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封建论文,半殖民地论文,市场论文,述评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和交换，是社会经济中两种具有不同发展规律、而又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基本职能，恩格斯称之为“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因此，经济史研究不但要重视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且要重视历史的交换、流通和市场。当前，中共十四大已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摸清我国传统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历史借鉴，更成为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迄今为止，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化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例如，人们较多注意我国历史上一般商品流通的状况，对市场机制在我国历史上作用的方式、范围和特点，以及制约和影响这种作用的内外诸因素，研究得还不够。又如，人们对我国历史上的商品市场研究较多，对要素市场（或其胚芽）的研究则相当薄弱。这些问题对中国交换史与市场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重要的。至于我国传统市场和传统经济的一些特点，对我国近代化进程和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或反或正的作用和影响，也值得我们一步探索。本刊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提供成果。为了推动讨论的深入，本刊约请了几位同志就近十多年来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史的研究，分阶段地进行评述。这些评述还不能说是全面的周到的。我们的用意在于抛砖引玉。
——本刊编辑部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后半叶起，中国资本主义也有了初步的发展。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这一时期（至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市场也不断扩大。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特点、程度及其相关因素的认识上。近10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与专著等表明，关于近代中国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研究，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内容更为广泛更为具体，并开始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比较起来，关于近代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商品流通量，流通路线，及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关于各地近代商业的发展及农产品商品化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关于各类市场的发育及近代市场功能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现将近10年来有关研究情况分以下四方面作一择要介绍。
一、关于国内市场的扩大
国内市场的扩大，是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表征。在封建与半封建的旧中国，农产品与手工产品一直占据市场最大份额，农产品的商品化是近代中国市场扩大的一个主要内容，它与手工产品市场变动一起成为研究者们谈得较多的话题。
（一）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在明清时代已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农产品商品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7)它的主要特征是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成品的输出急剧增长，国内经济作物的种植迅速发展，粮食作物也进一步商品化。吴承明等学者广泛考证了各类资料，在有关农产品商品化的定量分析上有了新的进展。他们详细考察了1840-1936年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商品的情况，指出粮食商品率1840年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粮食商品率提高，但是粮食商品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作物，上述几项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不足1.3%，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但仍很缓慢，1895-1920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2a,2b)，这表明近代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虽然呈加速度发展，但其总的进展速度还很慢，不能与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也有人以农户收入与支出中现金所占比重这一指标来考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以前外国学者卜凯曾以这一指标对华北、华东地区农产商品率进行考察。近几年来中国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崔晓黎对1930年代河北清苑和江苏无锡的考察中就得出清苑农户平均货币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45.5%，无锡农户接近70%。(35)
王相钦等提出，农产品商品化除了表现在粮食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等方面外，还表现在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发展、资本主义农垦公司的产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等方面。(6)不少学者具体考察了不同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情况，例如刘克祥对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的考察，他所得出的有关数据与上述吴承明等所作的相应年份全国农产品商品率的定量分析相比较，可以看出通商口岸附近与铁路沿线地区农产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b)其他如黄宗智关于华北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8a，8b)杨光震关于东北地区，(11)曹幸穗关于苏南农户(14)……等各地农产品商品化的考察，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
