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籍论文,军费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2-0198-09
唐代军籍管理中的申报、勘简制度较为成熟，但在长期运作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诸如虚名、挂籍、冒功等等。正是这些现象在军队中的普遍存在，使得唐代中后期的军费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唐长孺先生在所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就禁军中的纳课户曾予研究[1]（第450-452页）；张国刚先生[2]（第222-224页）和陈明光先生[3]（第334-348页）在探讨唐代方镇进奉中，都注意到京西北边镇“盗削军食，以充贡献”的情况等。诸位先生分别从某一方面阐述了唐军纪颓坏的案例，对本专题的研讨不无帮助。在唐代军籍管理逐渐向军额控制的转化过程中，对唐代军额虚占的具体情状逐一分析，有助于更精确地研究唐代军费诸问题。此拟以贞元年间在京胡客籍入神策事件、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增加边镇官俸事件为例，分析虚名占籍与唐代军费的关系，就其中某些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一、唐代尺籍伍符及其申报、勘简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7《赐缘边诸镇密诏意》：“卿宜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尽无虚数。”此密诏意在敦促边镇练兵备防，内容尽关军事，但“尺籍伍符，尽无虚数”颇为费解。白居易在其编成的《白氏六帖事类集》卷16《簿籍四》中，注明此为汉代用语，正可为之作注脚：“尺籍，以书军令，伍符者，军行士伍伍相保。”而《册府元龟》卷149《帝王部·舍过》与此小有差异：“冯唐曰：……‘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原注：尺籍，所以书军令，伍符，军中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云伍符亦什伍之符要节度也）。”知古人对“尺籍伍符”的解释，互有歧异。唐人经常用尺籍伍符一词代指军籍，上引李德裕文中之“尺籍伍符”即为一例。另如《刘禹锡集》卷3《唐故……薛公（謇）神道碑》：“（贞元中）充京兆水运使，局居雁门，主谷籴，具舟楫，募勇壮且便弓矢者为榜夫千有余人，隶尺籍伍符，制如舟师，诏以中贵人护之。”薛謇以壮勇且便弓矢之榜夫千余人，编入尺籍伍符，还以中贵监临，说明此榜夫是按军事编制的，尺籍伍符在此似指榜夫所隶之军籍。上举唐人之尺籍伍符已看不出与“书军令”有何联系了。《唐会要》卷81《考上》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班宏议曰：“今夷荒靖难，专在节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班宏所“议”之尺籍伍符确指军籍无疑。连唐代最为正式的官文书——皇帝制敕也使用尺籍伍符之“军籍”义，《唐大诏令集》卷107《禁诸道将校逃亡制》：“朕念三军之勤役，……定尺籍伍符，厚其资粮扉屦。”代宗此诏文不仅使用了尺籍伍符一词，也显示了另外一层含义：尺籍伍符不只是一个唐人习用的汉代军事术语，它与三军之“资粮扉屦”也有关系。《桂苑笔耕集》卷14《朱庸补讨击使》：“纳助军钱，遂加职赏，……尺籍伍符，可列军门之下。”崔致远起草此牒文，明确记录朱庸因为纳军钱，得以列名尺籍伍符之中，这种现象在唐后期普遍化，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唐代偶尔也把尺籍伍符略称为尺籍或伍籍，《樊南文集补编》卷9《为荥阳公桂管补逐要等官牒》郑楚条：“牒奉处分，……名登尺籍……补充同十将。”又《新唐书》卷224下《高骈传》：“（秦）彦者，徐州人，本名立，隶伍籍。乾符中，以盗系狱且死，梦呼曰：‘秦彦，而从我去！’寤而视械破，因得亡命，即名彦。”秦彦改名的原因非如传中颇为荒诞神秘的记载，恐是先隶军籍，从狱中逃亡后，匿名躲避追捕。其言伍籍，即尺籍伍符的省称。
