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之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讯社论文,中国人论文,业务论文,历史论文,在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以来，新闻通讯社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工具，世界各大通讯社为争取新闻市场展开激烈竞争。中国新闻通讯社事业始于清末，民国时期国内通讯社虽然一度数量大增，但大都规模和影响较小。由于外国通讯社的新闻垄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报纸上刊登的国际新闻和国际舆论关于中国的消息，大都来自外通社的报道。向国内发出客观真实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成为一些国内报人和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因而，从清末民初开始在海外出现了一些中国人创办的通讯社，后来又有了国内通讯社在海外建立的分支机构，本文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的历史。 一、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的历史开端 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历史始于20世纪初。中国人最早自办的通讯社是1904年在广州创立的中兴通讯社，该社主要向广州、香港两地发稿。中国人在海外最早创办的新闻通讯社，是1909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设的远东通信社。该社主要创办者为王慕陶，时任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随员。 王慕陶曾任驻日使馆三等参赞，与国内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交往较多。到欧洲后，受汪康年所托，兼任《中外日报》欧洲新闻采编，积极为汪的报刊提供消息，双方保持密切联系。他还以中国各报全欧通信员的名义，与英、法、德、俄、奥、意、荷、比、西班牙、瑞士等国的报社往来，数年间“已遍识各国政党及报馆重要人物”，对各国情况多有了解。在欧期间，他耳闻目睹“欧美日本于报馆外有所谓通信社者，率皆政党中人所组织，故能与政府及政治家密切，消息亦最灵通，而确实各报皆恃通信社为新闻之机关，政党亦即持此以操纵各报”，对于各国的内政外交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作用，遂产生创办通信社之意。[1]1909年3-4月，王慕陶以私人名义出面，在布鲁塞尔创办远东通信社，随后在比利时首都、俄国首都电局以英文挂号登记为EX-ORIENT。 远东通信社的创设得到了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的资助和支持。虽然远东通信社是以王慕陶私人名义创办的，但实际上有着相当程度的官方背景。李盛铎曾将通信社成立的事情密奏外务部存案，并设法取得外务部、邮传部的经费支持。时任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的熊希龄也为筹款及疏通人事关系等提供了帮助。1909年10月李盛铎卸任回国后，仍继续支持和帮助远东通信社。 参与创办远东通信社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汪康年。汪康年曾先后创办或主持《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报刊，是近代中国著名报刊活动家。王慕陶与汪康年关系密切，王的老师陶在宽与汪康年交情匪浅，曾将他介绍给汪康年，远东通信社成立后，汪康年是国内的主要内容提供者和推广者。 远东通信社的人事组织与机构设置：王慕陶任总理（社长），在比利时，总书记窦米茫（比利时人），中国书记吴征，英文书记华池及法、德、俄等各种文字的书记；在国内，上海通信由雷奋、陈景韩担任，北京通信由汪康年、黄远庸担任，李盛铎综理国内事务。[2]远东通信社在国内的东京、西京、南京、湖北、天津等处设立了机关。国外的分支机构推及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维也纳、海牙等地，与之往来的报纸有900多家。[3] 远东通信社的发稿模式主要是向外国报刊提供有关中国的通信和电报，并向国内传播外电外刊内容。作为北京负责人和广有人脉的报人，汪康年是远东通信社国内消息的主要来源，由他选择并将具有新闻价值或反驳外报的国内政治、外交事务写成稿件，寄给王慕陶译成法文转达各国报社。王慕陶则选择并编译外稿发回国内，其重点为两类：一是关于中国的热点问题和欧洲舆论对于中国时局的看法；二是欧美重要国家之间的大事和外交事务。[4] 远东通信社活动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协助外交，对此王慕陶、汪康年都曾有所表述。远东通信社成立后，在澳门划界交涉、哈尔滨交涉、南满铁路交涉、西藏问题、粤汉借款、锦瑗借款、东三省日俄问题、湖南饥民问题等与中国外交相关的事件中，都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协助作用。远东通信社还向各级“大吏”提供各省交涉事件的信息，实际上充当着官方驻外情报机构的角色，为外交策略的制定发挥作用。 1910年7月24日，世界新闻记者公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万国记者大会”。王慕陶参加了会议并应邀出任常年会员。这是中国记者参加国际新闻会议和有关组织的一次较早记录。后来，王慕陶又介绍曾任《时务报》总理的汪康年、《北京日报》主笔朱淇、著名记者黄远庸（远生）、上海《申报》主笔陈景韩等人参加世界新闻记者公会。 正当远东通信社业务顺利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困扰。特别是1910年熊希龄欲在上海设立环球通信社，以上海为总社，将远东通信社纳入其中，变成其在欧洲的分社，这一计划引起汪康年、王慕陶的不满和反对。当时熊希龄在政界有强大的影响力，远东通信社之前的筹款多仰仗于他。