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文化与文化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霸权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1)06-0023-08
修订日期：2011-03-20。
在后冷战世界中，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标志。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全球化的很多东西，不管看其来源还是看其特性，都带有美国色彩：麦当劳(全世界每天供应两千万人)、可口可乐(全世界每天供应十亿人饮用)、好莱坞(全世界最多人看的电影有85％出自这里)、迈克尔·乔丹(他本人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偶像，在他为一系列全球化商业投资所从事的运动生涯中，生产价值高达一百亿美元以上)等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无所不在。①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同美国推行的文化外交政策不无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经过调整的文化外交政策继续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一、美国文化外交的基本形态
文化外交是指一国“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②。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外交，强调对外实施文化扩张和从事文化渗透活动的国家。历史上，美国曾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加以运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③特别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创造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文化和智力工具向“铁幕”后传播美国价值观。④冷战的终结开创了美国跃升为唯一全球性大国的新时代。借此机会，美国或是沿袭以前较为成功的文化外交政策，或是将文化因素更具创造性地揉入到本国对外交往中，力求发挥文化的作用，协助它在国际社会中纵横捭阖，争取国家利益。
根据定义，文化外交的主体是国家。但实践中的美国文化外交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民间交流渗透力的整体外交。⑤美国政府机构除自己参与或组织文化外交活动外，有时还借助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众等机构或个人的力量为其文化外交政策服务。这些行为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美国文化外交运行体系。但是，由于各行为体的性质、特征及拥有的资源不同，它们在美国文化外交总体框架中的地位、具备的作用、发挥的影响也就不同。一般来说，美国政府机构是其文化外交政策的主导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个人等是美国文化外交的积极参与者。不论是文化外交的主体还是其他参与者，它们实施的文化外交活动主要有三种形态，即表层的物质文化交流、中层的制度嫁接、内层的价值观输出。
首先，表层物质文化交流和传播是最常见、最普遍的文化外交形态。所谓表层物质文化，指的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它反映着特定社会物质生产的水平。⑥虽然它属于文化的最外层，却是人们日常所感、所知、所接触最多的文化形态，因此其涵盖范围也就最广，既包括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历史古籍、文学艺术、建筑风格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文明结晶，也包括口传历史、民间手艺、表演曲目、风俗节日等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还包括电视、电影、广播、书籍、文艺、音乐等纯物质形式的各种文化产品。
虽然表层物质文化的政治含义看起来并不像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文化内容那样突出，但任何物质文化类型的产生和发展都根植于特定的制度和价值观环境，它们是制度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具有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烙印。隐藏在表层物质文化之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往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产生作用，而且其影响具有持久性和根本性。所以，“在美国人看来，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等都是向各国进行‘思想战’的可被利用的‘兵种’”⑦。不过，当今时代的美国文化外交并非仅为其“政治理想”服务，文化产品输出带来的巨额经济收益同样被看重。在美国积极推行文化外交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包括电视、广播、电影、书报出版、音乐、广告以及表演艺术等文化产业的积极身影，它们构成了产值约占美国GDP总量18％—25％的庞大文化产业。⑧因此，政治经济利益的刺激促使美国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其中，教育文化交流、文化产品出口等是最常见的形式。
教育文化交流一直是美国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美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首创了交换教授、留学生，交换出版物，鼓励翻译出版美国图书，教授英文以及组织世界领袖人物互访等活动方式；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设立了“奖学金”项目。而这些活动则成为美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典型项目。⑨冷战后的美国依然十分重视各式各样的对外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向不同地缘文化市场出口文化产品在美国文化外交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地缘文化市场是一组拥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联系的国家。不同地缘文化市场内往往有一到两个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心：墨西哥和巴西为拉美服务，埃及为阿拉伯世界服务，印度为非洲和亚洲的印度人服务。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业则是北美、乃至世界文化生产的中心。⑩冷战后的美国向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大量出口电影、电视、音乐、艺术、文学等有形的文化产品，从而成为世界文化消费市场的主要生产供应商。美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产品，促进和维护美国利益的程度并不一致。长期以来，电影是推进美国流行文化向国外传播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其作用要比电视或广播大得多。(11)近年来，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互联网在向世界传播美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次，制度输出或嫁接是美国文化外交的另一基本形态。一般说来，美国在文化中间层次进行的制度嫁接主要包含两项内容：一是输出“民主政治制度”；二是推广“自由市场体制”。“输出民主”主要是指美国以自己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与文化传统，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12)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内涵是按照美国的面貌创造出一个美国的世界，并使其永久化。