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儒家文化基因的当代承继 〔*〕
秦 龙1， 赵永帅2
(1.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 2.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思想智慧的创新性发展，儒家文化基因是其重要的价值底蕴和思想支撑。顺应时代前行、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儒家“仁道精神”关注人类友善发展，以儒家“中庸之道”聚焦人类良序发展，以儒家“天下观念”着力人类整体发展。坚持问题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尊重传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式挖掘儒家文化基因的时代价值，为世界秩序的重建、人类困境的解决提供新理念、新规则、新模式和新路径。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儒家文化基因；当代承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时代智慧，对儒家文化内在基因进行了全新的时代表达。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系列原则主张、价值倡议和实践展开承继了儒家“仁道精神”“中庸之道”和“天下观念”等文化基因，开启了国家外交工作新局面，推动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仁人”“仁义”和“仁政”等思想资源，关注人类友善发展；思考当代“中庸选择”“中庸路径”与“中庸目标”问题，聚焦人类良序发展；遵循“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与“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践行人类整体发展。
我国目前最基本的国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制度，它的主要代表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是由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关键和重要部门处于支配地位、在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国有经济中贡献最大所决定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对整个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对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是巩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壮大国有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人类友善发展 彰显儒家 “仁道精神 ”
“仁道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逻辑原点，致力于向善、择善和至善的人类发展，把思考人的本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发展作为逻辑主线和行动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仁道精神”，以“仁人”为基础确立世界发展的人类主体意识，以“仁义”为标准导向人类发展的共同责任担当，以“仁政”为主张旨向全球发展的人类共同福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仁人”基础：确立世界发展的人类主体意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世界愈加偏离“人”的纽带，变成一个以商品、货币、金融、权力、电子等为纽带的互联系统。这种主体性的错位与迷失，导致人类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传统儒家“仁人”的文化基因，为破解时代问题提供主体力量，重新确立“人类”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传统儒家“仁人”思想把人作为社会这一同心圆的核心与基础，主张从人这一中心出发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关系、社会发展、国家昌盛、人类社群等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仁人”文化基因中“人”是“众人”的观点，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关切值和实现域设定为整体人类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主张“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2〕，着力塑造“整体人类”的主体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肯定人类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置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各国以“整体人类”为价值引领不断激发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应对多元化、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发展问题中不断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儒家“仁人”基础以人类的合理性需要、持续性发展要求促发人类的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提升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中的主体能力。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发展场域，为人类以主体角色置身各项事业的发展潮流提供实践平台。在理念倡导和现实发展的双重逻辑中人类的主体价值得以实现。主体地位的肯定、主体能力的发挥和主体价值的实现构成了人类主体意识的基本内容。
儒家“仁人”的文化基因内涵丰富多元的人与人互存、互助和互爱的主体性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儒家“仁”思想中“推己及人，从内向外，从私到公”〔3〕的原则，注重提升人类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面对恐怖主义、强权政治、环境污染等挑战，人类必须达成命运与共、互助互爱的共识，发挥人类决定自身发展的主体地位和时代能力。中国历来爱好和平，以和为贵的基因根植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作为新时代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合作、走人类共同发展道路的重要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尊重和友爱作为主体性的价值依托，在实践过程中以国家为现实抓手落实国家与国家友善发展的人类主体性内容。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打造平等协商、广泛参与和普遍受益的合作框架，把尊重和友爱的原则以共识、约定和协定的方式肯定下来，为人类主体性发挥提供友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际行动中始终倡导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发展思路，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技术共享等方式把友善的行动贯穿始终，切实保障人类友善发展。在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现实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性以尊重和友爱为原则，不断作用于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人(群体)、人与自然等多元的关系领域，持续丰富人类主体意识的时代内容。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仁义”标准：导向人类发展的共同责任
