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文化：文艺理论的新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理论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并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实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化诗学”在世纪之交几乎成了文艺理论的代名词，文化研究竟然成了世纪末的显学。对于文艺理论而言，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文学的宏观考察和跨学科的研究。大体说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功能的变化有关。有学者认为，文学理论的功能近年来有新的扩展，进入了诸如影视、网络文化等领域。同时，文艺学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不仅注意中国文化，而且对“文明的冲突”等问题作回答。进入90年代以后，文艺学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文艺学对现实的关注应该更广、更深、更超前，从而服务于社会。经世致用是三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归结到一句话：文艺学有巨大的无用之用（注：高建平：《新时期文艺学20年》，〔北京〕《文艺争鸣》1998第4期。）。而文艺学走向文化研究，必将使这种“无用之用”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里推陈出新并发扬光大。
社会变革所带动的文化转型，冲击了既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传播方式，它必然深刻影响作为整体文化一部分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化的外求、互补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因此，把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对形成多重对话与交流、扩展当前文学研究路径很有裨益。有些学者早就看到，“文化”概念一直昭示和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沟通对话的现实，文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它的学科冲击力，敢于走出旧有的狭隘学科界限，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本质。周宪在《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1997)一书中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知识的分化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巨大变化”在我国已有突出的表现，传统的“普遍性”的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那些死守在具体领域里的“专门性”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元叙述”丧失了合法性，统一的知识兑变为烦琐的破碎空间。当代学人正处在一中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在前人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已经界划的范围和‘合法化’了的理论范式中工作；另一方面，细密烦琐的分化与狭小的思维空间往往又令人窒息，使他逐渐蜕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超越文学·自序》）。作者正是有感于现代知识彻底的专业化和细密化所造成的知识“总体性”危机，才呼吁“超越文学”。
《超越文学》从多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透视文学，为开辟一种整合的多维的文学研究之路作出贡献。在此前后，文化研究的专著纷纷问世，直到今天，这类著作的出版热度仍然呈现有增无减的势头。夏之放等主编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包括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1996)、夏之放的《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1996)等，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1997)、《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1999)、潘知常的《美学的边缘》(1998)、李西健的《重塑人性》(1998)、陈学明等的《社会水泥》(1998)、陆俊的《重建巴比塔》(1999)、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1999)、戴锦华的《隐形书写》(1999)、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1999)、金元浦、陶东风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等等都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仅就2000年而言，文化研究丛书、文化研究专刊、文化研究专著纷纷问世，例如，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批评丛书”，其中包括陈晓明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的表达》、王岳川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周宪的《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王一川的《杂语与沟通：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程光炜的《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等，都是风头正健的批评家有关文化批评的最新成果。文艺研究译著更是走红一时。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到本年度已经出版了21种。这套自96以来几乎是独步天下的文化研究译丛，到2000年遇到了众多新的“伙伴”：中国社科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和“文化和传播译丛”等等，使文化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兴之势。李陀主编的《视界》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等作为专门性的学术刊物，将中外前沿学者的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中推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于文化研究“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批评、大众文化、媒体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等等，其包罗万象的开放性主题，似乎在宣告传统的学科边界正在消失。”几乎突然之间，文化研究被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变得生机勃勃。所以，陈晓明断言：“现在已没有人能否认它已经成了大学的一门显学。”（注：〔天津〕《文化研究》第1辑，第1页。）
对目前文艺理论的这种“面向文化”的新转变，王一川有精彩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文化研究中寻求新转变的文学理论正在出现如下新特征：第一，从文学理论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来看，文学已不再是单纯的“美学”问题，而变成了更广阔而复杂的“文化”问题。第二，文学作为文化，不再只属于高雅文化，而是同大众文化具有紧密关系。第三，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看，文学已从单纯的文字和纸质书本，变成了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形式及“网络文学”在内的视觉形式。文学的这种视听化现象，要求把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及国际互联网结合起来研究。第四，从研究方法看，文学理论研究正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跨学科方法。第五，文学理论的存在本身也已多元化，至少不能忽略以下四种形态：理论型、批评型、媒体型和日常型，多种文学理论形态的共同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学理论已成为文化生活的一种形态（注：〔北京〕《文艺报》2000年7月4日。）。
