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类说》所录《诗品》文字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文字论文,价值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类说》作者乃南宋晋江人曾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类说》六十卷”，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缀事实，编纂成书”，“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与原本相较，未尝改窜一词。”《类说》卷五十一采录《诗品》文字十七条（见《四库全书》文渊阁藏第873本之890页-892页，上海古籍版）。
《类说》所录《诗品》文字，截至目前为限，尚未发现古今中外的从事《诗品》研究的人利用过。故有以下学术价值。
第一，可资考镜宋代《诗品》版本源流。
《诗品》到底有多少版本？文论研究者的回答是不一致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学丛书本）说有二十四种；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用了二十八种；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用了三十三种；法国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用了二十六种；日本高松亨明《钟嵘诗品校勘》只用了郭氏所见版本的三分之二——十六种；曹旭《诗品集注》、《诗品研究》则后来居上，他不仅用了五十种版本以资校勘，而且还对五十种版本一一作了序录，并对其源流正变作了考订。他给元代以前《诗品》版本流变所作的图示为：
从图示可知，北宋只有一种版本，南宋也只有《竹庄诗话》、《诗人玉屑》所据本等三种。今以《类说》所录《诗品》之文考之，则不当如是。北宋至少还有一种本子。它就是曾慥《类说》所录《诗品》之文所据之本。这种版本的特点是：
一、从《类说》所录属《诗品》序文的那两段文字——“鲍谢说”和“诗不贵用事”——所处一始一末的位置看，这两段文字，在所据本中，一定是分离的。否则，抄录者绝不会将两段同在一篇中的文字作如此安排。这一特点，倒与《诗品》《吟窗杂录》本系统、《群书考索》本系统的序的位置相似。但是，由于所录条文太少，又较零乱无序，故仅据所录文字，尚难断定此本的卷数和品文是否完整。
二、就录存品文看，所录文字与《吟窗杂录》和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均有较大不同。今列《类说》与《吟窗杂录》本、《群书考索》本同有条目之异文，以相比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存目》云：《吟窗杂录》五卷，“前有绍兴五年重阳后一日浩然子序”。则知成于绍兴五年前。比成于绍兴六年的《类说》只早一年。而二本字多不同，可见二书所据不是同一版本。故北宋流行本中至少当有《吟窗杂录》所据本和《类说》所据本。又与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本相比，亦多有异文，故其与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本亦是不同之本。
三、《类说》所据本亦有《竹庄诗话》、《诗人玉屑》所据本文字多有不同。今再列《类说》与《竹庄诗话》、《诗人玉屑》同有条文之异字，以作比较：
据元方回《桐江集·竹庄备全诗话考》云：《竹庄备全诗话》二十七卷，开禧二年丙寅处州人新德安府教授何汶所集。开禧为南宋宁宗年号，二年为公元1206年。又据《诗人玉屑》玉林黄升叔旸于“淳祐甲辰长至日”所作之序，其书成于南宋理宗淳祐四年即1244年。则二书成于南宋中后期。其所据本与南宋初期《类说》所据之北宋本，当不是同一版本。
四、《类说》所引文字于《记纂渊海》所引则多相似。今又列《类说》与《记纂渊海》共有之条文以为比较：
》