“儒家精神重在力行，最忌讳说空话。”〔4〕在儒家看来，通过加强人内在修养和道德教化，能够到达“仁义”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实践中担负责任是涵养内在修养和道德的重要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这一思想路线和基本准则，积极倡导各国共同承担人类发展的时代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5〕这是基于“仁义”标准，中国积极承担人类发展责任的鲜明态度和时代承诺。
如何把“仁义”标准切实融入时代潮流、满足发展之需，树立各国共同面对人类发展困境的责任意识是重要的时代任务。当今时代，虽然各国的发展形态各异，方式不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构成了彼此密切联系的整体。人类实践愈加变成世界交往行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性这一客观事实体现在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6〕各国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利与福利的同时，全球化的困难和挑战也与之俱来。人类发展共有一个地球，共同享有地球资源是各国发展的基本权利，共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更是各国应尽的基本义务，这是各国应当遵守的基本道义。和环境问题一样，面对世界政治、经贸、文化、社会等发展困境，也需要各国遵守基本道义，共同承担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责任。
“说什么呢？威尔很厉害。”克里斯蒂娜耸了耸肩，“再说，我终于知道怎么可以不输了，他教我找到了自己的弱点，我以后只要阻止别人打我的下巴就好了。”
儒家文化基因中的“仁义”并非小仁小义，而是大仁大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际构建过程中切实落实“仁义”标准的实践转化，不断丰富“仁义”的时代内容。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互惠发展，履行区域性组织的合作倡议、参加各类国际会议等过程中始终保持积极作为、主动承担的姿态，不断把符合人类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和国际道义标准，融进推动各国共同承担人类发展责任的实践进程。在对蒙古、缅甸、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进行访问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愿意让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积极为周边国家发展提供空间和机会。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砖国家主持公道、弘扬正义，致力于建设公平公正的美好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正能量。”〔7〕中国始终坚持把面对人类发展问题时重情义、讲道义和谋公正的标准，落实在与各国的经济、金融、贸易、社会、人文、科技等诸多合作领域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中，中国坚持把“义利关系”作为共同责任担当的重要内容。中国始终坚持与霸权主义、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等规则划清界限，在国际合作和问题处理中，坚持既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在义利平衡的责任担当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道义”标准与“义利”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中着力实现各国共担人类发展的责任。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仁政”主张：旨向全球发展的人类共同福祉
“天下大同”的目标是人类世界的全面性实现，绝不是只见物质而不见精神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展开价值性思考。长期以来，人们在评判人类文明发展之时大都是见物不见人，习惯性以“资本”“财富”等物质性的标准加以衡量；在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差异性时，倾向于以物化的思维去片面解读文明的差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天下大同”全面性与协同性的内在旨向，倡导物质与精神的协同发展与实现，引导人们以全面的眼光和整体的思维去评判发展、理解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既要通过科技发展与创新为人类文明造福，更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推动人类进步。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沟通心理中认识自我，在开阔眼界中认识世界，在全面性的价值坚守中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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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现实的历史经纬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此起彼伏、交织发生。“反霸道”是儒家“仁政”的重要基础性主张，坚持主张没有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人类共同福祉也无从谈起。和平是人民幸福、人类福祉的重要保障。经历过战争的中国历来注重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深知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倡导安全和平的全球发展环境，为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提供环境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实现人类共同福祉在和平安全的环境需求基础上，新增对和谐社会秩序的期待以及世界良善治理的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传统“以安全主张解决安全问题”的主张转化为“以和谐秩序营造安全环境”的主张，符合时代问题的新特点和新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方面主张坚持沟通、增进信任和真诚相处，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8〕的新型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在关切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领域，倡导把以往“互相博弈的竞技场”，努力转换成“相互合作的新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继儒家的“仁政”智慧，实现了从关注传统安全到聚焦良善秩序的问题解决模式的转化，为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仁政”爱民利民的主张。