实际上，唐人在提到军籍时，有多种称谓，只有少数情况用到尺籍伍符之类让人似懂非懂的词语，一般直接言“兵籍”、“军籍”、“名簿”、“名籍”等术语。在某些特种场合也有其他名称，如《新唐书》卷184《路岩传》：“置定边军于邛州，扼大度，治故关，取壇丁子弟教击刺，使补屯籍。”此”屯籍”应为当时军籍称谓之一种，或指定边军所属屯营兵；又《旧唐书》卷145《刘玄佐附士宁传》：“初，（李）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有亲兵三百……悉置行籍中。”宣武李万荣派兵参加唐京西北防秋行动，故“行籍”当为行营兵籍之省称，此为行营有军籍的明证。白居易认为“簿籍注土卒、兵器”[4]（卷16，《簿籍四》）。故唐代军籍不仅指“军人的名册”[5]（《军籍》，第1640页），也包括“兵马之名簿，器物之多少”[6]（卷5，《尚书兵部》）。
唐政府较为重视军籍的管理，《大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凡卫士各立名簿，具三年已来征防若差遣，仍定优劣，为三等，每年正月十日送本府印讫，仍录一通送本卫，若有差行、上番，折冲府据簿而发之。”此卫士名簿至少有三份（兵部、本卫、本府），分藏几处互相监督牵制。同时也对军士冒名予以处罚，《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二年；”“其在军冒名者，……通计为罪”，使军籍管理纳入律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军籍管理制度并不统一，《新唐书》卷50《兵志》记开元中彍骑代替卫士上番，“以彍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作为南衙禁军，彍骑之籍由兵部、州、县、卫四处分掌，基本承袭卫士军籍管理之法。而同时作为北衙禁军之羽林军军籍却不同于此，同书同卷记“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左右羽林军飞骑之军籍分藏二处：羽林和兵部。是否其时北衙禁军都为二籍，不敢冒断，但彍骑之四籍与羽林飞骑之二籍至少说明，二者在军籍管理制度上并不划一，至于这种分别管理所带来的影响，也非本文论旨。
唐代军籍的申报制度也值一提，《大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天下诸军有健儿，皆定其籍之多少，与其番之上下，每季上中书门下。”健儿之籍须每季上报中书门下。又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诏曰：“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7]（卷124《帝王部·修武备》）所募丁壮逐季报申中书门下，年终录奏皇帝。似乎军籍之季申年奏制度在唐前期普遍执行。另外唐代对行军军籍的管理也有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凡诸州诸府应行兵马之名簿，器物之多少，皆申兵部，军散之日，亦录其存亡多少，以申而勘会之。”军行前后都向兵部申报，是对军籍季申年奏制度的一个补充。然而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军籍申报制度在“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有重兵处，旨厚自奉养”的局面下，有了较大的变化。《册府元龟》卷124《帝王部·修武备》：“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丙辰，诏诸道军数，每年秋末冬首一申，春夏不须申。”唐代宗此诏改季申年奏制度为每年申报，从时间上对军籍申报有所放松，由每年上报四次改为一次。元稹曾在对策中提到，今“卒伍废简稽之实”，恰与班宏“今军在节度，虽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之议论相吻合，或者说二人之言正反映了唐中后期军籍管理的现状。
首先要提到的是神策等禁军，《新唐书》卷50《兵志》载，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功，特免死罪，以致“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神策之军籍不能为有司“岁比”，成为一个特例。其次是《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所记两河骄藩“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当然其军籍不能如唐前期按时申报，而《白居易集》卷51《赠刘总太尉册文》称刘总“挈卢龙三军之籍，尽献阙下”，只能视为将卢龙三军的兵额数字呈报朝廷，决非按时申报军籍。《旧唐书》卷127《洪经伦传》“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令归农亩。”唐廷减魏博兵，田悦却以家财厚给其卒，令各还其部伍。这一事件至少能说明两个事实，魏州之兵籍，其时唐政府没有掌握，否则不需访闻便可知其兵数，再者，洪经伦代表中央罢归魏博兵4万，其实是罢而不归。
