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期待——“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哲学论文,期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 （1999）12—0006—11
1999年10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包容了哲学各学科的代表约200余人与会。本刊编辑部认为，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呈现。在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回顾、总结了新中国50年来中国哲学所走过的历程，正如李铁映院长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在这50年中，“哲学与祖国人民共命运”。通过回顾和总结，与会者充分意识到，哲学的健康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只有国家的顺利发展才有哲学事业的繁荣。
其次，由于传统的教学和研究体制的影响，哲学各学科之间的交流较少，这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而这次会议作为首次全国性的由各学科代表参加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已经进行的各学科交融的事实，同时也将进一步打破各学科之间划地为牢的陈规。受这次会议启发而拟议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哲学大会”，将以问题为出发点而非学科为界，充分反映了面向新世纪中国哲学所追寻的方向。
因此，这次大会将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哲学研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哲学研究的品位。
由于与会者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现有水准，因而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和会议期间的发言，相应地反映了各学科的有代表性的总结和新见解，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就以本刊记者分别参与的学科为基准，扼要介绍会议的重要观点。由于各学科讨论的重点不同，各记者表述的形式也有差异，因此，本文是一篇各学科自成体系的综述的汇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50年的回顾总结
与会者回顾了新中国哲学50年的历程，总结了主要成就，并就阶段划分、基本经验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与会者一致认为，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哲学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哲学工作者队伍。关于阶段划分问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陈中立、闵家胤认为：新中国哲学50年，可以划分为“文革”前，“文革”期和“文革”后这样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创新、发展—曲折、危机—再创新、再发展的历程。吉林大学孙正聿则从哲学基本样式和内容的角度，提出新中国哲学经历了从80年代前的教科书哲学，到80年代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出发点的教科书改革哲学，再到90年代以原教科书为背景提出问题的后教科书哲学这样三个阶段。南开大学王南湜从哲学范式转换的视角，提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的历史，可以描写成一个从实体性范式到主体性范式再到人类学范式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可以从哲学本身的内在逻辑以及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中去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着重回顾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指出，50年的总结，最重要的是要从学术层面、学术发展来总结，如主题转变、范式转变等。从学术层面来看，近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是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返本”，即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开新”，即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局面。由于中国是在农业文明传统下、并经过俄国的介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加上中国实践上的失误和为政治服务中出现剪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差，因此“返本”是必须进行的。经过对“文革”中盛行的“顶峰论”、“反生产力论”等等的“拔乱”，“返本”取得了成效，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维度。在“开新”方面，我们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工作，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开拓，如对实践、主体性、价值、文化、社会哲学、经济哲学等等的研究，其中也包括中外哲学的新成果。不少与会者对这个概括总结表示赞同。
在总结50年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科学、哲学与价值、哲学与群众等等的关系问题，而其实质，则是如何正确把握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功能的问题。在这方面，王锐生的分析总结比较系统。他认为，从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视角看，50年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是：1、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 要正确认识“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他认为哲学离不开政治，她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哲学的本性。但只提“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则偏狭，因为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而且要看到，哲学为政治服务的社会效应，还取决于政治路线是否正确。2、在哲学与价值的关系上， 要认识世界观包含价值观，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即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所决定的。80年代后我国价值热的兴起，对实践、人和价值的强调，是我国改革开放现实的需要，是近20年中国哲学适应时代、推动时代的一大表现。3、在哲学与群众的关系上，要正确评价五、 六十年代群众学哲学运动，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认为：群众学哲学运动虽使哲学普及工作有了一定成绩，但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问，不适合用群众运动方式去开展；一个民族要有理论思维，但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要靠系统化和提高工作，而不是主要靠普及；对直接生产者来说，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哲学思维，而是靠技能和熟炼程度。4、 关于哲学终极解释（对哲学真理的判断）权问题，他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把对哲学真理的判断权还给了实践，但80年代前的一段时间里，常常错位。他提出理论批判与政治权力有各自的使用规则。掌权者若垄断了对哲学真理的解释权，就既不利于“百家争鸣”的开展，也不利于对真理的探索。