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亲美的所谓民主派上台执政，完全接受美国的控制，服从美国的利益和全球战略；二是要利用执政者的力量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一般是要先移植美国的宪法，即接受美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念，然后按照美国的宪法模式，建立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并逐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美国化”。(13)冷战时期，美国这种文化外交的主要对象相对明确——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看来，由于“无论在共产主义左翼还是极权主义右翼中，强权政府不管是建立在一党制、军人集团基础之上，还是基于个人独裁，那些能维系其内部政治凝聚力的思想都已经涣散”(14)，而这正是美国进行“制度移植”，使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改革有机会按照美国的意志和美国模式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自由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孪生体”。因此，除“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外，美国还对外输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美国所支持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之上的，它包括不受国家干预的私人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等。(15)冷战结束后，以向海外推广“自由市场模式”的制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文化外交重点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苏东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消费产品、广告和管理方式进一步扩张，全世界没有地方能够躲过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16)“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大有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的趋势。
再次，以传播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外交活动居于文化外交的核心层。价值观属于文化的内层，对人们日常行为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因此，宣扬美国价值观历来是美国文化外交的关键内容。对于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意义，很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直言不讳。杜勒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尼克松则认为，动员意识形态力量是同苏联竞争的六种方法之一，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应“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特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以使苏联人“彻底地受到西方的爱好和思想的熏陶”。(17)美国对外传播价值观的做法同美国价值是根本正确的看法紧密相连，而后者又颇受这样一种事实强化，即在20世纪的三场意识形态世界大战中，美国一直是赢家。(18)特别是冷战以西方“胜利”的方式结束，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坚信”这是它们倡导并践行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胜利。美国作为一个“富有责任心”的国家有责任将这些价值观和社会模式推广到“落后”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后冷战世界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际政治地位、军事和经济实力、信息化和数字化优势，通过文化输出、文化渗透、文化殖民等“文化外交”手段，不断“传播”美国的价值观。
价值观属于人类精神层面的东西，其存在和发展需要特定的载体。我们一般把物质形态的文化、制度形态的文化看作价值观文化的有形载体。也就是说，价值观的传播和演变通常需要各式各样的有形中介。所以，以输出价值观为内容的文化外交活动同中层的制度传播、表层的物质文化交流等文化外交活动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冷战时期，美苏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纷纷卷入两国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冷战结束后，以价值观输出为核心的“文化外交”经过短暂“休整”，改头换面后再次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这样，向世界宣扬和推广美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就成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美国文化外交对世界的影响
美国文化外交具有多方面影响。全球化则给文化外交带来了诸种压力，要求它从安全逻辑出发设计和开展其文化行为。(19)因此，思考文化外交与“文化霸权”、“文化安全”、“文化复兴”的关系具有十分突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一般说来，以塑造“文化霸权”为目标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刺激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复兴”。
第一，美国文化外交同美国的“文化霸权”地位和战略紧密相连。一方面，文化外交政策是美国塑造其“文化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外交的诸多内容又是其“文化霸权”地位的主要表现。“文化霸权”是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个命题，用以解释社会或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意思是统治阶级借助文化机制，把自己的伦理、政治、文化价值观变成一种民众广为接受的主流世界观。当这一概念被引进国际关系领域里的时候，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国的强权文化行为。“文化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含义类似。(20)文化帝国主义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种政策。作为一种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思想及其产品的渗透和输出来控制、影响别国人民的灵魂、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政策指的是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政治、经济模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将特定的理念和社会实践模式标榜为普遍适用，作为衡量他国政策行为的唯一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与推行外交政策。(21)以此为起点来判断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时会发现，它具有较为明显的“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色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外交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地位。
