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赵子贤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关键词：方孝孺；志于道；立法精神
方孝孺少时“问道”于大儒宋濂，被赞为“孤凤凰”。无论在蜀地弘扬道学，还是积极地推动建文新政，最终甚至殉道于靖难之变，他都在践履“志于道”的思想。赵伟《元末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就从政治思想的角度阐明了方孝孺所志之“道”为何，以及如何在现实层面落实所趋之“道”。[1]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方孝孺心之所“志”的动因，以及所志之“道”背后的核心精神。
一、“立法精神”的激发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对士大夫残酷杀害。近十二万人因相继发生的政治事件被杀害，“所杀之人，从开国元勋到列儒禆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2]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济宁知府，深受百姓爱戴，也因“空印案”牵连下狱。事发之后，十九岁的方孝孺曾上书官府，愿以身充军替父赎罪，但无果而终。[3]方克勤终究冤死狱中。方孝孺对自己的父亲极为敬重，称赞其为人“动容周旋，必以礼法，率真任质，不事表襮。与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热。一立谈顷，洞见肺腑，发言持论，一本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荣辱利害，视之若一”。[4]方孝孺对孝道的提倡和践行矢志不渝，“天道在人，为心之仁，仁道之大，始于事亲，事亲能养，谨节为贵，谨则无忧，节则不匮”。[5]252他传承了儒家以孝悌为根源的“仁道”观。可这样一位敬父又笃行孝道之人，为何不行守丧之礼，即去向宋濂求学？[6]为何在入仕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形下依旧想要积极地有所作为？
洪武十年，方孝孺葬父后，同年6月就前往宋门求学。他曾向同乡前辈徐一夔讲述了自己求学的原因：“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惩前事，劝其辍业。某重叹先人功名既不显于天下，苟又无人继而扬之于来世，岂先人所望哉？”[5]328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方孝孺仍坚信“得位行道”才是人生至业。现实的际遇激发出方孝孺强烈的“立法精神”。
1.4.3 安全性 用药前后检测患者的血肌酐（Scr）、尿素氮（BUN）、胱抑素C水平。上述指标均采用定量免疫分析法以TDx-FLx型荧光偏振免疫分析仪（美国Abbott公司）检测，试剂盒均由美国Abbott公司提供。当患者Scr水平较用药前基线水平连续两次增长5 mg/L或增长率≥50%时，则判定其肾功能发生异常[9]。
夫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批诟，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5]359
生而为人的最大意义就是要成为像伊尹、周公那样的朝臣，辅佐君王拥有像唐虞之际的盛世，为天地宣扬正道，为生民匡正纲纪。虽然所处之“势”环境艰险，但士人绝不能因外界的条件而摇夺自己的志向。据年谱记载，方孝孺八岁读书时见书册中载有圣贤名字，即有愿学之心；九岁时即能暗记“五经”；从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师承当时儒学大师宋濂，可见其对儒学经典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与研读。“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从先秦传承而来的士人“立法”精神，从知识的层面早已深深扎根于方孝孺的心中。残酷的现状和亲人的遭遇将其进一步激活。方孝孺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践行“立法精神”
方孝孺当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藩王的不臣之心，故对以“爱君”之名行逆事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特别强调君臣之道的重要性。客观地讲，朱棣称帝后还算是国泰民安；但是在他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有多少黎民百姓遭受战争的伤害以致献出生命。君臣之道的混乱定会为百姓埋下巨大的祸患。方孝孺深谙此道，故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以期多为后世博得一丝安宁的机会。
元末社会动荡，朱元璋出身贫寒，幼年并未接受教育，自称是淮左布衣，在行兵打仗中，他非常重视且礼遇儒生。刘基、宋濂、章溢等人都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为明朝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洪武元年九月，朱元璋下“求贤诏”：
朕惟求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其感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尚不我弃。[9]