在军籍管理逐渐弛缓的过程中，唐政府日益加强对各道军额的控制，《册府元龟》卷124《帝王部·修武备》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诏：“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朝廷督促各道之“兵防健儿”，并据当处闲剧利害，核其“定额”，到了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唐政府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现存各种史籍也有不少关于诸军“定额”的记录，如《新唐书》卷133《郭虔瓘传》：“戍有定区，军有常额。”《唐大诏令集》卷121《诛李希烈原宥淮西将吏诏》：“其本额将士之中，有不乐在军，愿归农业者。”又《全唐文》卷67穆宗《优恤将士德音》：“天下节度……所置军数，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以度定数，不得辄有减省。”这些常额、本额、旧额都显示唐政府逐渐注重对军额的控制，一再重申其“额”，要求不得“辄有减省”。《唐会要》卷71《十二卫》大和二年条：“宿卫官健，素有名额，……据人数才二百以来，准元额不及大半”。宿卫军也有其“名额”或“元额”。还有径称为军额、兵额或敕额等，不一而足。
各道军队都作定额，由是又产生额内兵与额外兵之区别。前引《禁诸道将校逃亡制》曰：“其额内官健逃死者，不须更填。”本条所说之“额内”应指中书门下与诸道“量军镇闲剧，审利害”所定将士之数额，也即是唐政府配发军饷的依据[8]（第224页）。如果现有兵数不足此额则为“阙额”或“缺额”，《唐大诏令集》卷86《咸通七年大赦》：“其边上方镇，本军兵数，……素有定额，固非空文，然亦虑或因犯法、死亡、停解，不便招募，缺额遂多。”许多方镇之兵数超过此额，超过之卒则为额外兵，上述魏博田悦7万卒有4万为额外兵。又《樊南文集补编》卷1《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至于坚守城池，备御仓库，供丞（承）职掌，传递文书，并是当使方圆衣粮，招收驱使，其安南行营将士，皆是敕额外人。”桂管之“敕额”兵数为1500人，都外出执行任务，留在本城的士卒、行营召募的士卒，都是“额外”兵，除五百行营兵士享受出界粮外，其余士卒衣粮并是“当使方圆”，这与额内兵“取正税米分给”[9]（卷2，《穆宗即位赦》）是有差别的。
从李商隐为荥阳公AI写作之上奏文对“敕额”外养兵毫不隐讳的事实分析，知“额外”养兵并非都为唐政府严禁，相应地对额外兵的废罢也视情况而定。《旧唐书》卷155《李逊传》：“贞元初，皇甫政镇浙东，尝福建兵乱，逐观察使吴诜，政以所镇实压闽境，请权益兵三千，俟贼平而罢，贼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旧。逊视事数日，举奏停之。”《册府元龟》卷491《邦计部·蠲复三》与之记载略有差异：元和六年四月“浙江东道观察使李逊奏：‘当道台、明、温、婺四州，贞元五年，准诏权加官健一千五十八人，今请停罢归农，其衣粮、税外所征钱米，并请蠲放。’从之。”二书所记“权益兵”数，一为3000人，一为1058人，或许后者只言其中四州之官健数；或许一为所请之数，一为诏加之数，尚待他证。不管其兵数是多少，“权益兵”即定额外临时所增之数为额外兵，原奏为“贼平而罢”，结果“向三十年”才被李逊罢归，其间此额外兵之衣粮是通过“税外所征钱米”而得，属于当使方圆衣粮。其时不少藩镇额内兵与额外兵并存，有额外兵转入额内的事例，《册府元龟》卷413《将帅部·召募》载，大和中，王承元为凤翔节度使奏：“当军应管兵三万人，内军一千五百骑，今更添置一千五百骑，请度支给衣粮草料。”其言应管兵3万，当是凤翔之军额为3万，王承元奏请衣粮草料，就是在征得唐政府同意后，把1500骑由额外转入额内，由正税发给其衣粮草料。但并非所有额外转额内的请求都能得到唐政府同意，故有额外兵不能转成额内而酿成军乱之事件，《旧唐书》卷164《孪绛传》：“（大和）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所募千人，因为兴元兵额素定，只得罢归，募卒初“怏怏而退”，后劫库兵杀害节度使李绛。唐时兴元向以地贫著名，其经费不能为1000额外兵方圆衣粮，但转入额内又为诏敕不许，因致兵乱。