由于熊希龄的退出，远东通信社出现了财务上的困难。1910年底，王慕陶在比利时出版法文刊物《黄报》，印数达1万份，虽然引起相当关注，但也增加了经费支出。1911年，远东通信社的核心骨干人物汪康年去世，使其业务大受影响。辛亥革命后，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王慕陶虽一度仍署理比利时使馆二等秘书，但民国政府政局跌宕，国内支持的经费更难以为继。1913年，发生新闻史上著名的“癸丑报灾”，中国报业客观上出现大萧条，通信社的空间大为缩减。以上这些原因最终导致远东通信社的彻底停办。 关于远东通信社的具体终止时间尚无据可查，王慕陶编纂的《远东通信社丛录》最后一册即第四册收录了1913正月至十月的欧洲通信，可见至少在1913年，通信社还在发稿。[5] 远东通信社在中国新闻对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家总部设在海外和首家向海外发稿的通讯社，对于帮助国人了解真实的欧美世界和让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为国际舆论增加中国声音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远东通信社也为国人开展对外新闻交流积累了初步经验。 二、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欧洲建立的通讯社 民国初期，国内新闻报刊活动勃兴，但当时中国的报馆大都无力向国外派驻专任记者，报纸的国际新闻主要依靠外国通讯社供稿。一些报馆为开辟稿源，便在海外的留学生中选聘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由部分留学生自办的向国内发稿的通讯社。 1914年，著名报人、记者邵飘萍为躲避袁世凯的辑捕而流亡日本，入东京法政学校读书。在日本，他结识了一批国内的革命党人，还有一些和他有共同志向的青年报人。1915年7月，他与同窗潘公弼、同乡马文车共同创办了东京通信社。三人以半工半读的方式用中文向国内各报，特别是北京和上海著名的报纸发稿，内容主要是国际和外交新闻。当时他们开展的新闻采访和编辑等业务活动，可以说是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特别对邵飘萍来说，是锻炼、造就了他后来作为一个全国性时事政治的著名记者的能力。[6] 东京通信社发回国内的新闻通讯，经常反映东京的华侨、留日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日本政局和对华外交等，这些报道很快受到国内报界和舆论的注意与好评。东京通信社最有影响的新闻报道是对中日秘密交涉中的“二十一条”的曝光。1915年，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与日密谈。邵飘萍从外国报纸上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国内发回了报道，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反日倒袁爱国运动的开展。东京通信社对“二十一条”的报道也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邵飘萍后来回忆，东京通信社成立后，“为京津沪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适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际，以议论激越，惹日本警察官吏注意。”[7] 1916年春，邵飘萍回国投入倒袁爱国运动，为《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撰文发表讨袁政论，引起全国舆论界的重视。东京通信社也随着邵飘萍、潘公弼等人相继回国而告解散。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新闻通讯社，还有1918年由曾琦、易君左等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华瀛通信社，主要为国内报纸采写日本通讯，揭发日本侵华阴谋，以警醒国人。1918年夏天，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此协定被视为新的二十一条，遭到了留日学生的激烈反对。曾琦等人先后组织了1000多人罢学回国，要求废约。华瀛通信社的工作遂致停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取得战争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战后问题，会议确立了战后由美英法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应邀参会，希望收回战前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胶济铁路及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取消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但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巴黎和会却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民，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最先向国内发回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上交涉失败消息的，是中国留法学生创办的巴黎通信社。巴黎通信社成立于1919年3月，创办人李璜、周太玄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成员。巴黎通信社的创设与少年中国学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1日，主要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等，主要参与者是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创办报刊和通讯社是少年中国学会着力拓展的工作。