方孝孺着重强调君主要有度量。“智周乎万物，才高乎众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义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悦而不忘。善为智者，盖有不用智而无不明。不以才自名者，无所不成，德洽乎令孚，而人莫能忘其仁义。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5]93这是在警示君主，才智高于众人者仅能取得天下，施仁义之政者仅能守天下；只有将天下都装在心中的君主，才会不以功德自居而广施仁义，使天下之人乐而好之。尧、舜、禹为天下人做的功绩无以复加，却处之淡然，这便是容天下于心的表现。方孝孺也特别强调君主要能够虚心学习：“人君不患乎无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学，而患挟其学以骄人。邈乎无为，澹乎无谋，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与争，能则功之出于人者，犹出于己也。”[5]91作为君主最让人担忧是恃才自用，以自己的才学与天下人争高下。一国之君应澹然无为，容天下人发挥才智建功立业。经见过洪武年间政坛中的血雨腥风，方孝孺期盼建文帝以一颗“正心”面对士大夫，容得下士人阶层去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皇帝的功业；而不是将士大夫视为自己的仇敌处处提防。帝王对天下子民要有仁爱之心，士大夫亦是天下子民中的一份子。
宋代著名文学家徐铉指出：“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不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颠，献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维，乃无败事情，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师臣者王，友臣者霸。”[10]君若以臣为师则能成就王业，若能与臣为友则能成就霸业，若以臣为奴仆则只能亡国。和谐的君臣关系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建文帝于洪武三十一年登基，召方孝孺进文渊阁为翰林侍讲，以备随时向其咨问。方孝孺深得建文帝的信任和器重。“初，太祖命太子省決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11]59建文帝生性至孝，秉承其父仁厚的本性，改善了洪武年间苛重的律令，为士大夫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建文帝给方孝孺大展宏图的机会，方孝孺藉此积极地弘扬“立法者”的精神。面对当时的现实境遇，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即是君臣关系。
在与元军作战之时以及洪武初年，士大夫们看到了弘扬大志的希望，以为遇到了尧舜明君，可以一展宏图，之后的现实却是大相径庭。随着政局的稳定，朱元璋开始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加强皇权，对士大夫的地位不断地进行消解。据《大诰》记载，针对士大夫的刑罚有笞、杖、徙等，洪武年间发生的凌迟、枭示，种诛等有数千件，弃市（砍头）达一万多件。身处如此严峻的环境之中，士大夫只能追求侥幸活命，何谈高扬主体精神。
帝王能以宽容之心对待士大夫，这是君臣关系和谐的基本保障。除此之外，士大夫也需要积极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作为“立法者”，首先“为自己立法，成为‘自律’的道德完人；然后为社会立法，成为具有‘他律’功能‘道’的承担者与实现者。”[12]“格物”是宋代理学家的重要议题之一，朱熹指出：“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霍然贯通焉。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13]世间万物都是“理”的呈现，“学”不再是一个空疏的口号，而是有了具象化的所指。从身边每一物开始，穷尽其“理”，长久积累，定能走向君子圣贤的境界。“格物”之法重在于：“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14]419对每一“物”之理都能进行精微的观照，但又不会让人陷入繁乱琐碎之中，最终将众物之理融会通达走向至诚之境。朱熹认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格物”之事。也进一步指出：“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14]311并非遇到重大的事情才需要“格物”，生活中的粗精大小之事都去格，这才是为学之道。
针对频率步进雷达高分辨距离像的运功补偿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二次速度估计的距离像运动补偿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互相关FFT法获得粗略估计值，然后结合基于最小波形熵的MDCFT参数估计来实现目标速度精确补偿。仿真结果证明，该联合速度补偿法具有运算效率高、抗干扰能力强、实时性好等优势，满足实际工程需要。
方孝孺在指导人们提升境界时，没有将视线局限于自身，认为只要每个人认真“格物”即可。他也非常重视以宗族为单位的各种重大场合。“宗族岁为燕乐之会四，其时为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一月也。……苟尊矣，虽稚子犹位乎上也；苟长矣，虽贫且贱以齿也。”[5]55这些燕乐之会都是些正态的“场域”，在“场域”中的人，通过彼此的互相影响从而向更高境界的方向牵引，为个体的“格物”带来更多的动力。“北向坐读之，长者命众坐，众坐听。善恶之在书者，咸读无隐。设席于南楹之东，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长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礼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过之所’恶之累书而不改者，俾立其下。”[5]55方孝孺认为通过庄重的场合可以引导人们的忠顺之道。德高望重者对品行优良之人进行褒奖，对言行有差池者进行惩戒。他非常看重能彰显儒家精神的场合，认为这些场合有利于人们道德境界的提升。儒家精神的核心是以孝悌为根基的仁爱，温情脉脉的情感始终流淌其中。在这些以礼仪、祭祀、教诲为主导行为的场合中，人们的意愿，即所谓的非表象性思想样式——情动会被积极地调动起来。[15]人们的意愿通过引导而指向儒家所推崇的道德旨归，有指向性的意愿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较大的作用。
根据地质勘察资料，场地水对混凝土结构具中度腐蚀性，对混凝土中的钢筋具有微腐蚀性，场地地下水以上的土层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微腐蚀性。同时根据上部各单体的抗震计算指标，有上部结构的地下室部分的混凝土等级同上部结构，无上部结构的地下室部分混凝土等级用C35，以满足结构的抗震和防腐要求[5]。
