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不足条件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内需论文,条件下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0)06-32-06
内需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在西方经济学中很标准化的概念。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中，所论之需求基本是指“内需”，称之为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学派，尤其是我们现在应用最多的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等，基本上是在假定封闭型经济的前提下展开论证的。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内需成了新闻和经济学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就在于，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且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出口呈下降趋势，减慢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于是，如何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思考
自出口衰退、强调扩大内需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广为呼吁、并为各级政府所采用的政策。现在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此进行反思。
（一）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主要在于通过对政府支出和税收的调整以影响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这次，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增加政府预算支出，扩大基础建设投资，从而拉动社会投资增长。财政政策至少有两方面的成果值得肯定：(1)对内需的扩大是直接和相对迅速的。对基础建设的投资直接增加了社会的总需求，不需经过中间环节。对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投资，具有相当的乘数效果。相当地区实现了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和投资基础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全国来说，1998年8%经济增长的实现，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是功不可没的。近几年来，企业界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好的投资项目很难找，生意难做，因而，投资欲望普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财政政策对基础建设进行投资意义尤显重大。(2)有效地改善了我国长期落后的基础设施，对提高我国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有重要的意义。
但财政政策也有若干不足：
(1)通过增加基础建设投资拉动内需有局限性，只能是基础建设本身和相关的产业，对相当多的其它产业拉动比较间接，效果有限。如我国目前家电、轻纺等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难以通过扩大基础建设来有效拉动。而扩大内需最根本的应是扩大建立在居民购买力基础上的对最终产品的内需。只有这个内需扩大了，内需才能得到真正的扩大。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说明这个观点：
图—1表明最终产品消费、产品生产和基础建设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彼此只有形成平衡的循环和互动，才能健康发展和产生效益，否则，定将造成浪费。拿基础建设投资来说，基础建设一方面给最终产品消费和产品生产提供服务，而其本身的发展又依赖于其服务对象所提供的税费支持。如果基础建设得不到从最终产品消费和产品生产所获得的税费支持，则把大量的资源投向基础建设不一定是当前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比如，现在铁路运营已出现了行业亏损，航空业也明显供大于求，以至不时出现恶性竞争，等等。再在这些部门增加投资有可能导致资源非有效配置，当然如果新增投资部分有好的效益除外。这里无意说，对这些部门的投资是不必要的，只是强调这些基础建设在长期一定要和其它生产部门和消费相协调一致发展方为健康之路，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2)通过赤字财政从事基础建设，则刺激内需的作用将大打折扣。这次，为了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中央决定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由中央财政发行1000亿国债，此外，银行提供了1000亿配套资金。这一举措不失为解决基础建设资金短缺的办法。但从刺激内需、尤其是建立在居民购买力基础上的对最终产品的内需来说，则负面作用是难免的，因为国债的发行将减少本当用于满足最终需求的资金。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最终把居民的消费支出转变成基础建设支出。此外，赤字财政加重了内外债的负担，成为将来财政的包袱。而国债的发展空间也相当有限了。从衡量国债规模的一些指标来看，我国国债已接近或超过临界值。因此，赤字财政不可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否则，后患无穷，发达国家的教训可以为鉴。
(3)由于贪污腐败一直是一个未能很好克服的大问题。大量政府支出在目前的体制下难免不在大量设租，给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结果，随着政府支出的扩大，贪污腐败也跟着扩大，有所谓“高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造成大量浪费，还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说，贪污腐败已成了我国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不能忽视的限制因素。也是对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中不可排除的因素。
（二）币策政策。货币政策即央行改变货币供给量和利率、进而影响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经济政策。这次，为了扩大内需，央行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旨在增加货币供给，并连续数次降低利率，此外，还增设利息税，但效果并不彰。从更全面的分析来看，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内需有下列值得注意的问题：
(1)储蓄意向明显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第26次城乡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储蓄意向在继续上升，尽管利率下降了。而用于购买住房、教育和养老等动机的储蓄明显增强，这些显然是和住房制度、教育收费制度和医疗及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直接相关的。随着居民愈来愈多的负责自己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相应的储蓄就必须增加。此外，储蓄用于预防性的目的也明显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一方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带给人们更多的关于前途的不确定性。尤其近年来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市场环境的多变，人们对将来的就业和经营感到愈来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为预防而增加储蓄，以致于出现了一方面利率在降低，而另一方面，银行存款不仅没有按预期的下降，相反，依然平稳上升。相伴随的就是消费减少，内需不足。上文已述，建立在居民购买力基础上的对最终产品的内需才是最根本的内需。如此，在目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扩大建立在居民购买力基础上的对最终产品的内需方面的效果有限。
