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论世纪之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前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美国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前途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前途”是一个大题目。本文笔者用“美国学者”、“世纪之交”和“西方”等措词对讨论的范围、时间和空间作了限定。即使如此，“美国学者”依然是一个至少数以千百计的群体。为叙述的便利和具体，笔者选择了其中的3本最新的或较新的代表作，同时兼及其他。这3本书是：罗伯特·赖克1991年发表的《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THE WORK OF NATIONS－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93年问世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约翰·奈斯比特1996年出版的《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他们3位都是学者，但情况又有所不同。赖克是现任的当政者之一，布热津斯基是昔日的当政者之一，而奈斯比特可被视作“纯”学者。赖克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景比较看好，但条件是要大大改善国家的作用；布热津斯基更多地看到的是当今世界的混乱与失控，显得比较悲观；奈斯比特则从西方世界的外部来环顾全球的发展大趋势，看到了在西方外部正在兴起一股股巨大的力量，日益影响着未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景。笔者把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们的观点作了综合，并加评述，认为世纪之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前途取决于下述三项因素：即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作用”的改善；在社会文化方面，取决于西方社会道德堕落能否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政治方面，除了受到上述两方面源自西方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取决于西方之外的外部力量兴起情况。
一、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作用”的改善
（一）自18世纪初开始已经持续发展了整整3个世纪的现代经济，主要同西方资本主义相联系，成就巨大，特别是在20世纪。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18世纪为0.5%，19世纪为1%，20世纪前半期为2%，1950—1985年间则为4.5%。至于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科技成就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被发现或发明的，包括电话、飞机、汽车、发现脱氧核糖核酸、核能、高速计算机、人类登上月球、个人电脑、染色体工程等等。与经济增长一样，在这些发明及其随后的应用过程中，西方国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还能继续起那么大的作用吗？
（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W.福格尔似乎对此作了比较乐观的回答。他在1995年温特图尔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世界经济走向何方》的演讲中，首先回顾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认为自从20多万年前人类最初出现以来，进展一直十分缓慢，直到11000年前，人类的状况几乎还没有什么变化。在其所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居住在分布极广的各个群体中。每个群体都很小，几乎无法应付周围的环境，当时人口寿命仅为25岁。在公元前9000年时，世界人口大约只有700万，那时英国的总人口只有1万。即使人类在大约11000年前发现了农业之后，发展进程依然是很缓慢的。例如，农业取代狩猎—采集，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用子大约6000年时间；第一批城市的出现用了5000年时间；文字的出现用了6000年时间；数学的发明用了7000年时间。只是在1700年经二次农业革命之后，不仅人口直线上升，而且在制造业、交通、贸易、通讯和能源生产领域等方面都出现了比农业更为突出的新的技术突破。因此，18世纪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人口几乎与收入同步增长，因而平均生活水平几乎长期没有多少改善。而在30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其结果是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考虑到现代经济的质量在进一步迅速提高，范围在继续明显扩大，福格尔的结论是：“20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生理进步在下个世纪会继续下去，甚至加快步伐吗？我相信回答是肯定的。”[①]
（三）然而笔者以为，西方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西方世界内部因素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今后能不能做好“强大有效的国家”和“发达健康的市场”二者的结合。过去人们往往强调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但是历史和现实已经一再表明，国家管得多、管得细、管得严，看起来好像很“强大”，其实并不一定有效；过去人们同时强调必须要有“发达的市场”，但是仅仅到处市场兴隆，人头簇拥，投机盛行，其实并不一定健康。而从最近十七八年的经验来看，自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主流是倾向于强调市场，有利于企业主，包括减轻税收，简化规章制度，裁减雇员人数，削弱工会权力，鼓励创新企业等等，结果仍不足以使西方经济起色。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在继续重视市场的同时，恐怕更需改善国家的作用，包括一国内部的和各国之间的。