（二）手工产品的市场变动
小农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的突出特点。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中国后，中国手工业产品在本国市场上日益受到机制工业品的排挤。中国手工业生产者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利用引进的较先进的生产资料使手工业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使近代手工产品在市场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动。鸦片战争前，手织土布在国内市场流通量中仅次于粮食，并曾远销欧美。鸦片战争后洋布大量倾入中国，与土布发生直接对抗。吴承明等详细考察了洋纱洋布的侵入使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受破坏，中国农民利用洋纱等进行抵抗的过程，并对中国手织土布的市场变动进行了定量分析，据他们估算，1860年时全国土布流通量约31690万匹，占产量52.41%，至1894年已降至29036万匹，占产量49.23%；1913年进一步降至18751万匹，占产量37.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回升，1920年时达22126万匹，占产量40%多，不久又下降，至1936年时已只有9162万匹，占产量25.96%。洋（机）布所能代替的主要是土布中的商品布，(2a)农家自给布仍顽强地保住阵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土纱、土钢、土针、土靛青等市场受洋货冲击极大，使这些手工行业很快衰落，而草帽辫、花边、抽纱、发网、针织品、火柴、猪鬃、肠衣等手工行业得到发展，市场扩大，不少产品供应国外市场。据吴承明等学者的估算，1920年全国手工产品国内市场商品值约为29.75亿元，1936年达43.86亿元，内部结构变动较大，但总的市场仍有所扩大。手工产品占国内市场商品值的比重由1920年的32.1%降至1936年的26.10%，主要是因为近代工厂产品比重增加，但是手工产品市场份额仍然仅次于农产品，占全国各业产品第二位。(2a,2b)
（三）国内市场贸易总值及商品结构
D·H·珀金斯和吴承明先生都曾对中国国内市场贸易值作过估算，珀金斯根据旧海关统计与厘金征收情况，推算1900-1909年中国长途贸易额每年约8-10亿两，加上进口约12-14亿两（他还有另一种估计，其值更低）；(4)吴承明先生估计1936年中国全部埠际贸易额约47.3亿元，比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值约增长43倍。(3a)
王水认为珀金斯的计算方法过于迂回曲折，所用“假定”、“如果”等语句又多缺乏根据，统计包括范围亦不全，存在严重误差。他利用吴承明先生的研究成果，根据各行业生产情况推算流通额，经过多方考订，他估计1900-1909年长距离贸易额约为25亿元。(15a)《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估计方法，该书分析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有利于国内市场扩大的各个条件及不利条件，分行业进行详细考察，认为全国埠际贸易额（不仅包括了全部进出口商品，也包括了绝大部分内地贸易）1894年约14亿元，比1840年约增长1.5倍，年率1.8%；1920年约70亿元，比1894年增长4倍，这期间平均增长率6.4%，比甲午战争高出了很多。从该书中还可得出1920、1936年国内市场商品值及各部门商品结构的数据，见下表，(2a,2b)这些定量分析使人能对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扩大的状况有个大致的数量概念。
1920年
1936年
商品值（亿元）比重(%)商品值（亿元）比重(%)
农产品39.09
42.28 75.33
44.82
手工农产品29.75
32.17 43.86
26.10
近代制造工业产品
8.939.55 28.31
16.84
矿冶业产品 2.913.15 4.962.95
国内生产的商品80.58
87.15152.46
90.71
进口商品 11.88
12.85 15.619.29
合计 92.46 100.00168.07 100.00
也有一些学者用其他方法进行估算。例如杜恂诚以国内工矿等生产、运输部门的产值及进出口贸易量等指标组成公式来测算，他参考巫宝三所作1933年国民所得数据，估算1933年国内市场商品总值为108.6亿元。(16)沈祖炜对20世纪初（至20年代）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也进行了估算，他运用多种方法不断修正，最后得出20世纪初国内市场商品值为1905年34.13亿元，1910年39.99亿元，1920年64.97亿元，1925年84.75亿元。(17)
上述估计都表明近代国内市场是在不断扩大。但是各家估计之间也有明显差距，尚需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考证。
二、近代商业、金融业与商人资本
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近代市场的发展，与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与商人资本的活动直接相关。近10年来有关近代商业、金融业与商人资本的论述很多。
（一）近代商业与金融业研究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各主要商业行业的近代发展轨迹、经营方式、商品流转环节及利润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票号、钱庄、银行业的兴替过程也作了较系统的考察。(2a,2b)《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一书较为详尽的论述了上海经营各类进出口商品的各行业情况。(18)其他关于近代商业金融业各行业史、企业史、有关组织机构史等著述不少，仅关于上海一地的有关史著论文等就可开出长长一列目录，关于全国各地的更不胜枚举。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近代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美国学者郝延平认为中国在19世纪20-80年代之间，由于中西贸易的促进，沿海地区的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等变化非常广泛、显著和迅速，构成了一场商业革命，造成一种与多少世纪以来存在于传统中国的商业活动明显不同的经济形态，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他认为在这次商业革命中银元、纸币、鸦片等货币新形式的引进和普及，使金融机制更为灵活，扩展了信贷市场，加强了货币流通；信贷体系的充分发展极大地增进了市场的活力；商业活动推动了内地丝茶经济的发展，并在沿海地区充当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跳板。