安史乱后，唐朝军籍的管理有所弛缓，表现在军籍申报制度由季申年奏变为每年一申；在简勘制度方面军籍由分藏几处，诸司岁比，转成省署不校。与此同时，唐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军额的控制上，表现在唐廷几乎对每道、每州甚至每军都限定军额。实际上诸道州又经常突破其额。尽管就某道或某段时间而言，是否有额外兵可以讨论，但唐中后期诸道不同程度存在额外兵，是不容置疑的。唐政府对额外养兵也并非完全禁绝，因为额外兵之军费是本道自筹，不需破占上供。同额外兵比较，额内兵因须正税分给，才是唐政府最为关注的，也是最难管住的。
二、军籍虚占、窜名与军功虚冒
唐中后期大量额外兵存在的同时，额内兵普遍出现了军籍虚占，阙额现象愈演愈烈，且阙额情状也多种多样。
《全唐文》卷763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大中十四年）楚州刺史李荀曰：“走前为戎曹郎，白于执政曰：‘太平时，天下有府兵，今散矣，而折冲、果毅、郎将、戍官等辈，尚冗食焉。艰难后，天下有府兵，而军籍多空名，库兵皆刓腐’。”自言曾任戎曹郎的李荀对唐兵事所发的议论，虽有不准确之处（如“艰难”后已无真正之“府兵”），但其所言军籍之事，尤可注意。如果把唐代无兵可交但兵额仍存的情况也看做是虚额，首先就是府兵的空虚，《新唐书》卷50《兵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对府兵之兴废，学界已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本文不欲更多涉及。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府兵无兵可交但兵额仍存的问题。其次，六军十二卫亦步府兵之后尘，到了无以为存的境地，《唐会要》卷71《十二卫》载，天复三年（公元903年）四月，“崔胤奏：‘六军十二卫，名额空存，实无兵士，京师侍卫，亦藉亲军，请每军召募一千一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从之。”十二卫在府兵无兵可交时，已成空壳，但其官吏仍成为优待勋臣的职位。六军十二卫之废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崔胤等人力图重新恢复，事实证明其努力是徒劳的，因为造成其“名额空存，实无兵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军队存废取决于客观现实条件，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是府兵的徒有兵额，还是六军十二卫的名额空存，都非一朝一夕所致，实为虚名现象由少到多的一个积累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客观必然性。除此以外唐代军额虚占的绝大部分情况是人为所致。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条：“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胡三省注：籍兵，兵之著籍者也。”建中元年之兵数76.8万人是据军籍统计而来的，未考虑干扰统计的因素，其可靠性是有待商榷的。其时对军队统计至少要估计到籍外军、及籍内虚名占籍等因素。
唐中后期兵籍之虚，几乎尽人皆知，一些有识之士屡陈其忧。《全唐文》卷486权德舆《上陈阙政》：“广军实之求，而兵有虚籍。”将帅利用虚籍广求军资之行为，被权德舆称为阙政，由是可知，军队虚籍已经不只是军纪的问题，已上升为国政之蠹。
在唐人的对策文中较多地反映其时军名虚占之状，如《白居易集》卷64《策林三·四十四、销兵数》（元和初）：“臣窃见当今募新兵，占旧额，张虚簿，破见粮者，天下尽是矣。斯则致众之由，积费之本也。今若去虚名，就实数，则一日之内，十已减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补，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销其三四矣。”又《皇甫持正文集》卷3《策·对策一道》（另参《文苑英华》卷489皇甫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称（元和三年）“今若特加申饬，使之教阅，简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负贩之党，则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又比者州府，虚张名籍，妄求供亿，尽没其给，以丰其私。今若核其名实，纠以文法，则五行（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全唐文》卷734沈亚子《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长庆元年）“今……戎臣以自入，士卒虚名占籍者十五”。虚名之风，呈加重之势，杜牧在《战论》中认为“夫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10]（卷5）
