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背景与研究前景_城市经济学论文

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背景与研究前景_城市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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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4-0026-009

一、引言

空间最明显的特征是生产区位的垄断竞争和经济活动的收益递增。一般地,一国国内地区间收入和生产率存在巨大的差别,人口密度的差异则更为显著。剖析空间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集聚,空间经济学寻求解释空间“不均衡发展之谜”。区分经济集聚类型的量度是空间规模,或者所涉及的空间单位。城市是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集聚的集中体现。通常,我们可以看到空间大致呈现中心城市、核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县域、城镇以及边缘地区的层级系统。因此,集聚常常与区位、区域和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有关。区位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单位,经济活动内生力量决定了区域和区域系统[1]。经济过程是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产业间分工和市场范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2]。空间相互作用涉及产品贸易、要素迁移、资本流动、区域协定、区域馈赠、区域知识与技术转移以及商业周期效应,引起空间经济发展的动态演变。因此,空间经济学探讨的是空间承载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空间分布与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均衡化经济过程和动态化演变发展。

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3]。区位理论是关于经济活动的区位,研究什么类型的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及其原因,侧重企业的地理分布以及价格与成本方面的地理变化。区位理论根源于Hotelling(1929)[4]开创性的论文“竞争的稳定性”。20世纪80年代,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Hotelling(1929)[4]价值和重要性,并且它也超出了原来的地理解释,适用于给定市场用来区分企业和消费者的任一维度。Hotelling(1929)提出的空间框架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用来处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包含主体间异质性和多样性的问题[5],如产业组织的企业为竞争消费者的产品专业化和政治科学的政党间为竞争选票的政党宣言。

城市经济学致力于解释城市的内部结构,包括:(1)土地是如何在工厂、办公室、房屋和基础设施之间分配;(2)城市为何会出现一个或几个中央商务区。城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土地市场,它用来配置空间上的可移动的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Alonso(1964)[6]和Mills(1967)[7]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学的奠基人。最近,城市经济学重视大量的新问题,从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到邻域效应以及其它空间外部性对城市社会层化(Stratification)的影响[8]。

除了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以外,还有一个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是人为设定的区域边界形成的概念体系。国外学者[9][10]认为它是研究国际区域不平衡,是国家层面的拓展,区别是区域间不平衡使用了区域间投入-产业矩阵和区域增长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经济地理学寻求解释为什么、为何以及何时经济活动会在某些地方集聚。Krugman(1991a、1991b)[11][12]成功地将不完全竞争、递增收益和运输成本结合,利用新的和有效的方式弄清了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空间经济集聚和区域不平衡的微观基础[9]。此外,新经济地理学紧密联系贸易理论,也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不断融合,并且还与新增长理论有较强的联系。因此,经济地理理论利用普通的术语——新经济地理学(NEG,New Economic Geography),拥有限定的和宽广的对象:它寻求提供详细的空间不平衡的解释,以及不平衡的出现是利用成熟的一般均衡模型证实的结果[13]。

尽管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特色,但是它们都无法达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的高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太窄,而较宽广领域的区位理论则没有严格界定的研究范围,从而它的研究内容横跨了许多领域,如企业理论、战略管理等。然而,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考虑产品流动和参与者迁移,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化成功的进入主流经济学,但是精细化、更贴近现实以及能够更好进行经验证实依然是亟待发展的方向。

二、空间不可能定理与引入不完全竞争

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无摩擦的同质世界,特征是完全竞争、没有运输成本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的报酬和产品价格将在区域间均等化,经济活动将走向分散,每一地区成为足够小的自给自足经济,并且它的生产只供给本地市场,因此区域不平衡将走向收敛。因而,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不受他们区位选择的影响,在同质与无运输成本的空间将不存在包含运输的竞争均衡,即被Starrett(1978)[14]证明是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有一个重要的涵义:处理区域问题必须考虑各种形式的不完全竞争。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空间差异性形成的垄断竞争。空间差异性被假定是给定的占优。因此,价格机制同时起着两方面作用:一是支持区域间贸易,二是某种程度上阻止企业和家户的再选址。这样,区域间价格存在梯度变化,企业与家户已经在占优区位定址,且迁移是有成本的,从而,空间是异质性的。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使得一般均衡框架无法解释经济体非自给自足、运输成本不为零和区域不平衡问题,尽管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贡献甚巨,但直至新经济地理学才给予令人信服的市场相互作用的解释。