在当代中国，儒家爱民利民的主张充分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和实践原则。这是中国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法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国内一以贯之的利民爱民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倡议以民为本、爱民富民乐民的治理方式，主张以人道主义情怀实现每个人有尊严的生存、生产与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9〕多年来，中国坚持以实际行动关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围绕儿童教育、医疗疾病、地区和平、基础建设等世界性民生问题切实采取行动，以提出议程、设立基金、派出志愿者等方式践行爱民利民的“仁政”主张。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响应并践行爱国利民的“仁政”主张和治理理念，很多国家开始对内努力调整政策，不断克服资本逻辑的宰制，回归对本国人民幸福感的关注；对外加大互助发展和对外援助力度，积极参与世界性民生问题的解决，以“仁政”主张努力实现人类的共同福祉。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人类良序发展 推进儒家 “中庸之道 ”
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人类发展的主旋律，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10〕，复杂多变的国际情势让世界原有秩序逐渐失范。“如何重新建立人类各项事业发展的良善秩序”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立足时代潮头、回应发展之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以当代“中庸选择”“中庸路径”“中庸目标”的时代思考为人类提供和平稳定、化敌为友的交往规范，努力构建真实有效、和平公正的人类发展秩序。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当代“中庸选择”：从分别对立到共依共存
在全球化发展程度不高的时代，人类发展的世界性联系尚未完全建立，世界发展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先发国家凭借资本积累、资源占有、技术掌握和工具掌握等优势，人为地选择以“地理位置”“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因素为标准把世界划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当全球化程度愈加提高，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历史愈加成为客观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除以往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秩序选择，回归人类发展共生共在的秩序选择。
中国形成当下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益于在建立、探索、发展和改革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突破固化的发展模式，鼓励各国自主选择的当代“中庸目标”贯穿始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说时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6〕习近平总书记以“鞋子论”生动表明坚持各国发展模式自主抉择的鲜明论调。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7〕在世界各国彼此难分、存亡同构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进一步表明不以大小、强弱和贫富为标准，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立场，鼓励各国人民基于自身不同的文明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方式和价值观念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中庸之道”确立当代世界的“中庸目标”，以柔性的张弛度和弹性的包容力去理解共同发展问题，灵活性地在秩序各异、模式不同、纷繁多元的世界中采用“自主抉择”的方式处理差异性问题。从模式固化到自主抉择的转变把当下利益共同体与未来命运共同体统合起来，为人类良序发展指明道路。
传统儒家基于当时人们的生活空间，形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特点、遵循天人合一，形成了关于当下人类整体性公共空间的新的时代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当今时代，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依托的空间呈现新问题、新内容、新挑战和新机遇，必须用全球眼光和整体思维去解决空间问题。深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的公共性价值内蕴，为有效平衡人类空间发展提供可能。
“目前人类的全球化同时又地域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可以从儒家智慧中得到很大的启发。”〔12〕当“一体化与多元化”客观存在成为发展事实，“彼此对立”的秩序选择做出时代之变成为必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的当代“中庸选择”注重以“共性优化”的柔性实践方式建立规则、统一步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分注重现实构建，以“中庸之道”平静、安宁的“和”状态为价值依托不断生成实践方案。中国坚持人类发展的共依共存，以沟通协调、共同对话、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国际争议、热点问题和地区冲突。历史与现实表明，以当代“中庸选择”的方式进行规则设置和统一步调是有效之策和根本之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1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重以共同的价值期许和彼此的信任依赖，以“共商共议”的规则和步调承载人类发展秩序的共依共存，绝不主张以极端对立方式解决人类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庸选择”以明确的价值设定和实践导向，推动人类的秩序选择从分别对立转向共依共存。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当代“中庸路径”：从确立体系到聚焦问题
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儒家“中庸之道”绝不是“和稀泥”的思路，也绝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道路选择，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返本归正和良善坚守。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让人类的发展秩序一时陷入困顿。儒家“中庸之道”汇聚普遍接受的有效力量，让人类发展在现代化发展的思变成为可能。从确立体系到聚焦问题的路径变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反思中以“中庸之道”转化解决时代问题的方式，助推人类良序发展的美好前景。
