲。(50)另外一些美国精英从相对辩证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战略走向。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唯一潜在竞争对手，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会超过美国，这是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从未面临的状况；中国是比苏联更全面的战略对手，它深深融入国际体系，更加依靠对外贸易和海外资源，更倾向于和平投射国际影响力。他们认识到，有关中国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过于简单化，而美国战略界长期以来按照融入思路来制定对华政策、希望改变中国行为的做法太过一厢情愿。笔者认为，中国既不会推翻既有的国际体系，也无意替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不可能顺从美国的意愿，这一战略趋向既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塑造空间，也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关注的核心：摇摆于遏制与接触之间的中美关系
1972年迄今，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和斗相兼，走到今天实属不易。中美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双边关系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典范。当前，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普遍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应对当前、谋划未来的不同战略思路所导致的特殊碰撞。当前，两国实力对比的溢出效应发酵，使得两国合作异常重要，而两国竞争更为引人注目，中美有可能产生的冲突更是引起美国精英人士的密切关注。波士顿学院教授陆伯彬(Robert S.Ross)认为，中美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时候。(51)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则担心，中国不会让美国人留在亚洲。(52)当然，这些精英并不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他们一方面深刻意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现实利益等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并非减少而是在扩大，两国携手应对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共同挑战极其必要。恰如康奈尔大学教授寇艾伦(Allen Carlson)所言，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相互期望并相互观察，应该能够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53)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中美以共同利益为诉求，致力于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两国之间建立的双边机制超过55个(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每年定期举行会议，两国领导人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择期互访机制，达成了一系列战略共识。有的美国精英强调，检视中美关系40年的历程，可以发现中美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双方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出现不同的利益认知和现实分歧也是自然的，强调寻求扩大共同利益是必要的。(54)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举例指出：“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均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和去核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都认为应由两岸民众选择未来，只是在处理技巧上有所不同。我们更需要的是深入理解对方，超越文化差异。”(55)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因素，但双边关系的前景却是令人乐观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专家乔纳森·查尼斯(Jonathan Chanis)指出：“中美在环境、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有共同利益，在朝鲜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相悖的考虑，在人权问题上则存在着利益冲突，然而任何亚太国家——包括日本——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需要合作性的双边关系。”(56)柯伟林强调，中美在人民币汇率、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争端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双方的政治矛盾是可以消弭的。(57)更多美国精英则强调了共同利益寻求的重要性以及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近年来美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亚丁湾海盗、朝鲜核危机等一系列跨国问题上与中国合作，获得了明显的或潜在的战略收益，为进一步扩大中美共同利益提供了信心和经验。曾长期参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科布·米克斯特(Cobb Mixter)指出，经过几年运作，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关注宏观层面的认识，也开始讨论事关中美利益的现实问题，并在技术层面上找到了许多的共同利益，坐下来讨论如何促进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实属进步。(58)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无核化的寻求上有共同利益，但其政策目标的优先考虑确有不同，中国认为稳定的重要性超过无核化，而美国将无核化作为首要目标，即使以朝鲜政权更迭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中美两国应该就各自的战略意图及其对地区稳定的影响展开讨论。(59)有的学者指出：“美国人应该反省其对华态度，认识到两国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片面认为两国一致或相互敌对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会超越具体的政策领域，从对方核心利益的角度看待双边关系。”(60)戴杰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应该考虑的问题是，面对自己影响的下降，有必要更加注重合作，尤其是与利益相悖的国家加强合作。”(61)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分歧与利益冲突引起了美国精英的更多关注。实际上，中美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更在于如何冷静看待和妥善处理分歧，防止冲突升级，促成良性竞争。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尽管美国精英认为中美竞争、分歧与冲突在战略、政治、民主、人权、经济、贸易、人民币汇率、意识形态、文化、国际责任等各个层面均有深刻体现，但他们最关注的却是战略层面和东亚地位两个议题，经贸冲突(包括人民币升值问题)亦退居其次，而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更是各不相同。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机构和人士猛烈抨击中国对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强调因此失去工作的美国民众会咆哮。(62)其他精英则认为这过于危言耸听，甚或如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妮娜·哈奇格恩所说：“只有少数人关注中美贸易问题，而这些人是要从与中国的分歧中受益。”(63)