空间不可能性地理告诉我们空间是:(1)异质性的;(2)生产和消费存在外部性;(3)市场是不完全竞争。这有助于理解大的经济集聚的形成、区域专业化和空间不平衡。

比较优势模型关注区域间空间异质性的经济后果,如不可迁移资源(矿藏、河流和港口等)的不平衡分布和适宜的环境(如气候)。同样,运输节点和交易场所(如中央商务区)提供了地区重要的空间异质性。空间差异性生成空间比较优势,促进产业专业化和贸易。尽管空间异质性非常重要,但是它们自身无法很好解释大的经济集聚和空间不平衡性的形成,如不具备空间比较优势的地方。此外,一些空间异质性(如贸易场所和多种适宜基础设施的提供等)是经济内生的结果,而非天然给定的。

在集聚外部性模型,空间集聚和贸易的基本力量来自于非市场的相互作用,它生成外部化于企业的递增收益。它们包括知识溢出、商业交流、面对面交流以及其它空间外部性。由于溢出效应是本地化的,它为促进本地创新氛围提供了政策视角,这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证实[15][16]。习惯上,人们将空间外部性看作是“黑箱”,它们往往隐藏于实际的微观相互作用背后。微观相互作用的行为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尽管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17],我们依然对这样的行为如何导致总的外部效应知之甚少,而这又是城市经济学模型的中心。

不完全竞争模型不再把企业视为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假定企业价格决策依赖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空间分布。反过来,这导致企业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企业的区位抉择主要是根据接近消费者和缓解其它企业施加竞争压力的需要。因此,这创造了市场环境的不完全竞争和企业策略的不完全竞争。此外,制造业产品大多是垄断竞争,每一企业是自身产品的价格制定者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生产差异化产品。递增收益导致企业在部分区位集中生产,但是运输成本产生在何处选址的问题。因此,递增收益和运输成本是解释空间经济的两个基本成分。经济联系的不可分割性是区位问题的核心,它意味着个体、企业、设备提供商、运输商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因此,企业内化的规模递增收益增添了空间竞争性质以重要含义,Kaldor(1935)[18]指出企业影响邻近企业的销售,而不是遥远的同行。因此,区位竞争是内生的垄断竞争。

Dixit、Stiglitz(1977)[19]提供了融合垄断竞争的模型。出现垄断竞争的生产结构是由消费者对种类的偏好和企业固定成本的要求决定的。在需求方,消费者偏好种类,效用的增加不但由单个产品(水平差异化产品)的数量带来,而且由可提供的全部产品种类决定。在供给方,每一种产品的生产呈现内部规模经济,但是不存在产品的范围经济。因此,每一企业提供一种产品并且仅仅一种产品(垄断竞争),企业和产品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由于没有进入和退出障碍,因此价格等于平均成本(竞争的结果)。

总之,引入不完全竞争以及Dixit、Stiglitz[19]的垄断模型提供了新经济地理学更好地处理空间异质性和现实收益递增问题,给予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强大工具和重要解释力。

三、一般均衡模型化与新经济地理学

空间经济是由两种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力(或向心力)和分散力(或离心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晚期和80年代早期,在证实新经济地理学中起作用的主要力量有两条主线:第一是市场的相互作用[20],第二是外部性[21]。但是,接下来的处理企业区位的方法,一般是假定消费者的区位是固定的。实际上,有三方面的相互作用:递增收益、运输成本和要素迁移,共同决定空间经济结构。因而,最终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这些力量作用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复杂平衡的结果。

(一)产品差异化和运输成本

Hotelling(1929)[4]指出空间竞争导致企业集聚。在两个出售者的典型例子中,它们出售同质化产品,每一企业在靠近人口最多的市场一方且接近竞争者会获取最大受益①。事实上,当两个企业背靠背设址,它们受困于伯特兰状态(Bertrand Situation),发现只能获取零利润②。当消费者去企业购买商品,消费者行进的距离产生边际负效用,均衡价格随企业间距离递减,因而,空间亲近性减少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企业出售同质产品,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而必须争夺消费者,只有进行价格竞争③。价格竞争④推动企业分散,市场竞争又推动它们集聚。如果产品是差异化的,消费者具有差异化偏好或者喜好产品种类,消费者对价格降低的总反应将不会非常强烈,因为价格将不再是产品最有意义的特性。产品差异缓和了价格竞争。产品差异化是集聚力,它替代地理分散。因此,产品差异化是非地理特性,可以重组企业利润边界。运输成本的变化会影响产业区位。当运输成本很小时是集聚力,而当很大时则是分散力。而差异化产品引导消费者差异化偏好,并提供更多产品种类,缓和市场价格竞争。如果消费者对种类的偏好足够大或者运输成本足够低,企业集聚在更好接近整个市场的地方是一个纳什均衡[22]。因此,运输成本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双向的相互作用,因此区位、价格和运价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由市场机制内生决定。

