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子监论文,元朝论文,之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说的元朝国子监，是指与当时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并列的教育机构，当时人也有称其为汉人国子监、汉儿国子监的[1](P8)。在元朝以前，历朝国子监都是朝廷主管中央官学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同时又是国家教育的正统象征。北齐首创国子寺，其职能明确定位在“掌训教胄子”[2](P757)。隋唐继承这一做法，更名为国子监，并进一步明确其“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3](P557)的职能。这一定位，强调了国子监的儒学教育性质，体现着朝廷崇奉儒学、推行教化的教育方向。然而，忽必烈在元朝首开国子学，首置国子监，都在其名称前面标以了“蒙古”二字，展示了一条不同于历代王朝的国家教育之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汉族官僚集团为坚持尊孔崇儒的教育方向，经过了三次较大的抗争才得以创办国子监。
一
在元代国子监创办问题上，汉族官僚集团所展开的第一次抗争发生在至元八年（1271年）。这一年的元月，忽必烈首开以传授八思巴字为宗旨的蒙古国子学。两个月后，许衡欣然应命国子祭酒一职，明确表示“此吾事也”[4](P3727)，并立即着手国子学的筹办工作。这样，在基本相同的时间内，蒙古国子学和国子学相继开办，展示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旨趣。而在不同教育旨趣的后面，体现着两种政治主张的对峙。
或许有人会说，此言是否过重。蒙古国子学和国子学之开办，完全可能是元廷因两种文化的发展需要之所为，并非是一种抗争之举。其实，古代朝廷办学，从来都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东汉灵帝时期，宦官集团为了与官僚集团抗衡，借助灵帝喜好美术而于太学之外另创鸿都门学，以培植自己的势力。西晋之时，门阀士族为显示其不同于寒门庶族的教育特权，于太学之外另创国子学，以“殊其士庶，异其贵贱”[5](P145)。元代也不例外。元代实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和汉人官僚集团的利益争夺更为激烈，于教育特权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元代三所国子监的并立就是这一权力斗争的产物。
忽必烈首开蒙古国子学是其实施文治路线的重要举措。忽必烈于即位之初，明确指出了蒙古自建国以来“武力迭起，文治多阙，五十余年于此矣”[4](P64)的缺憾，表达了欲以文治兴国的愿望。但他的文治绝不是要走全盘汉化之路，而是欲借鉴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来补充和完善蒙元帝国的国家机器，以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方面忽必烈，“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4](P2119)；另一方面，忽必烈看到辽、金及其他诸国，皆有本国文字，而作为统治横跨欧亚大帝国的蒙古民族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这终归是个大缺憾，“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4](P4518)，于是，乃命人创制八思巴蒙古字，并将这种文字纳入其种族统治的框架中，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4](P4518)。文字的主次之别成为尊卑贵贱的统治工具，八思巴文字成为蒙古统治集团彰显其种族特权的文化表征。接着，忽必烈又决定在各地设置蒙古宇学，在京师设置蒙古国子学，以国家最高学府的教育导向来突出其“国字”地位。这样，这种文字教育的性质也就烙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忽必烈首办蒙古国子学，也就不再体现为单纯的教育意义，而是作为维护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象征，作为元朝国家教育正统的象征昭然于世。
