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特点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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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认真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工作的首位。

在80年代末那个国内外风云变幻的年代,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当时党建形势十分严峻,邓小平深怀忧虑地说:“这个党不抓不行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告诫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党建工作纷繁复杂,从何抓起?江泽民审时度势,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千头万绪抓根本,即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共产党执政也有70多年的历史,其间几度起伏。究其根源,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加强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马克思恩格斯以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设,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为国际共运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共运的高潮。然而由于第二国际后期领导人伯恩斯坦、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使第二国际遭到了破产,国际共运陷入低潮。在此关键时刻,列宁挺身而出,他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了坚决的斗争,抵制了俄国国内的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竭力否认革命理论作用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出了著名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断,在其指导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产党党建工作顺利开展,再次掀起了国际共运的高潮,在本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毛泽东在党建工作的实践中,针对中国的国情,始终强调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由于放松甚至放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各国党内泛滥。理论指导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多党制,再加之经济工作的失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丢掉政权也就不足为怪了。1989年国内动乱的发生,也是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理论上的失误所致。历史以惨痛的代价证明了以下的规律: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出问题,往往是从思想上发生混乱开始的。而思想混乱又是由理论上的混乱引起的。即理论混乱→思想混乱→政治混乱→组织混乱→事业破产。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注:《列宁全集》第6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江泽民在深刻总结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了首要位置。1989年7月,在中组部举行的纪念“七一”座谈会上,他强调要抓好党的建设,要认真进行思想整顿,重点是“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等文件,把认识统一到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注:《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其后不久,在与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代表座谈时,江泽民再次强调“要用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统一全党思想”,在理论上要正本清源,“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思想,包括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造成的混乱——纠正过来”。(注:《人民日报》1989年8月22日。)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江泽民发生长篇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要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在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注:《求是》1990年第13期。)

旗帜鲜明地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江泽民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显著特点。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这是江泽民总结了国际共运和我党多年实践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他自任党中央总书记以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成功经验。

我们党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党从成立初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到了我们党的旗帜上,表明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指出了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经过党的七大又写在了我们党的旗帜上。这第二面旗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伟大创造,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但是在如何认识邓小平理论旗帜和要不要树立邓小平理论旗帜问题上,党内外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和否定,因此这面旗帜不能举;另一种看法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了,因此这面旗帜没有必要举。两者的提法不同,其本质一样,即是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这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引导全党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是江泽民自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的重点。

1989年,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交接班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就明确表示,对邓小平理论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和“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同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旗帜问题,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1990年6月12日,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人民日报》1990年8月12日。)1991年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总结了我党70年的基本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深刻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注:《求是》1991年第13期。)

江泽民的这些重要讲话,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既是相互依存、一脉相承的统一体,又是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它们之间具有历史性、阶段性的递进关系。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它们的共性、统一性。但它们之间又有差异,反映了它们产生的具体时空的不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目标是一致的: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解决这一主题,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任务,需要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持续奋斗。因此,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必将展现不同的时代内容,提出不同的时代任务;这些时代内容、时代任务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又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正是各自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制高点上,从不同层面、各有侧重地解决了时代课题的理论结晶。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理论旗帜,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三面理论旗帜。一面旗帜说侧重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继承性,即相互之间的联系;三面旗帜说侧重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发展性,即三者之间的区别。一个有伟大理想和进取精神的政党,只有高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旗帜,才能够开创新的伟大事业。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江泽民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系统概括,并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旗帜问题,强调“我们党举起了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朝着宏伟的目标奋勇前进”。

1993年11月,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报告会上,江泽民对70多年来党高举理论旗帜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指出,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此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1997年2月邓小平同志的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和同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反复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重要性,并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作为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首要和核心问题。党的十五大的主题和灵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江泽民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是江泽民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特点,也是近年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成效卓著的重要原因。

江泽民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中,不仅以他的坚强信念和坚定意志,始终不渝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而且身体力行,在实践中发展邓小平理论,使这一理论真正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实现四化的巨大力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一个伟大的理论要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旗帜,仅仅依靠大力倡导、号召或良好意愿还不够,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具体指导,使这一理论的学习、贯彻、执行落到实处。

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科学概括,使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深化。

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体系问题,党内外也曾有些模糊认识。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作过多次概括。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论述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并且把它概括为12条原则。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小平理论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并且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江泽民首次系统地把邓小平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党的十五大,江泽民进一步论述:“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指出,“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为使全党真正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

一是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随后又增订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1、2卷,为学习邓小平理论提供原著和基本教材。

二是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决定》,并举行学习报告会,江泽民亲自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首都党政军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负责人作报告,就如何学习邓小平理论在全党进行动员,推动全党的学习活动。

三是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自1993年10月至1994年5月,党中央先后举办了4期省部级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江泽民亲自给学员做报告或与学员座谈,对高级干部的学习给予指导。

四是开展全党学习活动。1994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学习党章的“双学”活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至1996年底,全国参加各种形式脱产学习的干部约2100万人次,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干部约39万人次,省部级干部约1200人次。

五是建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推进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党中央先后批准建立了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五大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江泽民亲自过问中心的研究情况,并指导中心的工作。

六是今年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随后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联合召开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江泽民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要站在面向世界、实现中国跨世纪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在全国,一个新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正在兴起。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进取,创造性地工作,从而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近十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举其要者:在总体思路上,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政治上,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在经济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和两个转变的发展思路,制定了“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扎扎实实地实现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对公有制含义的扩大、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新解释以及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论述,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思想文化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外交上,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思路,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江泽民指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江泽民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正逐渐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一个强大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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