(二)递增收益和国内市场效应

新贸易理论(Krugman[23]进行开创性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Krugman(1980)[24]提出一个两地区、两部门和两要素的经济体模型,分析市场规模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工业部门在递增收益条件下生产差异化产品;农业部门在不变收益条件下生产同质化产品。产品和资本均可移动,与古典贸易理论相反,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区位。消费者和工人不可迁移。工业品运输有正的运输成本。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具有较大市场的区域将会吸引更多企业,即市场潜力[25],因为这个区位可以最小化总的运输成本。因此,最终工业企业的均衡分布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力由企业渴望接近市场生成,对应于空间竞争的市场潜力效应,而分散力由企业避免市场拥挤生成,对应于空间竞争的价格效应。这种模型化策略非常适合新经济地理学进行分析的空间规模。市场规模差异产生消费者的空间不平等。市场规模是初始优势,且进一步被国内市场效应⑤强化和丰富。如果某地区人口和购买力使得市场规模更大,由于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该地区将会吸引更大份额的企业,即国内市场效应[23]。此外,由于较小地区需要借助较大地区的市场潜力,而接近较大市场,可以减少运输成本,且丰富了国内市场效应。同时,产品差异化缓解了市场竞争,因此企业寻求去最大市场潜力的地方设址,因为该地需求是最高的,运输成本却是最低的。这也说明加深的经济一体化事实上会导致产业区域分布更加不平衡。由于较大地区是制造品的净出口者,国内市场效应指明了区域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尽管所有消费者将会从加深的产业一体化中受益,但是较大地区的人们将会获取更大收益,因为它们直接接近较大系列束的产品。

(三)劳动力可迁移性的中心-外围结构

资本向某一地区移动可以带来区域增加生产能力的收益,但资本收益却未必会花费在同一地区。相反,劳动力迁移到一个新的地区,他们带来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因此,劳动力迁移影响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规模。资本迁移是由名义收益驱动,劳动力迁移是受实际工资的影响。换句话说,生活成本的差异与劳动力迁移决策相关,而不会影响资本所有者。Krugman(1991a)[11]提出空间经济与金钱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紧密相关。当工人选择迁移时,工人迁移决策影响不迁移工人的福利。事实上,工人迁移会改变来源地区和目标地区的相对吸引力。这些影响有金钱外部性的性质,迁移工人的决策并没有考虑这些外部性。此外,在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外部性特别重要,因为价格无法反映个体决策的真实社会价值。因而,在一般均衡框架,迁移的全部影响可以得到更好研究,不仅可以捕捉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且可以弄清个体作为工人和消费者的双重作用。

Krugman(1991a)[11]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冰山成本风格(Dixit-Stiglitz-Iceberg Genre)的垄断竞争模型,外部性效应被融入一般均衡模型中,即中心-外围模型。Krugman(1991a)[11]与Krugman(1980)[24]的区别是工人是可迁移的。贸易理论通常假定要素在空间不可移动,而部门间可转换,而Krugman(1991a)[11]则采取相反的假定,即工人不可在部门间转换,但可在地区间移动。两种相互作用的效应起作用,一是企业再设址效应,二是工人迁移效应。某地区的市场规模更大,一方面,它导致更高的工业品需求,因此引致更多企业迁移和建立。由于国内市场效应,企业增加推动名义工资上升;另一方面,更多企业的出现意味着更多种类的本地产品,因此由于较低的运输成本导致较低的本地价格指数。于是,实际工资上升,并且该地吸引工人的净流入。企业进入和工人流入的双重作用形成的“雪球效应”(或Myrdal[26]的累积因果关系),引发正反馈过程,促进产业集聚的出现。因此,该地成为经济中心,其他地区成为外围。