美国精英强调，中美竞争和冲突首先体现在战略层面上。随着中美竞争从经贸向地缘政治领域扩展，两国战略分歧更加突出。一些美国精英人士对奉行接触政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认为对华接触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没有带来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强大起来的中国开始寻求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并致力于在亚洲建立一个中国主导的排他性地区集团。2010年以来美国在亚洲启动的前沿部署外交实际上就是这一认识推动的产物，也是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征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高度警惕，认为美国正在采取让盟友放心、让中国焦心的战略。笔者通过调研认为，中美都在密切关注对方的战略动向，担心对方出现根本性的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看来，美国大战略转向就意味着美国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走向遏制与对抗；在美国看来，中国大战略转移意味着中国放弃和平发展道路，放弃韬光养晦原则，转而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措施。基于此，中美互有期待，亦互相设防，世界各国开始炒作中美之间行将爆发新冷战。
上述战略层面与东亚安全联系在一起，使得中美东亚主导权之争受到格外关注。201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繁，无论是经贸投资层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推行，还是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加强，均体现出掌控地区主导权的战略意图。美国评估2010年的外交情势时，认为中国借美国在亚洲影响力下降、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际，乘机扩大地区影响力。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施道安(Andrew Scobell)认为，“中美存在安全困境，开始相互视为威胁”。(64)美国高调介入中国南海争端，中国则强调应以双边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为美国辩护，强调美国的初衷是担心中国将美国赶出东亚，其频繁动作是为了寻求平衡而不是遏制。(65)柯庆生也认为，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加强与日韩澳等盟国的安全合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66)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文(Michael D.Swaine)则指出：美国不能依靠对抗达到目的，也不应该对中国军事现代化采取针锋相对的军国主义政策，因为中国无意寻求霸权地位，美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双边沟通与多边接触。(67)
中美竞争、分歧与冲突使得美国精英再次激辩对华战略选择。戴杰总结指出，“当前美国存在两种对华战略观，接触派认为经济发展会促进和平，促使中国利益和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冲突派(或新冷战派)则强调中美存在结构性矛盾。”(68)这是接触论和遏制论的传统二分法，实际上，美国少有绝对的接触论者或遏制论者，大多数精英认识到接触中国是必须的，但仅仅采取接触政策并不能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实现；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采取遏制措施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完全遏制不可能奏效。故而，真正认为美国应该、能够遏制中国的美国精英并不多，更多人士强调遏制与接触并用的战略。芬加不无玩笑地指出：“我在政策分析部门工作20年之久，从来没有一个会议讨论如何遏制中国的问题。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两面下注的战略，中国对美战略又何尝不是如此？”(69)美国精英在对华战略应是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还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争论不休。阿伦·弗雷德伯格明确主张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政策。他强调，亚洲是未来冲突的症结所在，美国应通过在东亚部署硬实力抗衡中国崛起，“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加大制衡的战略比重。”(70)其他的一些学者则力图维系二者之间的平衡，如柯庆生指出的，“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对华战略，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在亚洲的安全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阻止中国利用胁迫手段解决争端；另一方面是通过积极的外交接触，鼓励中国通过建设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扩大影响力。”(71)笔者认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战略依旧摇摆于接触与遏制之间，而遏制的分量已有加重之趋势，尤其是随着两国战略态势的变化，昔日采取接触政策的经贸领域也出现了更多遏制的成分，安全领域、战略领域的遏制分量无疑更趋加重。迄今，中国依旧避免直接冲突，对美国行为的反应十分谨慎，而美国仍未放弃加大压力。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双方都深刻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战略信任的匮乏颇为抢眼。许多美国精英都强调，中美令人不安的现状迫切需要领导人采取措施平息事态，(72)芮效俭大使强调，避免崛起国家与既有大国走向战争的方式唯有领导人介入，确保双边关系正面发展。(73)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迄今举行了11次会晤，确立了“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期间双方启动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等顶层双边机制，习近平副主席与拜登副总统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目标而实现互访。这些都是从国家决策层推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远见卓识之举。
