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与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有一定的共识作为前提。30多年前，正是由于全国上下形成了高度的改革共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才在1978年之后势如破竹，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3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话题再次引起国人关注。据统计，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86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该词则出现了136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①很显然，这里的“共识”主要指的就是改革共识。 但是在知识界，对于中国当下是否存在改革共识，以及中国当下的改革共识与30多年前的改革共识相比有何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下的改革共识事实上已经破裂，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可称为“破裂说”。②第二种观点认为，关于改革的各种争论“并不表示社会对改革已经失去基本的共识”，但改革共识仍需进一步凝聚，这种观点可称为“流失说”。③第三种观点认为，改革共识并未破裂，而是形成了一种“新发展共识”，这种观点可称为“替代说”。④上述观点自有其道理，但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宏观历史来看，从改革初期共识到当下改革共识的发展并非破裂后的重新凝聚，也不是原来的改革共识流失后的进一步聚合，更不是以一种全新的共识取代旧的共识，恰当的解释应该是改革共识的升级，即从初始形态的改革共识升级到当代形态的改革共识。 一、初始形态改革共识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尽管不可能马上明确，但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延续“文化大革命”路线只能是死路一条。曾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并经历过20世纪50～70年代的老政治家，由反思“文化大革命”进而开始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⑤邓小平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人。在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作出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进而突破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 沃尔特·拉克在《犹太复国主义史》中写道：“与神秘主义渴望截然不同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若不是由于19世纪后半叶中欧和东欧犹太人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是不会产生的。对于中欧知识分子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⑥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知识分子这里，对“文化大革命”的拒斥和对新生活渴望也已经十分明显。知识分子本来就深受“极左”政策之害，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并不存在多大困难，事实上许多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成为改革春风下的思想觉醒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当时就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改弦易辙，重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⑦而普通民众由于温饱问题长期不能根本解决，对改革开放政策同样寄予厚望。这从小岗村模式在全国农村推行时，绝大多数农民的热烈拥护态度即可看到。 正是在思想认识高度契合的前提下，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共识圈”，共同分享着初始形态的改革共识。这一共识的基本内涵包括： 第一，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导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主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它远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政策，实际上深入到了国民的思维结构。在这种思维结构下，“人们的心理由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而变得很畸形，心中总是绷着阶级斗争的一根弦”，⑧这种心理状态对于突击性的“经济会战”或许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经济社会的常规发展而言，则显然弊大于利。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为经济建设本身提供了优先条件，也意味着文化、社会生活等与阶级斗争的直接关系被取消，因而，为这些领域开出了更多自由空间。所以，当邓小平提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思路下，文化学术领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置换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自由的精神获得新生；社会生活领域加在“发家致富”身上的意识形态枷锁被打碎，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 第二，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管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要“以苏为鉴”，但此后的社会主义探索并没有成功，实际上整个毛泽东时期实行的还是仿照苏联确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国家初创阶段能够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具有很大弊端。其最为明显的弊端就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使微观经济缺乏活力：农村人民公社存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国有企业则因被管得太多太死而效益低下。为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⑨正是在这一总体判断的指导下，从三中全会到十四大走过了一条“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的探索道路。随着这种探索的深入，关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改革共识也在不断深化。尽管囿于旧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此时人们还不可能完全认同市场经济，⑩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先富论”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相对于平均却又贫穷的生活，人们更能接受有差别但更可能致富的生活。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与西方主导的改革常常要从“修宪”开始相反，中国的改革是从“试验”开始，成功了再推广。(11)中国改革开放没有任何样板，一切都只能在摸索中进行，因此，在初始形态的改革共识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如何改革的具体设计，更多的是对试验的包容和观望。然而，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这种试验的办法不仅是对执政党所设计的改革蓝图的实践验证，也是一种通过局部范围的成功在民间不断积聚共识的稳妥途径。