商业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其中的投机交易等对中国的工业化产生了有害的影响。(12)费景汉则从市场在前近代中国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这一角度，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13)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近代早期商业中资产阶级及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例如朱英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出现的时间比资本主义工业早得多。(19)黄逸平认为中国近代商人资本家的产生早于产业资本家，上海等口岸开埠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在京广杂货、洋布、五金、丝茶等行业中出现，他们在与洋行频繁的交易活动中，逐渐脱离了旧式商业的轨道，采用了资本主义的一套经营方式，其活动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20)马敏指出，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上限定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观点不尽得当，根据涉外商业的发展，钱庄性质的转变，以及外资企业内华商附股的情况，应将这一上限伸入60年代或更早。(21)
（二）关于商人资本
刘克祥指出，清光绪宣统时期商业资本积累有以下特点：1)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新型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传统的旧式商业资本，大量资本由传统商业向新型商业转移；(2)商业资本的投机性越加明显；3)一部分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4)商业资本与地租、高利贷的三位一体进一步强化。他还考察这一时期商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认为有的地区已高达30%左右，全国平均约占4%。(10a)
吴承明等对近代国内商业资本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中国商业资本（不包括金融业资本）1894年约为6.56亿元，1920年23亿元，1936年38.1亿元（不包括东北，如果连东北在内，则为42.3亿元），年增长率在4%以上。它在民族资本中的比重相当高，1894年时达74.89%，1920年为52.87%，1936年50.55%（不包括东北）。在这一时期，这一比重的下降是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在抗战爆发后这一过程发生逆转，这一比重上升至66.69%。如果加上金融业资本，则中国商人资本占民族资本的比重1894年高达97.72%，1920年为85.16%，1936年为78.64%（不包括东北），商人资本的比重远远高于产业资本。(2a,2b)全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商人资本也占到资本总额的80%左右。(23)吴承明等估算，1930年时23亿元的商业资本大体上用于农产品流通，32%用于手工业产品的流通，13%用于近代工业和矿冶产品的流通，另有13%用于口岸进口洋货交易。(2a)巨额商业资本除了促进农业商品生产，促进工业品与手工业品的流通外，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但是它的投机性又常干扰和破坏近代国民经济的发展。(15b)
对于商业资本比重特别高的现象，陈庆德认为，过去人们对此常冠以“封建性”、“买办性”，便弃之不顾，这样的解释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至少是不完全的。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哪一种资本形态比商业资本更容易改变自己的用途，更容易变换自己的职能，更具有流动性，因此社会动乱使中国绝大部分资本力量被驱入商业经营之中；而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商业资本得到突出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只要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零星生产还是社会商品来源的一个主渠道，就需要大量商业资本作为沟通二元体系的桥梁，并使之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获得高额利润，使之必然成为二元结构社会中的主要资本形态，而受其剥削的小生产者则无法积累起改进自身的必要资金。(22b,5)
三、各类市场发育状况及其制约因素
关于近代市场的分类，研究者们大致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按市场空间的大小或流通路线的长短来划分，二是按市场客体的区别来分类。
（一）按空间分类
一般分为农村集市（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长途贩运贸易）等几个级别。(3a,4)在按空间范围分级的方法中影响较大争议也较大的有美国学者G.W.施坚雅的理论，施氏把中心地论应用到中国市场分析中，将中国市场分成普通集市、中型集市、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区域城市、区域都会与中心都会等8层等级。(24,25)
近10年来关于农村集市的研究中，美国学者黄宗智关于华北农村与长江三角洲农村两本专著对农村市场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考察。（将在下节介绍）。台湾学者对明清一些地方墟市的研究也涵盖了近代早期墟市的历史研究，例如刘石吉关于江西墟市的研究就是这样。刘先生用大量史料详细考察了江西墟市的发展史，认为有不少墟市已摆脱了地方小市场的格局，有的墟市超过了市镇，而江西景德、河口等镇市场范围已遍及全国，甚而扩展至海外。上海等口岸开埠后，江西由“中心”成为“边缘”。市场地位有所下降。(34)大陆学者崔晓黎关于江苏无锡与河北清苑的比较研究也较为深入细致，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见解，例如崔氏文中关于农村“市场社区”、“社区市场”等概念与施坚雅的有关理论相似而有区别，崔氏的概念似更合乎中国农村的实际；又如文中关于传统市场社区与城镇工业品的交换中，农村社区处于货币净流入状态，这些货币一部分进入租、税……等非市场的货币循环流，一部分进入沉淀状态的观点，关于工业品替代传统农付产品的3种方式（棉布型、煤油型、煤炭型）等等。崔文还对吴承明先生关于“使用价值的交换”理论(3a,3b)进行了某种发展，提出了农村社区市场均衡价格的“硬核”（最低限度）是成本本身，传统农村社区市场是“非利润约束市场”等见解。(35)马鸿谟先生也指出在农村市场上农产品售价最低限度必须高于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劳动力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7)关于各地农村市场的研究，有谢放（关于四川）、唐文起（关于江苏）、乔志强等（关于华北）……等人的论述。(30,31,32)
