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制与结构性国进民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金融论文,国进民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发生了若干国企重组民企的案例，如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中粮参股蒙牛集团，山西的煤矿行业整合等。这些案例再次引发了有关国进民退乃至改革倒退的讨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①2011年3月，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根据1999～2009年十一个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金占总企业资金的比重变化、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三个指标分析，印证了我国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存在着结构性的国进民退。国进民退领域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采选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几大领域。
为什么现阶段我国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的现象呢？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以利率控制政策和国有商业银行占垄断地位为特征的金融控制体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由于金融体制改革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导致金融信贷资源分配上出现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国有企业资金充足。廉价的信贷资源刺激了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大规模扩张，由此导致实体经济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的现象。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金融信贷资源对于一个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驱动作用。美国19世纪中期铁路工业以及19世纪末期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资本市场提供的金融支持(约翰·戈登，2005)。从企业层面讲更是如此，企业如果仅仅依靠自身资本积累进行扩张，由于受到国民经济平均资本收益率水平的限制，发展速度将非常缓慢，甚至可能会错过众多的发展机遇。现代金融体系的作用恰恰在于通过银行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来帮助企业实现快速扩张和发展，有了金融支持，具有潜质的小企业可以迅速发展壮大。无论是谷歌，还是Facebook，都是发展历史很短的企业，但是靠着技术优势和金融支持，它们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
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内在融资需求不同，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结构也相应不同。现有研究显示，国有企业、重工业企业和大型企业与一个地区的银行集中度(四大国有银行存贷款余额占存贷款总额的比例)成显著正相关关系(林毅夫和姜烨，2006a)。这说明我国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控制体系与传统的以国有大中型重工业企业主导的实体经济存在匹配效应。林毅夫等人(2009)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资源要素禀赋，而金融结构又内生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即金融机构的结构形式是充分服务于实体经济结构的。实体经济有什么样的金融需求，就内生出什么样的金融供给。
如果说金融结构是内生于实体经济结构的一项制度安排的话，则林毅夫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只是论述了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互动关系中的单向传导路径，即新的经济结构产生新的融资需求，导致新的金融资源供给方式和机构的产生，从而相应改变了整体的金融结构。然而，笔者认为，金融结构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其存在价值恰恰在于它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结构(如图1所示)，其影响机制在于其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资源分配。如前所述，金融资源对于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极强的驱动作用，因此金融结构的具体形式可以通过信贷分配机制而影响到实体经济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发展，最终改变实体经济结构。本文力图展示的正是这一条传导路径。
虽然实体经济结构决定了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结构，但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和路径依赖的缘故，使得制度变革的成本可能过高，因而导致无效率的制度安排长期存在。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1999)在考察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时发现，那些实施了适应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的少数国家率先实现了经济增长，而更多的国家之所以长期落后也恰恰在于其国内无效率的制度安排无法改变，因而抑制了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来自于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二者之间的匹配效应。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增效以及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到90年代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为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实体经济都离不开金融信贷资源的支持。国企改革的信贷资源先是财政拨款，后来改为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为了给乡镇企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则大力推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建立。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国有和集体金融机构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但是，当现在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提供就业的主要力量时，先前国有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已经造成了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不匹配，不仅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现有制度的僵化还导致内生于经济需求的新的金融供给结构短期内无法实现，旧的金融体制对走在前面的实体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反向拉拽力，使得一些行业和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的现象。
三、症结所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扭曲
客观地说，仍属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其资源比较优势应在于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而资本相对稀缺，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原本应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当下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于民营中小企业，大型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领域。下面通过总资产贡献率指标来看一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资金效率，即单位资金产出的差别。
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是13.63％，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是20.82％，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7.19个百分点。从2005年到2010年的平均水平来看，私营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仍然比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高出4.92个百分点，且近年来二者差距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2005年到2007年，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高2.47个百分点，2008年到201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7.38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单位资产盈利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后面的分析将表明，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有了过多的金融信贷资源，随着资本积累的持续增加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下降所造成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率这一指标观察到。
从表2可以看出，2005年到2007年，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高出2.52个百分点。但是，从2008年到2010年，这个比例倒了过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于私有工业企业，平均高出4.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吸收了更多的信贷资源，从而使得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而民营企业吸收的信贷资源相对减少，资产负债率逐渐下降。且二者资产负债率的差距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201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比私营工业企业高出了5.49个百分点，达到2005年以来差距的最高水平。
