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工程中的价值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工程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系统，一般是指由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因素、环节、部门等）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以一定的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特定系统的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就是系统论。其中，通过对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就是系统科学；通过对系统的哲学思考而形成的理论就是系统哲学。而系统工程就是将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实践之中，象搞一项工程那样搞某一系统的组织、管理和建设。如果从“大科学”的视野来看，广义的系统科学囊括系统科学、系统哲学和系统工程，而价值理论则是渗透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一、系统论与价值论
系统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那么，什么是科学？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始于问题，科学探索和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即为问题求解的过程。因而，作为这一过程之结果的科学成果、科学理论，也就是问题之解；由此看来，科学不但是始于问题、关于问题的，而且是为了解决（解答）问题的。
那么，什么是问题呢？从抽象的、普遍的意义上说，问题就是矛盾，更确切地说就是从主体需要与所需对象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矛盾。任何一种东西，如果它完全与人的需要无关，不影响主体需要的满足，人们是不会把它当成问题去探索、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总是与人及人的需要有关。
那么，科学所需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些呢？问题似乎是无穷无尽、无限多样的，但概而言之，不外乎以下三大类：
第一是“是怎样”（“然”）之类的问题。其中包括现象、面貌“是怎样”（“其然”）、其原因“是怎样”（“所以然”，亦即“为什么”）、其实质、本质“是怎样”（“实然”或“本然”）这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是“应怎样（“善”）之类的问题，其中包括事物状况“应怎样”（“应然”）、理想的图景“应怎样”（“该然”）、自己的行动“应怎样”（“应为”、“应做”）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要怎样”之类的问题。它又包括主体的行动“能够怎样”（“可能”）“最好怎样”（“可心”）、“决定怎样”（“要做”、“必行”）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与“是怎样”、“应怎样”、“要怎样”意义基本相当的中国古代汉语词分别是“然”、“善”、“可”。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对话应答中，如果说“然”，意即“是（这样）”；如果说“善”，意即“应当（这样）”或“（这样）好”；如果说“可”，意即“应当是（这样）”或“可以（这样做）”、“要（这样去做）。”所以，科学所要解决的三大类问题——“是怎样”、“应怎样”、“要怎样”，可以用古汉语的“然”、“善”、“可”三个汉字简略地概括。
科学所要解决的上述三大类问题，实质上就是从古希腊就已开始探索并且至今仍被学术界研究着的事实问题、价值问题和实践问题。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将学问（包含着科学的古代哲学）分为“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三大类。其中的“物理学”包括自然物理学（近似于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物理学（近似于近现代的实证的社会科学）和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即古代自然哲学）；它实质上是关于事实的学问。其中的“伦理学”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伦理学，而主要是指关于价值的学问；同时也含有实践哲学的内容——因为价值意味着“应当怎样”，它不但包括“应当怎样”才好，而且包含“应当怎样”做才行。其中的逻辑学则主要是关于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的学问，其中也暗含着理智思维（关于事实的思维）的逻辑和价值思维的逻辑；但这两种逻辑的区别直到近代的休漠才认识到。
系统论对传统科学的革命性变化中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打破了以往各门科学之间的界线，并沟通了各门学科（数、理、化、天、地、生和文、史、哲、政、经、法）之间的联系，使之结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最优性的视野广阔的大科学。毫无疑问，这种视野广阔的大科学是不会把作为许多门科学（如伦理学、美学、经济学等）研究对象和组成部门的价值论排除在自身之外的。这也就是说，价值论是系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优性”是系统论的三个基本属性之一。所谓最优性，从广义上讲就是使一个决定或设计的系统尽可能地有效、完善，从狭义上讲就是从多种设计方案中找到实现价值目标的最好的途径、方法。因而，所谓最优性实质上就是价值的最大化，它是一个价值原则，是价值论在系统论内部的贯彻。此外，系统论落脚点是功能，而系统工程又主要通过控制功能的输入和输出来实行组织、管理和控制的。对功能的控制无疑是从需要出发、服从于价值目标的；而被需要和价值目标规定了的功能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从功能在系统中所占的核心地位，也可窥见价值论在系统论中的重要地位。
系统工程是为了解决现代化生产和其他大工程所产生的“系统性问题”而创立的一个大门类组织管理的工程技术。而组织管理活动归根结底是以最优化的系统方法，建立系统优化模型，从而使其结果价值最大化。