表盘正中心一颗玫瑰金太阳在表盘中央熠熠生辉，镀铑金流星、粉红珍珠母贝水星、绿色珐琅金星、绿松石地球及钻石月球分布在四周，每颗星体均按照其在自然界中实际围绕太阳公转速度而运行。梵克雅宝将神秘的宇宙栩栩如生地呈现于眼前，惊人赞叹。
当今世界，人类取得巨大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忽视人类发展整体性”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整个地球不只是地域的切片，更有时间的切片，时空错离。”〔18〕在这种时空错离、无视人类发展的整体性之下，人类陷入了发展失衡、代际渐断和文明冲突的困境之中。儒家的“天下观念”内蕴着对人类和世界发展的整体性价值关切和现实考量，能够为人类提供整体发展的智慧和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19〕中国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儒家的“天下观念”，助力人类整体发展。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14〕。这一重大变化表明原有人类发展的秩序路径已然不适，必须寻找实现秩序的新的可能。由于人类发展惯性和霸权主义的余威，冷战结束后直至今日，一些国家仍然试图构建类似于历史上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作为人类发展的秩序路径。毫无疑问，囿于冷战的观念逻辑，当今时代已无法建立一个普遍认可并能付诸实践的体系，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汲取新的人类智慧。面对人类发展层出不穷的各类问题，“中庸之道”成为促成人类社会繁荣的可能路径。“中庸之道”的“庸”即“用”，所谓“中庸”即是“用中”，旨在找到共同点和普遍性实施的有用办法。承继“中庸之道”内蕴的弹性、柔性和灵活性的哲学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人类世界共同难题，倡导以协商精神和协和之境减少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异见，增加融合与共鸣。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当代“中庸目标”：从模式固化到自主抉择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应该以何种方式发展”是国际秩序发展转型期的关键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儒家“中庸之道”确立时代发展的目标，在最大包容性和理解力中去把握多元复杂的时代，突破人类发展的固有状态、鼓励各国发展的自主性，为革新人类发展样态贡献智慧和方案。
由图4可知，随着亚硝酸盐浓度的增加，鲁氏酵母菌的生长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当亚硝酸盐浓度为0.005%时，鲁氏酵母菌的吸光度值骤然下降，生长速度明显迟缓；亚硝酸盐浓度达到0.015%时，鲁氏酵母菌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生长；当亚硝酸盐浓度升高至0.020%时，吸光度值明显小于0.6，处于生长滞缓阶段。由此说明，鲁氏酵母菌具有较高的耐受亚硝酸盐能力，可作为发酵香肠的发酵剂使用。
长期以来，在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人类发展格局中，衡量一种发展模式的好坏和优劣主要以发展模式给国家带来的资本体量为标准，这种片面评价方式是对发展问题的一种遮蔽。一方面，当前很多国家取得目前发展成效的发展模式是基于本国特殊历史国情和特定世界局势环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同样的历史机遇走上与他国一模一样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人类在评判一种发展模式之时，倾向于给发展模式贴上“意识形态”“文明差异”等莫须有的标签。作为儒家“包容性”的集大成者，“中庸之道”的文化基因以更客观的视角和宏大的格局审视当前人类各种发展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当代“中庸目标”着重理解每一种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和人类谋求发展的共同性。在特殊性与共同性的交织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各国突破僵化、等级化的发展模式，以自身的特殊实际找到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等行为已经呈现为世界交往的形态，人类发展一体化程度加快的同时也伴随着多元化的客观存在。现实与历史表明，分别对立的秩序选择导致的一系列极端事件和片面发展严重破坏人类发展的正常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视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并存，以儒家“中庸之道”为资源，倡导适度和理性的原则处理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表明不能搞“一国独霸”“几方共治”的秩序选择，坚持：“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庸之道”的适度与包容肯定多元化的存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更符合人类发展和世界需要的理论寻找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性和精神，以此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分别对立到共依共存“中庸选择”的修复能力。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力人类整体发展 践行儒家 “天下观念 ”
从确立体系到聚焦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旧思维、旧路径。这一秩序路径不再是为了给人类发展设定一个体系，而是聚焦人类发展问题，真实关切人类发展问题、积极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供可能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一个个人类发展问题和一项项发展难题的解决，把问题解决确立为人类发展路径的出发点和归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聚焦“和平发展问题”“人类安全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文明互鉴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呼吁各国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当今时代，每个国家都被裹挟在全球化衍生的各种问题之中，经贸问题、环境问题、安全问题等都是与各国发展密切关联的议题。以聚焦问题取代确立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庸之道”转变人类秩序的构建路径。聚焦问题本身的路径不再寻求固化的体系去解决问题，而是围绕问题设置概念框架和解释原则。从确立体系到聚焦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人类发展的秩序重心放在问题本身，切实关注现实、解决实际问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天人合一”：平衡公共性的空间发展