四、未来的走向：美国战略调整与中国应对之策
美国大战略是否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向？如果出现重大的战略调整，其基本方向是什么？美国战略调整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为各国战略人士所密切关注，也是美国精英讨论的问题。笔者通过调研认为，面对全新的国内外情势与趋向，美国战略调整势在必行，其大战略目标依旧在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确保全球领导地位，其战略方向和具体部署正在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美国战略调整来源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冷静判断和主动把握，但能否通过战略调整实现其根本目标，美国并无十足的信心，当前的美国依旧处于战略焦虑期，其未来走向仍值得密切关注。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迫使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全球权力转移尤其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态势又迫使美国不得不主动谋划，而全球化时代国内外因素密切联动的特征使得美国受到更多战略约束，其目标实现更具难度。总体而言，美国战略调整的重点是，优先促进国内稳定发展，同时确保亚太主导地位。如此，美国必然调整全球战略部署，改变二战期间就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将自己的未来更加密切地与亚太地区捆绑在一起，将亚太主导权视为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核心保障，全面加大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和军事投入，将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转移，并将亚太战略的针对者锁定为中国。(74)与此同时，美国明确意识到自身经济实力的衰落和经济地位的下降，难以继续依靠经济手段(包括经济合作、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军事威慑维系主导权，不得不依靠外交等软实力手段弥补其硬实力的不足，综合运用经济、安全、外交乃至意识形态手段，谋求强化整体实力。在维护亚太主导地位上，美国利用亚洲国家对中国意图与战略走向的忧虑，通过加强军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推进经贸合作的制度化等途径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与这些国家密切捆绑在一起，打造对华柔性包围圈。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推进同盟关系的深化，构筑新型多边军事合作体系，如强化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驻军达尔文空军基地，加强美军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存在；借朝韩冲突之机，深化与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伺机推动美日韩安全协调的制度化；借南海争端之际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安全合作，参加东亚峰会，引导东亚峰会讨论海上安全问题，以此介入南海争端，并伺机进驻曾经撤出的军事基地。第二，大幅度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视之为制衡中国影响力扩大的亚洲柱石。第三，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着力打造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圈，介入东亚一体化，阻碍中国掌握东亚经贸主导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撰文提出，今后10年美国外交战略最重要的使命是大幅度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及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前沿部署外交、维护条约联盟、召集小型多边会议、探究新型贸易协定、扩大军力部署等，明确提出美军重心转移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中国。(75)当然，很多美国精英也意识到，遏制中国的目标过于宏大，难以达其所愿。与此同时，在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应对上，美国又迫切需要中国的鼎力支持。因此，美国必有借重和接触中国之意图，确保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接受既有国际规则的约束，塑造中国的国际作为，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目标。就像史文指出的，美国对中国继续奉行两面下注的综合性战略。(76)
美国战略调整引发了亚太地区的权力重新组合，使得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传统的领土争端与愈演愈烈的海权竞争相互交织，中美安全冲突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通过强势回归凸显影响力，其政治经济实力的下降与军事、外交影响力的扩大形成鲜明对照，引发了各国对美国今后战略走势的猜测。美国战略调整的矛头直指中国，在热点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中国邻国的干预立场，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同盟、准同盟关系，推行海空一体化，着力前沿部署，使得中国感受到了军事遏制态势和强大的战略压力，(77)并造成了两国地缘战略竞争的深化。与此同时，美国不仅维护了既有盟友和潜在盟友的利益，实际上也将它们置于两难境地。多数亚洲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消除焦虑的工具，但都认为自己的经济前景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美国最密切的盟友日本亦如此。东亚各国并不必然期望美国遏制中国，也并不完全将中国崛起视为自己的威胁，而是期望美国在既有的领土领海争端中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各国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或为美国火中取栗。正如葛来仪指出的：“东亚国家存在着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困境，希望与中美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并不希望看到中美冲突，此前各国都担心两国集团联合主导，现在开始担心两国冲突。”(78)美国建立在传统同盟基础上的威慑体系能否持续奏效值得深入观察，正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指出的，“美国的军事实力受到限制，尽管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但实际上离这个区域很远，事实上美国还是一个地区外大国”。(79)
