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人口经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中西部地区论文,人口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东、中、西部三个梯度。东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和政策倾斜等因素的积极推动，即刻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从而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近年来，这种差距日见拉大，并且我国目前过大的区际差异已经显现出了一些失衡现象和负面影响，因此，缩小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已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坚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改革，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一、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间差距引人注目
1.国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差距。1980年，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2.3∶31.2∶16.5，1993年则为60.1∶26.8∶13.1，东部地区的比重提高了7.9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4.4个和3.4个百分点。1980～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之比为1.13∶1.03∶1，1993 年人均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东部地区为4580元，中部地区为2075元，西部地区仅为1408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25倍。1990～1994年，沿海与内地人均国内生产产值相对差距由40.6%迅速提高到50.1%，四年内扩大了近10个百分点。
2.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东、中、 西部居民人均收入之比， 由1981年的1.31∶1.18∶1扩大为1993年的1.37∶0.93∶1，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1.41∶0.95∶1。农民人均纯收入东、中、西部之比从1981 年的1.31∶1.18∶1扩大为1994年的1.69∶1.13∶1。职工平均工资东部最高省区与中西部最低省区的差距之比由1985年的1.38∶1扩大到1994 年的2.18∶1。
3.固定资产投资上的差距。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差距异常明显， 1982～1991年，东、中、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分别为49.69%、16.15%和18.18%。1991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61.46 %是在东部地区。1994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60.5%，西部地区仅占11.8%。西部9省区投资为1885.39亿元，赶不上广东省1953.97亿元的水平。这预示着在全国的加速发展中，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将进一步加速扩大。
4.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根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提供的资料，1993年农村人口人均占有乡镇企业产值东、中、西地区分别为1967元、 695元、270元，如以西部为基准，则东、中、西之比为7.23∶2.56∶1。“七五”期间农村人口占有乡镇企业产值的净增量东部分别为中、西部的3.8倍和11.7倍，这说明东、中、 西地区在乡镇企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大，所以说“东西差距主要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
5.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分布差距。全国592个贫困县90 %以上集中在中西部，6500万贫困人口一半以上集中在西部。贫困发生率从东、中到西逐渐提高，贫困县在东、中、西之间的分布比例为1∶1.31∶2.36。 1993～1994年三大经济地带脱贫人口比分别为东部40%，中部38%，西部仅占22%，与各自贫困发生率9.2%、11.5%和20.7 %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
6.城市化水平的差距。1995年，城镇人口比重东、中、西部分别为50.6%、34.6%和14.8%，东部是西部的3.42倍。
7.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1994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东、中、西部分别为28.61%、24.12%和19.69%， 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为，东部8878.1亿元，中部3645.89亿元，西部2052.7亿元， 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8.就业水平的差距。失业率是反映一个地区就业水平的综合指标。1994年我国经登记的公开失业率，东、中、西部分别为2.5%、2.6%、4.4%，西部是东部的1.76倍，其中云南省的失业率是北京的15倍。
9.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提供的资料，1992年我国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居于前十位的省市，除黑龙江、吉林两个中部省份以外，全部为东部省市，处于后十位的省市6个在西部、4个在中部。从动态比较看，东部大多数省市综合发展水平的位次在前移，西部大多数省区的位次在后移。
二、转制时期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困惑
困惑之一：日趋拉大的地区差距
上述诸多方面说明了我国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地区间差距扩大的事实，并且据国家计委国土地区司的预测：“在可预见的时期里，这种差异是不能消失的”，“用传统的方法进行预测，到2000年，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在等速增长的情况下，差距必然拉大，就是不发达地区以高于发达地区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在一定时期里人均收入的绝对值的差距也将继续扩大”。这样无疑紧缩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中西部地区不得不在极大的压力和包袱的紧状态中运作，甚至对自己的发展前途丧失信心、悲观失望。
困惑之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艰难
一般情况下，生产需要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基本要素。中西部虽然土地辽阔，但地形地貌差，人均平原面积少；虽然人口众多，但高素质劳动力少。并且不少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技术人才和科研人员“孔雀东南飞”。从深层原因分析，中西部地区由于基础产业落后，区位优势差，投资环境十分不利，因而资金十分缺乏，并且自有的一些资金也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房地产证券和股票交易等多种形式流向东部地区，近几年估计在1000亿元以上。因而从中西部的现实来看，唯一可资利用的就是自然资源，况且已有不少的资源开采都已进入了中后期，因此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中西部地区依靠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十分艰难。
困惑之三：人口素质低，思想观念封闭落后