即使人们一时无法在某些改革政策和举措上产生共识，甚至改革探索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导致共识暂时分化，改革所遵循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依然难以遭到质疑。“只要我们现实地承认人的认识或理性能力是有限的而非至上的，就必须在实际生活过程中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和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对社会认识的普遍智慧的通俗表达。”(12) 改革初期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鲜明地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启程后，意识形态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完全肯定或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都不利于改革共识的构建，前者不能自圆其说，后者则可能造成极度的思想混乱。党最终采取的是通过对毛泽东时期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意识形态基础的做法。“通过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邓成功地利用毛的威望把中国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3)在处理毛泽东思想这一意识形态难题时，邓小平和初期改革者既体现出了“胆子要大”的一面(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又体现出了“步子要稳”的一面(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点与赫鲁晓夫改革对斯大林的直接贬损的意识形态策略形成了鲜明对照。 初始形态的改革共识尽管十分稳固，但也曾遭遇旧有意识形态惯性的阻力。例如，当时民间有很多人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先行一步的广东缺乏好感，(14)而知识界对于姓“资”姓“社”等许多问题也存在思想分歧。邓小平借用其政治权威身份，为改革共识的凝聚设定了两条策略性原则，即“不争论”和“向前看”。设定这两条原则，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15)但由于初期改革持续给人们带来直接利益，这两条原则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只是搁置争议，同时，也为改革共识的自然形成创造了宽松的思想环境，并在较大程度上化解了处在共识圈之外的人们的顾虑，为改革共识圈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二、初始形态改革共识面临的危机与困境 初始形态改革共识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特殊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使得这一共识带有与生俱来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这一共识是在国家遭遇危难的特殊时期形成的，每一个一开始持有异见的社会成员在最终接受这一共识时都扮演着某种“临危受命”的角色；其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以其政治权威顺利推动了共识的形成，避免了共识过早流失的危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6)然而，当威望巨大的改革家逝去后，当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记忆逐渐淡忘时，当改革必然要触及人们的现实利益时，当改革本身的负面影响逐渐呈现时，人们对改革的“无条件”认同必然受到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达到导致改革共识完全破裂的程度。2011年和2014年，本课题组两次对广东省数十位老领导、著名学者、企业家代表和普通群众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民意对继续改革开放的态度高度一致。(17)在访谈中我们还发现，对于初始形态改革共识中的上述三点基本内容，人们大体上仍能接受。例如，有受访高校教师指出，“30年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有人说现在经济发展的够好了，可以停一停以社会管理为主了，我们不是说不要社会管理，但是社会管理的目的还是要解决持续发展”。(18)在农民这里，尽管存在表述较为口语化的问题，但大都认为改革后比改革前“经济好了”，“国家要发展经济”；改革后比改革前经济上更自由，可以出去“打工”、“做生意”；现在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反腐败体制等“方方面面都要改”，但先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等等。(19)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对上述三点基本内容仍有较高程度的共识。就此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共识流失，更谈不上共识破裂。当然，在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农民、工人在内的许多人这里，初始形态改革共识虽然延续下来，但已经难以构成继续深化改革的强大精神支撑。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生态危机等严重问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改革初期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抵触，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政策在当时背景下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加速，以及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征收步伐的扩大，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形成鲜明反差的“弱势群体”大量出现。在1995至2005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公有制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日益扩大，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一位下岗工人如此描述贫富差距：“有些穷的过年才吃得起一点肉。……好的，富的，几部车几栋楼都有啊。”(20)在此情景下，“先富论”已经难以作为一种共识，而“共同富裕”尽管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却更能发挥对民众的思想弥合作用。 另外，环境恶化也成为影响改革共识凝聚的一大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干部和企业家将经济效益作为惟一目标，无视甚至牺牲环境效益以换取经济效益的增长，由此带来环境状况普遍恶化和严重的生态危机。一位大学教授这样说道：“我们当代人用了后几代人的资源，用了他们的空间。这样导致后人的生存就非常艰难。这是我们这些年发展遗留的一个很大的问题。”(21)而近年来，随着环境事故频发和民众环境维权意识逐渐增长，全国各地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直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由此，生态危机越来越与社会危机相交织并放大其负面影响。正因为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少数人甚至开始怀疑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一位受访教授不无担忧地问道：“过去十几二十年，享受着经济改革成就的同时，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新的文化系统、甚至新的意识形态、新的价值观念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再往前走，怎么办?”