植酸的抗氧化特性在于它能与金属离子发生极强的螯合作用,使促进氧化作用的金属离子因螯合失去活性,同时释放出氢,破坏氧化过程中产生的过氧化物,使之不能继续形成醛、酮等产物,由此产生良好的抗氧化性[9]。
“到了全球化时代，由于空间的进一步展开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21〕如今，人类空间发展失衡是人类整体性发展的基础性障碍。在资本利润集聚、全球化加速的发展过程中，竞争、垄断等运行逻辑渗入空间发展中，资本在扩张的过程中伴随着对空间的无休止扩展与释放。这种畸形的空间发展方式只见空间而忽视与空间激增相匹配的社会功能，先天缺乏对人类空间整体性和公共性的关照。空间失衡使原本基本平衡、和谐的人类空间发展秩序陷入失序的状态。全球变暖、资源匮乏、森林破坏等生态问题，人口贫困、难民潮等社会问题都是人类空间平衡遭到破坏的直接表现。现代世界，资本宰制下出现的空间割裂和发展断裂，亟待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予以时代矫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遵循“天人合一”，深刻关注人与自身的健康协调、人与自然的持久和谐、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对“天人”关系的德性处理推动人类空间发展的整体性，开掘人类空间的公共性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天人合一”的大智慧、大胸怀和大境界揭露竞争与垄断的资本规则，确立人类既是空间的享有者，更是空间的责任承担者的人类整体性发展基础。
第二，借助本土特点丰富课堂活动。比如泰国的节日非常多，教师可以在重要的节日设计课堂活动。像宋干节（即中国人说的泼水节），可以让高年级的学生看视频，用中文介绍宋干节，也可以让学生分成小组用汉语表演跟宋干节相关的节目等。
正是基于对嫡出茅台的品牌信心、茅台酱香酒过硬的品质信心、茅台源远流长的文化信心、茅台酱香酒稀缺的资源信心、市场投入力度持续不减的政策信心和公司对经销商认真负责的管理信心等“六大信心”，茅台酱香酒人对2018年“3万吨、80亿元”的销售目标已胜券在握，并提前开始谋划实现2019年“开门红”。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人类能够探索的空间范围扩大，另一方面人类构建了新的发展空间。如今，人类整体发展除依托传统空间，也包括深海、极地、网络和外太空等新疆域的空间。在传统与非传统空间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坚持尊重国家主权、维护和平安全，在促进开放合作中构建人类空间发展的良好秩序。中国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22〕，促使人类空间朝向整体性和公共性的方向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人类的新空间。网络空间以一种独有的空间张力和实现能力，使人类发展的重要纽带诸如技术、资本、信息、文化等都能在其中产生交互的新形态。如何平衡流动性强、自由性广和可能性大的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保证人类在网络空间的整体性发展？只有各国“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23〕，才能“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2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继“天人合一”的哲学逻辑，着力构建清洁美丽、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平衡人类空间的发展中实现人类整体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生生不息”：延续整体性的代际存续
在谈到全球化与人类状况时，杜维明曾说：“我们迫切关注和焦虑的是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后代的生命前景。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有一种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全新保护意识。”〔25〕这里的“全新保护意识”内涵的是时间与代际层面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这一时代需求，在时间的维度上坚持“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延续整体性的代际存续。
“儒家是‘时际人’，即宇宙、人生真相在时间的历程中展现开来，此为创造的过程。”〔26〕“天人合一”主张“生生不息”的时代命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人类代际的普遍性和公正性发展提供重要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类整体性发展问题上坚持承上启下，统合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维度处理代际存续的时代问题。这种代际存续一方面是接过历史的重任。在人类历史的源头，保证家庭、氏族或种族的人脉延续是共同体的全部任务。随着资本和货币的兴起，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和交往行为在资源、环境、健康等方面对人类代际的可持续造成了巨大伤害。另一方面，这种代际存续旨在开拓人类的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27〕人类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任何一代人的认识与实践能力却是有限的，一代代人类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构成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无限性认识范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生生不息”，以世世代代人类认识能力的持续提升匹配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保证人类的代际整体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生生不息”的实干内涵，重点关注当下的时代任务，汇聚当代人的奋斗力量，为实现代际存续提供现实承载。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生生不息和顽强奋斗的精神，每一代人都在每个时代用流血牺牲、穷途求变、大胆探索、改革创新的奋斗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一步步接近崇高理想。面对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各国都应当坚持“生生不息”，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完成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28〕对于各国而言，发展与创新都是本国第一要务。各国应当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大格局、立足人类“生生不息”大逻辑，达成切实的共识、开展切实的合作、实施切实的行动，在坚持整体性和公正性中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延续整体性的代际存续。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天下大同”：构筑多样性的文明格局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儒家对人类文明最终实现目标的理论思考。“儒学的最高理想就是天地宇宙的‘太和’与人类世界的‘大同’”〔29〕，其中‘太和’与‘大同’都是最大的和谐。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继儒家“天下大同”的价值理想，推动形成人类多样性文明格局。