关于哲学的本性和功能问题，孙正聿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身而二任：解放思想；追求崇高。要承当解放思想的任务，就必须实现哲学自身的五个解放。一是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具体地探索和研究现实生活和现代哲学所提出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二是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提出新的问题和论证新的思想；三是从经验化、常识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以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种种哲学问题；四是从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潮中解放出来，突破在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模式中定位哲学的传统思路，在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的多向关系中重新定位哲学，为哲学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五是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况中解放出来，从而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探索哲学所面对的人类性问题。高清海提出了另一种内涵的哲学的多重性质和功能说：1、 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某种敌对性；2、就它的内容说，哲学同属于文化范畴；3、作为知识体系，它又具有人类性、世界性。他还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其他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一种“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在实质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付诸文字、写在书本里的属于有形的“显型理论”；另一种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无形的“隐性理论”，后者我们过去称之为“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不少与会者提出，现代哲学无论从创造主体看还是从服务对象看，都是多元的。她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学科群，并具有多重功能，也就是说，它既有反思功能，又有超前的预见功能，发挥着先导和解放思想的作用。
二、21世纪哲学前瞻
一定的时代总是孕育着一定的哲学，因此，对于21世纪哲学的前瞻，必须首先研究现今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与会者正是由此出发来探讨21世纪哲学的前景、主题、使命、形态等问题的。
王锐生认为，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主要是要应付两种挑战。其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是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相关联的。苏东剧变表明，一旦这种地位丧失，她的主导地位立即发生变化。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社会环境和氛围的变化而面临挑战。因此，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应靠自身的理性力量去征服人们的心灵。如果它能比别的哲学更透彻地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那么她就能支配人们的头脑。其二是科技革命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最新科技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来审视自己的未来发展。例如，要思考科学文明与人类生存的关系。
邴正提出了来自生活实践的三大挑战，并阐述了自己对当代哲学使命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用启蒙精神引导社会，走出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的精神桎梏。但是，时代的大踏步前进，社会的急剧转型、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使哲学不但未能从容地享受启蒙时代的憧憬，反而遭到来自生活实践的三大挑战。其一是利益驱动煽起的功利主义思潮对哲学的形而上学追求的挑战。如果不对功利主义加以反思、引导，那么就极易演化成经济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因此，哲学必须对功利主义进行反思、批判，才能回答时代的挑战。其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的社会生活的日常生活化对哲学的超验方式的挑战。如果我们不面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不回答消费、闲暇、交往产生的问题，哲学必然边缘化。其三是全球化、信息社会的来临造成的大众文化对哲学的精英文化、人文精神的挑战。哲学要操作形上世界，必须面对大众文化，引导大众文化。邴正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理想性的追求，而上述三大挑战归结为一点，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实际上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发展中的核心矛盾。因此，当代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努力把符合21世纪社会发展的形而上学追求、理想价值追求注入经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顺应经济与日常生活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潮流的同时，努力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