从上表可知，《类说》所据本与《记纂渊海》所据本，当为同一种《诗品》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五云：“《记纂渊海》一百卷，宋潘自牧纂。据《浙江通志》：“自牧，金华人，庆元元年进士。”庆元乃宋宁宗年号，元年为公元1195年。《记纂渊海》当编于庆元以后。盖和编于开禧二年(1206)的《竹庄诗话》大体同时。故与《类说》所据本同的《记纂渊海》所据本和《竹庄诗话》所据本，当为南宋同时流行的两种不同《诗品》版本。但《类说》和《记纂渊海》所据本在元代以后却不流传，以至后来明清诸本文字皆少有与之相同者。不过，它确是流传于两宋的一种《诗品》版本。
五、《类说》引录《诗品》文字亦和编著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的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所录《诗品》文字相同。今亦列表如下：
品目 类说锦绣万花谷
除“嘏”作“虾”、“且”
诗有生气
袁嘏诗平平且
作“耳”外，余全同《类
说》
虬龙片甲
张秀鹰……凤凰
全同《类说》
凤凰一毛
一毛
五贤诗
二王袁谢五贤诗
二王袁谢五贤诗
上列《锦乡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三的“诗有生气”和“龙甲凤毛”二条，其谓不出于《诗品》，而谓出于《古今诗话》。《古今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考》，疑即《宋史·艺文志》文史类所著录的李颀《古今诗话录》。此书所载，大率录昔人旧说。所录书籍，大约不外：一.正史，二.别集，三.地志，四.野史，五.小说，六.笔记，七.类书，八.诗话。此书，世无传本，曾慥《类说》所录仍五十九条。郭氏《宋诗话辑佚》辑得四百条。从郭氏所云，可探得曾慥《类说》所录《诗品》文字，有同于《锦绣万花谷》的原因。曾慥所录《诗品》文字盖有出于《古今诗话》者。而《锦绣万花谷》亦录自《古今诗话》。正是由于两书均有录自《古今诗话》者，故其所录文字相同。《古今诗话》作者李颀，郭绍虞谓生平事迹无考。其实，他当为北宋中期人，基本与苏轼同时，何
《春渚纪闻》卷五《李、朱画得坡仙赏识》条（《四库全书》第863本493页）云：“李颀，字粹老，不知何许人。少举进士，当得官，弃去乌裘为道人，遍历湖湘间，晚乐吴中山水之胜，遂隐于临安大涤洞天，往来苕溪之上。遇名人胜士必与周旋，素善丹青而间作小诗。东坡倅钱塘日，粹老以幅绢作春山横轴，且书一诗其后，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视诗画，盖已奇之矣。及问樵者：‘谁遣汝也？’曰：‘我负薪出市，始经公门，有一道人与我百钱，令我呈此，实不知何人也。’坡益惊异之，即散问西湖名僧辈，云：‘是粹老。’久之，偶会于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诗云：‘诗句付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画山，笔力之妙，尽物之变而秀润简远，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其形似，便复轻訾前人。自谓：超神之妙出于法度之外者。然不能为人特作，世所有者绝少，得其小屏幅纸，以为宝玩也。家所藏二幅轴：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以来，余物散尽，此二画幸常在老眼耳。”（亦略见《苏轼诗集》卷十一《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查慎行注引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九康定元年(1040)冬十月甲辰，“以……李颀等三十人诸州文学。”（按此与《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六《人物》“熙宁三年(1070)叶祖洽榜诸科李颀试文学”之记不同。）由此可知，《古今诗话》所据《诗品》本亦即《类说》所据本，在北宋中期以前就颇为流行了。李颀《古今诗话》抄录《诗品》还有一证。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按：此书曹旭仅在引韩国车柱环校语时因车氏所引而及，《集注》“征引书目”未列入）卷一百二十八（《四库全书》976本496页）引《龙甲凤毛》（《锦绣万花谷》引同此，而《类说》则为“虬龙片甲，凤凰一毛”）亦谓出于《古今诗话》。