(22)而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弱势群体，因担心改革再度损害自己的利益，同样不愿“向前看”，甚至有人怀念起改革前虽不富裕但更平等的年代。 第二，双轨体制并存下的利益寻租与既得利益的阻滞。由于我国采取的是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双轨体制并存的事实。这种过渡性的体制固然体现了中国改革的实践智慧，但延续到当下实际上已经积累了许多不公平的因素。有的人在两个体制里都是获利的，而有的人在两个体制里都是利益受损的。在旧的体制中获利最多的人，也是在市场体制中得利最多的人，也是退出旧的体制最晚的人。(23)尤其在缺乏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前提下，必然出现利用双轨体制实现利益寻租的现象，进一步强化这种过渡体制下的不公平。同时，一些既得利益者出于继续享受原有体制好处的考虑，赞成他人改革，却不接受自己改革。改革“三公消费”受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24)尽管改革者一直在冲击既得利益的藩篱，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使得改革困难重重。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限性及其现实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几乎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改革路径共识。这种路径强调自下而上的试探性改革和改革实践之于改革理论的先行性和决定性，为初期改革的启动和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单一方法论也逐渐暴露其局限性和现实困境。首先，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主导下，初期改革主要集中于基层和局部，难以扩展到上层和全局。其次，由于较少从宏观和全局考虑问题，导致整体利益调整滞后，甚至包括主管改革的部门在内的许多政府和公共部门本身成为既得利益者，同时，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造成“中央政令难以执行”的奇怪现象。再次，由于实行试探性的改革，容易造成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因此，下一步的改革，“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得有一个大概的远景图和战略走向”。(25) 三、从初始形态改革共识升级为当代形态改革共识 改革进行到当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许多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难题都已经破解，“但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6)化解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必然要求凝聚当代形态的改革共识，形成新的改革合力。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意识领域已经十分多元，不仅知识界产生了众多思想流派，社会大众中亦时有各种争议。因此，“如何通过一种社会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整合在一起，消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执政党面临的又一个难题”。(27) 正如同今天的改革与昨天的改革是延续的，当代形态的改革共识与初始形态的改革共识也不可能割裂。当代形态的改革共识既需要最大可能地保留初始形态改革共识中的合理成分，也需要对其进行补充、更新和升级。原因在于：首先，我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与此相联系，初始形态改革共识的主体内容集中在经济方面，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提出，当前不仅需要继续凝聚对经济改革的共识，也亟须达成对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改革的共识。其次，初始形态改革共识中的许多内容还有待深化。不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内容从今天来看仍没有错，“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大体上也是适用的。但上述共识基本上已成为常识，当前改革共识的凝聚已经不能停留在上述常识上，而必须从各个阶层对改革的新思考和新期待中找出共性，从改革的内容布局、体制完善和路径方法等方面对初始形态改革共识进行更新和升级。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改革的全面性，加快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严峻问题。改革的全面性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在本课题所做的两次大型访谈中，不同阶层对于继续改革的诉求各有侧重：老干部群体更重视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知识分子群体更重视社会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企业家群体更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基层群众更重视民生建设，大学生群体则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问题都有较多关注。当下深化改革仍需以经济改革为重点，但上述访谈表明，民众对改革的期待是多方面的，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就当下来看，民众对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环境遭到破坏等严重问题已经表现出高度共识。(28)而各阶层对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尤为关注，即使是一般所谓的精英阶层，对此不仅没有回避，甚至还表现出担忧。如某大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说道：“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强民未富……老百姓没有同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极大成就，所以我们现在是国强民不富，这样就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29)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不仅让底层民众深受其苦，从长远来看，对精英阶层也是不利的。因此，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成为中下层民众的共识，也越来越成为许多有理性有担当的精英人士的共识。而对于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腐败滋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产生的根由，则需要从制度上去寻找。这一点实际上也已经为许多人所认识。例如，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针对许多社会事件创造了一系列的网络流行语，而诸如“躲猫猫”、“房奴”、“官二代”、“富二代”这些“社会事件类的流行语流行的背后，大都有权力压制的影子”，“体现了广大网民嘲讽邪恶虚假、期盼公平正义的理性要求。”(30)与收入分配和公平正义相比，环境问题似乎并非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正如国外学者所警示的，在中国有朝一日跻身富国行列之前，必须认真对待两个与环境相关的问题：一是对资源密集型技术的依赖，二是全球气候变暖。(31)这样的观点不难为中国的精英阶层所认同。而作为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民众对绿色生活的期盼实际上也已经十分明显。(32) 第二，在坚持改革不走回头路的前提下，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初期的改革者所面对的是一个走入死胡同的中国，那么今天的改革者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初步崛起的中国，选择的可能性远比以前更多。同时，今天的改革者所面对的压力和阻力并不亚于初期的改革者。