1919年初，因部分会员赴法国留学，又正值巴黎和会在法召开，学会决定把新闻通讯活动的重点放在巴黎，因而创建了巴黎通信社。另外，少年中国学会曾计划同时在日本东京、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以及国内的上海分别成立通讯社，建成一个国际通讯网，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据李璜回忆：“当我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到了法国，正是巴黎凡尔赛和会开幕刚及半月，因为它与我国收回山东权益以及国人希望藉此取消不平等条约关系很大，本于爱国之情，我便大为分心，不常去听课，而反去专心于凡尔赛和会的情形，每日读巴黎各大报甚勤。适凡尔赛和会开到三月底间，周太玄兄自上海来到巴黎，言京沪各报纸需要巴黎和会内幕消息甚急。他来的时候，慕韩[8]嘱他为上海《新闻报》与《申报》长期通信，愿按月酬通讯稿费。王光祈来信也称北京各报需要和会消息。太玄本是穷学生，此次敢于冒险前来，就要靠此事以维持留学生活。但太玄的法文程度太有限，无法读报，因之要求我读报译与他听，他录下来，加以编纂，用油印印出数份，寄与京沪各报，大受欢迎。于是我与太玄所办之‘巴黎通信社’，每周发稿一次，特别注重巴黎和会的一切动态，因之便成为引起是年国内五四运动的发生源头之一。”[9] 周太玄也回忆说，巴黎通信社的一切具体办法和准备工作，他在赴法船中即先拟好。在赴法途中和到了巴黎，得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李石曾、吴玉章的支持。与周太玄同船赴法的有代表广东军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伍朝枢和为中国代表团担任联络、翻译工作的关毓秀，他们两人对巴黎通信社的创办也提供了帮助。[10] 巴黎通信社从1919年3月底开始向国内报馆发稿。他们编发的新闻首先取材于当地的报纸。为了对巴黎和会作更直接、深入的报道，在中国代表团王正廷的帮助下，李璜和周太玄也得到了进入凡尔赛宫采访的机会。他们还与参加巴黎和会报道的中国《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有密切接触，共同研究交流报道情况。巴黎通信社发回的报道受到国内报纸的欢迎，上海《新闻报》还汇来电费约请他们拍发电报。在北京的曾琦曾在给周太玄、李璜的信中说：“巴黎通信社稿国内甚为欢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都已登载。”[11] 巴黎和会于1919年6月底结束后，国内报馆不再汇来电费，巴黎通信社拍发电报的业务难以为继，但仍向国内报纸寄发通讯，报道内容主要包括国人关注的欧洲事件和旅欧华人的各种动态，曾向国内介绍苏俄的政治、主张及发展情况，中国留法学生的勤工俭学运动等。1919年10月出版的《少年中国》上刊登了巴黎通信社的广告，称：“本通信社在巴黎出稿，专供给国内报纸欧洲新闻。内容计分：（一）撰述；（二）译述；（三）谈话；（四）调查；（五）杂录；（六）专件。均综合事实，详述始末。每月出稿三次，每次可供日报五日以上登载。”[12]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巴黎通信社的主要业务情况。另外，在巴黎出版的《华工杂志》也曾对巴黎通信社的业务做过介绍。 巴黎通信社的停办，据周太玄说“在进入1920年以后便无形停顿了[13]，但国内1920年下半年仍有巴黎通信社的稿件见诸报端，1921年6月30日周恩来从巴黎发给天津《益世报》的一篇通讯中还提到巴黎通信社与华工会等6个华人团体成立“拒款委员会”，召开“拒款大会”掀起反对中法秘密借款运动。 从以上这几个通讯社的创办历程可以看出，民国初期海外留学生自办的通讯社多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考量，通讯社的发稿内容紧密结合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对于促进有关的民主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另外，由于通讯社业务发展更多地受制于资金、人员的情况，导致这些通讯社的规模和影响都很小，存在时间也不长。 三、国民党通讯社海外业务的开拓与发展 早在民国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曾在海外办有多种报刊，开展革命宣传活动。1926年3月，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德国柏林创办欧洲国民通讯社，设有中文部和西文部，为国内外报刊提供有关中国方面的中西文新闻稿件。国民党在海外大力拓展通讯社业务，主要体现于中央通讯社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1924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广州成立。中央社成立初期，曾将新闻稿件发到国民党在欧洲设立的通讯社。1927年5月中央社社址迁到南京。1932年萧同兹接任中央社社长后，对中央社进行改组，使之成为机构相对独立的社会事业。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中央社实力不断上升，其组织机构和业务规模日益扩大。在国内渐具规模的同时，中央社也开始向海外发展业务。中央社香港分社于1933年4月成立，最初4年只转发中文稿给当地的中文报纸。1933年，著名记者、新闻学家戈公振以中央社特派记者名义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国际新闻会议，随后到日内瓦做研究工作，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便请他担任驻日内瓦特派员，常有英文新闻电讯发回总社。1934年2月在印度设特约通讯员。1936年，中央社聘请著名报人、原《北平晨报》总编辑陈博生任驻日本特派员，并筹设中央社东京分社，他驻日本期间发回很多分析中日问题的报道。1936年6月，第11届世界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参加了篮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中央社采访部主任冯有真随团前往。