（四）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笔者认为改善国家的作用如此重要？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来加以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199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书名与副标题结合在一起很有意思，分别是《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赖克在书中深入分析了必须改善国家的作用的理由。他首先指出，美国经济正在转型，即从“高产量”到“高价值”的转换。本世纪初迅速发展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曾经是最佳的经济模式，规模的效益超过零散小量的效益，机械的效益胜过人力手工的效益。但是，科学技术带来的自动化、电脑化和信息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的相应提高，使人们得以从数量转向质量，一般使用价值的质量转到省时省力的高附加值的质量；从千篇一律的统一规格转到因人而异的多样化乃至个性化。换言之，就是从商品的有没有和够不够，发展到是否结实耐用，再发展到顾客或使用者喜欢不喜欢。当然这并不是说数量和使用质量可以不要了。但是主要着眼点已经大大转移了（参见中译本，1994年译者序第Ⅱ—Ⅵ页）。其次，赖克指出，世界经济正在全球化，它与上述趋势结合在一起，使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中的三类人（即常规生产人员、直接服务人员、符号分析人员）的作用、地位和关系发生变化。在国际化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全球经济中，信息是神经传递的讯号，金融资本是全身流动的血液，交通和通讯是连结各部分的管道。但真正的动力却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人，以知识和技能取胜的人。符号分析人员是经济全球化的催生者，又是它的产物和受益者。他们在通讯、系统、金融、创意、项目、企业、资源、产品等领域，掌握着管理、规划、处理、开发、战略、方针、应用、研究等职能，享有工程师、主任、设计师、协调者、顾问、经理、咨询者、计划者等头衔。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中，这三类人相互依赖，容易在社区和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找到共同的利益平衡。而现在符号分析人员日益融入全球性国际化的经济网络，并无必要同民族国家利益始终一致，有时反而会有利益冲突。根据罗伯特·赖克的分析，符号分析人员虽然只占全美人口的1／5，然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优势的地位。其他4／5的美国人主要由常规生产人员和直接服务人员组成，他们的状况日益相对恶化。这样便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五）在上述两大趋势的作用下，美国经济的核心和美国国家的作用都在发生变化。过去，美国经济的核心——500家工业大公司之类，它们始终是美国经济的象征，似乎是它们代表着美国经济的利益，美国国家的利益，美国人福利的来源。国家的经济政策首先旨在保卫这些大公司，美国劳工也采取合作的态度。而今，严格意义上的“美国经济”正在消失。某某公司、某某产品，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还是“大家的”，日益难以辨认。剩下的只有美国社会，而它又是由分裂为上述三部分的人组成的。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作用也必定会发生变化。赖克认为，将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主要取决于美国人具有创造高的新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而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他主张推行“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即“各国公民负有基本的责任以提高自己国民的能力使生活变得充实和丰富，但也和其他国家合作以保证自己国家的改善不以牺牲他国为代价”（中译文，1994年，第315—316页）。这就要求国家或者说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广义的公共投资，投资重点一是“流不走的”，二是“搬不动的”。所谓“流不走的”是指人才方面的投资；所谓“搬不动的”是指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而对于美国来说，国家债台已经高筑，那4／5的美国人也不富裕，这就要求占1／5的符号分析人员以多纳税等方式做出贡献。
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些吗？或者说它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西方近些年来令人不太羡慕的实绩（增长缓慢、财政困难、金融混乱、失业严重、改革受阻、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加剧等等），也许多少已经给了人们一点启示。
二、在社会文化方面，取决于西方社会道德堕落能否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一）苏联解体和中欧东欧剧变，这一“共产主义失败”本应引起西方许多人士弹冠相庆。但是，事实上那里有不少人却显得相当冷静甚至悲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是其中一位。他的这种情绪在其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人们为什么悲观？除了他们认识到“共产党的乌托邦的失败”并不是西方自由民主理想胜利的结果这一点之外，还清楚地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正在失去吸引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社会道德的堕落。