对外扩张是美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对外扩张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以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为手段的“硬扩张”；也有以文化、精神和心理为手段进行的“软扩张”。战争是“硬扩张”的主要形式。可以说，美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1775年独立战争开始，到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为止，美国几乎年年都处在战争之中。(22)文化外交则是“软扩张”的基本形态。在当今世界舞台上，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国际关系。但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热衷于文化扩张，并使其带有明显的持续性，有学者将美国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正反映出美国对外关系的这一特征。(23)
在当今全球文化市场中，美国仍旧处于垄断地位。换言之，美国在当前世界文化市场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美国人所制造的形象画面、音像制品、激光唱片、书籍、杂志、计算机软件等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鉴于不断进步的通信科技与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20世纪文化全球化的关键动力，在新世纪，美国在全球文化方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强大力量，其程度至少与它在20世纪时期一样，甚至有所超过。(24)目前，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电视节目60％—70％的栏目内容来自于美国，美国公司生产的电影占据了全球市场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美国占有全世界50％的因特网用户。(25)美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看重美国市场，或者希望与主要世界强国保持良好关系，(26)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文化外交为美国产品出口、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美国文化垄断地位还反映在它对世界舆论的超强影响上。长期以来，影响或引导新闻舆论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全球化时代的大众和精英获取信息、了解国际国内事务主要依靠新闻媒介。但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着新闻记者观察世界的方式；政府组织也常常企图影响和操纵新闻报道。这些因素不仅加强了新闻媒介的选择性和类同性趋势，而且导致了主要媒介机构在向公众报道现实时采用特定的立场。(27)因此，通过新闻媒介主导世界舆论、塑造对己有利的认知或观点就成为美国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冷战后的美国而言，利用它在当今世界的信息加工和生产过程中的突出地位，来追求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已成为它主导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世界媒体市场的美国跨国媒体集团，美国对尖端信息系统的掌握，美国政府通过“信息自由流动”等主张对世界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有意识塑造，(28)都成为它推行文化外交、巩固文化霸权的基础。
第二，美国文化外交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文化现象，为民族国家的活动设置了新的全球环境。虽然各国在这种环境中的具体反应不一，但它们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的“文化安全”问题。全球化的发展为“文化安全”问题凸现提供了客观环境，但其直接“促动因”却是美国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29)而美国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基本表现就是以扩张和移植美国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外交。“文化安全”主要是指特定“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其具体内容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安全；传统文化和独特价值体系的安全；民族语言和信息传播的安全；国民教育体系的国民素质的安全等。(30)正常的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家或文化群体相互了解、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不安全”直到“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施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方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31)。而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当今的“文化不安全”。“文化不安全”或“文化威胁”同少数国家凭借军事、经济物质优势谋求霸权的行为紧密相连。在民族主义已经觉醒的时代，美国的文化扩张必然带来其他国家，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
具体来说，以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嫁接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传播倡导消费的美国大众文化为基本形态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经过精心包装后，能够搭乘美国现有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国家形象、军事优势、制度霸权的便车，传向世界各地，同当地的主流文化价值发生交流、碰撞，而且常常消解、甚至压倒一些本土文化。由于美国的文化外交行为同它的超强地位和力量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任何国家都无法轻视美国文化外交政策对它们的影响，因而很多国家对美国文化大量传播导致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后果表示担忧。当然，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具有文化“不安全感”的国家并非只有那些发展中国家或贫困落后国家。即使强大如美国，也或多或少地面临“文化威胁”。比如，美国的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就无法逃避对立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这种“文化威胁”也是“刺激”美国实施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因此，“文化不安全”是一种普遍现象，只不过各国受威胁的内容和程度不同而已。对经济上亟须发展、政治上仍需探索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文化安全”遭受着切实的威胁；对一些实力强大、力图向外移植其发展道路或模式的国家而言，其面临的不过是虚假的“文化安全困境”。
第三，美国文化外交与全球“文化复兴”关联重大。某种文化过于强势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或厌恶。冷战结束后，受强势文化刺激而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认同回归的重要表现就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本土文化复兴”。“本土文化复兴”是民族国家“文化身份”受到威胁时的一种自我保护反映。这种“文化身份”以种族文化或民族文化作为表征形式和主要载体。(32)在全球化这样一个斗争交错的环境中，诸多民族国家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异族强势文化的冲击，并深深体会到维持自我身份特质的紧迫性。而维护民族的自我身份特质，就是维护种族的文化或民族的文化。鉴于民族就是公共文化和政治象征的形式，它最终也是一种寻求动员公民热爱他们的国家，遵守它的法律和保卫自己祖国的政治大众文化。(33)所以，全球化时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为陷入认同危机的现代民族国家确立新的认同基础，进而为现代国家提供新的精神纽带和灵魂。(34)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复兴”是对“文化霸权”的一种“反动”。