关于城市市场，张仲礼先生以上海为典型作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上海城市市场在近代起了极大的变化，其市场发育有四大特点：1)在全国居超前地位；2)市场门类齐全，体系完整；3)同内地，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联系十分紧密；4)上海市场直接同国际市场接轨。正是这些特别，使上海从一个传统商业城镇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化都市，成为多功能的全国经济中心。近代上海市场的交易方式日趋先进，交易手段日趋合理，现代市场运作所必需的金融、保险、中介服务机构等也有相应的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都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28a,28b)罗澍伟等关于近代天津城市市场发育的历史过程也作了详细的论述。(29)此外，类似的研究还有隗瀛涛等关于重庆、皮明庥等关于武汉的论述。
关于区域市场、近10年来也出了不少成果。上述关于城市史研究专著中往往也包括城市所在区域的市场研究。此外，还出了不少专门论述各地区域市场的论文，如陈家泽关于清末四川市场、王福明关于近代云南市场、范祥德关于近代烟台经济区等研究论文。(5)还有一些文章专门研究某类商品在某一区域内各级市场流通状况，如张利民关于华北棉花流通系统，(26)单强等关于江南丝茧市场(27)等等。
关于全国性市场，也有一些论著进行了研究。近代一些商品从产地市场，经中间转运市场，至终点市场（消费市场）或输出口岸市场，往往要经过长距离的贩运，王相钦等认为从产地到终点销地各级市场紧密联系，构成了全国性市场，其中，棉花、粮食和烟叶的市场较为突出，他们较详细地考察了棉花全国性市场的情况。(6)吴承明先生等关于一些主要商品全国性市场的研究(2a,2b,3a)，常为人们所称道。
关于“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问题。过去曾在经济史学界引起讨论，魏永理先生对这方面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封建势力的地方割据、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微弱等原因，造成市场的地方独立性依然存在，其表现为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没有统一的内地税。(36)林玳玳也有相似的观点。(3)由于对“统一”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正如魏先生所说，在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近几年大家的兴趣似乎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二）按市场客体分类
市场按客体又可分为生活用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等。前两者又常并称为“商品市场”（也有人称之为“基础市场”，后几类又常合称为“生产要素市场”。）在近代史研究中关于商品市场的论述较多，而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相形薄弱得多。关于商品市场的研究状况，与前面所述多有重合，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生产要素市场研究状况。
黄宗智认为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土地市场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的完全竞争市场大相径庭，对土地实际使用起作用的田面权的买卖受到旧的风俗习惯的制约，而田底权的买卖越来越自由，在一些地方已形成了几乎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农村最近似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劳动力短工市场，而长工市场受社会关系的限制，至于妇女由于受意识形态束缚，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黄先生认为这种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市场机会之间的差距，反驳了舒尔茨新经典模式的基本前提。黄氏认为农村信贷市场为互惠原则和维持生计所支配，他总结了农村市场体系的特征，认为这种市场体系表明农村商品经济不是质变性的发展，而是趋于过密化，主要出于剥削和谋生，而不是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8b)
严中平等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一步扩大，南北各省都存在。(1)吉·罗兹曼等人也认为在19世纪时中国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是相当灵活和开放的。(38)前述张仲礼等人认为近代上海城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已完全形成。(28)而王玉茹女士则指出，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然发育得很不完善。她对近代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关于明清时期已形成劳动力市场的看法缺乏根据，季节性的农业短工或丝织业临时织工不是现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只有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农村自然经济真正开始分解，才为近代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劳动力市场在中国主要工商业城市及某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出现，已是本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39)