任平就21世纪的哲学走向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思索新世纪的哲学走向，要突出时代性、全球性和民族性。关于时代性，他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即后现代、后工业化的时代。他在比较分析了新、旧全球化时代之差异后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下人类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的改变，哲学必然随之改变，而交往实践观应是最有希望成为21世纪哲学的主题之一。关于全球性，任平认为，从全球范围来考察哲学主题和模式的演变，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古代哲学是“客体论”，其主题是对本体的探索；近现代哲学是主体论或“主体—客体”两极模式论，其主题为对抽象、大写的人（主体）自身的探索；后现代则是交往哲学，其主题是“主体际”研究。我们则要在与后现代对话中超越它，这就是交往实践观或交往实践唯物主义。其基本框架是“主体—客体—主体”，它将客体论、主体论、主体际论融为一体。关于民族性，任平认为交往实践观更是中国文化和当代发展实践的哲学精神的共同指向。中国儒学的主题就是主体际关系，其目标是主体际和谐有序。中国的发展正处在一种新全球化即全球后现代氛围下实现现代化的特殊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对外开放，本质上都是交往实践。因此，顺应时代的转变，交往实践观正是21世纪哲学的主要生长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关于21世纪哲学的主题和走向，还有多种不同观点：比如有的认为，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发展哲学，将成为中国哲学的主题。还有的认为，生存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重大问题，建构生存实践哲学将成为面向21世纪的重要走向。再有的认为，社会哲学有可能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重要角色。等等。
会上还谈到如何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这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正在进行的一个重点项目，可惜会上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吴元梁、郑一明认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1976—1985年是学科建立并全面铺开的阶段，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形成过程以及对马、恩、列、斯、毛的哲学思想的专题研究。2.1985—1990年是推动研究深化的阶段。如马恩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问题，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唯物史观的最高表现形态问题，如何评价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问题，如何评价列宁《帝国主义论》中一些论断的历史局限性问题，如何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流派的问题等，另外还加强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列宁学、毛泽东学的了解和研究，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研究。3.1990年至今是进一步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阶段，这是一个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哲史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同对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结合起来的发展阶段。
二、关于50年马哲史研究的主要成绩。黄楠森认为有五方面的成绩：1.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过程和形成标志，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只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状况；2.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过程，改变了以往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运用说；3.挖掘研究了过去不重视或重视不够的问题，如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人道主义原则等等；4.对列宁的哲学思想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对列宁《哲学笔记》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改变了苏联过高评价《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忽视《哲学笔记》的状况；5.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大量的研究，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另外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失误也作了研究。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特点。张奎良从十个方面加以说明：1.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2.视角的更新，由人云亦云到自我体认为主。3.热点的转换，由注重恩格斯、列宁到向马克思的原著回归。4.确立新的立足点，由物质决定论转向实践创造论。5.哲学功能的变化，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6.辩证法的新领域，由自然辩证法转向主体辩证法。7.创新布局，马克思哲学发展阶段的新划分。8.破除断裂论，填补马哲史研究的空白。9.拓宽视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融入。10.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和邓小平哲学思想步入马哲史的殿堂。
四、关于马哲史学科的发展趋势的展望。吴元梁、郑一明认为，马哲史学界需要进一步面向当代实际、面向20世纪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面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把历史研究和回答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寻找新的生长点；从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中发现症结之所在；关注当代社会实践和时代的发展及对马哲史研究者提出的挑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关于21世纪马哲史学科建设的任务。庄福龄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1.历史要梳理，经验要总结，教训要深化。2.不能回避和绕过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成果。对他们在马哲史的地位和贡献还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说明。这其中还涉及到如何对待围绕毛泽东、邓小平的一大批哲学家。3.要放眼世界，善于对话。
伦理学