其引文与《类说》和《锦绣万花谷》相比，只条末多“事同驳圣，宜居中品”八字，余节录和省略《诗品》的文字三书全同。同时，此还可证《类说》等对《古今诗话》并非完全照抄。“事同驳圣，宜居中品”八字，《类说》等即有意不录了。因此，《类说》等所录《诗品》文字，除有源于《古今诗话》者外，当还参考了《古今诗话》所据之原本《诗品》。《锦绣万花谷》所录《诗品》文字即有三种来源：一是《古今诗话》，如后集卷三十二“诗有生气”、“龙甲凤毛”二条；二是《镜莹诗话》引《钟嵘诗品》，如前集卷二十一潘安仁诗、张茂先诗、郭景纯诗、陶彭泽诗、二王袁谢王贤诗、谢玄晖诗等条；三是直接源于《诗品》，如升堂入室条。以此证彼，则《类说》之源，亦不止一途。这里，顺便说一句：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得李颀《古今诗话》四百条。但证以《锦绣万花谷》和《山堂肆考》，就还有《古今诗话》所录《诗品》的遗珠可拾。
通过上述考索，可对《类说》所据本在宋代《诗品》版本中的源流作如下推断：它与北宋初期的《太平御览》所据本不同，而与北宋中期李颀《古今诗话》所据本相似；与南宋《竹庄诗话》、《诗人玉屑》所据本，南宋《吟窗杂录》，南宋《群书考索》本不同，而与南宋中期《记纂渊海》所据本相似。
第二、异文可助校勘、可用正误。
如前所说，《类说》所录《诗品》文字尚未被古今中外学者利用过，故其价值还可以之作为校勘之用。也许有人会说宋代类书和诗话所录《诗品》之文与诸本多异，可能经过引者的擅自改动，从而怀疑其在校勘学上的价值。诚然，一般类书和诗话在引录典籍时，多有不依原字的陋习，但对《类说》则不可一概而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类说》所引文字“虽经节录”，但对原文却“未尝改窜一词”，其引书态度十分严谨。因此《类说》似比其它宋代类书和诗话更有校勘价值。这里，特以曹旭《诗品集注》底本校异文句为准，选择《类说》中有校勘价值的异文以作校勘，写出校文。又因《山堂肆考》，国内诸《诗品》校本亦少涉及，故亦附及之。
[谢眺今古独步]“今古”《类说》作“古今”。曹旭谓“眺”为误字，非。当是避宋讳而改“朓”为“眺”。
[既是即目]《类说》同此，而与《苕溪》、《石林》引作“既是所见则曰”不同。
[羌无故实]《类说》同此。车柱环《校证》以为“羌”当从《玉屑》引作“尤”字为是，但又说作“尤”是否《诗品》之旧，未敢遽断。今证以《类说》，当作“羌”字为胜。
[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类说》同此，是。曹旭谓“直寻”当从《吟窗》诸本作“直置”，非。
[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被”《类说》作“帔”。又曹旭谓似以《竹庄》、《玉屑》所引无二“有”字为惬，今证以《类说》有二“有”字，曹说值得怀疑。
[其体华艳]《类说》同此。曹云：“《竹庄》、《玉屑》作‘浮艳’。《吟窗》诸本并作‘华驰’。车柱环《校证》‘其体’疑本作‘文体’，涉上而误也……”按：车氏无版本依据，当从《类说》作“其体华艳”。
[兴托不奇，巧用文字]《类说》作“兴托不朽用文字”，按：当时“兴托不奇，巧用文字”之讹。《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一、《山堂肆考》卷一二八并作“兴托不凡”。诸本皆失校。
[务为妍治]《类说》作“务为妍冶”，是。《四库》《考索》本作“冶”，不误。
[而疏亮之士]《类说》作“为疏亮之士”。车柱环氏以为《竹庄》、《玉屑》并作“敦亮”，与“疏亮”亦同。其实，《类说》比《竹庄》、《玉屑》为早，作“疏亮”似更得古本之旧。《山堂肆考》作“而疏亮之音”似误。
[宪章潘岳]《类说》同此。《竹庄》、《玉屑》作“宪潘岳”，佚“章”字。后评沈约“宪章鲍明远”，即可为证。
[文体相辉]《类说》同此。《竹庄》作“文质相辉”，非是。“文体相辉”，指郭璞诗风和潘岳互相辉映。“文质相辉”则指郭璞的“文和质”互相辉映，与“宪章潘岳”义不相涉。
[彪炳可玩]《类说》同此，而《山堂肆考》“玩”作“观”。
[始变平原平淡之体]“平原”《类说》作“中原”。曹氏谓诸多明清本“平原”作“永嘉”，于义较胜。但未列亦作“永嘉”的《山堂肆考》。
[乖远玄宗]《类说》同此。比《竹庄》、《玉屑》作“垂玄远之宗”更合上下文意。
[风华清靡]《类说》和《记纂》同此，《竹庄》“清靡”作“清美”。