与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向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的探索。今天的学者注意到，文化研究并非必须与文学研究呈截然对立的态势，文化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因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此外，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也有助于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领域内无法解答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将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既是可能、可行的，也是必要、重要的。
陈剑晖在分析“文化批评”兴旺的原因时认为，文化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其一，它一方面从宏观的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整体性地观照文学，另一方面又从微观上把文学批评分成一个个单元来作对应性透视，发现了以往未能发现的许多新质；其二，它还缩短了我们同世界文化的距离，架构了中西方文论对话的桥梁；其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营造一种相对宽容的语境，从而摆脱我们过去急功近利的批评追求（注：〔广州〕《暨南大学学报》1998第3期。）。王耀辉从文学艺术的文化本质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出发点两个层面，论证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从“文化观照的整体性原则”、“理性观照的批判性原则”、“面向未来的前导性原则”三个方面，探讨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方法论意见。
90年代以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已呈现出多层面展开的态势。“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一系列概念、方法的运作，使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效用、文学与文化沟通研究的必要、可能及限度等问题的研究富有成果。
不少学者近年来积极从事文化批评的探讨与实践，在研究中注意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如周宪、潘知常的审美文化研究，蒋述卓的“第三种批评”的提出和“文艺文化学”的建构，黄修己对创立“城市诗学”的现实性和成熟的商业文明建立的可能性研究，罗成琰的“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研究，李运抟的文化本性归属对文学分期的框定意义研究，王一川对80年代中国文学中“语言狂欢节”的研究，徐岱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文化诗学的思考和“诗学何为”的再此追问，陶东风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等都堪称是“文化诗学”研究领域的富有个性色彩的篇章。
文学的文化意味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叩问人的生存意义，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情感，憧憬人类的未来。有学者相信，站在文化的层次上看待文学作品，提高文学作品理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二者关系问题上的等同论、无关论、纯文化论、对立论、直接对话论等不正确的、片面的认识，作出有力的辩正，力避简单化，有助于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中重视并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及其他关系，创作出好作品；有助于文学作品接受主体正确理解、判断、评价文学作品，充分挖掘作品的文化意义。
文化研究在古代文学领域同样十分流行并同样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等都是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关系方面的力作。又如梅琼林的《文化本义的追溯：论诗经学民俗文化研究倾向》、王齐洲的《论文学与文化》、向天渊的《“文史互通”与“诗史互证”》、张颐武的《超越文化论战——反思90年代文化的新视点》、王耀辉的《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及其方法论意义》等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王岳川认为，从纯文学研究模式中，看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新的审理范式；从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9第4期；《90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天津社会科学》1999第4期。）。
文化研究以跨学科、边缘化、实践性这样的新理念冲击着旧的学科之间的樊篱，这种跨学科趋势极大地开阔了文艺理论的视野，拓展了学术研究的空间。钟敬文在2000年举行的一次有关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的会议上指出：“现在的文艺学研究钟情于精英文学，而忽视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这是不利于文艺理论全面发展的。文艺是一种多方面的文化现象，所以，文学不仅应该从社会学来研究，也应该从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方面和多角度来研究。”（注：〔北京〕《文艺报》2000年6月6日。）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在危机重重的文艺学研究对理论新生的千呼万唤中应声而出的。
对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少学者都有深刻的认识。王岳川认为，在世纪之交，文艺学研究很需要文化研究拓展其研究的范围，当代文艺理论框架更需要自我裂变和自我修复，向跨文化和多元的文艺理论框架发展；当中国的文艺理论面对本土资源和全球资源共享问题时，对人类共同的基本问题进行文化阐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文艺研究已无法回避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介入。总之，文艺学研究要引进文化研究宽阔的场域，使自身和过去有完全不同的尺度，这是文艺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研究自90年代以来，渐渐变成了欧美文化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在我国，有关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近几年受到了一些理论家的高度重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化研究具有兼容性，它内在地包含了文本批评，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但是，在强调跨学科大视野的文化研究的同时，对文艺学研究自身的突破和重建目标不可含糊。
如果说80年代对文艺审美属性的强调表现出了一种“内转”的趋势，那么文化研究所探寻的则恰好是一条相反的路径，即杜书瀛所说的“外突”。文化研究促使文艺理论走出“象牙塔”，无疑加速了中国文艺理论“内转”后的“外突”过程。杜书瀛认为，在文化研究的新形势下，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力戒空泛、平淡和疏离现实，应该多一点实证、多一点血性、多一点现实关怀。陈传才认为当前复杂、特殊的历史语境，为当代文论建设实现古今观念与批评范型的辩证综合，乃至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交融变奏，从而形成新的文论范畴系统提供了契机。他认为，后现代所张扬的多层次、多维度思维，对拓展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思维空间，改写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文化身份，具有积极的意义（注：〔北京〕《文艺报》2000年6月6日。）。