尽管目前有关管理学的各种论著都涉及价值分析、价值研究等内容，但对管理中的价值问题的重要程度和研究力度还很不够。对于这一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高级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霍金森已经注意到了。他在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领导哲学》（中译本由刘林平、万向东、张龙跃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中开篇明义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高度组织化了的社会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管理领导问题显得异常重要。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只注重提高组织的效率，强调领导管理中的技术方面，却忽视了组织领导中的人文因素，把效率和效用作为组织的元价值，使组织失却了价值意义。而哲学对此则是一种补偿力量。哲学应该注重对于管理领导问题进行价值分析。价值的出现，通过合作行动的价值的实现，管理过程中价值冲突的消除，以及在组织机构的政治舞台上价值之间的争论与它们相互之间的阻遏牵制——所有这些都是每日每时管理所经历的一部分。以往刻板的技术哲学忽视了管理中的价值哲学问题，因而使哲学和管理交叉领域的研究趋于空泛。他还提出：“管理的技术形式的真正本质就是价值。”对这一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他在各章节中都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哲学可以划分为逻辑和价值两个部分。因而，在以后的各章中，他在对领导、管理、组织等技术、理论问题进行逻辑分析的同时，还专用一章（第二章）论证了“管理与价值”问题，并且在全书的每一章都研究了价值问题，如“价值渗透”、“价值逻辑”、“价值范式”、“无价值”、“价值变质”、“价值优先”、“价值审查”，等等。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第七章）中所概括的那样：“本书已经着重阐述了价值问题。再没有比价值更重要的了，因为它是所有意义之源泉。”“本书通篇所讨论过的哲学寻求使管理获得一种价值行动的意义。的确，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它在寻求帮助领导者通过意义为人民服务。它既不是口头上的也不是劝告式的而是实践的。”
的确，管理、组织是以价值、利益关系的存在为基础的，并且是以调整、分配价值和利益关系为主旨的。有人的存在就有人的需要。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要生产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彼此配合、相互协作，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在满足他人的同时满足自己，就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利益集团。而私有制产生后作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阶级冲突，又导致了凌驾于公众和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的管理公共事物的国家的产生。要协调社会利益集团内部的价值、利益关系，消除或缓解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价值、利益冲突，就需要系统的管理，需要组织机构，需要领导。要实行系统的管理、组织和领导，就需要有认识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筹划。这种认识准备和思想筹化的高级的、现代的综合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科学。利益、价值产生于生存的需要；行动产生于利益的需要；管理产生于行动的需要；系统科学则产生于现代管理的需要——这就是系统科学必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价值逻辑。
这里有必要指出：由于系统科学产生于现代管理的需要，并且主要应用于现代管理的实践，而价值问题在现代管理中又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因而系统科学家一般都很重视系统科学的价值问题。拉兹洛在他的《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一书中，不仅强调人的作用和价值问题的重要，而且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系统中的价值问题。但是，由于我国研究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学者大都是以自然科学的视角和自然工程学的方法研究系统论的，因而对系统科学中的价值问题大都论及不多，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没有价值因素的系统只能是一个无人的系统，而无人或没有人作参照系统的系统不但对我们毫无意义，而且也难以摆脱自然主义和机械论的窠臼。值的注意的是，乌杰同志在他《系统辩证论》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论述了系统中的价值问题，在国内系统科学的研究中可谓独具一格。
二、系统工程中的价值分析
如果将系统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包括系统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如系统方法、信息技术、控制技术、运筹学方法等）和应用科学（工程技术）这三个门类，那么，系统工程就是系统科学门类结构中的应用科学；它所要解决的是系统科学中的实践问题。实践是技术（事实）方面和价值方面的统一。因而，组织管理系统工程的实践也有技术性分析和价值性分析这两个方面。这里主要探讨系统工程中的价值分析问题。
系统工程中的价值分析，一般有价值前提分析、价值基础分析、价值结构分析和价值过程分析这四个环节；而在这四个环节中始终贯穿着功能分析。
（一）价值前提分析
价值产生的前提有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可以分解成需要、能力、工具、对象这四种因素。价值的前提就是这四种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①需要分析
第一是需要性质的分析。如：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正当要求，哪些是非正当要求？需要性质的确定不能根据需要本身，而要根据自身的需要与对象、与他人需要之间的关系，并且要依据一定的已有的价值标准。