他利用世运会现场的广播设备，以口语向国内播报中国队参加各项比赛的情况和成绩，受到国内各界人士好评。至抗战爆发前，中央社已在东京、日内瓦、新德里和香港建立了四处海外办事机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社东京分社被迫撤销，陈博生被召回国，不久担任中央社第一任总编辑。七七事变后，中央社加强了香港分社的业务，派原上海分社英文编辑卢祺新出任香港分社主任，在香港加发英文通讯稿；1939年又发行英文中国半月刊，由任玲逊主持；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分社被迫撤销，任玲逊辗转回到重庆后又奉派前往印度新德里筹设分社。1941年初，中央社派英倚泉赴新加坡筹设分社，同年7月7日开始向当地中文报纸发稿，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英倚泉撤回重庆，分社移至苏门答腊。抗战期间，中央社还在海外增设了纽约分社、伦敦分社，并在缅甸仰光、葡萄牙里斯本、华盛顿、莫斯科、巴黎、柏林等地设特派员或特约通讯员，驻外机构由战前的4个增至12个。中央社记者从域外发回的报道日益增多。中央社记者还分别跟随中国远征军和美军深入印缅、太平洋战场采访，向世界报道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动态。 抗战胜利后，中央社业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海外的重要分支机构有：华盛顿分社（1941年2月成立）、纽约分社（1943年10月成立）、旧金山办事处（1948年8月成立，任玲逊主持，1949年2月撤销）、伦敦分社（1943年11月成立，主任任玲逊，1948年由王家松继任）、印度办事处（1942年8月成立，1949年2月撤销）、巴黎特派员（1945年4月徐兆镛出任，1948年11月撤销）、柏林特派员（1945年5月由余捷元出任，至1948年11月撤销）、东京分社（1946年初成立，主任宋德和）、马尼拉分社（1946年2月成立，李宜培筹设）、土耳其特派员（1946年8月由王公达出任，1947年11月撤销）、西贡特派员（1947年8月由李星可出任，1948年11月撤销）、中国香港分社（主任冯国桢）。至1948年时，中央社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达25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等。[14]由于国内战争和政府财政的原因，1948年10月以后，驻外机构的外汇经费被停发，于是中央社决定裁撤部分驻外单位，留任的海外人员也勉强维持，为以后的再发展保留了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专门设立国际宣传处，负责指导对外宣传。国宣处在国外设有一些办事处，实际起到海外通讯社的作用。其纽约办事处曾成立泛太平洋通讯社，后来更名为中国新闻社，除纽约总社外，还有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加拿大蒙特利尔和墨西哥5个分社。国民党第二战区所办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革通讯社，也曾在香港地区设有分社，把山西抗日战场的电讯发给香港各报，并将在香港地区采访的新闻发给中文报刊，他们的发稿范围包括东南亚、美国、拉丁美洲和一些欧洲国家。此外，当时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中华电讯社，也曾在东京、香港等地设有驻外分支机构。 民国时期，国民党通讯社海外业务的拓展，主要是面向亚洲、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更是占有特殊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国民党外交政策的重点。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央社作为全国性通讯社，在国民党对外宣传中处于权威地位，从其在海外曾拥有20多个驻外机构来看，这种优势是国内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在对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采访报道中，中央社记者也崭露头角，初步确立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但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土崩瓦解，中央社的业务迅速走向衰落，海外机构的数量也锐减。 四、共产党通讯社海外业务的开拓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在美国和法国先后办有中文报纸《先锋报》和《救国时报》，主要以海外华侨为读者对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通过在海外建立通讯社或通讯社的分支机构来开展党的对外宣传活动，则始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1937年11月，在香港地区正式成立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负责人为恽逸群，由中共华南局领导。国新社的部分人员来自上海沦陷前由胡愈之等进步文化人士组成的国际新闻宣传委员会。他们以中国香港为基地，向海外数十家华侨办的中文报纸，用航邮发出新闻稿和特约通讯稿，受到海外华侨报纸的欢迎。1938年，范长江等人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为基础在内地发起组织国际新闻社总社，香港国新社遂改称分社，对外名称不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新社处境日益恶化。国新社桂林总社、重庆办事处于1941年5月被迫关闭，工作人员除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及国统区内地外全部迁往香港，在香港继续坚持工作。