对军额虚实之状，不止是某些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疾首，甚至唐政府也颇知其弊。《全唐文》卷75文宗《（大和三年）南郊赦文》：“缘边诸镇，兵额虚实，器械色目，亦仰闻奏，如涉虚谬，本判官必加惩责，有欠阙当议添置，务令摭实，无挂空文。”诏文只督责本判官，但如何达到“无挂空文”，却并无对策。又同书卷78武宗《（会昌二年）加尊号赦文》：“士卒衣粮，最为切事，如闻逃亡浸广，营垒多虚，……委本道节度使与监军使躬亲点阅，据逃死欠阙人数，便取军中少壮有武艺子弟填替，不得遣有虚名。”对于“营垒多虚”之现状，唐政府的应付办法是节度使与监军使点阅、补替，以自我监督的办法来解决虚名之问题，实是无谓之举。
唐人的议论，皇帝的诏敕，都反映出当时军额虚占的情况极为普遍。白居易在元和初认为去虚名可销兵数十之二三；皇甫湜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认为核名实可省五分之二；沈亚之分别在元和末、长庆初认为士卒虚名占籍者十五；而杜牧认为“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即虚名已占到十之八九了，文宗、武宗在位时，“逃亡浸广，营垒多虚”仍为时弊。军籍虚占之现象在唐中后期愈演愈烈，着实可惊。
以上推断是从时人的议论中得出的，是否尽为危言耸听之词呢？现有史籍所反映的实际情况，与时人所言存在多大差距？《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七月条：“李绛言于上日：‘边军徒有其数而无其实，虚费衣粮，将帅但缘私役使，……’。时受降城兵籍旧四百人，及天德军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余称是。”受降城兵籍为400人，实数只有50人，虚名占额达7/8，就连唐宪宗也惊叹曰：“边兵乃如是其虚邪？”此为北边之情况；西南边防之五管地区，士卒虚籍屡见史载，《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七月条：“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寇。”戍邕州兵额为3000，但一减再减之后，实数才有原数十之一二，真的有虚可乘。
西边军队亦有虚籍之记录，《文苑英华》卷792李翱《故东州（川）节度使卢公（坦）传》：“绵剑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岁奏发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实不过一二百人。坦乃奏于冲地置戍镇之。”卢坦在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此事应在元和八年之前。应发2000人，实际才一二百人，一则因军府役最重，人不愿为；更主要的是唐中后期的军饷制度“倚行伍之数，讫资廪之具，”促使将帅利其阙额衣粮所致。
东南乃至荆南是财赋之地，本不设重兵，但虚兵之风，亦时有发生。《新唐书》卷131《李夷简传》：“初，贞元时，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阳，制蔡右胁，仰给度支，后亡死略尽，而岁取赀不置。夷简曰：‘迹空文，苟军兴，可乎？’奏罢之。”李夷简元和六年到八年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所奏罢减500有额无兵之费，为唐政府节约一笔开销。支《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条：“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时两浙之兵额尚不可知，贞元两浙曾拥兵30000，宝历时仅苏州就有“兵籍五千人”，而咸通时两浙见兵不满300，定为虚额占籍所累，在裘甫兵起后，方召募新卒。由此看来，白居易所言军府“张虚簿”之现象“天下尽是矣”，井非完全危言耸听。