一、50年伦理学学科的建设、确立和发展的回顾。罗国杰把我国伦理学50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建国到1965年是伦理道德的发展时期。在道德理论领域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道德生活实践领域体现了较好的良性发展态势。2.“文革”是伦理道德的破坏时期。在道德生活实践上，社会道德风尚和道德思想信仰遭到破坏，从道德理论的发展上看，受“左”的影响，对道德理论的解释和理解上发生了偏差，如对集体主义、对中国、西方民族传统道德等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3.改革开放时期是伦理道德的发展进步阶段。从道德生活的实践上说，对社会主义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以及道德应用的不同领域的许多规范作了规定，对道德在现实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治理加大了力度。从道德理论上讲，写出了前所未有的有关中西伦理学史，以及职业道德、生态伦理等著作，克服了以往对中西古代、现代的伦理思想的片面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立了对中国的传统道德应采取“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西方的优良道德“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并正在逐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的道德理论形态。客观公正地分析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和伦理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使道德建设不但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不但能适应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道德支持，而且还能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保障作用。
二、50年伦理学问题域发展的分析。陈瑛认为，伦理学问题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属于萌发期，问题主要集中在道德的社会必要性和对古代传统道德的继承性的讨论上。2.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属于恢复活跃期，先后展开了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论争，关于道德主体性的论争，关于个人和集体关系的论争。通过争论，处于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另外，在这一时期，更注重对中西方伦理学史、对西方伦理学派和思想，特别是存在主义伦理学、弗罗伊德主义伦理学的研究。职业道德、爱情婚姻家庭道德、道德教育学、道德心理学等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3.从90年代开始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伦理学研究的重点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讨论，它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代价论， 即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以道德的滑坡为代价？（2 ）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到底如何？（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否需要伦理道德的重构或重建？另一方面是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它主要围绕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及各种职业道德等问题展开研究。陈瑛还认为当今伦理学中贯彻着两个重要课题：1.经济发展与经济伦理问题；2.普遍伦理问题。
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
一、关于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会者普遍认为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更为突出。王树人回顾并展望了哲学研究、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关于“成果”与“人才”和思维的悟性。50年来国内哲学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却缺乏具有“创新”的哲学著作和人才，其内在原因是因为悟性思维的“罕见”与“缺乏”。而悟性思维，是超越知识局限和逻辑制约的自由思维，是古今中外，一切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和大诗人在创新中必然进入的思维方式。几十年来的外在“政治化过程”和内在的“科学化过程”共同导致了悟性思维受排斥和压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哲学的本质与现代哲学的位置。他认为，哲学的本质在于“思”，而且是高级的“哲思”，而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它应当具有的现代位置。还在回归真正“哲思”的途中。而中国哲学研究回归真正“哲思”之日，就是真正哲学创新著作和真正哲学家产生之时。
俞吾金指出：关于哲学的分类，应当以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内容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根据外在的标准。多年来，国内哲学研究分类标准不一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如将以地区、国家为标准的划分和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分野的标准混合起来来划分哲学，将哲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等。在西方哲学中又将哲学分为英、法、德、美等国的哲学等等；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如对自然科学，就根本不能以国家和地区来划分。此外，以政治事件发生为界来划分哲学也显得颇为牵强。他建议可否根据“文明”为标准来对哲学进行划分。同时，他指出，对哲学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哲学文本之中，哲学来源于Metaphor（隐喻），应当从非哲学的文献中发掘哲学思想。
就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而言，近2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有很多，江怡提出了如下四点：（1 ）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要严格区分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不能用政治标准取代学术要求，这是研究者的必要素质。 （2）绝不能用情感判断代替逻辑判断，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3 ）研究者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研究工作中绝不能附庸风雅、人云亦云。（4）研究者必须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必要的外语能力， 特别要注重加强与国外学者同行之间的密切联系。