专论近代金融市场的著述中，较全面系统的有洪葭管、张继凤的《近代上海金融市场》，该书详细考察了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各种长短期资金市场、货币市场发育过程与有关特点，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等问题，(40)为经济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其他有关近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著述近几年相继出现。赵津的《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也是一本填补研究空白的力作，该书论述了近代中国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发育史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经营方式、与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等等。(48)其他有关近代中国土地关系、人口、移民等历史研究著述中，也涉及有关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问题，因受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总的看来，上述论著中关于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的意见分歧，除了对资料的掌握差异外，很大程度是对“市场”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
（三）市场发育的制约因素
1.关于外国资本主义。很多著述论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强迫中国开放口岸和内地市场后，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加强，促进中国市场发育和扩大。例如一些著作强调甲午战前农产品商品化的加速发展，主要是由外贸引起的，甲午战后外贸仍然是促进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的重要因素。(1,2a,2b9b,10a)外国资本主义通过贸易手段使中国城乡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紧密联系，不仅使中国丝茶等传统出口商品市场有所扩大，也因引入新的市场需求使一些过去长期闲置的资源（如羊毛、驼毛、猪鬃等过去常被弃置或用于沤粪）(49)得以开发并不断扩大市场。也有人论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掠夺导致中国经济贫穷落后；导致一些资源被破坏；外国资本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导致市面波动等等，从而抑制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有不少著述还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对中国市场的破坏。（例见(2a,2b,10c,41,42)
2.关于旧中国政府。一些论著论述了晚清政府及北洋政府“兴商”措施，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币制改革，裁撤厘金，等等，促进国内市场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旧政权苛捐杂税、地方割据、内战不息等等，对市场发展的阻碍。(2a,2b,10a,42,52,53)
3.关于国内经济与金融。一般都认为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与市场发展为正相关关系（史建云还突破过去那种强调近代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市场对抗的观点束缚，论证了手工业发展对于扩大近代机器工业市场的正相关作用）。(5b)也有人指出在这种总的正相关关系中也存在局部的但不容忽视的负相关，例如农村经济落后，迫使贫苦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更加依赖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10c,22a)黄宗智从农民市场行为角度考察，指出农民产品商品化主要有3种：剥削推动的商品化、生存推动的商品化、谋利推动的商品化，农民经济贫困化可以推动农产品商品化。(8a,8b)
4.关于交通运输条件。一般也都认为内河航运及铁路的兴起，与市场发展为正相关关系。一些文章从不同地区具体事例出发进行了论证，例如陈争平用回归和相关分析方法论证了晚清与民国初年华北铁路迅速发展使货物流转机制发生历史性变革，对于扩大华北内地市场，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非常显著。(49)也有学者论述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对市场发展的制约作用。(5)有的学者在论述交通运输条件与市场总的正相关关系时，也指出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使旧有运输路线改变，导致一些地方市场衰落。(96)
5.思想文化因素。除了前面提及的黄宗智有关论述外董廷之发表专文指出传统重农抑商思想是阻碍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现代化的主要障碍。(43)范祥德等也论述了旧文化习俗的阻碍作用。(5)有的学者从近代一些日常城市居民的观念更新对近代市场经济的促进角度进行了论证。(28，29)有的学者论及近代社会上奢靡之风蔓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1)孔泾源则探讨了中国古典商业伦理、民间商业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关系，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传统中内在着催育市场经济成长的原始动力和会通于现代商业理性精神的古老源泉，应得到足够的珍视和尊重。(44a,44b)
6.关于自然条件。陈家泽、王福明等分别论述了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等对四川、云南区域市场的制约。(5)还有一些论者论及自然灾害对市场发展的影响。(2b)
7.关于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城镇发展。黄宗智认为人口增长与商品化紧密联系着，人口增长在明清长江三角洲通过小农家庭农场的独特性质推动了商品化，同时它自身也因为商品化而成为可能。(8b)其他一些著作也论及了人口流动，城镇发展等对市场的影响。
可以说，制约市场发育的因素不少，论者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去考察，这类考察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可以为现实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如果能出现一批在这方面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能更好地帮助人们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四、关于市场价格体系与市场机制作用
市场机制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发挥其作用的。但是过去关于近代中国市场价格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对于近10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应作稍多一些的介绍。