然而，改革不能停顿，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消解，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的：“你要停下改革，就会往回走，往计划经济倒退，继续改革往前走，你就能解决改革中间的问题。”(33)实际上，今天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的共识正是改革本身的实践所造就的，这一共识恰恰证明了改革的正确性，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合法性基础。 从1978年以来，改革中逐渐明确的一条主线就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曾经遭到许多人的质疑。(34)然而经过30多年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证明了自己可行，而且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与之相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能够成立的，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蕴含的经济学含义”。(35)有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光明未来。(36)在本课题的访谈中，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更注重平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不应该是完全的、全部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37)尽管这些学者的立场和学科背景截然不同，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侧重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但在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可以自圆其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思维，未来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这些问题上是有很大共识的。因此，当前深化改革仍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主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上的积极作用，切实把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协商民主。正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单一路径存在许多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但是，如何产生科学的顶层设计则是一个问题。30多年前的改革是在政治权威人物主导下推进的，尽管改革初期普通民众如农民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改革进程基本遵循着“民众——政治家——民众”的推进程序，即民众实践首创，政治家从理论上提升，再推广到民众中。在此过程中，民众好的实践经验容易得到吸取，但由于缺少与民众的协商，民众的真实意见难以得到表达，许多改革政策并不能满足民众的真实需求。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与之相应的政治决策也需越来越谨慎；另一方面，民众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与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协商显然应成为当下改革的基本路径。事实上，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最为独特的优势也正在于此。正如一位老领导所言，“我们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生根基层，听老百姓的呼吸，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这才是我们共产党的优势，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就会和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38)总之，只有把“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和协商民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贯通基层、中层和上层，局部和全局，使改革决策更为科学，改革合力更为强大。 同时，当今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已经进入深水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社会思潮多样化都增加了改革共识凝聚的难度。为顺利实现初始形态的改革共识向当代形态的改革共识升级，促成当代形态的改革共识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还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实现改革共识升级首先应增强改革的前瞻性和普惠性。改革获得民众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在30多年前，人们对于改革的认同也不是一夜之间确立起来的，而是“边改革边认同”的结果。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正是既强调解放思想又强调实事求是，同时突出改革的前瞻性和普惠性，才使初期的改革逐渐获得稳固认同。当前深化改革，仍需抛开旧有观念的束缚，从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民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我觉得中国梦的最大特征是老百姓能够幸福、安康，在一个和平、安宁、公平的环境下生活，每个人只要付出努力，都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最大的中国梦。”(39)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革共识才可能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引导各个阶层的民众一致“向前看”。 实现改革共识升级需要理性认知中国国情。和30多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只有把准当今时代的脉搏，才能提出正确的改革对策。把准时代的脉搏，不能光看网民的言论，也不能光听知识分子的言说，而必须贴近民众的实际，倾听其真实的声音。事实上，中国最大的红利仍然是改革，凝聚当代形态的改革共识主要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改，改什么的问题。只有对中国国情作细致的调查研究，才可能提出恰当的改革方案。同时，形成当代形态改革共识也需要理性地认知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历史的理解某种程度是我们理解当下的条件，而这种理解也影响到我们对未来的期待”。(40)当前不同社会思潮和学术派别对改革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认知和评价的分歧。要在这些思潮和派别中取得共识，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细致的认知性研究。理性认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仅有助于缓解不同立场的人们之间的认识分歧，也有助于认清改革共识形成演变的必然性和当下改革共识的历史基础。 实现改革共识升级还需要构建有效的思想整合机制。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今天的中国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社会都充满各种不同的声音，同时，人们对政治领袖的态度更趋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政治权威来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已经变得十分困难，而构建有效的思想整合机制则是当务之急。这种机制应当具有如下几个特性：第一，全面性。