以1990年为例，东、中、西部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分别为1.88%、0.73%、0.72%。若以西部为基准，则东、 中、 西之比为2.53∶1.02∶1，而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东、中、西分别为13.05 % 、15%、22.7%。若以东部为基准，则东、中、西之比为1∶1.5 ∶1.74。在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者的素质上，按照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HDI）衡量，1994年，北京、上海的人文发展指标为0.865、0.861， 居世界第31位，高于同期韩国、新加坡的水平，而青海、西藏的人文发展指标只有0.550、0.404，列世界第110位和131位；成人识字率，北京高于香港，上海接近香港水平，西藏为55.57%，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4.12%），与北京相差35.75个百分点；人口受教育年限，北京为7.87，上海为7.47，青海为4.42，西藏为1.81。
与中西部经济落后伴随而行的是思想解放程度的落后，不但过去存在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在改革18年后又出现了某些新的思想停滞。传统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延续，而且导致了传统价值观念，导致了传统的满足。
困惑之四：基础产业落后
基础产业是制约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2／3，而铁路营业里程仅占全国的20%，公路只占全国的30%，铁路和公路的货运量仅占全国的10%左右。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失衡，难以使自己置身于东部地区及全球的发展圈，基础产业越落后，经济发展越孤立、越被动。
三、中西部地区跨世纪发展模式设计和选择的若干考虑
东西部差距的日趋拉大，不仅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最终危及东部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全国经济的腾飞，因此发展中西部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意愿。那么，困惑的中西部地区该如何设计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呢？
1.辩证地、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地区差距，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发展的位置和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必须要解决的认识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经济发展必然要付出差距拉大的代价。我国区域差距的扩大，既有梯度推进战略的影响，也有历史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长期积累。历史上的旧中国就有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建国以后实施的均衡地区发展战略，虽然局部缓解了旧中国工业畸形集中在东部少数几个城市的局面，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二五”时期到“五五”时期，我国地区差距仍表现为，东部最发达，中部次之，西部最不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已有东、中、西部差距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历史长期积累惯性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我国现阶段的地区差距，必须历史地看待，历史造成的差距，应当由历史的发展去消除；经济发展中付出的代价，应当通过经济的发展去弥补。
同时，我们又必须正视目前日益扩大的地区差异，既要看到它的绝对差距，又要看到它的相对差距，只强调绝对差距从而夸大我国现阶段的地区差距和只强调相对差距从而对现阶段地区差距估计不足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对我国现阶段的差距拉大必须有清醒而理智的认识，既不能视之于不顾，也不能将差距的缩小寄托于经济长期发展的自然过程，必须把“完善市场机制”和“加强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缩小差距的目的。
2.转变生育观念，加强人口控制，对于转型时期的中西部地区尤为重要。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适度的人口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反之，人口规模过于庞大，人口增长过于迅速，则对经济发展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和包袱。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由于地形环境闭塞、交通通讯落后、思想观念传统保守、市场意识淡薄，文化素质特别是女性文化素质低下，城市化落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至今人们的生育观念尚未得到根本的转变，妇女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较旺盛的增长势头。1995 年， 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7.1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55‰，而西部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达20.15‰，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3.09‰，分别比全国水平高出3.03 个千分点和2.54个千分点，因此在中西部地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日见突出。中西部地区要在未来求得发展，必须协调好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转变生育观念，强化人口控制。纵观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和我国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实践，不难看出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的控制是经济、文化、城市化水平和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表1 1989年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程度、 城市化与总和生育率
地区人均工农业每千人中初中以 城镇化水平(%)
总和生育率
总产值(元)上文化程度人口
东部
4597388 37.04
2.01
中部
2076346 28.33
2.31
西部
1504251 18.05
2.75
资料来源：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四普数据计算而得。
研究和实践反复证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反向联系的趋势。正如表1所示：凡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地区， 人均工农业产值却比较高，如东部地区。而经济不发达、人均工农业产值较少的地区，总和生育率却比较高，如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等边远省区。
文化程度比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有更强的相关关系，表1 也印证了这一点。人口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生育率有着反向的联系，即文化水平越高，生育数量越少。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生育的平均胎次几乎成等差级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平均生育胎次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对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多受一年教育，平均生育胎次下降0.07，对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该数值为0.14，对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多受一年教育少生0.19个孩子。