(四)市场相互作用和锁定效应

Krugman(1991a,b)[11][12]的中心-外围模型提供了研究空间经济历史发展的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历史事件是累积循环关系的起点,市场相互作用是产业集聚的过程,因此产业集聚是自组织的[27]。集聚可以被看作是工人迁移性支撑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过程的结果。Krugman(1991a)[11]指出运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一方面,如果运输成本足够低,那么所有制造业将会集中在唯一的中心地区,而外围地区仅提供农产品。因此,企业将能充分利用递增收益,在较大市场和较小市场同时销售更多产品。同时,国内市场效应通过工人(消费者)迁移得以扩大。中心-外围结构的出现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均衡,因此空间不平衡的产生是大量的参与者追求自身利益而自然而然地进行抉择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Krugman(1991a)[11]提出了极化效应和新古典理论的综合范式。如果运输成本非常高,则会出现经济分散。而中等的运输成本会出现均衡状态,但是集聚与否决定于初始条件。此外,历史起作用,甚至极小的历史事件也很容易产生空间发展过程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

空间经济活动的组织与企业活动进行方式相关,包括企业和企业间的生产活动、管理活动和外包等[28]。企业区位决策希望接近更多的市场。如果劳动力迁移性非常低(如欧盟),产业集聚的出现是由于企业间投入-产出联系效应。某一企业的产出是其他企业的投入,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某地区一家新企业的进入不但增加了同行企业的激烈竞争,而且增加了上游供应商市场,并且减少了下游企业消费商的成本[29]。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个模型非常具有启示性:由于中间产品产业在某地集中,最终产业部门将在同一地区出现集聚。当最终产品部门企业集中在某地,本地对中间产品投入的需求非常高,因此使得该地对生产中间产品的厂商非常有吸引力。在中心地区,由于中间产品以较低价格生产,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会发现该地非常有利可图。因此,累积循环过程起作用导致产业集聚的出现。产业上下游联系效应产生的市场相互作用导致产业集聚的均衡格局比中心-外围模型的意义要更加丰富。尤其是,如果加深的经济一体化引发产业活动在某地集中,那么超过一定的界限,将会导致这种趋势的逆转。一些企业将会从中心向外围迁移。换句话说,外围地区将经历“再工业化”过程。同时,中心地区将会失去企业,因此出现“去工业化”。递减的贸易成本先形成全球不平衡,然后再溶解促进区域收敛[30]。因此,经济一体化过程生成空间发展的“铃型”曲线,即经济活动将出现分散-集聚-分散的演变形态,区域差距呈现由小-大-小的变化趋势。

四、城市形成和区域经济增长

城市和大都市区是国家最极端形式的经济集聚,拥有少量土地却占据高份额的经济活动。城市经济学关注经济体内城市的规模、类型和区位的分布。城市集聚经济理论有三条主线:第一,城市是亲近性,节省运输成本[12]。第二,重视劳动力市场池和工人在企业间灵活转换工作[31]。第三,城市加快观念(或想法)流动,创造个体层次的人力资本,有利于创新[32]。城市、城市系统的出现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互相强化、共同演进的经济过程。

(一)城市形成

城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城市为什么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解释经济活动密集地区为什么更有效率?因此,城市经济学家研究国内的收入、人口密度和住房价格差异的关系[33]。人口密度是由住房价格和工资收入联合决定的结果。人力资本是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说明了个人工资和技能的正相关性,同时工人的技能水平决定了城市经济增长。住房价格代表住房供给条件与个体在某地生活和工作期望的相互作用。空间收入差异、适宜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的限制等因素会驱动住房价格上涨。住房价格上涨会影响工人真实收入,将排斥一些企业和工人,起到分散人口密度的作用。但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住房价格上涨是由于居民收入增加和利息率的影响。住房供给弹性决定政策介入对城市住房价格和数量的影响程度。因此,集聚存在是由于生产力随人口的增加而增长。