而汉族官僚集团所倡导的文治则是要行汉法崇儒治，在全国上下迅速恢复儒家的伦理纲常秩序。中原儒士看到，元朝治国之艰难，根源于传统的伦理纲常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蒙古、色目贵族所具有的嗜杀、好利、纲常观念淡漠等特性又成为推行汉法的障碍。因而欲求元朝治国之长久，唯有广设学校、大兴教育方是根本的下手功夫。然而这个教育，必须是那种不尚词章不习举业的教育，必须是那种教以君臣父子之大伦，以及教以洒扫进退应对及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的教育。诚如许衡对忽必烈所言：
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6]（卷7）。
窦默也十分支持这个观点：
三代所以历数长久，风俗纯粹者，皆自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遣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7](P153)。
只有在全国推行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才能保证汉法的有效推行，才能保证元朝的治国路线遵循传统中原王朝的政治轨道，才能真正实现汉人儒士对蒙古统治者的“帝中国，当行中国事”[4](P3769)，“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8]（卷37）的期望。这就是元朝汉人官僚集团在蒙古国子学开办之后积极争取创办国子学的真正目的。
那么，许衡等人既然认识到教育如此重要，许衡何以不在中统二年（1261年）初次受命国子祭酒之时就着手开办国子学，而非要等到十年后才意识到“此吾事也”呢？
许衡与忽必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中统元年（1260年）。这一年，忽必烈即位于上都开平，诏许衡至京师。《考岁略》中记载：
庚申，上在正位宸极，应诏北行，至上都，入见。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农务，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7](P168)。
从交谈内容看，两人谈得并不十分投机。许衡的语气虽然谦恭，但态度十分明朗，即表示要坚守儒家之道，注重农耕和教育。这既是许衡志向的表露，也是对忽必烈治国方略的一个建言。但忽必烈并没有借着这个话题与许衡讨论教育的问题，只是问科举如何。这至少说明忽必烈此时并未有复办国子学的意向。一年之后，朝廷还是任命了许衡为国子祭酒。这个任命颇具有戏剧性，而且，许衡受命之后便托病辞去了这一职务。《考岁略》中记载：
辛酉三月，应召至上都，时王文统秉政，深忌雪斋诸公，以先生素无因缘而弗惮也。及窦公力排其学术之非，必至误国，文统始疑先生唱和其说。五月，授雪斋大子太保师，窦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内寔不欲备顾问也。窦公既以言文统不中，欲依春宫以避祸，先生独以为不可，曰：“姑舍其不安于义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来，师傅与太子相见，则就西位东向，太子东位西向，公能为此事否？不然，是师道自我而亡也。”雪斋亦赞其说，相与怀麻力辞于阙下，凡数日，始从其请。由是改授雪斋大司农，窦公翰林侍讲学士，先生国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辞。九月，得告南还，仍奉旨教授怀孟路子弟[7](p168)。
从表面看，这是朝廷中的一场权力之争，许衡因对其任命不满而辞职，然而认真分析，事情其实并非这么简单。许衡劝阻窦默等人受命的理由是师道问题。尊师重道是儒家教育价值观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命题之一，师不尊则道不行。在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征服者以傲慢之心雄踞中原，以强权之势蔑视中华文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屈从权势而放弃师道，汉人儒士所赖以立身安命的儒家之道则面临被亵渎之境，企望以夏变夷的利器将不攻自破。这是许衡劝阻窦默等人坚拒太子保傅职务的根本原因。另外，朝廷虽然后来改任许衡为国子祭酒，但这一任命带有明显的敷衍性。而且，既然任命了国子祭酒，却没有相应地颁布办学诏令，那么，国子学的办学宗旨是什么？是继续执行当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的旨令，以传授汉语言文字为宗旨，还是按历代王朝的教育传统，以尊孔崇儒为宗旨？如果是前者，这样的宗旨不符合许衡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教育追求；如果是后者，忽必烈并没有授予许衡如此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对许衡而言，剩下的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辞职。