应当说，这些教训在大多数研究者那里已经得到了吸取，这可以从近年来我们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所争论的问题中得到证明。这些争论主要包括：（1）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2）关于“实在”观念的讨论。（3）关于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4）关于“实践”的讨论。（5）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6）关于前苏联哲学中对“人学”与“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
以上争论表明，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确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研究者们开始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对当代外国哲学的理论观点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判。而且，通过与国外学术界和学者的交流，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和个别问题上，已经基本上达到与国外同步，并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当然，我们的研究在整体上还无法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实质性的平等对话，在某些方面还远远地落后于国外哲学的发展。因而，加强对当代外国哲学家思想理论的追踪研究，尽快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观念，这是摆在国内研究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二、关于东方哲学的研究。大家普遍认为，应当重视国内的东方哲学研究。从外在条件而言，应当创造一个政治与学术环境；就研究者自身的素质而言，应当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在讨论中，黄心川教授指出，中国哲学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出几本世界公认的哲学著作？其原因大概有：（1）离政治太近；（2）改革开放前对外了解太少；（3）国内大学的哲学系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 是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为此，他提出建议：今后哲学是多元的融合，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而国内的东方哲学研究必须予以重视。（1 ）要搞基础建设，如资料文献的收集整理；（2）要加强人才的培养；（3）出国交流学习；（4）要进行全国范围内学术交流。同时，他还在其论文中， 对东西方哲学的汇合与东方哲学的转型作了论述。指出随着当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频繁的接触、以及信息高速传递，东西方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总趋势。而东西方哲学也正在世界范围内汇合。特别是二战之后，东西方哲学的交流融合正在更大范围内加速进行。东方哲学也在发生转型，形成自己本身的特点。同时，东方哲学的转型也受到各国历史传统、社会发展、文化结构和思维形式等方面的制约。他特别指出，在现代，由于西方哲学、文化在东方各国广泛的传播，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东方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过去曾经是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或者东西方文化结合得较为成功的国家显得更为突出。
蔡德贵指出，当前必须重视宗教和宗教哲学研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都是与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未来社会中，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很可能都受宗教势力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由于积极入世，又多以正教合一的形式出现，是一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世界局势的力量，这一点只要对历史稍加回顾就不会有丝毫怀疑。他在论文中还指出了当今宗教问题新动向的六个方面，如宗教极端主义活跃、宗教渗透、新兴宗教的世界化趋势、宗教的世俗化和世俗的宗教化、宗教与科学的合流、神学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过渡等。他又结合当今世界的邪教和迷信的猖獗，对中国的邪教——法轮功的危害作了分析。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哲学
一、自然辩证法的历史。龚育之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工作从50年代到现在分成两个阶段：1.解放初到70年代末，是自然辩证法的广泛传播和发展阶段；2.70年代末到现在是总结经验，开创新局面阶段。林夏水认为50年代主要是探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而现在是怎样形成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李醒民认为本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相对繁荣，当时有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他们的科学思想是与世界的科学思想接轨的，进入中叶以来，出现了某些方面的倒退，主要表现在对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重视不够。金吾伦认为科学哲学最初注重引介西方科学哲学，更多的着眼于各流派观点的介绍；80年代末，研究集中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到对基础主义，工具论和还原论的批评，并深入到科学的现代性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争论。
二、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金吾伦认为自然辩证法有4 个重要的研究领域：（1）自然哲学；（2）科学哲学；（3）科学、 技术与社会（STS）；（4）现代化模式探讨。
吴国盛认为传统的自然辩证法主要有二个研究方向：（1 ）科学技术哲学；（2）科学技术社会学。由于历史原因， 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向来模糊，缺乏学术范式，这个学科通常只被当作一个交叉的边缘的研究领域，很少被当成一个学科来建设。但没有学科建设，就很难有学术意义上的进展。中国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必须尽快摆脱“过渡状态”，尽快建立学术规范。所谓学科化既有社会建制的方面，也有内在范式的方面，用“科学技术哲学”替代“自然辩证法”，标志着中国自然辩证法在学科化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但学术范式的方面没有突破性进展。