[谢诗如芙蓉出水]《类说》同此。《竹庄》“出水”作“照水”，非是。唐李白诗“清水出芙蓉”，皎然《诗式》“康乐公……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韩“芙蓉出水”，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君集序》“彼惠休称谢永嘉如芙蓉出水”，宋黄彻《蛩溪诗话》所引“汤惠休云‘谢如芙蓉出水’”，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三“汤惠休云‘谢诗如芙蓉出水’”等，皆可证作“出水”为是。
[颜如错彩镂金]《类说》“颜”下有“诗”字，是。
[故务其清浅]《类说》略“故”字，“其”作“为”字。《锦绣万花谷》、《山堂肆考》并作“务为清淡”。
[殊得风流媚趣]《类说》“媚趣”作“灵趣”。《锦绣万花谷》、《山堂肆考》并作“媚趣”。
[小谢才思富捷]《类说》同此。《竹庄》、《玉屑》作“富健”，误。
[其源出于谢鲲]“谢鲲”《类说》作“谢琨”。《记纂》作“谢混”，是。《山堂肆考》作“谢庄”，显误。谢庄在《诗品》中为下品诗人，不可能为中品诗人之源。
[明达变色]《类说》作“明远变色”，《记纂渊海》、《山堂肆考》亦同《类说》，皆是。
[殷不竞矣]《类说》、《记纂》无“殷”字，当是因避讳空格而缺。殷仲文在下品，谢混在中品，在下品者不及中品者，故称“殷不竞矣”。
[齐道猷上人]《类说》作“道猷上人帛氏”。按：“帛氏”，《吟窗》本等作“白氏”，非。道猷姓帛不姓白，故《类说》是至今所见最早作“帛氏”之本。《四库》《考索》亦作“帛氏”。
[汤休谓远云]《类说》和《山堂肆考》并作“汤休谓吴迈云”。
[嘏诗平平耳]《类说》作“袁嘏诗平平且”，“且”当是“耳”字之讹。《锦绣万花谷》引《古今诗话》作“袁虾”，误。
[正叔绿蘩之良]《类说》“正叔”上有“潘”字，“蘩”作“繁”。《锦绣万花谷》、《山堂肆考》引《古今诗话》，并同《类说》。《四库》《考索》本“良”作“章”，是。
总而言之，《类说》的校勘价值在于：它所据之本是北宋仅迟于《御览》所据本的一种《诗品》版本。比南宋《竹庄》、《玉屑》所据本要早。其价值比《竹庄》、《玉屑》也就更大。因此，《诗品》校勘，若列异文，当先《类说》而后《竹庄》、《玉屑》；若断异文之是非，《类说》亦当是首选依据。然今之中外《诗品》校本，均未及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类说》还能纠正某些论断性错误。今举一例：曹旭《诗品研究》十四《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诗品中的两条注文》云：“《诗品》中有两条注文，……两条注文都在‘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一是《吟窗杂录》本、《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词府灵蛇》本一系，‘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标题下，均注有‘小名客儿’四字。二是退翁书院本和《历代诗话》本系统各种明清版本，条末‘故名客儿’后，均注有‘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十字。”对这两条注文始出的时间，曹旭认为：“在目前无法证明宋、元以前即有此注的情况下，……仍把此二注归于始见的明代，一并作为此时代校注的出现。”曹氏此说甚辩，若证以《类说》，则不能成立。《类说》引录《诗品》之第十五条题为“灵运名客儿”。此当是由品题条下之注“小名客儿”而来。而条中文字“……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冶（音雅，奉道之家静室）养之，十五还都，故名客儿”，虽与“杜冶（音雅，奉道之家静室）养之”，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代《类说》或《古今诗话》所据之《诗品》已有第二个注了。因此，曹氏谓二注始于明代之说，便错误显然。同时，《类说》这条引文还表明第二条注文尚有另一种在句中和正文无甚分别的存在形式。