私营工业企业的单位资产盈利能力高于国有企业，符合我国当下的资源比较优势。私营工业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因而单位资产盈利能力相对较高。如果按照市场经济下资本逐利的流动规律，信贷资源应该更多流向总资产贡献率更高的私营工业企业，那么，私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应该相对更高，这个理论推论与2005—2007年的数据是吻合的。但是，2008年以后，资产负债率数据却显示了相反的趋势，即，国有企业吸收了更多的信贷资源，导致其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与私营工业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现实与理论预期的巨大反差，恰好说明了近年来我国信贷资源流向并没有遵循市场经济下资本逐利的规律，也就是说，金融资源并没有流向经济效率高的行业和部门。这也意味着必然存在着某种制度性障碍，阻碍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结构性金融资源配置扭曲。
这种信贷资源分配上的所有制歧视，在经济扩张阶段相对还不太明显。数据表明，从2005年到2007年期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要低于私营工业企业。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来看，这一阶段民营经济也发展较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现象。说明在经济扩张阶段，信贷资源相对充足，整体经济形势的乐观情绪也提升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以至于国有银行金融体系在满足国有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还能有部分信贷资源剩余来供给民营中小企业。同时由于经济扩张期民营中小企业之间的货款拖欠现象较少，企业流动资金相对充足(梁冰，2005)，所以这时的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不凸显。
然而，自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全球，全球经济出现大幅衰退，我国也不能例外。经济衰退期，市场不景气，国有和民营企业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金融信贷资源紧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对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出台了总额为四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同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投放。但这些资金更多是投向国有企业和政府性融资平台，这导致制度性障碍造成的所有制歧视现象愈加严重，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大面积破产倒闭。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走高，2008年为58.99％，2010年达到60.31％。与此相对的是这期间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持续走低，从2008年的56.44％下降到2010年的54.82％，这还没有将为数众多的破产民营企业包括在内。从实体经济运行层面来看，2010年下半年，为应对经济危机投放的巨额货币供给开始显现其影响，从6月份开始CPI逐月攀升，到11月份CPI同比上涨5.1％，达到过去28个月最高水平。为了治理通胀，央行通过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紧缩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的减少又加剧了国有银行信贷分配上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进入2011年，民营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到2011年6月份，温州东莞等地普遍出现民营中小企业倒闭浪潮。与此同时，获得了大量廉价信贷资源的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其核心业务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开始了多元化经营扩张。③
四、民营企业遭遇信贷歧视的制度原因
我国现有的以利率控制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为特征的金融控制体系对民营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从制度层面分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人是国家，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人也是国家，二者在所有权上的同源性决定了它们在某些层面的利益一致性。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国有企业，都不单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原则的市场主体，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承担着国家的政策性任务和责任，包括宏观经济的增长、社会稳定乃至国家信用等等(张杰，2000)。举例来说，国有企业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任务，但由于其资金规模无法完成既定的投资任务，因而必然有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授意下对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以保证其完成既定的政策任务，这本来也合情理。问题是，有时我们往往无法具体分清国有企业的哪些投资行为属于国家的政策任务，哪些又属于企业的逐利行为，而国有商业银行也并不能清楚地分清这一点，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就变成了一种笼统的总体性支持，而不仅仅是对具体投资项目的支持。
第二，从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的角度来分析，给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是一种理性选择。一方面，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若把钱贷给民营企业，如发生坏账，则要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张维迎，1999；樊纲，1999)。国有银行之所以宁愿把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还因为钱闲置在账上是体制原因，风险损失有国家承担；把钱贷出去，万一还不了，风险损失及其相关责任则由自己兜着。制度层面的约束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的行为预期，导致信贷资源更多投向国有企业。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拥有更多的信贷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国有企业身后的国家信用保障，例如国有企业掌握的矿山、土地等抵押资产，国有企业手中握有的大型政府基建项目等等。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资产规模小，可抵押资产和信用保证要少得多；民营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低甚至财务管理不规范，造成信息的不对称，使国有银行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了解其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此外，民营中小企业的借贷规模相对较小，这也意味着单位借贷资金的审核成本比国有企业要高很多，导致较高额交易费用。这些都严重抑制了民营企业信贷资源的获得。
第三，利率控制也是造成信贷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中央银行规定了基准的存贷款利率，只允许在一定的区间内浮动，这就导致了即便民营中小企业能够承担更高的贷款利率，国有商业银行也不能如此操作，因为这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利率控制政策意味着稀缺的信贷资源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配置，即并不是出价高者得之。这时候银行决定贷款给谁的考量因素不再是谁给的利率更高，而是信贷额度问题，以及谁的风险更低。毫无疑问，有国家信用作保障，土地等自然资源作抵押的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信用等级。利率控制政策使得信贷市场的扭曲无法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纠正。
第四，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层而言，他们作为政府控股的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其行为动机与最终委托人并不一致。目前，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都完成了在A股市场和H股市场的上市，作为上市公司，不同的投资者身份，利益诉求不同。作为四大行的普通投资人，自然以投资获利作为第一考量。而四大行控股股东中投汇金公司，其行为动机则相对比较复杂，既要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要考虑完成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调控任务。同样，国有银行管理层，其行为动机也不那么简单，除了要照顾到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如何实现控股股东的双重目标之外，还有着自身其他的利益考量。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管理层都有行政级别，可以在银行职位与政府行政职位之间互调④，国有银行信贷资源往往还可能成为管理层结交政界关系的工具，而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性融资平台自然成为国有银行贷款优先照顾的对象。
五、信贷驱动下的结构性国进民退
近年来，我国出现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正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无法协同运作所致。金融信贷的所有制偏向，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要么贷不到款，要么必须付出高得多的借贷融资成本。