为什么一些城市非常富裕,一些城市不断发展?城市规模和生产力呈现正向变动关系。如果人们向高收入地区迁移,我们将预计初始的高收入导致人口增长。工人自由迁移创造空间均衡,使得效用水平均等化[7]。城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假定人们的空间迁移是立即的和无成本的。事实上,这些调整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33]。工人迁移流反映了商业周期变化,并且工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同时,教育水平也会影响迁移流的规模。城市出现是由于消费者欲望更好地满足、住房供应和生产力优势相互作用的空间均衡的结果。此外,初始条件也会决定城市的出现[34],如自然资源、港口(纽约的出现)、气候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政府力量也会影响城市的出现。企业固定成本投资需要各种专用性投资设备,节省运输成本的需要推动这些投资接近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地方选址,也吸引大量配套服务部门建立和进入。城市集聚经济仅仅是节省了商品运输、人们转换工作和思想交流的运输成本[33]。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资源最优空间配置的科学[35]。

我们可以换一个维度来思考:各种各样集聚活动形成圈层布局与区域差异化发展的城市层级体系⑥[36]。一方面,一些城市专业化生产有限的产业活动。另一方面,大都市区是高度多样化的,且这些产业并不是直接相关的。Fujita、Krugman(1995)[37]分析城市和农业土地利用模式是内生决定的,且提供了微观基础分析单中心经济体城市系统的生成。这又导致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谜团”:新城市在哪里和何时出现?单中心经济体,事实上也是中心-外围模型的城市表现形式。由于假定区位空间是连续的和一维的,工人是同一的以及在区位间和部门间完全可移动的,因此,作用于企业的离心力是农业部门的土地市场。因为农产品生产需要土地和劳动力,农民是制造品的消费者,这导致制造品需求的空间分散。然而,工业活动规模递增效应的出现带来的占优向心力抵消了农业导致的离心力⑦。由工人(也作为消费者)对产品种类的需要和规模经济的联合作用创造出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导致企业和工人的城市集中[38]。这是古典杜能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冰山成本模型的综合。单中心经济是空间均衡,超出临界点,随着人口持续增加,竞争均衡导致更多城市出现,并形成城市系统。

城市是由不同规模组成的,城市层级体系是按照城市规模及其提供产品序列的空间经济。Henderson(1974)[39]提出一个原创性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城市层级体系的出现。在每一城市,有两种力量相互起作用:内部经济和内部不经济。一方面,城市内部的企业集聚带来内部经济。另一方面,大城市的通勤需要产生内部不经济。因此,在均衡状态每一城市具有良好界定的规模,由其容纳的企业类型决定。城市随着它们的产业组合的差异而变化,因为产业所能创造的外部经济不同,所以城市具有不同的规模。由于其并未涉及城市区位,所以城市就像“漂流岛”。Fujita、Krugman、Mori(1999)[40]通过利用新经济地理式的模型,引入许多产业和差异化产品来阐述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随着人口增加,经济体出现有规律的层级中心地系统。在这个城市系统,更高阶的城市提供更大数目组合的产品。此外,由于这些城市提供差异化产品,城市间发生两方面的贸易:水平化产品贸易和垂直化产品贸易。这导致更加复杂的贸易格局,水平贸易关系叠加在中心地的“金字塔”结构之上。因此,高阶城市比低阶城市出口更多量的产品。然而,与和低阶城市的贸易相比,同阶城市的水平关系会更重要。在均衡格局时,城市系统包括大的、多样化的城市,也包括小的、专业化的城市。城市层级体系包含了多中心的层级和交流专业化产品与服务的城市网络。

(二)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长期,区域差异是否会增加?如果区域差异可以变化,那么经济分岔或经济收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考虑空间和经济决策的相互作用。集聚和增长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我们需要将它们交叉起来考虑。[9]指出:这个领域依然处于发展的婴儿期,相关的成果较少。很多学者对增长和集聚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讨[21],但是他们主要侧重物质资本的可迁移性,忽略了人力资本也越来越具有迁移性,导致在某些地区熟练工人越来越集中。Fujita、Thisse(2003)[41]试图填补这个缺口,联合Grossman-Helpman-Romer型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引入研发部门利用熟练工人为工业部门创造新种类的产品,把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进行了动态化拓展⑧。因此,工业部门的企业数量是可变的。熟练工人的迁移生成需求效应(中心-外围模型),技术溢出生成生产力效应(内生增长理论)。这两种效应的相互作用导致创造新种类的产品,与消费者偏好种类一起生成二级需求效应。产品种类的变化决定经济的增长率,受熟练工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此,全球经济增长依赖于创新部门的空间分布。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不平衡紧密相关,同时经济增长导致空间不平衡的增加[43],并且全部结果也是帕累托更优。尤其是,当经济体从分散走向集聚,创新率倾向增加。如果由集聚引发的增长效应是足够强大,处于外围地区也会受益,两地区的人们享受福利都增加。因此,增长和空间不平等的冲突可以解决。