“仁政”是儒家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使儒家“仁道”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学说。现如今，人类所处的时代与儒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有某种共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重当代转换，把“仁政”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转化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共谋人类发展福祉”的时代内容，积极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天下大同”，推崇和而不同，坚持“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30〕，把平等的交流互鉴作为文明交往的前提。在实现多样性文明格局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多元文明之间和谐共处、交流互鉴作为人类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内涵和而不同基本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通过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31〕构筑多文明格局是兼具社会性与历史性的时代任务，在多样性的文明中，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应当多一些耐心和理解，在全球化与地域化中找到文明的互通点，通过情感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弥合观念差异、生活壁垒和精神隔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践行“天下大同”构筑的多样性文明格局，激发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人类发展中的积极力量，为实现人类的整体性发展提供最深层稳固的文化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儒家文化基因的当代承继是遵循中国历史文化事实，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判人类发展现实状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愿与各国相互沟通、坦诚合作，共同参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3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儒家文化基因的当代承继是儒家文化的时代表达，这种表达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对儒家“仁道精神”“中庸之道”和“天下观念”的时代表达，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有机结合起来。这种表达为民族与国家的发展革新、人类与世界的秩序重建贡献中国智慧。
TIAN Shi-yin, CHEN Qi, XIE Zhi-hui, HE Jia, WU Cheng
注释 ：
〔1〕习近平：《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孔学堂》2015年第1期。
〔2〕〔5〕〔6〕〔7〕〔8〕〔9〕〔10〕〔11〕〔13〕〔16〕〔19〕〔20〕〔22〕〔28〕〔30〕〔3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403、29、143、418、255-256、490、417、417、6-7、2、5、383、418、77、421页。
〔3〕〔25〕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彭国翔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3、86页。
〔4〕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5页。
〔12〕〔18〕杜维明：《儒家精神取向的当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7、25页。
〔1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5〕〔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59页。
〔21〕冯雷：《理解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23〕〔2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0页。
〔26〕吴震：《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贵阳：孔学堂书局，2015年，第38页。
音乐是表演的艺术。歌唱的表现力是多种智慧和能力的综合，是表达情感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无论是哪种歌唱方式，都属于音乐的一种表达方式，都要追求听觉上的享受，做到干净、明亮、悦耳。
当前的高校校园文化活动都是以丰富大学生的课外文化生活为出发点，尤其是一些社团活动，都是学生基于兴趣而发，重娱乐，轻学术，忽略了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性、启迪性、计划性和层次性，形式单一，内容肤浅，缺少内涵。有的活动重形式，走过场，为了活动而活动，挂条幅，搞签名，活动质量不高，很难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不能形成良好的“文化育人”氛围，缺少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些活动如果监控不够，很容易偏离正确的方向，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6页。
〔29〕蒋庆：《儒学的时代价值》，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另外，tPA和纤溶酶原都有结合纤维蛋白的特性。在tPA特异性溶栓的过程中，纤维蛋白具有双重功能，既参与激活纤溶酶原又作为提供形成纤溶酶的最终底物。tPA诱导裂解纤维蛋白血凝块的过程可分为缓慢相和快速相。在缓慢相中，单链tPA在完整的纤维蛋白表面激活纤溶酶原变为纤溶酶；在快速相中，纤维蛋白部分被纤溶酶降解并暴露出更多的可以结合纤溶酶原和tPA的位点，同时纤溶酶将单链tPA裂解为活性更高的双链tPA，又有纤溶酶原不断被激活产生纤溶酶。这样，tPA和纤溶酶原及纤维蛋白形成1个环状三元复合物，使溶栓效应以正反馈形式扩大［2，29］。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1.002
作者简介 ：秦龙，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与国家治理；赵永帅，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梦与凝聚社会改革共识研究”(15BKS027)、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方案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TJZDWT185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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