方孝孺已经意识到儒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今之学者执着于功名利禄，将儒学视为获取声望和钱财的工具，离成德近道的宗旨渐行渐远，失去了“学”的根基。为了扭转此局面，方孝孺提出“由近及远”的办法。朱熹已经指出既然“道”无处不在，那么人就要谨慎地面对所接触到的每事每物。方孝孺将朱熹的“格物”思想在现实的可行层面继续着力。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讬，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徹殿陛。……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11]4017
饮 酒之为患：俾谨者荒，俾状者狂，俾贵者贱而存者亡。有家有国者，尚慎其防。[5]3
枕 于此思道道必明，于此论事事必成。于此警戒汝福将大，于此恣肆其祸将至。[5]9
方孝孺将“格物”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从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等，即日常几乎每日必有的行为动作、情绪情感开始规范。通过对日常行为的规约来体认“道”，使“格物”不再流于空疏的义理层面，而是有了具象的可操作性。
方孝孺传承并发扬了朱熹的“格物”思想。
道之于事，无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有其度。或铭于盤盂，或书绅笏，所以养其心志，约其形体者，至详密矣。其进于道也，岂不易哉。后世教无其法，学失其本。学者汩于名势之慕，利禄之诱，内无所养，外物所约，而人之成德者难矣。予病乎此也，盖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为学而未能。[5]1
三、以身殉道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从北京直捣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明史》记载：
坐 维其容，背欲直，貌端庄，守拱臆。仰则骄。俯则戚。毋箕以踞，欹以侧，坚静若山乃恒德。[5]1
焚烧处理因减容效果良好、消毒彻底、有利于实现城市垃圾资源化，而成为全世界垃圾处理的最主要模式。我国的城市垃圾焚烧处理率也在逐年升高，预计到2020年，我国垃圾焚烧处理率将达到50%。但生活垃圾焚烧后会产生大量的固体残渣，主要包括底灰和飞灰。飞灰是指在烟气净化系统和热回收系统中收集得到的残留物，占焚烧灰渣总量的10%～20%左右。通过焚烧，生活垃圾中33%的Pb、92%的Cd以及45%的Sb都迁移到了飞灰之中，因此垃圾焚烧飞灰中富集了大量的重金属。
朱棣历经艰难打到南京城，却面临文化认同的重大挑战。他进入南京后也竭力招降过方孝孺，可方孝孺绝不妥协。朱棣为了消除隐患，不惜对以方孝孺为代表的文化势力赶尽杀绝。宋濂被喻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对明代的礼乐文化建设贡献卓越，极具权威。方孝孺是他最优秀的弟子，其儒学造诣甚至超过宋濂。《明史·文苑传》中曰：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11]7308
总酚检测方法参照文献[11,12]。测定样品时先稀释5倍，按照绘制标准曲线相同的步骤测定吸光度值，计算总酚含量。
虚拟现实技术，即借助计算机仿真系统、三维动态技术、传感技术创建虚拟世界的一种技术，其能对真实环境进行模拟，带给使用者真实的空间感受。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虚拟现实技术也实现了一定突破，凭借其优秀的交互性、自主性、存在性、多感知性特点，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中，而土木建筑工程行业就是该技术的受益者之一。
宋濂传承元代的学术精华，而方孝孺是其承袭第一人，被时人称为“小韩子”。方孝孺对道学研究精益求精，并且身体力行，“世皆谓程、朱复出”。方孝孺在当时士大夫心中地位崇高，是“天下读书人”的代表。
孔子特别强调士之所志应为“道”。他所期许的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超越具体的利害得失。士人不论身处昌平顺达之境，还是面临困厄艰难之域，都要以“道”为最终的归依。拥有此境界的士人就不会被外界所胁迫，且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所处的“时势”。当“道”的实现与人的生命相违拗时，孔子的要求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们应以“道”为终极的关怀，固守这种价值理想不放弃，甚至是“杀身成仁”。方孝孺传承了孔子的思想，在评点历史人物鬻拳时讲：
鬻拳以谏楚王而自刑，左氏称之为爱君，余谓不然。君臣之际固有常道矣，贤者之事君，不为违道之行以危身，不为难继之事以骇世。……故君有过举，则积诚以谏，三谏而不从，则避其位而去之，安可临之以兵，胁之以威而劫其君哉？[5]149
乌托邦精神是儒家士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以美好的理想蓝图为旨归，拥有超越和批判现实的激情。[7]宋代君主优待士人，使方孝孺积极进取的精神得以彰显，帝师意识重新高涨。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复活，从而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8]这都对后世的儒家士人有深远的影响。
方孝孺的良苦用心常遭到后世的误解，如明代王士性指出：“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16]清代齐周华认为：“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17]许多人都在称赞方孝孺的忠义，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志道”思想的忽视，“立法”精神的遮蔽。更有甚者，认为方孝孺之所为是在“正统”思想影响下对建文帝的“愚忠”。晚明大儒刘宗周指出：