大量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均存在着极大的差距。1964～1975年农村总和生育率年平均递减4.5%， 同期城镇的年平均递减率为7.9%。1975～1981年城乡生育率下降继续扩大， 城镇的总和生育率年平均递减率接近农村地区的一倍（城镇9.2%， 农村4.56%）。1974年起城镇妇女的生育率率先实现了向更替水平的转变，1996年全国有1／3以上城市，其常住人口接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其原因在于，首先，在中国人口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下，城市人口的增长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城市化有利于总人口的控制。其次，城市居住环境在客观上使居民能够接受现代的观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得到发展的环境下，人们会更趋于用商品意识来衡量孩子的成本与效益，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们主观意识上摆脱了那些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城市就业机会使得人们脱离了那种性别偏好赖以生存的以家庭为经济生产的消费单位基础，这些条件都促使了生育率的转变。从表1 中可以看出，东、中、西部的城市化水平依次递减，而妇女总和生育率却依次递增，呈负相关，东部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西部地区却居高不下。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出生率能从1970年的33.43‰降至1995年的17.12‰，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有力实施，大量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影响最敏感和最为直接。
综上，中西部地区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发展经济，提高文化素质，加速城市化步伐，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几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达到转变生育观念，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人口——经济良性互动的目的。
3.实施“固本工程”——开发人力资源和加强基础产业。
很显然，国家不会停止或损失东部经济发展的速度来换取中西部经济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惯性作用的存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将保持日益增长旺盛的势头，差距越大，惯性越大。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很难在短期里得到改变，其“后发效应”短期内难以显现。再加之“齿轮效应”的作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增长率并不高，但因基数大，绝对增长额不低，而一些内陆地区，由于基数太小，尽管增长率不算低，但要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地区并非易事。因而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势将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缩小地区差距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然差距短期内不易消失，那么中西部在设计自己的发展模式时，应眼光长远，从长计议，从根本着手，实施固本工程，打好基础，积足后劲，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渊源远流长。
①深层次开发和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中西部地区虽然经济起点低，但发展的眼光要长远，要跟踪世界发展潮流。60年代以来的许多权威性研究表明，高质量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专家们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进行的一项经典分析表明，由实物资本存量增加带来的产量增加，只相当于由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带来的产量增加额的1／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比森在1973年就曾说道：“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这个国家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各等级学生入学率，特别是中、高等级教育普及率以及医务和护理人员的数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指标恰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质量水平，这也就证明了经济发达程度与人力资源质量有明显的正相关。
表2 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情况
分类 高发展程度 上中等发展程度 下中等发展程度 低发展程度
典 型 美国 南朝鲜 泰国 坦桑尼亚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19840 3600 1000
16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比较值
100 24.1 16.0
2.6
小学入学率(%)
100
1009566
中学入学率(%) 988828 4
大学入党率(%) 60362 0
每万人口中医生数量(人) 21
8.6 1.6
0.38
每万人口中护士数量(人)14317
141.2
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岁) 7670
65 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西部地区虽然人口众多，劳动力剩余，但它所过剩的不是一切人力资源，而是质量较低、知识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它又严重缺乏具有较高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源。“四普”资料分析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0.84 %和35.79%，其中女性文盲比重更分别高达29.65%和47.57%。据 1994年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每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中部为4.8人，西部为4.6人，大大低于东部每万人中拥有科技活动人员12人的水平。并且近些年来，欠发达地区所需要的高科技人才纷纷流向沿海，形成“人才外溢”。 据新华社报道， 甘肃省分给定西地区的大中专毕业生到位率，1991年为41%，1992年为30%，1993年大专毕业生只有1人到位， 中专毕业生30人到位。此外，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活力不足，失业率高，人力资源浪费严重。为此中西部地区必须尽快营造出一种人力资源环境。第一，实施正确的教育导向，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增加教育科研投入。1994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科技经费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只有0.55%和0.57%，比全国平均水平（0.71%）分别低0.17个百分点和0.15个百分点。在一般国家中，人力资源的教育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可以达到10%～2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30%左右，而我国1952～1986年间，人力资源的教育存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份额仅占16%左右。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科技，治穷先治愚，没有这样的眼光，人力难以变成资源。第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包括地区配置、部门配置和职业配置。中西部地区具有长期发展的优势，但需要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有人把这些条件归纳为“三力”——智力、财力、劳力。