曾国屏认为学科建设不应该先验地制定一些规范；而应该充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既要继承传统，又要适应当代。自然辩证法有二个研究方向，其中的科学技术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现代的新发展，而科学技术社会学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紧密联系了起来。
黄顺基认为开创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他对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内容发表了己见。
三、未来的研究重点。金吾伦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5 项重点：（1）时代论；（2）知识论；（3）存在论；（4）创新论；（5 ）整合论。随着复杂性科学、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而在这一新理论中包含许多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如不确定性、突现，自组织、自创生、超越还原论、整体论等。它揭示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整体。关于整合论研究可以侧重在三个方面：（1）理论研究和哲学研究；（2）从中提炼出新的思维方式；（3）应用于实际， 尤其将复杂性研究成果应用于发展战略、经济和管理，使之“最充分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吴彤认为复杂性是世界的基本属性，它可能产生于简单性，但是不能归结为简单性，它穿越于不同层次，把自己的整合功能传递给每一个层次。认识复杂性的动力学起源是当代科学最引人入胜的概念难题之一，研究复杂性的演化与整合特性更是当代科学最复杂的认识使命之一。
苗东升把科学看作一种自组织的动态系统，科学发展是保型演化和转型演化二种模式交替出现的历史过程。科学系统的发展经历了三种形态：科学系统的第一个历史形态是古代科学，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第一次科学转型演化，产生了主要以牛顿理论为代表的科学的第二种历史形态，可以粗略地称为机械论科学。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孕育着另一次科学转型，科学系统的第三种历史形态（有机论科学）正在孕育中，西方学界近年来甚嚣尘上的“科学终结论”的要害在于不懂得科学是个动态演化系统，有不同的历史形态，错把转型当终结，把机械论科学的终结当作整个科学系统的终结。
在科学终结和科学转型问题上，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观点也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丘成桐认为在数学最终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与终极理论融合在一起以前，数学家永远有事可做。他指出费马大定理本身并不重要，但证明费马大定理的理论比费马大定理重要得多。假使费马大定理有错的话，那么整个数学的某个主流就会产生大的问题，所以费马大定理到了这十年已是非证明不可了。关于混沌和复杂性所显示出来的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如“蝴蝶效应”，丘成桐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预言的。我们不能预言就是因为对它还没有了解清楚，我们在这方面的结果很少，没有定理，而没有定理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了解，所以可以讲这本身不是一门学科。不过混沌的问题，只要它是出现在自然界，是可以解决的。
自然科学研究以探索自然规律为己任，追求思维的确定性。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产生，尤其复杂系统，存在许多变量，不确定因素增加，致使传统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受到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的研究要以不确定性代替确定性作为其方法论标准，而是力求在杂乱无章中发现秩序，将偶然性、随机性包含在规律性之中，数学中可靠性理论，控制论研究中不同于以往的“黑箱”、“白箱”的“灰箱”；混沌学中的“混沌序”等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科学技术哲学不仅考察科学理论的发现、发展，而且考察科学的研究者本身，考察科学的传统、价值、动力、方法等，从而使科学技术研究朝着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加速进行。
中国哲学史
对于中国哲学50年乃至100年的总结，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 这里面有二个问题须加以提出，即广义的中国哲学与狭义的中国哲学。所谓广义的中国哲学即是指中国人的哲学研究，或哲学在中国的存在，这当然包容了所有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东西方哲学，狭义的中国哲学等同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即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但是这二者并非界限十分明显，因为广义的中国哲学本身即构成了中国哲学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面对新中国哲学50年这样的话题的时候，这二者是有很大的交叉性的。
其次，这蕴涵着下面所要提出的问题。
首先是蒙培元先生所提出的“中国哲学”的纯粹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个方法论问题。
从中国哲学学科在本世纪创立以来，如胡适、冯友兰这样的先驱者，一直试图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总结、概括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这种方式始终是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近年来，人们用存在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或以他们的方式来提出问题，甚至试图建立“中国哲学的解释学”这样的方式。
同时，近年来对这种方式的批评也逐步升及，即西方的方法是否能够恰当地总结具有完全不同思维特征的中国哲学，甚至说，中国是否存在着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哲学”，因为中国思想中显然缺乏西方哲学探讨问题所依据的语言和体系，蒙培元由此提出，中国哲学研究必须了解西方哲学，但必须从更高的程度去领会中国哲学的精神。
其次是郑家栋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虽然中国哲学的研究近年内似乎很兴旺，但中国哲学至今并未成为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知识背景。而本土的传统资源在知识谱系中的缺席既是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同时也是100多年来中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的产物。 也有中国哲学研究者自身的责任。
对于如何评价中国哲学史研究在近50年或者100年的状况， 学者们的意见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近100年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但对于成就的评介，有人认为后50年要远远超过前50年，而有人则刚好相反。认为出版的繁荣并不必然标志着哲学本身研究的繁荣。
另外，对于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价值，及诸如冯契等人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逻辑学