唐时兵籍之虚假不仅有虚名占阙，还有窜名挂籍，也应引起注意。《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载：“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敕：左右龙武等六军及威远营，应纳课户，其一千八十人所请衣粮，宜并勒停，仍委本军具名牒送府县收管（注：自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十五六焉。……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至是禁绝）。”唐长孺先生曾经关注过纳课户的问题，他认为，纳课户不止于禁军，更不限于神策两军，但两军却是庇护纳课户的最可靠场所，这种情况不始于贞元，早见于玄宗时，也并没有“至是禁绝”，元和以后关于纳课户的处理仍三令五申[1]（第450-452页）。唐先生之论述颇有见地。就禁军而言，其盛衰兴替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挂籍窜名就是其中之一。《新唐书》卷136《柏良器传》：“入为左神策军大将军、知军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贩者，中尉窦文场恶之。……终右领军卫大将军。”柏良器用材勇之士代替市贩之卒，却遭中尉的嫌弃，颇耐人寻味。
窜名、挂籍都是非军人而享受军人的优待权，《韩昌黎集》卷15《上留守郑相公（余庆）启》（第二启）记：“坐军营，操兵守御，为留守出入前后驱从者，此真为军人矣；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此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文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东都留守兵有真假军人之分，韩愈“以钱财赂将吏”、“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之描述，正是窜名、挂籍之定义。《八琼室金石补正》卷66《张惟岳碑》：“拜左羽林将军、知军事，……前此军政坏蠹，习以生常，有无其人而私入其食与其衣者，有市井屠沽之伍，避属所征役而冒趋戎行者，公悉罢斥，归之尹京。……凡千二百辈。”不仅两京守兵有窜名之行为，边镇亦有，如《新唐书》卷170《朱忠亮传》：德宗时泾原四镇节度使，“隐核军籍，得窜名者三千人，岁收乾没十万缗。”又《新唐书》卷153《段秀实传》秀实曰：“今邠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泾原、邠宁等京西北边镇窜名之弊颇为猖狂，每岁十万缗之乾没，对一道边镇确实非同小可。
长安禁军之窜名，唐长孺先生已有研究，本文无意重复，故对禁军挂名从纳资课到纳赂，从替人到人替等变化，于此略而不言。
唐代军队虚冒还有一个方面，即虚增功状、张俘冒赏。此弊由来已久，《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79年），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战还，画战图以奏。……令仁愿叙录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发都，先问承景对阵胜负之状。承景身实不行，问之皆不能对，又虚增功状。”监军御史孙承景并非唐代虚增功状之第一人，但其不幸被颇谙世故之张仁愿识破。同书卷103《张守珪传》：“（开元二十六年）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张守珪讳败张功已经不是一人一军之行为。其实虚功之风大为时弊，《通典》卷148《兵典一》：“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杜佑之议论实是有感而发。
唐玄宗曾经想整治此弊，《册府元龟》卷63《帝王部·发号令二》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二月诏：“诸军节度使……甄赏叙勋，率多非实。……爰及破敌录功，触类凭虚。……自今已后，……破敌叙功，事归案实。”战功虚冒之风不但没有由此刹住，到唐中后期反而更盛。《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十二月条，韩愈上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二万余人，倘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军将虚奏杀获已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又《旧唐书》卷143《李全略附同捷传》（大和时）“两河诸帅每有小捷，虚张俘级，以邀赏赉，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缯帛征马，赐之无算”。