据笔者分析，这两条注文不当产生于同一时代。考谢灵运小名客儿，不见于沈约《宋书》和李延寿《南史》之《谢灵运传》而见二史之《谢弘微传》。最早著录其小名及其原因的则是由宋入齐的刘敬叔所作的《异苑》。刘氏“客儿”之说，不仅被钟嵘录入《诗品》“谢灵运条”之评语，而且在《诗品序》中又一再称之，如“谢客为元嘉之雄”、“谢客山泉”等。因此，“小名客儿”之注，不可能是钟嵘的画蛇添足。其后，梁简文帝亦称灵运为“谢客”（见《梁书》）。大约在隋以前，上至皇帝下至士人皆知谢灵运这位大诗人小名客儿。这时之录《诗品》全文者，盖不会惧人不知而在“谢灵运”条题下添一蛇足也。唐代之李、杜非常推重谢灵运，他们在诗文中多次用“谢客”称之。如“偏宜谢客才”（《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谢客临海峤”（《翰林读书信怀呈集贤诸学士》）、“谢客惭山水之美”（《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付八之江南序》）、“久为谢客寻幽惯”（《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皆是。但整个唐代，谢灵运的地位有所下降而陶渊明的地位则逐步上升，谢灵运的生平事迹亦渐渐不受重视，与其出于并非本传的小名，更不大被人提起。如著《小名录》的陆龟蒙，虽引刘敬叔《异苑》重申灵运小名客儿，但在他的600多首诗中只有一首用过“谢客”一词（《奉和袭美行次野梅次韵》）。以后，至宋代，谢灵运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其时，一些节录《诗品》以编类书者，多只节录谢灵运条之前半部分品文，而删节了此条后部分说明灵运“小名客儿”的原因之佚事。这使读《诗品序》者不知“谢客”为何人。为了弥补节录《诗品》带来的这一弊端，故在节录“谢灵运”条时，特在题下注出“小名客儿”。这条注文最早当出现在一些类书中的节本里。事实正是这样。《类说》和《吟窗杂录》是现今发现的保存此注较早的典籍，它们都是类书中的节本。而最早的《诗品》足本——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二十二所录——则无此注。至于第二条注文，我基本同意张伯伟和清水凯夫的钟嵘转录《异苑》注的意见。前者在《钟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中说：“当是刘敬叔自注，钟嵘直文照录而已”（《钟嵘诗品研究·附录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者在《诗品谢灵运条逸话考》中说：“可能是自注”，“或者是依样转记《异苑》注”（《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谁都知道，钟嵘《诗品》“谢灵运”条的后半述及灵运“小名客儿”的内容和文字，全部来自刘敬叔《异苑》。钟嵘引录时，因《异苑》已有此注，且此注又对这段文字中的鲜为人知的关键性的宗教术语——“治”字——作了非常正确的解释，故钟嵘也一并录下了。这样，《异苑》和《诗品》都有了这条注文。否则（如果说是钟嵘自注），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异苑》和《诗品》同时都有此注。《异苑》有此注，当无可疑。《四库全书》文渊阁藏第1042本548页所载《异苑》卷七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文末即有“治，音稚，奉道之家静室也”十字，便是铁证。不仅如此，《山堂肆考补遗》卷二三零（《四库》文渊阁第978本之556页）《人物》“谢客”条的文字也可作旁证。其云：“谢灵运小字客儿，故曰谢客。唐诗：‘闻子稽山去，偏宜谢客才。’按小说：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小字客儿。治，奉道之家静室也。”文中所引唐诗，见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而“小说”，则显指刘敬叔《异苑》，而非《诗品》，其‘治，奉道之家静室也’，亦即对引文“杜治”之“治”的注文。明人这段引自《异苑》而存注的文字，更证明刘敬叔《异苑》确有此注存在。因此，谓钟嵘转录此注，当合乎情理。
以上关于《诗品》中两条注文的意见，可归纳为：一、两条注文不始于明代；二、两条注文不始于同代，其中第二条注殆是钟嵘转录刘敬叔《异苑》而来，第一条注殆是唐末至宋初的《类书》编纂者在删节《诗品》“谢灵运”条时所加，故不当同等看待。如此，则《诗品》之有注文，也就不始于明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