工人是理性的前向行为的决策者。工人的迁移决策依赖于到目的地找寻工作的成本、工作适配成本和克服“恋家成本”⑨。因此,工人的预期影响经济体的集聚过程[44],存在自我实现的预期导致经济体走向集聚。

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区域的概念、模型和所采用的技术通常是国家层面上的扩展,以及一些模糊的应用,需要建立统一的、都可接受的范畴。我们需要弄清两个问题:第一,区域的定义是什么;第二,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研究和模型化。因为不同空间规模的选取影响着最终分析的结果。通常,分析者采用的区域概念是与数据的可得性紧密联系的。因此,区域概念模糊不仅带来理论分析障碍,也带来应用研究的无序。然而,分析者寻求可操作性的经验解决方法,一是区域规模参照行政分类;二是根据可利用数据的性质。由于空间常常由连续的点的集合来表示,需要数据加总。这产生新的问题,即可移动的地区单位问题(Movable Area Unit Problem)。因此,空间经济学模型确定区域边界的随意性削弱了经验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比较性[45]。此外,区域是由相互作用的场所组成的、有边界的网络。贸易理论通常假定要素不可迁移性,产品贸易代替了要素可迁移性,但农产品贸易并非无成本的。因而空间经济学研究需要克服这种不足,要重视参与者(如企业和消费者的迁移性和所带来的运输成本。

空间经济学的大多数模型严格依赖于可利用框架的设定[46],这是非常重要的。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忽视许多空间经济存在的成本,如集聚出现生成的拥挤成本,同时忽略了一些集聚收益,如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匹配,接近中间品投入和知识溢出[47],因此其他可能解释的存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这些模型仅仅说明了两部门和两个地区,更多部门、更多地区需要进行拓展,来证明新经济地理学结论的有效性[48]。因为真实世界是包含更多部门和更多地区,我们不能将来自于两地区模型的预测和结果应用到多地区系统,从而维度问题(Dimensionality Problem)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实证分析和证实方法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发展。

市场亲近性的核心是中心市场的市场潜力,市场亲近性在区域间是不断变化的,区域间相互作用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决定着区域间的贸易产品的结构和所对应的生产区位。企业接近许多市场时,区域的相对地位也会影响企业选址。区位、产品价格和运费是由市场机制内生决定。工人是理性的有远见的参与者。工人对经济体演化的预期会影响集聚过程。住房价格上涨削弱工人的真实工资,是分散力,影响所在城市的吸引力,同时有助于城市系统的技能扩散和产业扩散。但是区域收入差异反映技能的空间分布,是效率的体现。因此,创造区域差异性,形成比较优势是地方政府需要重点思考的方向。由于溢出效应大部分是本地的,外部性对于区域经济,甚至县域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县域经济和地方集群大多以贸易市场为平台构建地方经济发展道路是一个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

新经济地理学融合现代经济学最新的发展,吸收了贸易理论的成果,引入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贡献[10]。尤其是,区域经济地理的组织是由企业在企业间和企业内组织生产活动、管理活动和外包决定,包含着复杂的经济变量和相互作用过程。因此,集聚经济的函数形式、所做出的假定以及所选取的相关变量需要更加有效的支撑和使用。此外,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推动对多地区区域系统的理解,需要理论模型和相关技术的改进,建立更有说服力的空间计量参数设定和相关的结构估计方程,从而推动了实证研究的发展。最后,如何评估空间均衡的假定,是否能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支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即广为人知的“最小差异原则”。

②即竞争的结果。

③这里假定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动极度敏感,一家企业减低价格一微小量,它将获取全部消费者。

④价格竞争是分散力,可以从企业分布的空间最小差异化原理看出。

⑤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是Krugman(1979)提出新贸易理论的概念,适用于国家之间。两国进行贸易演化出各自专业化优势和比较优势。当一国市场规模更大时,会成为工业品净出口者。这里,将国内市场效应用于区域之间,准确地讲应为区域市场效应。

⑥或称作城市系统(Urban System)。

⑦农民是最重要的最终消费者之一。

⑧赵伟(2009)利用长三角经济分析多层次的中心-外围模式。

⑨泛指熟悉环境后产生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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