在大道不行的条件下，宁可不为也绝不因强力所迫而自我弃道、废道，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是一种为了维护儒道尊严的抗争。这种态度显然不合忽必烈之意，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借王文统事件对许衡有一个很严厉的指责：“窦汉卿独言王以道，当时汝何为不言？岂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此言甚重，直指许衡坚守的孔子之道。许衡对此只是承认自己对圣人之道“所得甚浅”[7](P169)，并在随后向忽必烈所上《时务五事》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孔子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盖如此也。”[6]可见，维护“道尊”是许衡行为选择的根本标准，也是许衡当初辞去国子祭酒的深层原因。
当然，许衡也并非是消极卫道，隐居守节。在元初崇儒兴学的大环境尚不具备尚不充分的条件下，许衡及其汉族官僚集团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在元代政权建设上，以求为元代崇儒兴学进程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当时，姚枢、窦默等人十分佩服许衡的任道之志和刚毅不屈的精神，因而在中统初极力推荐给忽必烈，并希望能起用许衡任相以取代学术不正的王文统[4](P3731)。许衡应该也有这个意思，希望能够通过直接参政来影响元廷的汉化进程。以后，忽必烈数度召许衡北上，希望许衡或能议事中书省，或能参与制定官制，许衡皆能尽力而为，希望通过直接参政影响蒙古统治集团的政治走向，推动元朝走汉法文治的治国之路。这也是许衡等人在当时未将注意力放在创办国子学上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至元八年，许衡为什么又乐意接受了国子祭酒职务，并真正着手开办了国子学？
第一个原因，忽必烈于此时开办了蒙古国子学，国家教育正统的问题很尖锐地摆在了汉族官僚集团面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尊孔崇儒便成为历代王朝国家教育的正统所在。如果国家的最高学府抛弃这一传统，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将丧失殆尽。这一现实迫使汉族官僚集团不得不将关注点转向国子学的开办，以争取国家教育正统地位。
第二个原因，许衡对忽必烈行汉法的诚意失去了信心。许衡向忽必烈提出不任中书左丞的理由是：“臣有三宜辞：一非勋旧，二蔑才德，三所学迂，恐于圣谟神算未能尽合。”[9]（卷9）这个话清楚地表达了许衡对忽必烈的失望，而许衡出任中书左丞的经历更加剧了这种感受。忽必烈只是从“儒术实用”的角度，欣赏那些能为他的统治带来实效的朝仪制度。儒术之于建章立制有用，忽必烈则用之。而当忽必烈急欲理财积敛之时，儒士们的儒治主张则显得迂阔而不周世用，忽必烈便很现实地疏远儒士而倾向于能够为其敛财的色目官员。在中书省，许衡与阿合马有过直接的冲突[7](P172)，而忽必烈显然是偏袒于后者，以致王恽上疏为许衡美言：“伏见左丞许公衡师心大学，养气至刚，独立危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之古人，不可多得。且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后相臣如衡竭尽者多矣，未若许之切直敢言，不以荣贵为心者。”他希望忽必烈能够对许衡持宽容态度：“伏惟陛下圣智天临，明烛万里，求治之心，亟若饥渴，一旦得臣如此，夫复何求。且君圣则臣直，虎啸则风冽，气所感召，理之固然。若是则国家之福，天下之幸也。”[10]（卷86）从这委婉的语气中不难看出，许衡与忽必烈的合作不十分和谐。所以，经过十年的努力与观察，许衡意识到忽必烈不可能按照汉人儒士的思路走汉法文治的道路，希望直接影响忽必烈一代蒙古、色目贵族推行汉法文治的愿望和努力显然是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境下，与其身陷朝廷政治漩涡作无谓的消耗，不如将精力转向培养在中原地区成长的蒙古贵族后代。“行汉法”之路只能寄希望于长远，寄希望于蒙古贵族的下一代，这是许衡接受国子祭酒一职的深层原因。