第二是需要类型的分析。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尊重的东西、成就的需要，等等。也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层次）去分析。
第三是需要层次的分析。如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或第一需要、第二需要……等等。
第四是需要能级的分析。如亟需迫切需要的或非亟需的：必需的或可有可无的，等等。
第五是需要序列的分析。如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第一阶段与第二、第三阶段的需要；原生需要与派生需要；目的性的需要与手段性的需要，等等。
进行需要分析时要有系统、整体、联系、发展的观点。因为需要既是一个依次派生的系列，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②能力分析
这里所说的能力，是指作为主体的人自身内部所具有的能力。它是人自身具有的能量与个性在各种活动中的结合。人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生理能力（如自我更新能力、反应能力、活动操作能力等），心理能力（如意志能力、情感能力、认知能力等），社会能力（如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
③工具分析
这里所说的工具，是指作为人的内在能力之摸拟、延展的外在手段的总和。这种工具（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为人的生理能力之模拟和延展的物质工具系统； 二是作为人的心理能力之模拟和延展的语言符号（信息）系统；三是作为人的社会能力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社会的设施、制度、意识形态等）。
④对象分析
这里的对象是指需要所趋向的对象，因而它也是受需要支配的能力以及受能力支使的工具所指向的对象。这种对象也可分为三种：一是可利用的对象，这是一种得利已的力量；它可作为人所利用的“工具”（动力）。二是供改造（或消灭）的对象，这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三是非现存的但却想创造出来的对象，这是一种理想的对象。
⑤综合分析
所谓综合分析，就是在对上述四个因素分别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四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功能关系加以系统性的分析。这四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需要可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因素是需要，它决定是否需要某些功能或价值；第二个因素（能力）和第三个因素（工具）与第四个因素中的异已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则决定某些价值的产生是否可能。有需要而无可能的，不可能成为价值；有可能而不需要的，也不会成为价值。需要与可能的一定方式的统一是任何价值赖以产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任何理想都会成为幻想，任何努力都会导致空忙。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一项规划或决策时，都要缜密地考察和分析这个前提。在此基础上，还要分析需要与可能得以统一的各种条件。
（二）价值基础分析
以能力、工具为中介的需要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亦即需要与可能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价值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前提；而价值能否产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还直接取决于人们是否去积极地对待（认识）这种关系，如何去对待（以何种方式去对待）这种关系。因而，人们对待以能力、工具为中介的需要与对象之间关系的活动，才是价值赖以产生的直接基础。所谓价值基础分析，就是指对人们的这种活动方式的分析。
当人们需要某种价值而且又正确地认识，完全有可能（能够）获取、创造这种价值的时候，人们主动的对待需要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活动就成为必然了。具体地分析，人的自觉创造所需价值的活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需要与所需对象自然同一的情境下，人不是以生物本能的方式来利用对象的，而是以社会的、理性的方式对待对象的。例如，人的生活消费活动不象动物那样胡吞乱咬，也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物性需要，而是讲究体面，具有审美、交往、友谊等价值性目的。
②在需要与所需对象同时并存且无矛盾、但又因存在中介性障碍而彼此隔离的情境下，人则通过自觉的活动并利用、创造一些中介物，使二者沟通或结合。如商业、贸易、交通、通讯、服务、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等，即属此类情况。
③在对象不符合或对抗人的需要，即存在对象障碍的情境下，人则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或改造对象（如变废为宝、变害为利等），或调整需要（如欲食肉、粮而不得，改用野菜充饥等），或使二者隔离（如除废、禁毒、避灾逃难等），或通过苦行而忍受苦难。
④在有对某种理想对象的需要而这种对象又不存在（即出现了“主体性障碍”）时，人则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实际的可能，或改变需要（改求其他对象），或压抑需要（如禁欲、宗教的或伦理的禁忌等），或通过对某种理想对象或理想境界的构想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慰籍或麻醉（如神话、神话式的宗教、乌托邦式的构想等），或通过自觉的实践活动把所需要的东西（价值物）创造出来（如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工艺活动等）。
决策者一般是某一系统或某项工程、某项行动的领导者或管理者。他通过作出决策并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指令系统去支配、调动决策的执行者进行协调一致的集体性的活动。因而，通过价值基础的分析把握人们的积极性的价值根源，了解人们对待需要与所需对象之间关系、创造价值的活动方式，是作出正确决策并保证决策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整个规划、决策和管理的活动中，要善于综合地、灵活地运用上述几种理性的价值活动方式。