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陷落，国新社被迫结束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国新社香港分社于1946年初重建，孟秋江、陆诒、高天先后主持，仍向港澳和海外华侨报纸以及国统区一些地方报纸继续发稿，稿件被广泛采用。香港国新社办的英文《远东通讯》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办的通讯刊物，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受到海外各界人士的重视。 1941年春，乔冠华等人在香港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该社由中共领导，向香港、澳门、东南亚地区华侨报刊供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受到华侨报刊的欢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 中共中央之机关通讯社新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诞生于江西瑞金，最初名为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1月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办通讯社的方针，新华社业务力量和规模大大加强。在积极拓展国内业务的同时，新华社于1947年开始在海外创建分社，以扩大宣传和影响。 香港分社是新华社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分社，它于1947年5月1日成立，社长乔冠华，副社长萧贤法（萧群），除向香港报纸发行中文新华社新闻稿外，同时还发行英文新闻稿。1947年6月10日，新华社伦敦分社成立，负责人是曾参与过香港分社筹建工作的黄作梅。伦敦分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英文《新华社新闻稿》，向欧美各国发行。 新华社驻外分社的成立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如伦敦分社成立不久，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英国新闻处即于1947年6月16日在其编印的《英国新闻处新闻稿》（中文）中刊登了一条消息，题为《新华社在英设分社》，全文为：“中国新华通讯社，上周在此（伦敦）成立一分社。据悉该社之目的，在沟通中国解放区与英国及欧洲各国报界方面的联系，每周拟出周刊一种，内容包括电讯评论等。”[15]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人员和媒体记者，也常到分社查询有关中国的消息和材料。 新华总社曾于1948年7月15日发出通电，指出：“我已在伦敦、香港等地建新华分社，今后急需加强对外报道。”[16]在这个通电里还列出了对外报道的几项具体内容，要求各地加强这方面的来稿。同年10月12日，黄作梅自巴黎向总社汇报伦敦分社成立以来的工作，内容包括：“分社发的电讯星期刊每期发450份，发行范围是东欧、英、美、加拿大、阿根廷、日本、印度、缅甸等，每期都通过电通社发到他们各海外分社。遇有重要文章，如毛泽东讲话，则出增刊。分社发的日稿每天发6份，南斯拉夫4月份已直接抄收我陕北台广播，7月份已停止订我日稿。”[17] 1947年7月，吴文焘随中国解放区青年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后以新华社记者名义留在布拉格，开展新闻报道活动。他利用随身所带的资料给东欧几个国家的党报如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波兰《人民论坛》、南斯拉夫《战斗报》等编写介绍我解放区情况的文稿；同时还作为电通社的特约通讯员，向它提供自己编写的有关解放区的英文稿件，通过它向世界各国广播，有时国内有代表团来捷或从捷过路，吴文焘也积极搜集一些对外宣传的新材料，交电通社发表。布拉格分社于1948年正式建立，吴文焘任社长。1949年春，分社正式开始抄收新华总社的英文广播。与此同时，分社还通过捷电报局与总社建立了电报联系。据吴文焘回忆：“布拉格分社当时在新闻业务上主要是两项任务：对外宣传和对内报道。对外方面我们把总社的英文稿抄下来后打字、油印，每天平均印五百份，除捷克斯洛伐克外，分送西欧、美洲以至非洲和印度。[18]新中国成立以前新华社建立的驻外分社，除以上提到的外，还有1949年9月成立的平壤分社，负责人为丁雪松。 新华社驻外分社的早期发展在促进和加强新华社对外报道，扩大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国际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新华社海外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从1909年王慕陶等人在布鲁塞尔创办远东通信社开始，不断有国人在海外探索开拓和发展新闻通讯社业务。综观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通讯社走出国门的历史，可以看出：由于地缘、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通讯社及国内通讯社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大多分布在亚洲、欧美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活动的政治诉求和倾向性比较明显，他们一般都把国际上发生的重要涉华事件作为报道重点，希望以此来影响国内外舆论，提高宣传效果；在向国内发回有关报道的同时，他们一般也向海外媒体提供中国消息、发出中国声音。总体而言，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的早期，大多机构较小、人员较少，规模和影响非常有限，但也由此迈出了通讯社走出国门、对外宣传中国和了解世界的最初步伐，对于增进中外信息交流、打破外国通讯社对国际舆论的操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通讯社海外业务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