曾几何时，美国担心中国并非走和平崛起之路；如今，美国对和平发展的中国顾虑重重，开始把战略矛头对准中国。中美战略困境可否缓解？中国如何积极应对美国战略调整，确保本国可持续的和平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来自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更取决于对当前的把握和未来的谋划。40年的风雨洗礼，铸就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基础。中美关系从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发展成为“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80)并致力于实现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81)我们深刻认识到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也对中美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有信心。
从某种角度上看，中美关系正在走向正常而成熟的双边关系。(82)两国关系近年来的发展证明，大国竞争并不必然带来危机与战争。中美关系开始体现出互补性(complementary)、合作性(cooperative)、建设性(constructive)、竞争性(competitive)、创新性(creative)的特征，一种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双边关系正在形成，这是我们乐观其成的。当然，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是两面的，一方面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对扩大中美合作抱有期待；另一方面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明显，对中国政策走向不断提出要求甚至施压，力促中国朝着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变。(83)
我们认为，中国应结合世界发展趋势、自身发展形势、美国战略调整态势，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未来，密切关注，善加谋划，积极应对，具体包括：
第一，清醒认识中美实力对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基于两个方面的认识：中国实力增长和对中国意图的评估。21世纪前10年，中国日益发展壮大，而美国囿于内外困难而相对衰弱，两国力量变化形成鲜明对照，美国人深感失落、焦虑和忧心忡忡。(84)中国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欧洲陷入债务危机向中国伸出求援之手，这就是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超过美国的原因所在。许多美国精英秉持既有的历史逻辑，认为中国将走向对外扩张，中美未来必然陷入某些危机。(85)冷战结束以来的22年里，美国有16年在海外作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耗费了大量财富，依旧难以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争端中脱身，自身陷入经济危机、社会不宁、政治停摆的困境。许多机构和人士都从统计学角度研究中美实力对比，似乎中国实力超过美国已成必然。我们认为，必须客观冷静地评估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认识到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并不等同于第二大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强国并不等同于世界大国，“不要低估美国的战略优势，高估中国自己的战略地位”。(86)中国唯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遵循“坚持韬光养晦、争取更大作为”的建设性原则，以和平方式投射其影响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才能成长为国际社会认可、尊重的世界大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是各国制定政策、进行战略调整的核心关注点，甚至常常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对手，我们需对此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就像亚洲基金会副总裁海恩(G.Hein)指出的：“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做法，小国圆润自如，大国却难以得到认同，这就是大国的困境。可以说，大国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获得他国满意，因此大国要有容人之量。”(87)
第二，促进战略信任建设，努力消除误解和误判。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首在战略信任的缺失。中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培育战略信任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诸多重要场合都强调培育和深化战略信任是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提出加强中美关系的系列建议，首先就强调持续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保持高层密切往来，充分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两军交往等各种渠道，多对话、多交流、多沟通，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和发展走向的了解和认知，努力避免误读，防止误判，以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进一步挖掘中美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88)很多美国精英也深刻意识到中美加强战略信任的重要性，强调减少不信任是中美之间面临的核心问题。尤其是，许多美国人士认为中国强大对美国意味着危机，中美两国有待于培育双赢意识，增强相互信任。(89)中美关系存在着诸多误解，有的精英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误解在于，中国认为美国致力于遏制中国，美国则错误地认为其他国家将追随美国来制衡中国。”(90)因此，中美要加强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减少误解，共同努力降低相关风险。(91)