第三个原因，许衡对培养蒙古贵族子弟具有信心。许衡对蒙古贵族子弟本无接触，在担任中书左丞期间，开始承担教养蒙古子弟的任务，“先生方居相府，丞相传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后又奉旨教七人”[7](P173)。通过教学实践，许衡感觉到：“蒙古生，质朴未散，视听专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养三数年，将来必能为国家所用。”[7](P173)这句话最能说明许衡致力办学的心理转变。恰逢此时，至元七年(1270年）秋，真金太子抚军称海，太子赞善王恂随同前往[4](P2888)，东宫春坊的学生去向成了难题。“初，裕皇设学于春坊，命赞善王公恂教养宫府侍卫之子孙”[11](P103)，这些受学于东宫的勋戚子弟因王恂随真金太子北征而面临学业中断。此时又正值蒙古国子学筹办之时，如果此时朝廷不另外开办国子学，东宫春坊的学生必然转入蒙古国子学。这是汉族官僚集团所不希望看到的事。于是，张文谦和窦默于至元七年上疏请立国子学[4](P3097)。这是国子学开办和许衡接受国子祭酒职务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见，许衡的关注点由朝政转到办学，由尊道转向传道，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政治。由此就不难理解，至元八年元月，忽必烈诏令开办蒙古国子学，许衡在两个月后欣然受命筹办国子学。这种时间上的巧合绝非没有意义，两个国子学的同时开办分明在竞争着什么。
二
在元代国子监创办问题上，汉族官僚集团所表现出来的第二次抗争是许衡坚辞国子祭酒职务。当时以阿合马为首的朝廷权臣本与许衡素有积怨，因而对其办学以传播儒学汉法也极为嫉恨。由是利用权势屡屡克扣、中断国子生的廪食费用，以泄愤作梗。至元十年（1273年），许衡因不满朝廷权臣的有意刁难而愤然辞职。
这又是一次以退为进的抗争。许衡的办学已初见成效，并深得学生的欢迎，“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义若君臣，因其所明，开其弊而纳诸善，时其动息而张弛之，慎其萌蘖而防范之。其日渐月渍，不自知其变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谈举止，望而知其为先生弟子”[7](P173、175)。这样的教学效果自然为许衡的声望带来了良好影响，也必然会引起阿合马集团的不安与嫉恨。面对阿合马集团的肆意刁难，许衡以辞职相抗争，以图引起朝廷乃至忽必烈对国子学的重视。至于忽必烈对许衡办学作何评价，未见于史料。但有一次，忽必烈与国子生不忽木讨论古今成败之理，大为赞叹说：“曩与许仲平论治，仲平不及汝远甚。先许仲平有隐于朕耶？抑汝之贤过于师耶？”[12]（卷7）这个话既流露出忽必烈对许衡依然隔膜，也表达出忽必烈对国子学的教学效果基本满意。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导致忽必烈在许衡辞职问题上采取了慎重态度。《王磐墓志》中说：
国子祭酒许衡将告归，上命中书左丞张文谦问公（王磐），公言：“自古有国家者，必与人材共治。若无学校，人材何从而得？今许某教生徒有法，数年之后，皆可从政，事体所系至大。某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员数少，坐糜廪禄，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员，使之进学，庶几人材有成，某之受禄亦可以少安矣。”[7](P244)
《元史·许衡传》说：
十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衡请还怀。帝以问翰林学士王磐，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守衡规矩，从之。
《元史·世祖纪》说：
至元十年（1273年）九月，刘秉忠、姚枢、王磐、窦默、徒单公履等上言：“许衡疾归，若以太子赞善王恂主国学，庶几衡之规模不致废坠。”又请增置生员，并从之。
《白栋墓志铭》说：
许衡辞，“乃奏有尚与公（白栋）从仕郎国子助教。昔者贵胄友也，一旦能横经下心，事之为师属，非其道耸，是曹不可得其驯然北面”[13]（卷26）。
《耶律有尚神道碑》说：
十年，文正公南归，诸生祖饯于国都门外，文正悉语之曰：“他日能令师道尊严，惟耶律某能之，汝等当以事我之礼事之可也。”久之，起公为国子助教[11](P102-103)。