(2)在中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扩大生产和投资的效果是多方面的。今天，国有企业仍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国有企业的投资饥饿症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虽说国家早就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但国有企业可以只借不还，并且还可继续借。因此，预算软约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一个企业追加了投资并增加了工人，则也就给企业领导者追加了权力和社会政治地位。因此，对企业领导者来说，钱是多多益善。结果，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往往导致粗放性经营、重数量规模轻效益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延续，而非我们一直期待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
参看图—1。最终产品消费和产品生产也存在着相互平衡的关系。如果对最终消费的需求没有增加，产品生产也难以扩大，因为产品生产的扩大要依赖于消费支出的增加，由此获得资金使生产持续和扩大。否则，一旦企业的流动资本耗尽则生产就不得不中断。但如果这时央行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可能有两种状况出现：一是无效，因为缺少市场；二是因银行注入资金从而生产可继续甚至扩大，但结果将是GDP上去了，但效果主要体现在仓库积压越来越多，利税不增，效益下降，最终难以长久，并且往往终止于大调整和经济衰退。综上所述，如果对最终产品需求得不到扩大，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要么难以产生作用，要么引起缺少效益的生产扩张。
(3)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及降低利率来增加投资和消费以扩大总需求。但关于消费和储蓄的实证研究表明，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而不是利率。为证明这一点，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从1979至1995的有关数据，对中国消费函数进行了测算，其结果如下：
C=66.665+0.795Y-2.882r+0.523π
(2.326)(70.823)(0.519)(0.114)
这里，C＝居民消费，Y＝国民收入，r＝实际利率，π＝通货膨胀率。括弧中为对应的t值，R[2]=0.9993。从t值来分析，Y是绝对显著，而r则很不显著。
此外，我国居民私人消费一直主要是靠个人的收入和储蓄来带动的。近年来，贷款消费开始有所发展，但主要在居民住房的购买上。这一点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别。在发达国家，贷款消费相当普遍。因此，试图通过调低利率来增加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效果不会很显著。
(4)和财政政策能够直接增加总需求不同，货币政策是间接的，要通过商业银行把钱贷出去。但随着我国商业银行逐渐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从而商业化加强，银行出现所谓“惜贷”的现象，即并不一定要把增加货币贷出去，而是要看效益如何再定。而内需不足，经济处于较疲软的状态，高效益的投资机会减少，有可能导致资金贷不出去，或不想贷出去。这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将打折扣。
二、扩张型的收入政策——扩大内需的新思路
从以上分析可见，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对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来说，难奏大效，且还有相当的副作用。出路何在？在此，笔者建议考虑采取收入政策(income policy)作为扩大内需之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收入政策，又称收入与价格政策，原指政府通过控制工资与物价来制止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政策。因控制的重点是收入，故一般称为收入政策。因这种收入政策旨在于限制收入增长，我称之为限制型的收入政策。而我将要讨论的收入政策旨在通过政府的干预提高收入，故命之为扩张型的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政府干预市场通常应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方是合理的，此处亦是如此。
如前所论，生产和消费相互平衡。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里，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即同一主体决定生产多少并同时决定消费多少，或消费多少取决于生产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如鲁宾逊的个体经济。以单个家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也大体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从而提高了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生产和消费分离，要通过市场来连接。这时候，生产和消费既表现为相互促进，又同时表现为相互抑制。生产促进了消费，消费又促进了生产。但如果生产或消费之任何一方受到抑制，则另一方也将被抑制，因为生产离不开市场，而消费要以生产、并在市场上销售后所获得的收入为基础。
这一思路可部分地解释商业周期。商业周期也可以理解为周期性出现的生产消费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经济萧条就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于是经济活动强度降低。然而，由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相互抑制作用，一旦生产和消费失衡，则靠市场本身的调整难以较快地消除这种失衡。基本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的任何一方难以单独启动市场：从生产者来说，消费不旺，市场疲软，难以增加生产，尽管有多余的生产能力；从消费者来说，生产不足，收入降低，难以增加消费。更有甚者，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可加剧这种失衡：如经济形势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生产者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库存积压，减少生产和投资并解雇多余的工人；而消费者也同样预感到衰退的来临，担心将来收入的减少甚至失去工作，也减少消费。从而，生产和消费表现出叠加的相互抑制：消费的减少导致生产的减少，而生产的减少又反过来抑制消费，被抑制的消费又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的减少，……。这一过程有时能发展到一个极为严重的地步，如1929年始发于美国纽约的大萧条，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在瞬间从繁荣走向低谷。
这里所谓的市场失灵就表现为当生产和消费失衡后，纯粹的市场调节来消除这种失衡将可能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来加快这个过程，而扩张型的收入政策正因此而设计。实行扩张型的收入政策的基础是一般居民“收入太低”。所谓收入太低是指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水平、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的一般收入水平。而正常的收入水平就是使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的水平。
如前所述，从对中国的消费函数的研究可以发现，决定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利率不重要。因此，重要的是调整收入。在中国，操作扩张型的收入政策是有相应的条件的，这就是政府对一般居民的收入有相当的控制和影响力。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对一般居民收入的控制较弱，收入主要由市场决定。事实上，西方在操作限制型的收入政策时都颇力不从心。例如，对工资增长率控制较易，但控制其它收入就难；控制收入易，控制物价就难，如此等等。