唐朝军队破敌奏功“率皆不实”，其方法是“虚张俘首以冒赏”。正因为唐赏格是按斩获酬赏，所以诸将多张俘首，甚至捉杀百姓冒充俘获，日本求法僧圆仁如是记载：“打潞府兵……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11]（卷4，会昌四年二月条）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在西川之天平军也有类似行为：“时方修球场，役者数百人，天平军悉取其首，还，诣府，云：‘已诛乱者’，（高）骈出见之，厚以金帛赏之。”[12]（卷252，乾符二年四月条）为激励勇士所设之赏功格，变成军士虚俘邀赏之依据；交纳赋税供养军国的百姓，却成了唐军换取赏赐的俘虏，唐朝军纪败坏，于此可见一斑。
三、虚额、虚功给唐代军费带来的影响
虚名不仅使唐政府需要军队时，没有军队，也让唐政府百方筹集的军费，不能全部用于军事，是为大弊；反过来，从不堪沉重军费之压的唐代财政角度理解，虚名可以销兵，为财政减压，由是而言，虚名并非全为弊。总体上弊大于利。
《唐大诏令集》卷107代宗《禁诸道将士逃入诸军制》（常衮所拟）：“其额内官健有逃死者，不须更填。”《全唐文》卷67穆宗《优恤将士德音》：“其有逃亡、病死及过犯解退，当时拣择有武力艺能者添补。”（二文前均已引）唐中后期对将士之数目，展转于销减和加召之间，与此同时，唐政府对额内虚占也表现出自相矛盾的两种意见：缺而不补，兵可自销；有缺辄补，军费不加。上引二诏分别代表一个极端，反映出唐政府对此一问题的矛盾做法。关键看形势是否需要补填。
《新唐书》卷170《王锷传》：“先是，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皆仰禀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名田养子孙如编民。至是，锷悉籍名王以下无虑四千人，畜马二千，奏皆停给。宰相李泌尽以隶左右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岁省五十万缗。”
此条材料虽多被征引，却不免令人生疑，胡客数千人集京师，仰廪鸿胪，月费度支钱四万缗，王锷停给其供，岁省钱48万缗，言50万缗乃取其大数，此不为过。问题在于，李泌把4000胡客籍名左右神策军，仍然仰给于度支，且4000神策军一年之军费亦不在少数，何出岁省50万缗之言？疑新传记载失误，检《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七月条：“凡得四千人，……皆分隶神策两军，……禁旅益壮，……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与《新唐书》略同，以温公之严谨，史误之疑暂可消除。另有一种可能，就是4000胡客不需度支供给，但这不是事实，因为史言停给其供时，胡客“皆诣政府诉”，而在籍名神策后，“无一人愿归”；再者唐实行募兵制后，召募“须有露赉”是常例。作为两军之成员，度支当然要供其衣粮。史载失误和胡客籍名两军不须供衣粮，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对此事的解释，只剩下一个答案：就是度支在神策增加了4000人后，其预算不会因此增长。其原因可于《旧唐书》卷135《白志贞传》中获得例证，传称：“（建中四年）时禁军募致，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言神策军在此次大变故中，“杀伤殆尽”有所夸大，但受到重创是实，本来神策之虚挂已经不少，征行重创后，空有兵额，李泌籍4000胡客入神策，既填补了神策的空名，又不必追加军费。
李泌之所以能岁省50万缗钱，就是很好地利用了其时神策虚名的现状，但这只能是暂时措施，诚如唐长孺先生所言，神策之冒名、挂籍始终没有很好解决。通过此种方法节省军费，最终难以持久。
《唐大诏令集》卷72《乾符二年南郊赦》：“诸道兵士非唯缺额不堪（填），兼又军将数多，一员敌官健数分，又占官健当直遣纳课钱，其弊数重，深要除荡，仰诸道各自检点。”唐政府深知诸道缺额不填，军将侵吞官健衣粮分数、纳课钱等弊端，并一直寻求对策，唐宣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诏：“夏州等四道，土无丝蚕，地绝征赋，自节度使以下俸料赏设，皆克官健衣粮，所以兵占虚名，军无战士，缓急寇至，无以支敌，将欲责课，又皆有词，……夏州、灵武、振武节度使宜每月各给料钱、厨钱共三百贯文，监军每月一百五十贯文，别敕判官每月五十贯文，节度副使每月七十贯文，判官、掌书记、观察判官每月各五十贯文，推官四十贯文，赏设每道每年给五千贯文，修器械每道给二千贯文。天德军使料钱、厨钱每月共给二百贯文，监军每月二百贯文，都防御副使每月五十贯文，判官每月四十贯文，巡官每月三十贯文，赏设每年给三千贯文，修器仗每年一千贯文。如以后依前兵额不实，器仗不修，其本判官重加贬降，主帅别举处分。其所给料钱等，并以户部钱物充，起十月支给，一年以后，仍每秋一度，差御史一人点简兵土、器仗闻奏。”[7]（卷508，《邦计部·俸禄四》）