许衡的这次抗争具有什么意义，以上的这些材料给了我们如下信息：第一，开办国子学的意义通过这次抗争得以在朝廷公开讨论，国子学的重要地位通过对许衡去留问题的讨论而在朝廷乃至对忽必烈得以重申和强调，“事体所系至大”、“此国之大体”，国子学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得以确立。第二，通过这次抗争，国子学的生员得以增加，规模得以扩大。从以上材料分析，阿合马集团反对国子学的主要理由，或者说能够摆上桌面的理由，是办学成本太高，所以他才会克扣和中断学生的廪食费用。许衡借题发挥，大概在辞职理由中提出了诸如不愿增加朝廷负担之类的意思，所以才有如王磐所言“某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员数少，坐糜廪禄，有所不安而然耶”的话，也因此才有诸朝臣“增置生员”的请求。于是，歪打正着，国子学不仅没有被摧垮，反而扩大了规模。第三，生员增多，必然要求增加教师编制，这又是这次抗争的成果。经过朝臣们讨论，朝廷不仅确定了由有真金太子为背景的王恂接替许衡，而且将许衡当年的门生、国子伴读耶律有尚、苏郁、白栋等三人任职为国子助教。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庶几（许）衡之规模不致废坠”。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许衡的身后实际上站着一个群体，二个齐心协力推动元代儒治进程的儒学集团。在他们眼中，国子学的意义绝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而是元代推行儒学的一面旗帜。为了使这面旗帜不倒，他们成功地健全了国子学的体制，在祭酒之下增设了数名助教，坚固了这个崇儒兴学的桥头堡。所以，《元史·王恂传》说：“及（许）衡告老而去，复命（王）恂领国子祭酒。国学之制，实始于此。”
三
在国子监发展问题上，汉族官僚集团所表现出来的第三次抗争是争取国子监的设置。许衡之后，王恂、耶律有尚等皆能承继许衡之教，师道卓然，诸生皆帖帖敬服，国子学的教学依然井然有序。但元廷中反对汉法的势力绝不肯善罢甘休，至元十三年（1276年）三月，元廷将国子学校址改为大都路学，设官署提举学校所于其间[4](P2032)。一时间，国子学师生学无定所，国子学教学秩序受到了直接的干扰和破坏。面临此种困境，当时身为国子生的不忽木等人在王恂等人的授意下上书忽必烈，要求设置国子监。这封奏疏，洋洋千言，从儒家以兴学为治国之本的角度立论，概述了各朝代广设学校、大兴文治的历史经验，并指出，发展学校的重要措施是建立教育的管理机构，使“凡学政因革、生员增减，若得不时奏闻，则学无弊政”，以保障和促进学校的发展。而元代学校发展的缺陷正在于此，由于没有一个如国子监这样的教育行政机构，导致国子学的命运处在任人宰割的地步。所以，不忽木等人发出了“然学校之政，尚未全举，臣窃惜之”的感叹。忽必烈在看完这一奏疏后，十分高兴[4](P3164-3166)。然而，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设置的却是蒙古国子监。这分明是对国家教育正统地位的争夺，就如当年首设蒙古国子学一样，忽必烈在维护蒙古特权统治问题上丝毫不予含糊。
遭此重创，元朝国子学的发展开始步入低潮。至元十四年，“举国子生驿致上都，布官中书，宥密宪台”[7](P62)，朝廷将不忽木等当年受许衡、王恂教诲的国子生全部安排工作，离开学校。在以后的几年间，耶律有尚、白栋、苏郁等教官也都相继任职朝廷其他部门，离开了国子学。而朝廷中一批力主崇儒兴学的耆儒老臣在这一段时间内相继去世：至元十一年，刘秉忠去世；十二年，史天泽去世；十七年，廉希宪、姚枢、窦默去世；十八年，许衡、王恂去世；十九年，张文谦去世。当年鼎力支持国子学的汉人儒士集团已丧失力挽狂澜的气势，国子学真正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金太子给予了国子学以全力的支持。真金乃忽必烈之嫡子，他从小受到忽必烈幕僚中的三位儒家学者姚枢、窦默和王恂的教养熏陶，熟读儒家经典和历代皇朝文献，对中国传统文化素有感情。至元十六年（1279年），真金太子开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4](P217)。他谘访多用汉人官僚，重用主汉法的蒙古、色目官僚，“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若《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王恂；许衡所述辽、金帝王行事要略，下至《武经》等书，从容片言之间，苟有允惬，未尝不为之洒然改容。时侍经幄者，如王恂、白栋皆朝夕不出东宫，而待制李谦、太常宋衙尤加咨访，盖无间也”[4](P2889)。