（三）价值结构分析
管理的行为目标应是事实和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模型。一方面，要有可靠的事实依据。要以主体需要和客体功能的关系为轴心，通过调查研究，全面地把握有关情况，并结合组织的性质、上级指示和本单位的任务，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有合理的价值结构。第一，要根据公正原则和各种社会规范确定行为的积极性质和正确方向。第二，要有一个全面的类型结构。要把物质性的价值和精神性的价值统一起来，把解决实际问题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防止片面，偏颇。第三，要有合理的层次结构。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既要摆正三者之间的层次关系，又要选好对各方都具有较强吸引力的利益重心；防止只顾一头或轻重倒置。第四，要适当把握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价值能级，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期望值。每一项指标要达到什么程度，每一层次应发挥多大的能量，都应做到适度。“不要做得不够。也不要做得过分”（邓小平同志1957年5月在表年团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第五，要安排好各种价值目标的序列关系。先达到哪些目标，后实现哪些目标，都要按步骤有条不紊的进行。要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当前实践和远大目标统一起来。此外，还应注意处理好价值的性质、类型、层次、能级、序列之间的关系，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实现各种资源（功能、力量、价值）的最佳配置。
价值是丰富多彩的，是多少活动领域就有多少类价值。从正面价值来看，常见的有真、善、美、才、学、识等主体性的价值；有财、利、用等客体性价值；有权、力、信息等中介性价值。但价值的两个基本的层次是物质利益（“利”）和伦理道德（“义”，亦即作为各种德行之总汇的公正）因而价值结构的核心是物质利益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物质利益问题是个体如何对待自身需要与所需对象之间的关系（“物我关系”）问题，解决这种关系所遵循的总的原则是物质利益原则。伦理道德问题是人们如何对待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问题，在这一层次上人们所遵循的总的原则是公正的原则。比利益和公正更高的价值是自由，自由是以利益和公正为基础的人所努力追求的最高原则。
（四）价值过程分析
任何一项系统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都是价值目标逐步达成的过程。因而，系统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谋求和实现过程。与系统工程的制定，实施过程相一致，系统工程中的价值过程分析也有以下几个步骤：
①确定价值前提、价值基础和价值结构。
②在此基础上，分析、发现和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问题是需要与对象之间、价值（“应当”）与事实（“是”）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如果没有理想性需要，没有“应当”，就不会发现和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所谓问题，实质上就是现存事实同价值目标之间的差距和矛盾。调查研究、分析预测都要注意这种差距和矛盾。
③确定目标。这主要是以事实作支持的价值定向。
④搜集、整理和加工信息。就是搜集有价值的、因而值得搜集的、有助于达成价值目标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研究）。
⑤预测。预测既要有对事实发展趋势的预测，更应注意对价值情境变化的预测。预测为决策的优化控制奠定基础。
⑥评价选择方案。这既要根据需要与可能，也要权衡利弊，优中选最优。
⑦可行性分析。即对需要与可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
⑧抉择。即通过比较从备选方案中选出最好的（最优的）方案。
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实现过程。
⑩审查验证方案。这一步也需要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标准。
三、系统价值工程
系统工程既是某些价值目标的筹划和实现的过程，又是各种经验成果、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的过程。因而，从根本上看它是一项系统的、有控制的、以信息为传媒的高度综合性的系统价值工程；它所运用的基本方法也是具有哲学色彩的价值工程学的方法。为使系统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更加完善、更有价值，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决策学、咨询学、战略学、领导科学、现代管理学、信息学、情报学、预测科学、创造学、科学技术论、心理学、人才学、社会学和其他相关科学的价值研究成果和价值分析方法，对经济技术学中的价值工程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价值哲学的改造、重构和提升，使其成为一种适合于系统工程实施和系统科学研究的一种准哲学层次的系统价值工程学。
系统价值工程就是以主体需要的满足为目标，以一定的价值体系为尺度，以客体功能的分析、评价和设计为中心，以尽可能少的功能消耗（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目标的有组织地创造所需价值的高度综合性的活动。它的基础理论是价值哲学和系统科学，它的可作借鉴的范式是工程学。它是价值哲学、系统科学和价值分析方法、工程学方法的实际应用。与以反映、解释世界为直接目的的理论解释学不同，系统价值工程学则立足于在实践中改造和创造世界。
系统价值工程的设计，就是通过事实性（可靠性）和价值性（有效性）的双重性的分析和评价，构建出既符合主体需要、又具有实现可能的实践工程模型，从而形成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模式，使系统科学的研究更切合实际，更加科学。
* 全国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