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转”：哲学史的空白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白点论文,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2-0026-04
只有深邃的对人类有价值的哲学思想才有可能进入哲学史；相反，一个时代哲学思想的贫乏则无可避免地会在哲学史上留下空白。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欣喜之时，对过去哲学现状加以分析和总结，无疑是必要的。
何为哲学的“空转”
考察人类思想史可以发现，哲学发展可能陷入一种特殊的时期或状态，即哲学的文化价值根基骤然消失，哲学所要升华的时代精神混沌不明，哲学的理性判断失去了方向。于是，哲学的智慧和思维进入一种无主体、无方位、无标准、无深度的状态。这种状态同哲学史上“论争”时代的状态有根本区别：哲学论争实际上是有序的结构，争论的各方都有明确的论点和价值基础，整个思想领域正是在论争中进行优胜劣汰的文化选择。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保守派、激进派、改良派各执一词，但在总的社会效应上看，却是哲学在各种文化力量的推移中盘旋上升。《中国哲学史大纲》等经典著作即是论争的直接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它无可争辩的思想优先地位。而我们所分析的特殊时期的特点则在于，哲学处于高度的无序化，各种迥异的哲学观点都纷纷凸现自己，但是彼此之间又缺乏对立性的或者联盟性的联系，即自语的哲学时代。例如，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中，启蒙哲学如雷奔电驰，横扫九洲，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社会情趣都在启蒙哲学思想中恣意顾盼自雄。但风云过后，却是浮光掠影。连哲学史家也感叹：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对许多问题经常是一掠而过，深刻的思想著述或深入的哲学理论的独立个性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发挥，未能产生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邃的哲学思想体系，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这正是黑格尔所认为的哲学史所表现的时代的逻辑，即震荡、变革中的社会现实使得哲学思想内部蕴涵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具有丰富的辩证法的因素和贯彻着一种讲求实际、主张科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又包含着十分浓厚的夸张主观心知和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其中，由经验论走向主观唯心论和主观地运用辩证法，是最值得注意的哲学迷途。哲学思想在这样的时期的结果只能是，以后的哲学不能从中取得任何重要的精神养分，只能从更前的历史或外来的思潮中寻找价值基石。由此，我们对于这种缺乏价值积淀的哲学时期，只能用一个词去概括它：“空转”。
当下哲学“空转”的种种脉象
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空转”情形，简单地说，就是思想文本众多，思想论坛纷纭，但能够当做经典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却很少。令人深思的是，在我们今天的哲学领域，也出现了某些“空转”运行的状况。它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面对当前日益巨大的复杂的人类困惑和问题，哲学的发问功能却日渐丧失，哲学的智慧正逐渐蜕化为生存技巧，哲学为社会、人生提供思想动力与深层探索的能力相对萎缩。在理论上，或缺少建设性的思考与建构，或在中外哲学思想文化的冲突中缺乏沉稳的深度整合，使哲学批评沦于风云流变或意气相攻的状态。具体分析哲学“空转”的种种脉象，有利于哲学工作者自觉地进行哲学思想的建设性探讨。
1.脉象之一：发问功能弱化
发问，是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哲学是追求智慧的行为，它与追求知识有着根本的区别。追求知识是在必须认可某种观念、某种视界并以之作为前提条件下的追问；而追求智慧与此恰好相反，它把各种被当做既定条件而且看上去理所当然的观念当做追问对象。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总是反思性的，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元价值。从哲学史上看，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本源提出的疑问，开创了哲学的发问历程。后人发问的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无不与天地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息息相关，表达出哲学家对民生、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然而近年来，我们的哲学面对现实的发问能力极其衰弱，这与当前人类面临的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极不相称。在诸如人的异化、精神危机、社会选择等重大问题上，社会对哲学的主要祈求，是希望哲学向人们提供可参照的新价值、新判断、新精神。而哲学面对这样的时代吁求，却往往呈现出无关紧要的麻木不仁。是的，我们的哲学也辨析了很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有时也表现得很激烈、很尖锐。但很少有论著有能力将这些矛盾置于宏大的历史悖论之中，进行富有震撼力的展示。常见的现象是，这些论著将社会的整体性疑问“微型化”为个别概念的内涵再现或外延拓展，或干脆将哲学性命题演化为与政治或伦理相对应的经验性命题，从而使哲学一直忙于克服思想的混乱而无暇顾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哲学日益在放弃元观念学的责任而变成意识形态的选择和争论。于是在一片“走出苏联模式”的声音中，把对哲学模式的反思和追问当做了对哲学问题本身的反思和追问，从而消解了哲学的发问基础。
2.脉象之二：思想超越性衰退