正是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张使很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感受到文化生存延续的危机，并促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谋求“复兴”本土文化。美国文化及其代表的西方文化作为近现代的强势文化，其文化扩张和输出行为打乱了很多弱势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轨迹。就美国而言，其“文化霸权”行为已经招致很多国家对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批评，认为美国文化扩张有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或其他民族文化个性的嫌疑，也有把“类同的、精神上空洞的”美国主义强加给世界各国的威胁。一些美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批评言论。(35)这些评判无疑是对现有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一种抵制或反对。其潜在的政策意义就在于鼓励或支持当前的“文化复兴”，还在于影响当前及今后的美国文化外交行为。
三、美国文化外交对中国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影响力不单单存在于双边层次，两国关系的状态对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文化外交对中国的意义极大地体现在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上。当然，这种影响既来自美国整体的文化外交政策，也来自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辩证地看，美国文化外交对中国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的发展呈多元化状态，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域、语言、宗教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与科学追求的同一性相反，文化的特征就是差异，多元并存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36)也就是说，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对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文化是灵魂。目前，中国公民的文化需求呈现五个变化：一是文化需求总量呈现较大增长；二是社会对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文化消费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四是文化产品的制作、传播、消费手段和方式更加科技化和现代化；五是对外文化交流的要求和程度日益加深。(37)这五项变化要求中国应善用国内国外文化资源来促进其社会发展。美国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形态之一，它创造的丰厚文化财产及精神财富是中国现代化转型道路上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宝贵资源。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对华文化外交政策有其积极作用。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日趋紧密，经济贸易、政治外交、军事安全关系发展迅速；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并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文化交流合作一直是中国了解和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所以，美国的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特别是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不仅有助于中国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中国吸收和借鉴美国先进的现代科技和文化。同时，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8)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中美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指出，人文交流对促进更紧密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作用。(39)
美国外交对中国的消极影响表现在，在中国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能对中国文化安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美国文化外交亦在其列。如果考虑到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美国对待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度，隐藏在美国文化外交政策背后的政治企图和外交战略更应引起我们注意。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文化外交政策是当今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源自核心层价值观输出，以中间层的制度输出和表层的物质文化交流作为载体，突出体现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的负面作用。
美国利用文化途径服务政治目标的经验丰富。在向中国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过程中，美国调动了国内甚至国际一切可被利用的“兵种”，诸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文化形式。(40)此外，美国的对华文化输出还同资本输出和贸易输出相结合。具体来看，虽然以促进文化产品对华出口为目标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但美国通过扩大文化产品对华出口获得的收益却不仅仅限于商业利润。美国积极推动美国文化产业向中国输出文化产品有一个重要的溢出效应，即通过出口美国文化产品向中国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美国文化要素。所以，向中国出口文化产品不仅仅给美国创造外汇收入，为出口商带来了大量利润，同时还给美国的外交及政治带来额外“收益”。其中，由文化产品出口带来的政治及外交收益，是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期望看到的。
此外，美国借助文化外交推动“民主”、“自由”、“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影响并塑造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中国外交的空间。