第三，清晰划定国家利益的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积极扩大共同利益。中国应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为国际战略的基点，而不是把缩小分歧作为处理大国关系的基点，一味避让毕竟不是大国崛起之道。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相关议程在迅速扩展，与其他国家寻求共同利益的巩固和扩大是可能和必要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作为国际战略指导原则有其可行性，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世界重大问题的处理，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贡献，正如许多美国精英指出的，如果中美携手合作，就会出现共同的解决方案；如果两国发生分歧，全世界将被迫在相互冲突的做法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中美双方不能找到共同利益，则就是两国战略的失败、世界的失败。面对这么多世界性问题，两国惟有理性应对，如果选择非理性措施，则会引起严重的世界性问题。”(92)中美双方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塑造国际金融秩序、相互投资、新能源开发、维护东亚稳定等诸多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93)在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基础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和对抗性因素，认识到美国是能够给中国核心利益带来最大侵扰的国家。基于此，我们必须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战略问题上清晰划定中国的战略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国家利益。(94)
第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加强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分歧。中美关系体现出既有全面接触与合作、亦有深刻分歧与矛盾的基本特征，双方都一再表明以大局为重、追求共赢目标的意愿。世界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能否实现有效合作。鉴于两国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如何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危机管控、防止某一方面的风险蔓延至整体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中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正如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维克托·查指出的，美国在意识形态、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提出了过高的、在中国看来很不公平的要求，中国不可能满足这些期待。(95)许多美国精英指出，中美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管理这些分歧，防止冲突调门升级导致安全困境式的情势。(96)妥善处理两国分歧，其基础在于相互信任，加强相互理解，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坚信宽阔的太平洋、蓬勃的全球化足可容纳中美两国合理的利益诉求。
第五，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强化对外文化交流机制，促进世界新文明的形成。2008年下半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权力转移的进程，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及其他国家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促使许多国家更加珍视本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备受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开始将弘扬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致力于通过文化开放、大力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有鉴于此，新的文明交融正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中国不仅为世界新文明的形成做出贡献，也迎来了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战略机遇。当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尤其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中国当前处于市场开放、观念更新、社会转型、文化重塑的特定历史时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完成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需要重点关注软实力建设。文化交流是促成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从社会层面化解分歧与冲突的良方。当前，中美文化交流愈加丰富，从战略层面考虑加强交流已成共识。(97)沈大伟教授建议中国可参照美国经验加强文化交流机制建设，这包括：参考美国富布莱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在教育部设立高端教育交流项目；参考美国国务院国际来访者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在外交部设立国际访问计划；参考艾森豪威尔基金会(Eisenhower Fellowships)，在外交学会设立精英学者项目。(98)这些建议颇具启发意义。
第六，面向世界大国的愿景，积极建立科学完备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体系建设。中国既有的国家战略体系并未将世界大国作为远景目标，体现出内向性、经济性的特征，灵活反应有余，长远谋划不足，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建构科学的战略体系已迫在眉睫。建构科学完备的战略体系，应秉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传统战略思想，强调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战略、地区战略的内在协调，以国家实力的理性评估为基础，明确战略目标的渐进性和确保总体布局的合理性。鉴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转型并行，我们更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战略观念变革为先导，强化共有观念的建构能力，在战略观念创新方面下“先手棋”；在全球议程扩展、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深化的情势下，将寻求和发展共同利益作为根本的战略路径；在全球关注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情势下，更加强调处理周边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优先性；认真研究“中国责任论”的内涵，重视提供公共物品的战略价值。在现实意义上，如何实现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深化国际社会的融入程度、确立集包容性与长远性于一身的亚太战略框架至关重要；在理论意义上，着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体系更是恰当其时。
