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人道主义悲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悲歌论文,周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自《呼喊》广州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1989年7月31日，周扬与世长辞。他的已经冷落了五年的家， 现在成了灵堂。席卷京城的政治风波归于沉寂不过几个星期，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但是，人们还是自发组成了吊唁的队伍来到这里，依次进入，垂首默哀。作为共产党老一代的革命者以及本世纪我们国家文坛颇有声望的文化人，周扬生前为重重荆棘所包围，死后却又被层层鲜花簇拥着。挽联和唁电上的文字一律缅怀着周扬的业绩和品格。陆定一说，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冰心说：“我为他‘解脱’而感到放心。”巴金说：“他活在我的心里。”吕正操说他“殚思竭虑，追求真理”。周而复说他“忠实马列能玉汝，忍抛心力媚佞人”。冯牧说他“无私无愧战斗业绩重不朽”。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则说他“一世忠勤担道义，百年功过付春秋”……
然而，周扬惟一的女儿周密，此刻对父亲生前一切是非功过，已经能够淡然处之。“摆脱了人世间的诸多烦恼，归于自身的永恒”，她这样谈论她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永久的安宁”。
36天之后，也即9月5日，政府为周扬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开始。单就形式来看，这仪式已经达到了官方所能准许的最高规格。所有尚在人世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送来花圈，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彭真。所有现在任上的领导人全都亲往告别哀悼，包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政府总理李鹏。灵堂灯暗，逝者如斯。吊唁者摩肩接踵，拥挤在里里外外。年轻的和年老的、认识死者的和不认识死者的、接到通知的和没有接到通知的全都来了。报纸上说，有500 多人，但是，据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估计，实际上人数要超过很多。另一个人，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辉，为这个场合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包容性惊叹不已。“那里，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李辉说，“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一个人默哀，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
周扬的去世乃是因为本身疾病的不治。从人的生理极限上讲，这是一个老人在享尽天年之后的必然归宿，并无其他“非命”的原因。然而如果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前来向他表示哀悼，也就没有可能激起那么多人的那么复杂的感情。看来事情的确如李辉所说，我们“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其间种种情由虽为外人不能详知，但大多数人都已料到，必是发生了令有关方面尴尬、令文坛不平的事。不然，在悼念周扬的日子里，怎么会出现种种隆重与哀伤、热闹与冷清、纵容与限制交织在一起的情形？陆定一又怎么会说出“他是被气死的”这句话来？
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
陆定一是在1989年8月19 日写给周扬的女儿周密的信中说这个话的。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周扬是“被气死的”。但是周密以及所有的人都彼此心照，陆定一指的，并非周扬在“文革”时期所遭遇的迫害，而是在说1983年发生的那一桩公案。
周扬在“文革”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八年的冤狱。1975年7月， 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自认为“身体还可以”。“这老头总算挺过来了”，陆石感叹，“够坚强的”。“文革”的遭遇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如此长寿。
根据他的女儿周密的陈述，在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备受刺激，身体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然后他就开始念叨那些他所熟悉的已经去世的人：“主席、少奇、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
周密所说令周扬“备受刺激”、“急剧衰老”的“事件”，乃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
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
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 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文革”以前是党在文化方面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拥有极好的口才和鼓动人的本领，或许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
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似乎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组成的写作班子，自己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按照党的既定之规，周扬的报告是要提前送达上级审阅的。可是，直到前一天晚上，那份演讲稿还在人民日报社的印刷厂里排印。会议就要开始的时候，排印好了的讲话稿勿勿忙忙送到会场上，看来送审是来不及了。这时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宽厚，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先讲吧。”
周扬就这样讲了。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他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他说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许多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在作了这些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作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也就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说，这个问题应当继续讨论，百家争鸣。
周扬毕竟已经年迈，身体也不大好，所以不能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事实上他只是作了一个开场白，他的这些论述是通过一个广播员朗读出来的。广播员不负众望，居然能够将这些理论色彩极浓的文字念得抑扬顿挫。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他一边同周扬握手一边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异化’，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邓力群也当场走过来同周扬热烈握手，只是对报告的内容没有一点明确的表示。
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可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这场大批判在形式上仍然不失温和尺度，但是周扬的精神由此受到了严历的打击。
报告会原定3月9日结束，现在忽然接到指示需要延期。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却又没有开会。莫非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
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 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领导及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
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按照王若水的回忆，胡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周扬似乎也觉察到胡乔木的说法模糊不清，于是忍不住插话问道：“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周扬的问题，只是继续他的思路。他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然后他建议周扬同志“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
“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周扬有些不耐烦地打断胡乔木。
“那没有关系……”胡乔木有些勉强地说，“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在说了这些之后，胡乔木起身告辞。他拖着自己的病躯向周扬深深地鞠躬致意。
周扬的心情稍稍轻松。按照他的理解，胡乔木已经同意发表此文。