至元十九年（1282年），苏天爵谓之为“朝政更新”[11](P112)之年。是年三月，贪横不法的阿合马被人刺杀。在真金太子的力主下，忽必烈改组中书省，由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真金太子希望新班子能在崇儒兴学方面有所起色，他对新进入中书省任职的何玮、徐琰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4](P2890)。为了有效推进儒治进程，这一年元廷正式颁发了《岁贡儒吏》，强调“岁贡儒吏，若不先加教养，次以铨试收之，必将苟且以求侥幸，人才失真，所关匪细”[14](P17-18)，将儒学教育的重要性予以了肯定。
为了切实提高崇儒兴学的地位，设置国子监的问题再度引起崇尚儒学的汉族、蒙古、色目官僚的重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一股合力，以争取国子监的设置。至元二十年（1283年），为提高国子学的地位，真金太子考虑应有一个身份相配的大儒取代许衡、王恂的地位。在不忽木的推荐下，真金太子选中了刘因，并对国子学的体制进行了调整。其本传说：
二十年春，辟刘因于保定，（刘）因以疾辞，固辟之，乃至，拜右赞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夹谷之奇为左赞善大夫。是时，已立国子学，李栋、宋衜、李谦皆以东宫僚友，继典教事。至是，命（刘）因专领之，而以（宋）衜等仍备咨访。尝曰：“吾闻金章宗时，有司论大学生廪费太多，章宗谓养出一范文正公，所偿顾岂少哉。其言甚善。”会（刘）因复以疾乞去。二十二年，以长史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真金太子，真金大子谕令入学，伯必即令其子入蒙古学。逾年又见，太子问读何书，其予以蒙古书对，太子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4](P2891)
这里讲了几件事：其一，在国子学教官相继离去之时，真金太子派出东宫官员李栋、宋衜、李谦等人照管着国子学事宜。其二，在王恂去世后，真金太子征召刘因来接任王恂的工作，并继续留宋衜在国子学协助工作。“初，裕皇建学宫中，命赞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恂卒，继者难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11](P112)。其三，刘因任职不过数旬，因母疾辞归。真金太子又任命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刘公归，至是命公教之。寻授奉训大夫、国子司业”[11](P103)。其时尚未设置国子监，但真金太子已经在按照国子监的框架来调配人员了。其四，当时蒙古国子监和国子学确实是两学并存，这从真金太子命伯必送子读书一事便可印证。对蒙古国子监和国子学的关系，真金太子明确将国子学称为“胄监”，其关爱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朝廷中部分官僚纷纷建言，力倡崇儒兴学。至元二十年（1283年），刑部尚书崔彧上疏，言时政十八事，其中“六日贵游子弟，用即显官，幼不讲学，何以从政。得如左丞相许衡教国子学，则人才辈出矣”[4](P4040)。御史中丞崔少中在上疏中强调：“窃惟三代、汉、唐以至于宋，皆立学以养士，生徒多至数千，置田筑室，官为营办。所以养成人才，讲明义理，习礼让之事，消祸乱之源，故识者以为急务。”[14](P21)
在这些人当中，来自西域的阿鲁浑萨理所发挥的作用较为特殊。阿鲁浑萨理是畏兀儿（今译维吾尔）人，三世精佛教。其自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思巴，既通其学，且解诸国语。世祖闻其才，俾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八思巴见此，深知阿鲁浑萨理之志在儒学，于是致书推荐给真金太子，得召入宿卫。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擢朝列大夫、左侍仪奉御，上书忽必烈，强调“治天下必用儒术，江南诸老臣及山林薮泽有道艺之士，皆宜招纳，以备选录”，“又请置国子监学官，增博士弟子员，优其廪饩，学者益众”[15]（卷7）。阿鲁浑萨理对忽必烈的影响力非一般汉人儒士所能及，陈垣先生论及此，有一段精辟议论：“当是时，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一西域人儒者之言，不如一西域人释者之言之尤为有力。许衡、吴澄之徒之所以能见用于时者，纯恃有二三西域人后先奔走之，而孔子之道之所以能见重于元者，亦赖有多数异教西域人，诵其诗，读其书，倾心而辅翼之也。”[16](P29)