（二）这种道德堕落集中表现在纵欲无度上。布热津斯基写道：“在先进、富裕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概念基本上指的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与强制的乌托邦（指共产主义——笔者）不同，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并不设想对被解救者创设一种永恒的社会天堂境界，而是在个人和集体享乐主义成为行事主要动机的背景下，主要着重于立即满足个人的私欲。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贪婪就是好，……对于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座右铭”（中译本，1995年，第75—76页）。这种纵欲无度的直接后果是，第一，失去了道德判断标准。人们认为，一个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社会，是无需强制的，也没有必要进行自我克制。但是，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人人都认为有权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论他应不应得到。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而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人们不仅必须要以“合法”与“非法”来判断自己的行为，而且还必须要以“正确”与“错误”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前者来自外部的强制，是外在规则，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后者则是来自内省的道德观念，人们据此进行自我克制，这同样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一个纵欲无度的社会里，而今人们只遵从强制，来自外部强加的强制，而不再注重来自内心的道德良知。对于这样的社会，有识之士不可能不为它的前途担忧。第二，把自由与责任分开了，权利与义务分开了。从传统上讲，自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自由的概念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界定的，即在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对个人权利下定义，它也包含着对该背景应负的某些责任。然而，要自愿承担这些责任，就需要出于真诚的动机。有这种动机则需要具备甘心自愿服务、牺牲和进行自我约束的内在精神。爱国的公民权利义务乃是民主社会中对公民自由下定义的框架。而今天，这一定义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参见中译本，1995年，第79—80页）。在一个纵欲无度的社会里，对社会作出自愿承担或从事社会所期望的服务思想已经不吃香了。个人自由成了毫无约束，只有在法律上界定为威胁到其他人实际的或物质的安全情况下除外。
（三）然而，西方人士对西方社会道德堕落的担忧，更主要的还不在于上述两个方面。而在于担心对西方社会失去控制，以及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和“榜样力量”造成不利印象。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93年7月13日的一篇书评中写道：“（布热津斯基这本书）它的中心主题是深深地哀痛其同胞们的贪婪和自私，并对西方缺乏自我克制而无限悲伤。”这种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其结果不仅是对社会行为失去控制，而且可能会使西方政治观点的全球重要性丧失殆尽，因为“它们所展示美国价值观念的形象不大可能加强美国的全球声望”，“这类美国的形象所显示的极端庸俗和精神空虚，却使人们更加怀疑美国还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中译本，1995年，第82页）。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对美国特别的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越来越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实际上，美国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对手的有形挑战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无形威胁所突破。因为这种文化在国内越来越削弱、涣散、分化美国的力量乃至使其瘫痪，同时又引诱和腐蚀外部世界乃至使其异化和革命化（参见中译本，1995年，第159页）。对于最后一点，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写道：“在共产主义后世界里，转向资本主义历程中的苦难很可能有损于民主伦理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能会纷纷向更加朴实和更具有严密约束力的信念（诸如突出种族地位、排外主义和宗教）中寻找寄托，而且由于对‘腐败和自私的西方’的失望和蔑视，热衷于这些信念的情绪更为炽烈”（中译本，1995年，第94页）。如果西方的这种纵欲无度的势头得不到一点控制，而相比之下，在西方外面，亿万人口仍在为生存而苦斗，那将加剧日益深化的全球分裂中所固有的危险。
三、在政治方面，除了受到上述两方面源自西方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取决于外部力量兴起的情况
西方之所以能够统治世界数百年之久，就是因为没有外部力量在地球上能与西方相抗衡。进入20世纪，由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以及随后现代经济范围日益加速地扩展到超出西方的地域，并取得巨大成就，世界力量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动。近些年来，最引人注目有是东亚的崛起。对此，世人已经作了大量了分析，中肯者有之，贬低者有之，高估者也有之。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1996年新著《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一）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当今世界发展大趋势中的一个新现象及其本质和影响。这一新现象就是亚洲在崛起，而西方在相对衰落。“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不论对亚洲还是全球而言，它正一天天逼近。当我们迈向下一世纪之时，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必将更新这个世界”（中译本，1996年，第2页）。奈斯比特所得出的上述结论，是基于他对亚洲政治、经济、市场和竞争力等方面的分析。在政治上，亚洲已从西方统治中获得独立。当本世纪末澳门回归中国（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笔者），西方在亚洲的优势将画上一个句号。在度过了漫长的四个世纪之后，亚洲的每一寸土地将再次回到亚洲人民手中。在经济上，35年前，东亚经济，包括日本，还只占世界总产值的4%，而如今已占到24%，等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总和，也与欧洲15国联盟相当。