在我国广东、浙江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现有的金融控制体系不能满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现象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民间借贷、地下钱庄非常盛行，这是金融供给内生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一个实例。虽然在一小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民间融资合法化的试点，但总体而言，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下，地下钱庄这样的民间金融结构还是不被承认的，其资金借贷业务也是非法的。而由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内生出的民间金融机构无法合法化，则意味着现有金融体系本身具有极强的自我强化能力，即通过对政策法规制定的影响以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遏制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这种自我强化机制一方面来自于国有银行业维护自身垄断优势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与国有银行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出于对廉价信贷资源的依赖而阻碍放松金融准入政策的出台。
由于金融资源具有对实体经济的驱动作用，信贷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不合理分配直接导致了结构性经济扭曲，即大中型国有企业资本充足，民营中小企业资金匮乏。获得了廉价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自然要进行规模扩张。由于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较高⑤，而资金成本较低⑥，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国有企业的扩张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此时，身处这些行业的民营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危机条件下遭遇信贷紧缩，资金链断裂，许多不得不选择破产倒闭，这就为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提供了条件。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诸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和领域，都相继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的现象。
由于国有企业的资源比较优势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比较优势之间出现了巨大偏差，致使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我国国民经济现阶段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资本稀缺，因而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拓展居民消费市场，扩大消费需求，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相对便宜，低价的信贷资源刺激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行为，这相当于间接强化了我国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因此，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制改革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能否打破这一金融控制体系，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改革是否进一步推进抑或倒退。
六、结论
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自由的金融市场。国家固然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政策安排驱使国有商业银行向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因为它可能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有利，但从长期看，则会损害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机制，尤其是资本结构，而且政策性的强制贷款也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张杰，2000)。世界银行(1989)的研究也表明，在过去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因此，更为切实可行的策略是，国家应进一步扩大试点改革的面，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激励更多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产生，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与引导。
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将业已存在的众多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合法化，同时放开利率管制，将大大增加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这对打破国有银行对于居民存款资源的垄断具有重要意义。利率市场化以后，民营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支付更高的资金价格(利率)给储户，以弥补自身信用上的劣势。相对于目标复杂的国有商业银行，民营金融机构目标单纯，就是追求企业盈利的最大化，由于民营中小企业具有更高的资金利用效率，能够支付相对较高的贷款利率，自然成为其服务的主要对象。这比在国有银行体系下无款可贷或者通过地下钱庄非法融资要便利许多。
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竞争机制的引入能够提高全社会资金的利用与周转效率，国有银行体系中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放在中央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账户上，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来满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竞争无疑将改变这一状况，竞争条件下的生存压力使得无论是民营金融机构还是国有商业银行，都要力图将每一笔资金投放到可以实现其增值的企业中去。从资金动员的动态演化路径来看，由于提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每一期动员起来的资金有更高的总回报和更小的总风险，并创造更大的剩余，这样到下一期会被动员起来的资金就会更多。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决定了其资金动员能力的大小(林毅夫和姜烨，2006b)。更多的资金被动员起来进入金融系统循环流动意味着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额，内生于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无疑将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不会出现外生货币供给增加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组织机构庞大、层级较多，信息传递和内部管理成本较高，因此在给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方面远远没有中小型金融机构效率高(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相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民营中小金融机构资金体量较小，企业资本结构相对简单，地区性较强，运转灵活高效，因此在资金借贷市场上拥有国有商业银行不具备的种种优势。尤其是在应对本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借贷方面，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的资金业务关系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可降低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费用过高以及借贷风险。
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放开将大大增加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国有银行依靠存贷利差安逸生存的境况将被打破，这无疑将激发国有银行加强内部管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积极拓展业务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此，则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得以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错配局面也得以改变，结构性国进民退的现象也就丧失了其信贷基础，经济结构也将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实现优化调整。
收稿日期：2012－09－25
注释：
①金融界网站http://fiance.jrj.com.cn/people/2009/11/2216046504780.shtml
②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
③例如，宝钢集团成立了大量子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从房地产到电信和制造等众多行业；中粮集团利用所获贷款在北京建造了豪华酒店；铜陵有色进军其他贱金属和木材业务；鞍钢集团进军煤炭业务；马鞍山钢铁公司则投资数十亿元人民币，进军轮轴制造行业；武钢集团计划在未来5年拿出300亿元人民币投资于非钢领域，包括养猪、养鱼、有机蔬菜种植，以及物流和化学制品生产等。
④如2010年上海银行行长瞿秋平调任中国证监会某部任主任(参见《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27日)。
⑤天则所的《国企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人员薪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逾10％，而上市央企高管团队的平均年薪，更是比民企高出60％之多。
⑥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至2005年民企实际利率是国企的3.46倍；经济学家刘小玄的研究基本证实了这一比例，即2000年至2007年民企利率平均是国企的3.3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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