当然，也应该看到，如果文艺理论“言必然称文化”，那实际上也是文艺理论工作者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和不幸。有些学者对文艺理论的“文化化”倾向表示了出了应有的警觉和忧虑。例如，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现代性的两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文学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理论家们移入各种文化领域，或者是说，各个人文科学的领域深深地渗入了文学理论，这使我们刚刚表现出了一些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一下就面对极为复杂的情况。……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是必然的，并且将会更加活跃起来，但是像西方的文化诗学那样，建构得太泛，文学的特征也就模糊不清了。”他认为，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具有自身的传统，在实践中也行之有效，因此，当文论向文化领域拓展，进行综合，以期建构新的文化诗学时，不应该废弃文艺理论自身的传统。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应该是交往与对话，既是文学理论批评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之间的交往与对话，在交往对话中相互激活。胡经之认为文艺学和文化研究应该关注当下文艺实践，古今中外文化的对话交流本身并不等于自己的当代文论建设，理论研究应该针对现实提出问题。西方文化研究的泛化倾向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侧重于文学。陶东风认为，文艺理论研究要争取自主与自律，但也要警惕自主性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可能发生的与公共领域的隔阂。而文化研究讲社会关怀，其前提是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条件，文化研究很可能变成文艺理论的消解力量和破坏因素。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深长思之。
实际上，对文化研究基本表示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学者也为数不少。如J·希利斯·米勒就公开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表示怀疑。吴元迈对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却似乎偏偏不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表示担忧。他认为，脱离创作实际的文论是不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周平远也认为用“文化”来整合不同形态的文论话语究竟有多大的理论穿透力令人生疑。“文化”几乎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包，用它来作为核心概念进行学术研究，免不了失之空疏、空泛、空洞。如果要综合的话，他以为用“社会学”比用“文化学”更严谨、科学、规范。
也有的学者对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照搬西方等问题提出了批评。童庆炳指出，当代文艺学中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完全外来的一种东西，是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中的，是社会所推动的历史的必然，是文艺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国外文化研究的突出特色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的关键词是种族、性别、地域、阶级、古今等。我们在借鉴的同时不要照搬照抄，而是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古今问题、中西问题、东西部问题（这是我们中国的问题）、性别问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与主流文化、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文本的“文化阐释”问题等等都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
陶东风在《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一文中指出，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但是，多数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注：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广州〕《东方文化》2000第5期。）。
也有些批评家对文化批评的过热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孟繁华认为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兴起与学院批评的倡导者有关。文化批评固然拓展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但也使文艺学、文学批评的质的规定性受到了挑战，因此，文化批评不是一种神话，如何回应、检讨文化研究的问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王德胜认为当前的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后批评”时代，其显著特征是文学研究的“泛意识形态化”和“泛审美主义”。为此，许明提醒文艺理论工作者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是以文艺运动本身的发展为依托的。中国文艺运动和社会状况才是我们苦心思考的源泉。王光明断言，文化批评无法取代尊重文学特性的批评，文学批评必须释放文学内部的能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认为，弗莱提出批评必须“根据文学的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培育自己的历史观察形式”，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富有启示性的。
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现在要对其发展前景作出估量似乎还为时过早。从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等专刊每月辑录文章索引看，每月有关“文化研究”的文章都在百篇以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就学术专著出版的情况看，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在质量和数量上依然在不断翻新。如王岳川教授新近推出的学术专著《中国镜像》（注：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以“90年代文化研究”为副题，把“传统与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性西化”、“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描绘成90年代文化的知识境遇的四重语境，别具新意。作者从当代文化转型入手，研究了学术与思想、经济与政治、文化与传媒、后殖民时期全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和“文本中国”、当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新历史主义、重写文学史、女性的感觉性言说方式、私人化写作的意义与局限、先锋艺术的实验与困境、诗人自杀与散文化浪潮、批评家分化与批评事件化、大众传媒与欲望消费等等。像作者这样以多元的方法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如今已成了一种学术潮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在文本与社会、思想与历史、话语断裂与重建之间寻找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在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以及雅文化和俗文化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寻求文艺学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正是文艺理论面临文化转型的重要转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