到本世纪末，如果发展趋势不变，亚洲经济将占到整个世界的1／3。世界银行预测，亚洲将占到世界贸易发展总额的一半。这一预测也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印证：它计算出1974—1993年间发达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为2.9%，而东亚为7.5%；并预测1994—2003年间，这组数字相应为2.7%和7.6%。其实，亚洲的崛起首先指的就是经济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在政治和文化影响上自然也会有所扩大。在市场吸收能力方面，亚洲有3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而据西方的概念计算，其中将有5亿人口属于“中产阶级”，倘若如此，亚洲的市场规模将是欧美的总和。在竞争力方面，亚洲在某些部门产品方面暂时还占着优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的相对衰落，表现在它昔日的统治、控制、垄断和优势地位的相对下降，在本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还在主宰一切，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而现在，西方阵营正在失去其原有的权力体系（中译本1996年，第2—6页和第246页）。
奈斯比特论述亚洲崛起的一些观点，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新著《世界经济大事：1500至1990年》中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金德尔伯格在书中引用了荷兰一位历史学家的见解，这位历史学家提出了一条名为“被打断了的进步的法则”，即认为，“任何创立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新阶段的国家都会遇到门槛或障碍，越过它前进是十分困难的，结果是，人类朝前行进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迈出（转引自〔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6年4月21日），而亚洲有可能成为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新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奈斯比特也作了中肯的分析。他写道：“亚洲的现代化不能被看作它的西方化过程，而应是它自己的‘亚洲方式’的现代化”（中译本，1996年，第264页）；亚洲的崛起，还给世界展示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模式，当前亚洲发展的八大趋势，使奈斯比特得出了上述结论。这八大趋势是：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控制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从西方走向东方。
这一新现象的上述表现及其本质，影响巨大。除了已经提到的战略性因素之外，这里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它将推动西方国家和人民与亚洲国家和人民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离开亚洲的崛起，西方大概是不会这样做的；第二，它将推动西方国家的企业与亚洲国家的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这是写作本书的重要动机之一。
（二）然而，奈斯比特书中的有些观点还是值得讨论的。首先，作者是否有些高估亚洲的崛起。正当西方有人蓄意贬抑亚洲崛起的历史意义时，作者赞扬亚洲的发展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过高估计这一发展也是欠妥的。“当进入2000年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亚洲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许多亚洲人对我说，在与西方的经济竞赛中，终将会击败西方”；“‘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中译本，1996年，第2、5、8页）。这里所作的“世界领先地位”、“击败西方”和“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等断语，既不会成为事实，也不符合当代世界发展潮流。其次，作者强调中国强大会引起亚洲国家的畏惧和忧虑，以及下面的这样一些话是不能被接受的：“亚洲国家只有认识到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并且承认它的至高权威，才能够与中国的崛起及领导地位协调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这一地区间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中译本，1996年，第249页）。中国从不追求“至高权威”，也不觊觎“领导地位”；中国今天和将来都是奋力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最后，对（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力量的过高估计似也欠妥。诚然，华人资本对最近十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东亚若干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欧美大公司集团力量与影响相比，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在亚洲，“海外华人集团势力”既不可能取代日本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更不可能将“开始控制该地区的种种决策”（中译本1996年，第6—7页）。
显然，奈斯比特的上述种种观点，无论是中肯的，还是不中肯的，其用意可能都是为了使西方警醒，并及早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
总之，对西方在今后全球发展进程中地位与作用问题的判断，包含着一系列不确定的和确定的因素。笔者认为，在世纪之交时，从发展大趋势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景，将不会再像1989—1991年世界发生大变动时，如有些人所宣扬的那样显得光亮。
注释：
[①] 《世界经济走向何方》1995年版，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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