唐政府针对边镇“军无战士”、“营垒多虚”的情况，欲采取给官俸钱以劝止克扣官健衣粮的行为，进而给定各种色目的标准，诏文言“所给料钱等，并以户部钱物充，十月支给”。可能是对原军费额的追加，现据有限资料约略估计其追加额，《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条流诸道判官员额，……振武、灵夏、益（盐）州、鄜坊旧各有八员，缘边土地贫，望各留五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观察判官；……天德旧有三员，亦望不减。”比照会昌六年诏文，精简后各道判官的员额正与《唐会要》所记相合，夏州、振武、灵武各为五员，天德只有三员，如将诏文所定俸厨钱按年估算，则三道每年官员料钱各为9120贯文，加赏设、修器仗各为7000贯文，每道每年加给16120贯文；天德每年官员俸厨钱为5040贯文，加赏设、修器仗4000贯文，共9040贯文；四道每年共加给57400贯文。易言之，唐宣宗时政府为劝止四道边镇兵占虚名，每年加给其军费57000余贯文，显见其整治边防空虚之决心。
唐时四道军费总额史言不详，只就所能见到的材料略述一二，《新唐书》卷53《食货志》：“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四道之将士总数、全部军费，因未见具体材料，不敢妄断。仅是军粮一项就须钱五六十万缗，为数不少。另据《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胡落池在丰州界，河东供军使收管。每年采盐约一万四千余石，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唐每年供振武、天德两军盐约1.4万余石，再加以灵武、夏州，约计每年供四道盐3万石左右，每年由北都市粮供四道费钱五六十万缗，每年供四道将士盐约3万余石，其他费用不得而知。唐中后期军饷一般按“分”发放（注：《旧唐书》卷172《李石传》：“江西、湖南两道观察使……进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又同书卷18下《宣宗纪》大中三年八月，制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太平广记》卷190，王建条（出《北梦琐言》“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等，都说明中唐以后兵饷发放以“分”为单位。），也就是“倚行伍之数，讫资廪之具”，可见兵额是支给军粮与盐的主要依据。仅就粮与盐所费而言，如果按白居易“十之二三”的虚名比例计算，就会有10到15万缗钱，6到9千石盐被将帅挪用克扣；如果按沈亚之“十五”之比来估计，则有25到30万缗钱，约1.5万石盐被侵吞。应是官健衣粮，却常被将帅盗用的数字，与加给5.7万余缗钱相比，唐政府之取舍自可无疑。但这种加给军费以达到削减虚名的办法，只能施之于一道或数道，对全部唐军则无法实施，从而，此种办法对虚名占阙已非常普遍的唐军，并非良策，其在当时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容乐观。
这种假设并非纸上谈兵，唐政府多方征集的军费，豢养了不少贪帅，现考各种史籍，就四道节帅盗用军饷之零星记载列一简表：
虚名占籍、战功虚冒与军纪不振、将帅贪污相伴而生，都是唐代军费甚至国政的消极因素。前引朱忠亮在泾原“得窜名者三千人，岁收乾没十万缗”。正说明阙额、窜名成为边镇进奉、贪黩的经济来源之一，同时也是军费支用中的一大漏洞。尽管其时军费弊端，并非一虚名占籍所能尽言，但边地虚额无疑是影响唐代边镇军费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军籍勘简弛缓的时候，唐政府加强了军额控制，每道、州、军都素有定额。但诸道额外兵也绝非仅有，这些额外兵只有在唐廷的允许下，方可转入额内，因为转入额内，就须正税供给，列入军费预算之内。又由于唐兵军饷发放原则是：“倚行伍之数，讫资廪之具”，按“分”配发，故兵额是预算军费的主要依据。各道经费在此基础上，配定其额。藩镇将帅利其“阙额衣粮”，多张虚簿，导致唐军“营垒多虚。”军额虚占再也不是军费耗散的问题，已上升为国政之弊。
收稿日期：20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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