周扬在第二天即要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表示不再修改文章，就照这个样子发表。他可再一次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事实的细节在日后成为一次大争执的焦点。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胡乔木极为愤怒，他坚决地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周的文章不能发表，但周扬却毫不含糊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不同思想的分歧便演变成为对人的品格的怀疑，由此也就导致这两个朋友最终的分道扬镳。
3月16日，周扬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也许《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已经意识到分歧的存在，所以他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但是，他还是没有料到，周扬的文章竟然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邓力群先打电话批评秦川和王若水。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乔木同志已经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发表，可是《人民日报》居然不听。邓还说，秦川对这件事有重要责任，但王若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王曾经当面听到胡乔木的意见，对于胡乔木的不同意发表此文，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王若水在电话里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确听到胡乔木的谈话，但是却不知道胡乔木说过“不能发表”。倘若有此指示，他就不会不从。
邓力群尽管没有当场聆听胡乔木的谈话，但却丝毫不怀疑胡乔木说了“不能发表”。他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也即在他到周扬家里发表那样一篇谈话之前，即已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为了证明他之所言不虚，中宣部送来当时的电话记录。这一记录果然证明了胡乔木的真实意见绝非周扬和王若水想像的那样简单。“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在给中宣部的电话中说道：“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他还认为“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
这一电话记录清楚地表明，邓力群并没有误解胡乔木的意思。事实上，胡乔木不仅不能允许周扬的文章公诸于众，而且已经认定周扬的文章无可救药，进而怀疑周扬作这样一个报告乃是居心不良。他之愿意跑到周扬家里浪费那样一番精力，也许是因为他不好对这位昔日的上级施以强制手段，只好委婉地提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不料周扬居然一意孤行，也许是他根本没有弄明白胡乔木的“兜圈子”乃是一种精深技艺，也许他是打算身体力行自己在四年前说的话——“开放禁区”，“自由讨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
“自由讨论”之后的“紧张空气”
至少在表面上来看，周扬坚持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立场，是没有人反对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甚至还能公开表示大致相同的意见。他说：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和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邓力群还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他这样说也许并不是特指与周扬发生的冲突，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间，是在周扬事件发生之后仅仅第九天，也即1983年3月25日， 这就让大多数人都把它同周扬的处境联系在一起，不禁松一口气。不过，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时候，已经有一份等待上呈中南海的报告。报告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要他对发表周扬的文章负责。批评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报告批评王若水“企图利用周扬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还说有一些人“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有人宣扬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报告便要求党中央作出决定，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就在人们得知“不要制造紧张空气”的第二天，周扬再次接到上级通知去开会。来到会场的还有秦川和王若水，胡乔木和邓力群也在。这是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胡乔木最先开口说话。胡把讨论的锋芒避开周扬，只是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是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大家开始阅读那份报告。报告的内容已如前述，可以想见被批评的三个人难能心服。屋子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直到多年以后，秦川还能回忆起当时情景。“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他说，“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下去。”
但是，几分钟后，周扬终于忍无可忍。突然，他把手中那本报告扔在胡乔木面前，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根据秦川回忆，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声音反问周扬：
“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胡乔木瞪大眼睛，倾身向前，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两个人针锋相对。秦川坐在胡乔木的对面，他与胡乔木相处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声色俱厉，不禁坐立不安，连连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
胡乔木稍稍镇静一些，接着质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仍然寸步不让：“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要发表。”
气氛再一次紧张起来。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王若水，也在多年以后谈到这时的情形。他回忆说，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坚持认为胡乔木3 月10日在他家里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胡乔木却表明他从来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而且认为周扬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这时候，周扬更加愤怒。
周扬说：“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说，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这样，两个理论家的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文章的内容和观点，而是集中在胡乔木是否说过“不要发表”。“他们都同意查记录，”王若水后来说：“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胡乔木说：‘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
却不料此时某人插话说：“我们当时也作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如此，胡乔木究竟有没有说过“不能发表”的问题，就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
事情很明显，对于那份报告，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均不能同意，并且不能认定其中一些基本的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也要尽力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周扬在会后上书中央领导，说明中宣部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他以书面方式声明自己所说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胡乔木所说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并且特别强调，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周扬还说：“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周扬此信写于1983年3 月27日。收信者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在发出这封信之后，周扬便坐在家里，天天念叨胡耀邦同志是否能够看到他的陈述。他后来始终没有得到胡耀邦的回音，却总是在晚上听到胡乔木的声音。胡打来电话中，催促他作出公开检查，令周扬睡不安宁。这情景让他的夫人苏灵扬非常不安。“小胡怎么了？”她疑惑地说，“起应（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