四、余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美国能够利用其经济、政治优势对外进行文化渗透，扩大其“软实力”的全球影响。20世纪的美国不仅是经济产品，也是文化产品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出口国。(41)究其原因，美国推行的文化外交政策功不可没。从性质上看，美国的文化外交是一种新的有效的更强大的政治文化殖民，(42)影响甚至威胁着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民族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复杂现象，对外来异质文化有天然的排斥性；但如果长期闭关自守，不接受外来先进文化，就会从兴旺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当今世界的各民族文化，无不是通过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实现了飞跃。但在接纳和学习外来文化时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在坚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如何促进其发展，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世界性难题。鉴于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性，它已经成为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外力之一。但美国文化代表的是美利坚民族的探索过程和理想模式。美国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被称为“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或“特殊美国主义”。(43)所以，对他者而言，美国文化外交这股外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供体验异质文化的机会、丰富人们文化视野的同时，也威胁着其他文化的存续。在此前提下，中国也不例外。美国文化外交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应对美国文化外交双重影响的问题。作为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中国必须有开放的心态与异质文化进行融合与碰撞，树立文化自信心，同时保持警惕意识。
注释：
①[美]亨廷顿、彼得·伯杰主编，康敬贻等译：《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②孟晓驷：“中国：文化外交显魅力”，《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1日，第7版。
③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倪世雄主编：《我与美国研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④Mark Leonard,"Diplomacy by Other Means",Foreign Policy,No.132(Sep.-Oct.,2002),p.48.
⑤翟雪松、王光照：“浅析21世纪初美国多元文化外交的现状、特点及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8期，第88页。
⑥徐宗华著：《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⑦钟亚平：“从‘超越遏制战略’看全球化的本质”，《哲学研究》，1999年第12期，第19页。
⑧刘彦武：“论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文化竞争”，《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98页。
⑨方立：“美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政治因素(一)：美国‘文化外交’的真面目”，《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3期，第70页。
⑩[美]大卫·赫斯蒙德夫著，张菲娜译：《文化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
(11)[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12)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13)刘国平著：《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2页。
(1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5)同(14)，第105页。
(16)[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陈平译：《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7)钟亚平：“从‘超越遏制战略’看全球化的本质”，《哲学研究》，1999年第12期，第18-19页。
(18)[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19)Louis Belanger,"Redefining Cultural Diplomacy:Cultur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Canada",Political Psychology,Vol.20,No.4(Dec.,1999),p.680.
(20)彭新良著：《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289页。
(21)罗艳华等著：《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22)刘国平著：《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23)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24)[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25)李江涛著：《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6)Strobe Talbott,"Globalization and Diplomacy: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Foreign Policy,No.108(Autumn,1997),p.82.
(27)[美]杰里尔·A·罗赛蒂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
(28)张巨岩著：《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91页。
(29)彭新良著：《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30)潘一禾著：《文化安全》，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31)刘跃进著：《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32)李江涛著：《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33)[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34)赵可金、倪世雄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35)[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陈平译：《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36)熊澄宇：“文化外交促进和谐共存”，《人民日报》，2008年2月2日，第14版。
(37)“中美文化交流前景看好”，《人民日报》，2005年10月5日，第3版。
(38)“中美文化交流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人民日报》，2003年1月7日，第3版。
(39)“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第2版。
(40)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一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41)[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陈平译：《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42)李江涛著：《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研究》，中央编译出版，2009年版，第210页。
(43)刘国平著：《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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