然而，随着临床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单纯采用自体脂肪移植进行隆乳术存在两个基本问题：(1)脂肪成活率比较低。有学者[5-8]对健康的乳房组织进行脂肪移植，术后1年的体积维持率为40%～82%。(2)术后容易发生脂肪液化、钙化、坏死等并发症，情况严重时可以引起假性囊肿与囊性纤维化。这些并发症的处理有时候会十分困难，可能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2]。出现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移植脂肪的坏死及后续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
造模过程中小鼠死亡5只。21周后观察光镜胸主动脉。正常组无斑块形成，主动脉管壁分层清楚，内膜平整光滑，内皮细胞排列整齐，平滑肌细胞走形良好。模型组动脉内膜明显增厚，大量斑块形成，血管腔明显减小，表明造模成功。各药物干预组亦内膜均有不同程度增厚，伴有粥样斑块形成，但斑块病变减轻，斑块面积变小，泡沫细胞减少，见图1。
苟非圣贤出而任君师之责，以道济天下，且垂之万世而无穷，则伦类之灭也久矣。故天生圣贤，以为天下万世也。而圣贤生于其时，亦善承天心，以天下万世为己任，不敢有几微自私自利之心。[18]206
圣贤之所为不会有些许的私心，他们是要承顺天心，为天下万世“立法”以教后世。方孝孺所忠于的不是某位君王，而是浩然于天地间的“道”。
尧、舜之揖让，汤、武之征诛，伊、周之放摄，孔、孟之辙还，而先生之祸十族也，其趋一也。一者何也？盖天之心，而尧、舜以来相传之道也，又何疑乎！[18]206
刘宗周认为方孝孺“十族之祸”的影响力可与尧、舜等人相媲美。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何为“道”，用最悲壮的方式去彰显“道”的尊严。这是“立法精神”最高境界的呈现。儒家士大夫不是皇权的奴隶，而应是非对错的度量衡。方孝孺践履了儒家精神中最高贵的品格。
我们还从实践层面总结出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我们提出：阅读教学的基本策略是以文本理解为基础，以语言活动为主体，以问题讨论为引导；写作教学的基本策略是自由写作和规定性写作相结合，系统训练和选点训练相结合，建立立体的写作教学机制，培养学生非写作状态下的写作意识，作文教学作用于学生的写作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努力通过课堂实践和理论阐述，将这些定位和策略实践化，将教师的文本阅读、教材处理、教学活动设计、语文课堂价值取向、教师教学诊断，甚至将语文学科考试的应对等一些问题都操作化，使得语文本色教学得到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的广泛接受和课程专家的高度认可。
年少时的方孝孺，面对残酷的外在环境，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学“道”，希望能“得位行道”，有所作为。建文帝重用方孝孺，为他“立法精神”的实现提供了机会。方孝孺执此之机，为当时的重要议题——君臣关系进行立法。靖难后，朱棣对方孝孺及其门人的赶尽杀绝，试图将其从历史中抹去。可纵观明朝，一直有人在传承方孝孺的思想。特别是晚明时期异族入侵，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代表的士人从方孝孺的身上汲取忠君爱国的精神以挽救当时流于空谈心性的心学末流。方孝孺践行了儒家的仁道精神，为天下苍生而殉身于道，诲示出了气韵高格的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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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into Fang Xiaoru’s Thoughts of “Righteousness Commitment”
ZHAO Zi-x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Fang Xiaoru had learned many classic books of Confucianism since he was a child. Politics in early Ming Dynasty was grim, and his father was treated unfairly. These things prompted him to “make law”. Jianwen emperor gave him the chance. He took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spirit of “lawmaker”, and concer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 He pointed out what is the per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 The emperor can tolerate brilliant scholars, and scholar should improve themselves. Zhu Di took the place of Zhu Jianwen becoming the new emperor. Fang Xiaoru stuck to Confucianism spirit and took a stand for rules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
Keywords:Fang Xiaoru; righteousness commitment; lawmaker
收稿日期：2018 – 10 – 27
作者简介：赵子贤（1992-），女，山西忻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E-mail: 1348859275@qq.com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9）01 - 0006 - 05
（责任编辑 夏登武）
标签：方孝孺论文; 志于道论文; 立法精神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