另外，南方士人的加盟也给这次力倡崇儒兴学的声浪增色不少。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集贤院直学士少中大夫程钜夫在上疏中指出：“国家自中统建元以来，中外臣僚亦时闻表表伟杰者，皆自往时故老宿儒熏陶浸灌而然，历时既久，以次沦谢，迩来晨星寥寥，无及何矣。臣不知更十余年后，人物当如何其琐琐也。而主论者恬不知怪，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不知人才盛衰，张本于此。”因此建议：“臣愚欲望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之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饩廪，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14](P27)程钜夫的这个奏疏，忽必烈看过后十分同意，但一直未有落实。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月，朝廷中的色目官僚提议开办回回国子学[17](P80)。这显然又是一个信号，说明朝廷中的色目贵族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其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设置国子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年二月十五日，随忽必烈至柳林的尚书左丞叶李，向忽必烈奏疏请立太学。叶李强调：“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骤进，必训以德义，摩以《诗》、《书》，使知古圣贤行事方略，然后贤良辈出，膏泽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学，汉、唐明主，数幸辟雍，匪为观美也。”[4](P4049)。他以太宗窝阔台设立儒户为例，对忽必烈说：“臣愚省得先朝创业之初，犹以收拾人才为急，今日混一之后，岂可不以设立学校为先？”并指出忽必烈对去年程钜夫的奏疏已有明确旨令，只是未有落实。忽必烈当即表态要求集贤院拿出一套详细的办学方案：“那田地里立太学，合读是什么书，合设学官并生员饮食条例，合立的规矩，外头设立儒学提举去处写出来，我行奏著”[14](P29)。
五天后，即二月二十日，集贤院南北诸儒并众官依忽必烈旨令开会讨论兴学之事，元代的国子监终于得以设置。《元史·世祖纪》中说：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札、饮食，仍隶集贤院。设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苏天爵在《耶律有尚神道碑铭》中说：“二十四年，初置国子监学，设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员，始给印章，分官署以典教。诏春坊学徒从公赴监，命太常周公砥为祭酒，公仍司业。”[14](P103)
从至元十四年元廷设置蒙古国子监，到至元二十四年再设置国子监，前后历时十年。其间的曲曲折折，实质就是围绕着儒学地位和国家教育正统所在的问题而展开。汉族官僚集团之所以坚持要设置国子监，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维护崇儒兴学的正统地位。尽管这之后的国子监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儒学在元代也始终没有争取到至尊的地位，但在元代的政治舞台上，毕竟有了一个坚守尊孔崇儒方向的教育阵地。汉人儒士凭借着这一阵地，便可以为推进元代的崇儒兴学进程施展拳脚，元朝儒士对此是欢欣鼓舞的。诚如程钜夫后来所言：“教有业，息有居，亲师乐友，诸生各安其学，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贤，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源矣。臣窃谓天地至神，非风雨霜露罔成其功；道至大，非圣君贤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诗》、《书》、《礼》、《乐》罔就其器。列圣相承，谓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复科举，诚欲人人被服儒行，为天下国家用耳。然则黎民于变时雍顾，不在兹乎？”[18]（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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