思想整合并非取消或压制各种社会思潮的存在，恰恰相反，是在尊重社会思潮多样性基础上对每一思潮合理性的吸收，同时，它还要求改革家综合考虑不同民族、地域、阶层、行业的人们的愿望和要求，甚至“考虑到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的需求，让不同的人都有共鸣”。第二，协同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实现思想整合不能满足于在某些政策口号、抽象概念上取得共识，更重要的应是在对改革理念的具体理解和具体操作上取得共识并达成默契，协同推进改革理念向实践的转化。第三，互动性。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实现思想整合，已经不可能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而更应注重网络媒体、社会组织等“共识介体”的建设。一方面，每一个利益群体自由、公平地在共识介体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找出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可以将自己的改革理念通过共识介体进行传播和共享。这样，上层、中层和基层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思想观念将更为有效地对接、碰撞和贯通，从而生成为多数人认可的新的改革理念，促进改革共识的观念升级。 鸣谢：本文在修改讨论时吸取了李萍、钟明华、郭文亮、李辉、吴育林、林滨、朱跃等课题组专家的宝贵意见。特此致谢！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②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120825947.html。 ③王梓等：《在反思中深化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3月27日。 ④马国川：《析论“新发展共识”——专访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经济观察报》2007年11月5日。 ⑤据万里回忆，1977年他去安徽当第一书记，原来不熟悉农村工作，一具体接触农村，受到很大刺激：“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载欧阳淞，高永中《改革开放口述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⑥[英]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719～720页。 ⑦胡福明：《历史的回忆──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过程》，《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⑧刘再复：《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结构》，《群言》1988年第7期。 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⑩即使到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进行10多年后，多数经济学家仍不赞同市场取向。参见杨林林《转型中国：顶级学者访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第4页。 (11)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12)叶汝贤，黎玉琴：《“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模式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13)[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14)当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比较差。“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对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见《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16)[德]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 (17)参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阈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课题组成果要报《关于继续改革的民意调查与对策建议》，2012年2月。 (18)访谈广州市某高校经济学教授记录，2011年7月19日。 (19)访谈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井塘背村、雷州市、惠州市等地农民记录，2011年。 (20)访谈广州市某下岗工人记录，2011年7月25日。 (21)访谈广州市某高校政治学教授记录，2011年7月17日。 (22)访谈广州市某高校历史系教授记录，2014年3月22日。 (23)访谈广州市某高校社会学教授、院长记录，2011年7月14日。 (24)王长江：《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载吴敬琏等《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7页。 (25)访谈广州市某高校经济学教授记录，2011年7月19日。 (26)郑必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2013年12月4日。 (27)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7页。 (28)参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阈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课题组成果要报《关于继续改革的民意调查与对策建议》，2012年2月，以及2014年3月的相关访谈资料。 (29)访谈广东省梅州市某大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记录，2011年7月21日。 (30)陈氚，刘少杰：《网络流行语的感性化与讽喻性》，《人文杂志》2013年第3期。 (31)[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32)据2013年北京发布的“我心中的美丽中国”网络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卫生安全有保障”和“PM2.5等空气污染指数低，空气质量良好”两项得票数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三位。参见《“美丽中国”网络调查：食品安全最受关注》，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3-02/4609846.shtml。 (33)访谈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记录，2011年7月20日。 (34)例如即使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10多年后，撒切尔夫人仍然认为这一概念几乎是天方夜谭，她的判断很明确：“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247页。 (35)崔之元：《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文化纵横》2009年第1期。 (36)范世涛，王尔德：《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0月29日。 (37)访谈广州市某高校院士记录，2011年7月13日。 (38)访谈广东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记录，2011年7月。 (39)访谈广州市某高校社会学教授、院长记录，2014年3月17日。 (40)赖国栋：《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载刘东《中国学术》总第2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339页。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摸着石头过河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