展望中国未来，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孙中山先生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99)任何大国的发展必然与世界潮流趋同，而不是趋异。中国和平发展，应世界转型之天道，顺民族复兴之民意，顺势而为，必将大有作为，就像罗曼·罗兰的优美诗句所描绘的：我们镇静而从容地迈进，我们不想追上时间，因为时间就在我们这一边。
*2011年9—11月，笔者作为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进行了为期50天的研究考察。期间以中美关系走向、中美软实力比较为主题，笔者访问了美国国会、国务院等立法、行政机构，以及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等思想库；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等院校；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纽约慈善总会(Philanthropy New York)等非政府组织；马里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7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同时笔者还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组织的由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奥巴马政府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博斯沃斯(Stephen Bosworth)等人参与的专题讨论会。此次访问的机构达36个，共与114名权威人士进行了56场正式交流，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和人士的热心帮助与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
责任编审：范勇鹏
注释：
①亨利·基辛格，2011年11月8日；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 Roy)，2011年10月7日。
②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Freeman,Jr.)，2011年10月4日；霍普金斯大学教务长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2011年10月4日；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兰迪·施韦勒(Randy Schweller)，2011年10月28日；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级研究员妮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2011年10月14日。
③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④斯蒂芬·博斯沃斯，2011年9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2011年10月3日；妮娜·哈奇格恩，2011年10月14日。
⑤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2011年10月14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利·罗斯(Stanley O.Roth)，2011年10月3日。
⑥William J.Burns,"Keynote Remarks at 5th Biennial U.S.-China Relations Conference," Texas,October 24,2011,http://www.state.gov/s/d/2011/176071.htm.
⑦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2011年9月26日。
⑧查尔斯·沃尔夫，2011年10月14日；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2011年11月10日。
⑨戴维·兰普顿，2011年10月4日。
⑩阿伦·弗雷德伯格，2011年9月26日。
(11)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在哈佛大学的演讲，2011年10月12日；芮效俭，2011年10月7日；亨利·基辛格，2011年11月8日。
(12)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门洪华：《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
(13)Robert O.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 (March 2001),pp.1-13.
(14)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2页。
(15)戴维·兰普顿，2011年10月4日。
(16)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亚洲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2011年9月30日。
(17)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18)美国前驻上海总领事、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史伯明(Douglas Spelman)，2011年10月27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2011年11月2日；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19)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兰迪·施韦勒，2011年10月28日。
(20)兰迪·施韦勒，2011年10月28日。
(21)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22)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2011年10月31日。
(23)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Release 2.0,New York:W.W.Norton,2011.
(24)傅立民，2011年10月4日；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 III)，2011年10月4日；妮娜·哈奇格恩，2011年10月14日。
(25)纽约慈善总会副总裁贾森·麦吉尔(Jason McGill)，2011年11月4目。
(26)戴杰，2011年9月30日。
(27)斯坦利·罗斯，2011年10月3日。
(28)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2011年10月6日。
(29)托马斯·芬加，2011年10月20日。
(30)麦克法夸尔，2011年11月2日。
(31)傅立民，2011年10月4日。
(32)吴伟克，2011年11月11日。
(33)沈大伟，2011年10月5日。
(34)戴杰，2011年9月30日。
(35)李侃如，2011年10月6日。
(36)戴维·兰普顿，2011年10月4日。
(37)芮效俭，2011年10月7日。
(38)约瑟夫·奈，2011年10月12日。
(39)Terry Lautz,"U.S.Views of China:History,Values and Power," in Douglas G.Spelman,ed.,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Mutual Public Perceptions,Washington,D.C.: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11.p.15.