逻辑是人们从事理性思维不可或缺的工具，要提高科学创造水平，改进教育质量，提倡素质教育，就得重视逻辑学。
张清宇认为逻辑学在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为了促进哲学学科解决现实中带有理论性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更要加强现代逻辑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现代逻辑基本理论的武装，要想培养出学贯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是不可能的。
现代逻辑大致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看：一是数理逻辑方面，包括：一阶逻辑、高阶逻辑、模型论、证明论、递归论和公理集合论。二是哲学逻辑方面，包括经典逻辑的各种扩充和其他各种非经典逻辑，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多值逻辑、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和弗协调逻辑等。三是逻辑学和数学语言学的交叉方面，包括动态逻辑、逻辑程序和人工智能中的逻辑等。
哲学逻辑方面的分支一般都以命题逻辑、谓词逻辑为基础，与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和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哲学逻辑是各种非经典逻辑分支的统称。
随着逻辑研究中多元化倾向的加强，人们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来定义有效推理和逻辑常项，并且不指望将人类多种多样的认知方式归结为单一的标准方式，哲学逻辑方面的分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发展。
现在的研究倾向是继续深入研究已有逻辑系统，并致力于创建新系统，提出新型的语义解释，积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刘壮虎提出了自然语言逻辑系统构造的新设想。根据谓词复杂的内部结构，区分不同种类的谓词，形容词对应高阶谓词形容词、对应的谓词不直接与个体词组合，形容词性质的谓词的外延不是类，而是从普通名词对应的一阶谓词到形容词修饰限制通名而得复合词组对应的高阶谓词的函项。
赵总宽指出把演绎逻辑的方法引用到归纳推理的研究上来。这是归纳研究的一个进步。80年代国际归纳界认识到用演绎方法研究归纳似乎走不通，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则对归纳理论非常感兴趣。专家系统、学习机的设计都需要归纳逻辑的研究成果。应该注意到，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有本质不同，应该用新的概念来解释理解归纳推理，21世纪初将实现从现代归纳逻辑到认知型归纳逻辑的转变。认知型归纳推理至少有5个基本特征：（1）前提内涵相干或然蕴涵结论；（2 ）结论内涵相干必然蕴涵前提；（3）前提必须是真实命题；（4）认知型归纳推理的结论受其前提和背景知识的双重制约。据上述5 项特征可把认知型归纳型推理与演绎推理严格区分开。认知型归纳推理的元性质有：（1 ）恰当性；（2）有效性；（3）合理性；（4）可应用性；（5）可接受性，他据此构造了一个归纳推理形式系统。
董志铁认为即将进入新世纪，中国名辩学研究出现几个可能的方向：（1）彻底摆脱西方传统逻辑的束缚， 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名辩学；（2）以现代符号学为工具，建立中国古代的符号理论；（3）以现代逻辑的工具，对中国名辩学作历史的考察与现代意义的发掘等。
王路认为要认清中国历史上是否有逻辑，不能以黑格尔对逻辑的理解为准，应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为准。
美学
聂振斌介绍了正在进行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课题的初步构想，即从理论上总结、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的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也是21世纪中国美学建设的基本问题。因此本课题的重点不是历史过程的描述，而是理论的建树，加强其超前性和普遍意义。主要五个方面：一，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阶段、线索、矛盾进行梳理，总结经验，提出问题。二，中国百年美学的发展及未来美学建设。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仍然是我们的重要课题。四，高科技时代与艺术化生存。五，美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滕守尧、高建平、赵汀阳、章建刚、周来祥、徐碧辉等都强调中国美学应该跟具体的艺术实践结合起来。要建立真正的艺术批评、有许多工作要做。过去只是在象牙塔里搞美学。这种搞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每个人应该既关心美学基础理论，又关注现实的艺术状况。
滕守尧指出：美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思辨型美学，一是具体的艺术美学。冈布里奇、布莱德曼等都非常重视艺术理论。现在美育成为热点。许多人编写了美育教材。但这些书大多脱离艺术实践，在概念中绕圈子，有的则是进行纯粹抽象思辩，学生对此当然不感兴趣。美育不能脱离艺术经典和艺术实践。
章建刚认为美的本质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任何批评也都是从一定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出发的。关键是要让人知道你所谓的“本质”是什么意思，人是要审美的，因此你可以把人类的审美对象都集中起来进行研究，对内容、对风格啦，等等。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有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形式主义的，等等。那么什么样的才是美哲学的呢？又如人们可以研究审美时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审美心理学，但也可能研究深了成了美哲学；还可以考虑从哲学人类学（而不仅仅是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为什么非审美不可？任何一种讨论深入了就会变成哲学，而美哲学对于未来世纪的中国是很需要的。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是很有意思的课题，社会和整个学术在这个世纪是经历了曲折、磨难和大踏步地攀升而逐步地变形（转型）。这样，仅仅有编年史，罗列人头是不够的，还是要学黑格尔，他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或史学方法论不同，那是哲学地思考出来的人类史、世界史，是夹带着丰富的思想的历史。而整理20世纪的中国的美育思想史更有意义，更能反映出启蒙的主题。
徐碧辉认为应区分非理性与反理性概念，非理性与反理性，这是有区别的。非理性是指理性以外的那些东西，如情感、直觉、顿悟等等。这些东西你很难把它们称为理性的。但它们并不反理性。应该说理性和非理性的东西共同构成了人感知和把握世界的感知体系。美学和艺术关涉的正是这个体系中非理性的这一部分。当然，其中也有理性的因素。但长期以来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于把非理性和反理性等同起来。现在是应该纠正这种误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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