关于进出口商品价格，过去一些论著都曾论及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决定权的丧失。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近代主要出口商品丝、茶价格决定权丧失过程的论述较为详尽，他认为不能仅笼统地用不等价交换来说明中国近代外贸属于不利的地位，中国近代丝茶价格决定权丧失的情况只存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它使中国丝茶生产与贸易完全受制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45)一些学者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逐年进出口比价数据进行了加工处理，对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关于某些外贸商品具体价格变动情况也取得了一定成果。(2a,2b,10a,39)
关于工农产品价格。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学者，以及费正清等外国学者在这方面都曾作过较详细论述。(2b,9a,9b)陈其广博士对中国1840-1949年（分为四个阶段）的进出口综合物价指数及工农产品物价指数、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农民所售商品与所购商品物价指数等资料，用相对水平分析、变动趋势分析、加权平均及分级汇总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系统地描述了近代中国工农产品交换比价的实际变化状况，并从工农劳动差异，近代人口及工农产品价值……等十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工农产品交换比价利益偏向、变成成因，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说明农业生产衰退的实际利益在于商业，这对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利。(46)王玉茹博士认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产品物价增长快于工业品物价的增长，近代中国不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王玉茹还作了其他有关重轻工业品、各类农产品价格变动研究，并分析了这些价格变动对国内经济的作用。(39)王业键先生深入地探讨了1638-1935年间长江三角洲米价变动趋势，他指出300多年来江南米价有两次大波动，第二次大波动从1920年起，先是价格下降，80年代初开始转向，以3%的年率迅速上升，一直持续到1930年，这一趋势反映了全国米谷供求状况。他指出，人口、货币存量及气候周期是影响粮食长期价格趋势的主要因素。(50)
关于货币比价。郑友揆关于19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等关系的研究是这方面的杰作。(47)王玉茹也在这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考察。(39)
关于近代中国物价总水平及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王玉茹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她指出由于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中国近代物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线，也经历了两个中长周期（约25年）的变动。她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发育等原因，中国近代借贷资本利率呈下降趋势，有利于资本集成加速；她指出近代部门工人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差距迅速扩大，中国农村土地价格较劳动力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使土地精耕细作和集约化程度有增无减，并使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采用租佃制经营，这使中国资源配置向传统农业倾斜的状况极难改变，近代产业结构难以优化。(39)赵津博士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地价对城市土地利用、近代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促进作用，总结了历史经验。(48)
贾秀岩、陆满平所著《民国价格史》一书结合民国各个时期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背景，用翔实的史料探索价格历史运动和变化规律，填补了民国价格史专著的空白。(54)孔敏主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汇集了大量珍贵的近代价格指数资料，为价格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55)
关于近代市场机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上面所述已有所涉及。学者们都认为市场机制对促进城乡经济交流、促进企业改进技术与管理，促进工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经济近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另有不少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各地各类市场的作用进行了探讨。黄宗智对吴承明关于统一的国内市场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的论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如果是“过密型商品化”形成的市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86)另有一些学者对黄宗智有关中国近代农村市场的论点也进行了评议。(56)马鸿谟等强调了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历史意义。(7)郭德宏较详细地论述了近代农村市场的双重作用。(33)其他研究，例如关于区域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于城市市场功能，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国的影响，等等，因受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总之，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研究，在各个不同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比较而言表层研究较多，而深层次的研究，例如关于价格体系变动及其经济意义等，仍然较薄弱。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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