(40)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Tony Saich)，2011年10月11日。
(41)麦克法夸尔，2011年11月2日。
(42)李侃如，2011年10月6日。
(43)托马斯·芬加，2011年10月20日。
(44)托马斯·芬加，2011年10月20日；美国国会研究事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亚太问题专家托马斯·拉姆(Thomas Lum)，2011年10月6日。
(45)罗伯特·基欧汉，2011年9月26日；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2011年9月26日。
(46)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早餐会，委员会主席威廉·芮恩施(Williams Reinsch)、副主席丹·斯莱恩(Dan Slane)、委员丹尼斯·谢伊(Dennis Shea)、罗宾·克利夫兰(Robin Cleveland)、帕特·马洛伊(Pat Mulloy)、拉里·伍尔泽(Larry Wortzel)等参加，2011年10月6日。
(47)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指出，中国崛起的积极效应包括：促进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全球绿色的发展；增强处理全球问题的新能力；国际体系中出现新的中国声音等，2011年10月12日。
(48)卜睿哲，2011年10月4日。
(49)熊玠，2011年11月7日。
(50)兰迪·施韦勒，2011年10月28日。
(51)Robert S.Ross,"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16,November/December 2011,pp.45-51.
(52)黎安友，2011年11月7日。
(53)寇艾伦，2011年10月31日。
(54)查尔斯·沃尔夫，2011年10月14日；史伯明，2011年10月27日。
(55)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2011年11月10日。
(56)乔纳森·查尼斯，2011年11月8日。
(57)柯伟林，2011年11月2日。
(58)科布·米克斯特，2011年11月7日。
(59)Paul B.Stares,et al.,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Washington,D.C.: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1,p.19.
(60)Terry Lautz,"U.S.Views of China:History,Values and Power," p.16.
(61)戴杰，2011年9月30日。
(62)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1年10月6日。
(63)妮娜·哈奇格恩，2011年10月14日。
(64)施道安，2011年10月26日。
(65)葛来仪，2011年10月3日。
(66)柯庆生，2011年9月26日。
(67)史文，2011年10月3日。
(68)戴杰，2011年9月30日。
(69)芬加，2011年10月20日。
(70)阿伦·弗雷德伯格，2011年9月26日。
(71)Thomas J.Christensen,"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China:Recent Les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2,No.3 (July 2009),pp.89-104.
(72)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73)芮效俭，2011年10月7日。
(74)堪为证明的是，2012年1月15日美国发布新的《军事安全战略》，放弃了同时在欧亚两线作战的战略，明确提出以海空军为支柱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斗力。
(75)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pp.56-63.
(76)史文，2011年10月3日。
(77)俞正樑：《中国进入战略挑战期的思考》，《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第1—7页。
(78)葛来仪，2011年10月3日。
(79)谢淑丽，中共中央党校“巧实力与中美关系”研讨会，2011年12月11日。
(80)袁鹏：《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S1期，第65—70页。
(81)Hillary Clinton,"Remarks at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 Washington,D.C.,March 7,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
(82)托马斯·芬加，2011年10月20日。
(83)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8—211页。
(84)马振刚：《“中美战略竞争论”剖析》，《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
(85)Paul B.Stares,et al.,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p.1.
(86)黄仁伟：《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若干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
(87)海恩，2011年10月20日。
(88)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16/c_111532782_2.htm，2012年2月20日。
(89)例如：美国前驻华公使、斯考克罗夫特集团高级顾问罗伯特·高登伯格(Robert Goldberg)，2011年10月5日；李侃如，2011年10月6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维克托·查(Victor D.Cha)，2011年10月26日。
(90)拉姆，2011年10月6日。
(91)斯考克罗夫特集团高级顾问倪可文(Kevin G.Nealer)，2011年10月5日。
(92)戴维·兰普顿，2011年10月4日。
(93)门洪华：《聚焦东亚：中美的冲突与合作》，《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第84—89页。
(94)中国领导人对此有深刻论述。例如，习近平副主席2012年2月14日在与奥巴马的会谈中明确指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不相互制造麻烦，不逾越对方底线，建设合作伙伴关系才有根本保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2月15日，第1版)
(95)维克托·查，2011年10月26日。
(96)斯坦利·罗斯，2011年10月3日；戴维·兰普顿，2011年10月4目。
(97)美国国务院主管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亚当斯·埃雷利大使(J.Adam Ereli)，2011年10月5日。
(98)沈大伟，2011年10月5日。
(99)《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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