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璞对国语运动的贡献
周 慧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 王璞是近代国语运动中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倾注一生，矢志不渝地推进国语运动，在注音字母推广方面对我国语言文字规划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王璞在汉字改革方面提出的汉字改革辩证观，对我国国语运动和语言文字规划具有开拓性意义。
关键词： 国语运动；王璞；注音字母
清朝末年，社会内忧外患。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族意识逐步觉醒。普及教育，开启明智，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民国时期，可谓是中国汉字规划和变革的探索时期［1］。这一时期，学者们在字音方面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国语运动中。许多优秀学者都参与了民国时期语言文字的改革中，这其中也包括王璞，王璞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地推进国语运动。在国语运动开始之前，他积极地倡导、呼吁；在国语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他积极地参与；在国语运动进入低谷时，他更是勇敢的坚守着。王璞为我国国语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非常遗憾的是，学界后人对王璞的关注比较少。
四是到2015年，种植业和水产业使用的非传统水资源的安全利用量（包括处理过的污水和咸水）在基准年2005—2007年的基础上增加25%，同时，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污水处理利用大纲来指导污水利用的国家数量保持同步增长，这些国家过去利用没有达标的污水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
另外，绝大多数（76.7%）的教师是根据教学大纲授课，有23.3%的教师根据教学重点、学时、上课次数、运动员兴趣或需求等参考教学大纲进行授课。因此，绝大多数老师把运动员和普通学生一样对待，没有把教学要求降低，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一、王璞在国语运动中的主要作为
王璞（1875—1929），字蕴山，河北宛平人，清光绪元年生，历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讲师。（1875）相关史料记载，王璞师从著名“官话合声字母”创制者王照。目前未见到王璞生平详细记载，只能从相关文献中收集关于王璞的学术活动。笔者力图收集查阅相关文献，尽可能地展现王璞对国语运动所作的贡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推广官话字母
1.勇敢上书
1912年，王璞个人著作《京音字汇》出版，它是20世纪第一部现代北京话同音字典［4］。《京音字汇》是王璞早期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王璞很早就持有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的观点。
2.勇敢传授
1913年，读音统一会闭幕后，会中议决并辑成的《国音汇编草》交中华民国教育部存案后一直未公布。直到民国七年（1918），原议长吴稚晖在上海将原审定的六千多字依着《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又另审定了六千多字，形成了一个新的稿本。此稿写成后，吴稚晖来到北京邀请王璞、钱玄同、黎锦熙等专家一起商决，并交商务印书馆尽快印行，同时催促国语统一筹备会校订并公布，终于，民国八年（1919），《国音字典》初印版出版。
（二）担任读音统一会会员和临时主席
1919年的《国音字典》确立的标准音一般称为“老国音”，即北京音系占有重要地位，但却掺杂着许多方言的语言因素，如保留了浊音声母、入声，区分尖团音等。实际上，王璞的老师王照很早就提出“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王璞与其师观点一致，支持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
《国音字典》的出版并未解决读音统一会上争论不休的那些矛盾。《国音字典》出版后引起了“京国问题”大论争，有学者主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有学者支持“老国音”。作为国语运动中的专家，王璞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总能积极面对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五次大会，王璞在会上提出了《〈国音字典〉应重行修正案》，这一方案得到了与会成员的认可并通过。同时，代理主席沈步洲照章指定王璞、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二十七人为《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2］（P159）。后来因为一系列的时局问题，此事被搁置了。1925年，由这二十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才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会上推选出王璞、钱玄同、赵元任等六人来重修国语标准音。此时，50岁的王璞可以说是国语运动中的权威专家，无论是“二十七人委员会”还是“六委员”，他都是当时的领衔者。
（三）国语运动进入凛冬期依然坚守
读音统一会闭会之后，国语运动跌入低谷，但王璞并未就此放弃。1914年，王璞等在京的二十五人组成“读音统一期成会”，并于1915年呈请中华民国教育部“将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国”，但是未能奏效。于是，王璞等人于同年十一月再次陈请，并提议由会员捐资在北京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华民国教育部终于批准创立北京注音字母传习，由王璞担任所长。然而，好景不长，因政局动荡，国语运动再遇挫折。黎锦熙曾记载：“说时迟，那时快，云南独立的消息传来，而帝制派急于民国五年一月改元洪宪以应之，人们的眼光专集于时局问题，更没有雅兴及于此事了。幸得注音字母传习所所长王璞勤恳宣传，来学的还算不少……颇能继承清末官话字母运动之遗威。”［2］（P130）可以说，王璞是国语运动凛冬期的坚守者，在困难时期依然顽强地推动着国语运动，为国语运动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参与《国音字典》审定和修订
王照隐匿回国后，不仅编纂了《官话合声字母》，还创办了官话字母传习班。因王照当时被通缉，不宜直接露面，所以王璞代替其师成为传习班的教员。据记载：“王照在京，赁屋于东城裱精胡同，创立官话字母义塾，以木刻活字排印其书，王璞教授，王照隔屏听之。”［2］（P108）之后传习者众多，声势大起，王照难再藏匿于王璞之后，一年后他自动投案，被捕入狱。但是，“官话字母”并未因此而废弃，其广泛传播离不开王璞的英勇无畏。