显然人力资源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急需的重要资源，应当通过人力资源配置为其解决，同时根据部门和职业特点，做到学有所用、用其所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第三，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质量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第四，调整人力资源的就业结构，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及第三产业，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向大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国有企业中每增加一个新工人，平均需要投入资金约15000元， 而通过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在乡办、 村办企业中每转移安置一个新工人， 需要投资5000～10000元。至于在户办和联户办的乡镇企业中， 每转移一个农业劳动力，仅需要投资1000～2000元，并且以这种方式每转移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约可增加净产值2000元。目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40%来自乡镇企业，沿海发达地区已占80%，西部地区却不足8%。 第三产业具有投资少，就业量大的特点，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1994年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只有24.12%和19.69%，因此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潜力还相当大。第五，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促使劳动力人口的有序流动。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能使人力资源较优化地配置并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据研究，一个人在没有积极性的情况下工作，其能力只能发挥出20%～30%（这还是以有严格的劳动监督与检查为前提）。在积极性极高，情绪饱满的情况下工作，其能力可以发挥出80%～90%，达到基本上“充分发挥”的水平。二者相差3～4倍，其后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更是迥异。此外，通过劳动力市场中介，促进劳动力的积极和合理的流动，能拓宽一个人的视野，更新一个人的观念，增长一个人的才干。
②加强基础产业建设
中西部未来发展有没有后劲，后劲有多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基础产业发展得如何。目前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差，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光纤通讯、高速公路、现代化城市建设，而西北、西南地区则还处于人挑马驮、毛驴独轮车的交通工具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基础产业的建设更主要地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日本政府不但注重落后地区的交通、通信、电力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还注重生活及文化性基础设施建设。50年代初，意大利政府曾拨专款用于落后地区的土地改革、农业技术改造和交通、港口、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和建设不仅为南方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社会各方面向南方投资提供了原科市场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生活设施条件。因此我国在计划和项目安排上，国家应当对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信、水利、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重点倾斜和支持，使之能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4.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不能照搬东部，更不能同东部盲目“攀比”，搞大跃进。
中西部要发展经济，必须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三部分差异很大，东部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优先发展而先发制人，在诸多产业领域里已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如果中西部盲目照搬东部或者同东部盲目“攀比”，那么只能被动发展，难以超越，甚至造成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难以达到缩小差距的目的。因此，中西部必须立足本地、借鉴东部，建立自己的产业特色。具体说来，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是将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及深层次的利用放在首位，注意引进国外与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延长产品链，由现在的一次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的生产模式逐步过渡到以二次能源与高耗能产品、原材料深加工为主的生产模式。在国际贸易和边际贸易结构上，由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的输出模式逐步过渡到高质能源与载能体混合输出的模式。国家在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政策上，也要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通过市场手段调控，使能源、原材料价格趋于合理，避免中西部与东部地区进行交换的过程中价值的双重流失。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建立发展极，以点带面迅速启动。
中西部的落后，根本上在于生产经营方式的落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势必造成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加快中西部发展，核心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讲求规模经济。不再搞遍地开花，要搞一枝独秀，这是效益的根本保证。
中西部尽管整体经济落后，但各地的差异仍十分巨大，因此，正如我国的改革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一样，中西部地区要实现自己的发展，也要以点带面进行。先建几个发展极，通过发展极的辐射作用，使整个中西部迅速启动。比如，以新疆的石油资源为依托，建立西部石化工业发展极，这将带动大西北工业迅速发展，成为中部和西北部经济起飞的推动点；以贵州的煤炭资源为依托，使之向中南辐射；以长江三峡工程的开发为依托，带动中部地区大中型工业起飞，等等。
6.加强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投资倾斜和政策支持。
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放眼全球，通过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来缩小地区差距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例如，日本在1950～1955年，选定了21个地区作重点开发地区。美国于1962～1963年先后颁布了“地区开发法”和“阿巴拉契亚山区开发法”，目的在于缩小地区差距。意大利一直把扶持南部地区的发展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途径。因此我国缩小东西差距，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投资倾斜和政策支持，包括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调整工业布局以引导某些资源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进一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以增强资源丰富而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建立西部开发促进基金和西部专项开发基金，为西部地区服务。
总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既不能固守现在模式，又不能照搬东部。应当在比较中发挥优势，在差距中强基固本，通过调整结构、控制人口、开发人力、强化基础产业壮其筋骨；通过宏观调控和社会力量辅其两翼，中西部这只一度消瘦的小鸟一定会日趋健壮，飞出穷乡僻壤，迎来幸福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