近年来，哲学活动的转向加快，而哲学创新的积淀停滞。尽管哲学“热点”不断出现，但是真正持久延续的十分鲜见。这种不见结果的热闹，说明没有一种哲学话题能获得哲学的持久共鸣，更谈不上社会的共鸣。哲学的这一现状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同化作用来解释，而只能说明哲学急功近利的浮躁。从现代世界哲学的发展看，市场经济初兴之时，虽然人欲横流，但往往是哲学创造最富成果的阶段。其动因即在于哲人作为精神价值的守望者，与社会人的“经济化”的过程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不得不强化自己的人文立场。此时的哲人，更加具备从时代变迁中冷静观察人性、凸显独立自我智慧的条件。换句话说，哲人坐冷板凳的心境，更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性。例如，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气氛中，却真切地体认到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所隐含的尖锐矛盾，写出了《资本论》这样的传世经典，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然而，要做到这种“心远地自偏”的境界，必须首先具备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兴趣。另外，从社会学角度看，思想是人的一种活动或行动，而人的行动的目的性，决定了他的行动的方法和方式。对人生终极价值有兴趣的哲人，将思想看作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洞察，他的注意力始终是稳定的，主题也相应地表现出独特性和永恒性。而仅仅将思想当做谋生工具的人，必然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为畅销而制造大相径庭的“作品”。这样的“操作”，只能使思想无可避免地“可口可乐化”，进入“一次性消费”的行列。如果回顾一下我国十几年来的哲学论著，现在几乎连书名也无人提起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哲学假如不能摆脱媚俗的心态，不进行深刻的默察，不提炼出令人信服的思想，不致力于建立思想与社会的历史性联系，那么，必然要被社会文化的进程遗忘，溢出历史的记忆。
有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即在哲学的行为方式上，并不能单纯反对“炒一把”、“热一阵”之类的游戏性观念和实践。在人的文化行为的诸多特征中，总的来说包含两个要素：神圣性的和游戏性的。神圣性的文化行为以良知、信仰为出发点，经常性地表现为不计个人的苦乐、得失，甚至以苦为乐。一般来看，人类通过神圣性的文化行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精华就能得以积累和延传，这也反映了人类从整体人性上的对崇高和价值的追求和向往。至于人的文化行为的游戏性，也是应当给予适当肯定的，它既建立在世界的丰富性基础上，也体现了在人性中包含有游戏欲求的一面。目前，我们的问题是，哲学行为里相对性的游戏行为比例过大，为“炒”而“炒”、为“热”而“热”的操作太多。这类缺乏哲学理念的弊端，无疑会给哲学带来严重的损害。
3.脉象之三：“失语症”加剧
哲学思维的结果是形成哲学理论，哲学理论的目的，是对哲学原理、哲学范畴、哲学标准的研究。不同民族的哲学，必然有不同的理论术语和标准，也自然有不同的理论风格和批评方法。十几年来，批评界、理论界为创立中国特色的哲学范畴、批评范式也做了极大的努力，曾经创造了一系列以“新”或“后”为旗号的概念，如“新儒家的现代转换”、“后东方文化”等等。但这些创新，没有一个能稳定下来，步入成长期。同时，哲学界还在理论上探讨过人文关怀、人文精神等指向终极价值的问题，但可悲的是，这类哲学气息甚浓的争论，总是被个人恩怨式的话语对攻所代替，将积极的人文之争演变为文人之争。这些都阻碍了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成长。中国哲学批评的传统，是直觉化、意象化的。近代以来，逐步引进了许多西方理论界的哲学批评概念，其中以来自前苏联和欧美的为多。这些批评概念与我国固有的批评体系的区别，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清理。在批评实践中，基本上是“以外为主，以中为辅”。80年代以后，面对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哲学特性与外来的批评概念的冲突，但又缺乏一批具有沉稳的哲学家气度和素质的学者，在基于民族文化发展层面上的视野和思索中，去探讨建立民族批评概念特性的途径和方法。这样，哲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就陷入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然一切批评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这一“被殖民的”的哲学理论批评领域里还能有何建树？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哲学批评的“失语症”并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当然，建立民族化的哲学理论，会面临着很多智慧的痛苦，不如“拿来”方便。但不经历这一中外哲学思想理论相对抗和相融合的过程，中国哲学批评会长久地成为西方逻辑体系的复制品，与中国哲学创造形成二元对立的错位状态。
哲学“空转”发生的原因
对哲学“空转”脉象的剖析，一方面表明了哲学的理论内涵的贫弱，另一方面也造成哲学史的断裂。当下哲学产生“空转”现象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哲学智慧和哲学精神的贫困
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智慧和哲学精神在哲学发展中起着极大的指导作用，决定着哲学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也决定着哲学家的生命感受、审美精神。而哲学智慧和哲学精神指向的变化，每每从核心层改变着哲学面貌。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无不是以哲学智慧和哲学精神指向的转变为出发点，开拓着哲学的新视界。而哲学的“空转”，其背后往往是哲学智慧和哲学精神的贫困。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2.历史上轻视“玄学”的思想在作怪
儒家提倡“文以载道”，但其中的“道”是仁义道德，即康德所称的“实践理性”。而对于更具有哲学性质的“玄学”，向来是轻视的。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先天不足”。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在极左思想和观点的影响下，更束缚和禁锢了学术的发展，导致了哲人不敢向生存、向历史发问。这类思想和观点的影响至今没有彻底消失。
3.文化世俗化在哲学理性上的反映
中国90年代的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特征，新儒家、后现代主义、交往理论、发展哲学以及应用哲学等成为热点，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哲学的世俗化。它是对传统哲学两种情况的反思，一种是热衷于纯形而上学的思辨，不接触现实；另一种是把哲学理性定位于上层建筑，消解在政治之中了。90年代的哲学以及其呈现的多元特征，其共性是回归到人在其中生活、交往、游戏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哲学理性的下移。这一趋势是合理的。但是，哲学研究必须寻找形而上学的维度与现实文化批判的维度的结合点；否则，哲学理性就会消解它自身。走出这一困惑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对文化问题的研究。
4.哲学家的生存状态未调整好
有的哲学家可谓历经沧桑，但思想局限在经验主义的思考范围，情趣横生却淡于哲理；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尽管熟谙哲学典籍，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现实生活相隔太远，只能在思维中“独自漫步”，为思想而思想，无法将思想与现实生活贯通起来。如何改变这不尽人意的态势？关键还是在于强化对哲学的虔诚，调整生存的姿态，多一些发问者的忧患，多一些超越者的冷峻，多一些痛苦的诗性智慧。惟有如此，哲学才能走出“空转”，融入历史的价值创造中，从而使哲学史不再成为有空白、有缺憾的哲学史。
收稿日期：1999-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