1913年2月15日，正式开会。此次大会开展得并不顺利，主要是在各省代表人数不均、浊音入声取舍、记音符号形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开会伊始，因记音字母就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吴稚晖主张将三十六字母中的十三浊音加入新字母，而王照提出“北音统一读音，字母去浊声，韵母废入声”［3］。会议后期，吴稚辉、王照二人因与会员之间矛盾不断激化，难以弥合，两人先后辞去职务。此时，会议难再继续进行，因而公推王璞代理会长和临时主席，如此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并议决《国音推行方法》七条。读音统一会是我国近代语文改革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将国语运动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璞成为此次会议的临时主席，是会议最终能取得成果的关键人物，我们也能从中窥探出此时的王璞已然成为国语运动中杰出的新秀了。
二、国语运动中王璞的学术思想
（一）王璞“京音”标准思想
国语运动因清政府倒台被搁浅。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建立，国语统一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京召开，主要内容可以总结为“定国音、定字母”。此次大会由八十名会员组成，王璞也是会员之一。
1919年，《国音字典》确立的“老国音”未标注声调，虽然在审定的时候确立了阴阳上去入五个声调，但并没有标出各调的具体调值，因而就出现了“国音无调”的情况，这对国语教学和标准国音的录制都带来了麻烦。1920年，王璞录制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在上海发行，他所读的阴阳上去都全依北京音，入声就把北京的去声读得短一点儿，可是“短”而不“促”，“收”而不“藏”［2］（P156）。第二年，赵元任在美国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也全依北京音，全如王璞。王璞和赵元任二人的留声机片都经过了教育部审核，成为当时国音教学的标准。可以说，王璞跨出了“国音京调”的第一步，从实践上基本解决了“国音无调”的问题。从这里我们也能发现王璞一直秉持以“京音”为标准音的观点。
甲午中日战争惨败激发了全国各界爱国之情，许多学者致力于改革中国，这其中便包括对汉字的改革。众多学者认为汉字形体复杂，阻碍了教育的发展，而日本通过五十一个假名加快了教育的普及，因而不少学者开始设计拼音字母方案。由王璞的老师王照编著的《官话合声字母》在当时流传广泛，但它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王照因参与戊戌变法，遭清政府通缉。王照处境艰难，王璞就自然成为他的“代言人”。为推广“官话字母”，王璞不顾个人安危，为其师学说四处奔走，并在1902年勇敢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请求推行其师所创立的官话字母。在王璞上书后的第二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和张之洞提出小学堂要开始教授字母拼音。自此，“官话字母”声势日渐壮大。可见，王璞是国语运动的急先锋，率先扛起国语运动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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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傅里叶转换红外光谱仪分别对变性淀粉、复方精油、复方精油微胶囊进行红外光谱测试,充分和溴化钾混合后进行研磨,用压片机制成透明片状。测试光谱范围为4000～400/cm。
1921年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公布了《国音字典》的改订本，定名为《校改国音字典》，10月王璞就出版了个人著作《国音京音对照表》，可见王璞一直为国语事业殚精竭虑。《国音京音对照表》收录的是“老国音”和北京话不同的音，在此书中王璞在“老国音”的声调处理上，基本与京音保持一致。
（二）汉字改革的辩证思想
作为国语运动中的语言学专家，王璞的思想既激进又极具辩证思维。民国时期关于汉字存废问题一直是广大学者讨论的焦点，王璞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注音字母与汉字》一文中指出：“鄙人对于此项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汉字当然要废掉的，（二）汉字决不能废掉。”王璞辩证地指出，汉字已经在我国使用了几千年，它已经成为“中国几千年的声名文物”了，我们应该尽力保留，并且他以日本的假名为例，指出注音字母是无法代替汉字而存在的。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王璞认为汉字最终的归宿会和古巴比伦与古埃及象形文字相同，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5］（P100）。王璞高瞻远瞩的汉字观展现了他辩证的学术思想，对当今我国语言文字规划仍具有参考意义。
三、结语
纵观我国国语运动史，王璞的杰出贡献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对国语运动的热情为注音字母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将自己短暂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语运动。对于这样一名德才兼备的语言学专家，我们不应让他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不利于工作人员排架，而且倒架也困难。例如：《朝华夕拾》(鲁迅原著),其索取号为：I210.4/L871-4(2)，排架时先要看分类号I210.4架位，然后看著者号L871-4，最后看修订版(2)。这样图书排架很繁琐，排架速度也很慢,而且容易出错。
参考文献
［1］许念一.中国汉字规划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5.
［2］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崔明海.制定“国音”尝试：1913年读音统一会［J］.历史档案，2012（4）：111-115.
［4］陈泽平.《京音字汇》的价值［J］.辞书研究，1996（4）：128-134.
［5］朱麟公.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四编［M］.上海：上海书店，1991.
中图分类号： H11；K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5-0059-02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5.027
收稿日期： 2019-05-09
作者简介： 周慧（1994—），女，安徽池州人，安徽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史。
（责任编辑：梁士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