1999年7月国家给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普遍增加了工资，对企业单位也给予了增加工资的指导性的意见。总的来说，城市居民的工资都普遍有所增长。对扩大内需来说效果如何？有一种说法，有一定短期效果，但不显著。但如何评价？笔者以为，还应增加力度。为什么城市居民涨了工资还是不敢消费？因为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前所说，改革后，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大量责任，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等，现转为主要由居民自己来承担。由此，实际上居民的收入大大降低，当然消费就相应降低。要保持居民收入不因这些改革措施而降低，则政府应把相应的钱交给居民。
实行扩张型的收入政策会不会导致可怕的通货膨胀？应该不会。如果会，则居民要花掉这些钱。但这些钱是给居民买保险的，也就是自己存钱在银行保自己或买保险公司的保险，并不会导致消费过热。每个居民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用于保险的均衡储蓄水平。这一均衡储蓄水平除了和个人的偏好有关外，更重要的是由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对保险的需求。不确定的方面增多，则用于保险的均衡储蓄水平就会提高。如果尚未达到，则增加的收入主要只是增加用于保险的储蓄，而不是消费水平。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一般百姓用于保险的储蓄水平。在这一水平达不到用于保险的均衡储蓄水平时，则内需很难有效的提高。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本来承担了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责任，国家当然要有相应的钱存在国库或银行。现在改革了，居民自己要承担自己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居民从政府领来钱也要放在银行或保险公司。从宏观上来分析，改变的只是决策的主体，即由国家改为个人，存款的总额并无大变化，只是户头改变了。而这一户头的改变既是合理的，又是必须的。
从更深层的方面来分析，在内需不足的条件下适当采取扩张型的收入政策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因为生产能力大于消费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时总需求线在总供给钱的水平部分与之相交。因此，总需求线在一定的范围内向右移动不会导致物价上涨，至少不会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何况，中国当务之急是克服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
三、扩张型收入政策的操作
在中国，操作扩张型收入政策可从下列几方面着手：
1.直接提高政府公务员、由财政拨款的各类机构中工作人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这些机构包括教育、科研、各种文化机构等等。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有利于高薪养廉。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一方面可较好的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可有利于培养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
2.制订和公布收入指导线，作为企业决定收入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制订时，要充分考虑到物价的上涨以及指导线本身对物价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实际收入的上升带动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带来实际GDP的增长。既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到因此带来的GDP的增加及对税收和利润的增加。可以允许适度的通货膨胀。
制订和公布的收入指导线要考虑到地区和行业的差别，区别对待。各级政府应根据地区经济形势和财政收入状况制订适合地区特点的次一级的指导线。企业更要根据其经营效益决定其工资和福利政策。要明确指导线是指导性的，而非指令性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可脱离其经济效益来增加职工的收入。
3.适当提高下岗工人的福利水平。一方面，下岗工人曾经多有贡献，而今成了改革代价的承受者，理应有适当的补偿。如此，也可减少下岗问题对进一步改革的压力，减少工人下岗对安定团结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下岗工人生活水平较低，适当增加收入可立刻转变为购买力，因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他们要买的往往是更多的现有生产能力过剩的产品。与此同时，把通过银行贷款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用以增加下岗工人的失业基金有较多的好处：在岗失业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既不能让这些闲置的劳动力得到有效的利用，又难以将之重新就业。而令其下岗，可有助于这些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四、扩张型收入政策的财政来源
在当前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操作扩张型收入政策时，出自财政的收入增加要从两方面获得财源：一是适当发行国债；二是适当增加货币发行。国债对于用于保险的储蓄尚未达到均衡水平的居民来说，国债只是另一种储蓄方式，对当前的消费并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对其他居民来说，国债是一种流动性较低的财富，则会对当前消费产生一定影响。国债如果数量不很大，对居民当前的消费支付影响应不会很大。此外，考虑到当前银行由于惜贷以及借款需求不旺而持有较大金额存款，可考虑主要向银行发行国债。如此，对居民购买力的负面影响更小。
制订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以及如何资助主要取决于如何才能最好的实现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对财政赤字要着眼于长期，强调长期的预算平衡。既要看到扩张型的收入政策可能导致的暂时的财政赤字加大，更要看到内需有效的扩大后导致生产的发展，税收的增加，从而在将来财政情况的好转。
最后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都是一种短期控制供需平衡的政策，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三种政策（可能还有更多的政策）要相互配合使用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本文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但并无意否定这些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此外，要获得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更需要提高供给，要走科教兴国的道路。当然，长期始于短期。只有每个短期供需都能平衡，从而经济平稳地发展，经济才能获得长期健康的发展。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是一个新概念，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发展，以为扩大内需提出新的思路。同时，在理论上也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经济学的课题。还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有待进行。比如，到底如何确定“太低收入”，也就是新增的可使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的收入？在政策的具体设计和操作上也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进行。总之，在扩大内需上，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思路，勇于探索，不要太受制于西方经济学的现成框架。
收稿日期：199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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