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梁涛[1]2012年在《转型期中国的共同体精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历史浓缩的形式进行，多种社会问题几乎同时出现，人们对实际物质利益的重视日益加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退居其次，人们的思想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原有的思想观念受到急遽冲击，社会主流的共同精神失落，出现价值观真空和价值观多元化、功利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心中还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利他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观念和品质不断市场化,从而导致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贬值等人的异化现象，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不足。本文在对历史上存在的共同体进行回顾与反思的过程中，发现它们作为一个基于共同情感、具有共同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属性的社会联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精神的意蕴”，继而通过对转型期中国的共同体精神研究，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契机，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概念维度，来反思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精神失落现象，对转型期中国共同体精神的重建做出了理论性的探索,以期能够对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文化建设做出积极有益的探索，贡献微薄之力。
穆玉娟[2]2016年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及其消解》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着剧烈变革,多元文化并存,价值观错综复杂,导致道德信仰危机丛生。道德信仰是提升个人境界、实现人生目标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探寻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消解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的主要表现为人们道德目标的迷失、道德行为的失范、道德情感的麻木以及道德人格的分裂。探求其原因,既有经济、文化、制度、法律以及教育的原因,也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紧密相关,可以说是由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巨变、社会变化的多端、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是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道德信仰产生的冲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恶果是经济原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迷失、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以及马克思主义道德文化的弱化是文化原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道德奉献与回报机制的缺失和道德监督机制的缺失是制度原因;法制不健全是法律原因;道德教育的偏差是教育原因。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消解需要从多方面着力:要加强转型期的社会管理,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包括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思和继承传统道德文化以及汲取和借鉴优秀外来文化;要推进法制建设,包括注重立法与道德的结合,加大对道德失范行为的处罚力度,打造高素质的执法队伍;要完善道德机制,包括强化道德调节机制,构建公民道德信仰的内在机制;要优化道德教育体系,包括建立系统的道德教育体系,吸取国外优秀道德信仰教育成果;要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包括改善社会道德风气,净化网络道德环境,建立和谐的家庭道德环境,构建文明的校园道德环境。
刘杰[3]2013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及其重构》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进入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由传统的非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全球化浪潮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碰撞，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信仰危机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全面地探讨处在转型期中国的信仰危机及其重构问题。第一部分归纳和梳理中西方信仰观的发展历史。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信仰的产生、内涵与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使得当代社会信仰观的类型主要有人本主义信仰、科学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二部分主要从理论上阐明信仰在哲学意义上的内涵、特征、作用及主要类型。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概念的理解应立足于广义的角度来把握。一般来讲，信仰总表现出自身的超越性、信仰对象的神圣性、信仰产生的社会性、信仰情感的相对稳定性，而信仰更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等特点。同时,信仰为人类提供了终极关怀、价值标准、精神动力并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一般来讲与社会转型期关系最为密切的信仰类型是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宗教信仰和人生信仰。第叁部分阐述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看，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表现为整个社会结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四元结构模式的转型。由此产生的信仰危机主要表现为国家信仰的弱化、个人精神生活的迷茫、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以及封建迷信的再度盛行，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这要求我们对于转型期的信仰危机必须加以认真的分析与研究。第四部分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信仰危机的产生是主体对固有信仰由困惑而产生怀疑以至于全面否定的过程。就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具有趋利性，若在政治上不能使公平正义得到保障,就会导致社会道德失范，人们进而在文化上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导致了信仰危机的产生。信仰危机的实质是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危机。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文化的总危机。信仰危机必然产生社会的动荡，但同时也应看到危机后的转机，这表现了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主动思考与把握，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第五部分，通过分析，对当代中国信仰重构的路径选择提出新的思路和看法。对于当前中国的信仰状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与态度。作者认为在转型期的背景之下，只有合规律的、能包容的、可持续的和有道德的信仰才可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与遵守。实现主体由精英化转向民众化的转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信仰观的优秀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统领社会发展，形成多元化选择的信仰观，才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之信仰重构的路径选择。
吴宁[4]2008年在《中国转型期信仰的危机和重建》文中提出中国转型期信仰既处于危机也处于重建之中。信仰重建是要在更为现实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流信仰,在主流信仰下保持多元信仰的必要张力,在理性的指导下追求信仰。
余慧[5]2016年在《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及其出路》文中认为在现代化发展的综合实力中,越来越多的把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纳入其中。社会文化心理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社会文化心理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是时代精神的晴雨表。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文化心理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境域的意识现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失范以及文化心理失衡、消极的社会心态会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价值体认产生不利影响,这都可以通过文化心理现象得以体认。社会文化心理是社会意识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出多样、复杂的状态,因社会变迁和利益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冲突、文化心理失衡和消极的社会心态已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社会顺利的转型有赖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必须努力从各个层面优化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为转型的顺利进行提供社会心理依据。本文的主旨是就转型社会文化心理冲突问题、文化矛盾及其原因的分析,进而探讨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问题的良性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价值整合、建构社会文化心理的具体路径。面对社会分化与社会文化心理冲突的问题,必须诉诸社会机制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分析,为现代化的文化心理的重塑创造条件。调整和建构社会文化心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是提高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方针,是社会安全运行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就此,必须认识到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创新方法和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快速发展,促进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心理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文化心理建设在我国是亟需加强的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坚定文化价值观自信和自觉,促进全面小康社会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文化价值认同,培育高素质的、健全人格的公民主体,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新发展理念,建构合理的价值利益协调机制、体系和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的创新,积极探索社会冲突和矛盾解决方式,从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文化心理的良性发展;建设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除消极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建构起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实现文化现代化和公民现代化的目标。
荆学民[6]1998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重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重建的观念基础是信仰的二级张力结构理论，即根据信仰之终极性的超越＂的本质，确立信仰的一级张力结构是从原发点＂到一般超越目标＂的超越，二级张力结构是从一般超越目标＂到终极超越目标＂的超越；提出了重建信仰的经济、人、文化的叁大基本维度，即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超越、从市场经济向后市场经济超越，从人的依赖关系状态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超越、从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状态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状态超越，从神圣文化向现代性文化超越、从现代性文化向共产主义文化超越
梁超[7]2016年在《建构主义视域中的“信仰”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对中国现代信仰建构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探讨。中华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不但引发了现代中国的信仰危机,同样开启了现代中国的信仰重建之路,对于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产生了重要而且深远的影响。面对民国初年的信仰危机,出现了诸多不同类型的信仰重建方案,并且在民国初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内,互相竞争与整合,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信仰观念与方式。本文旨在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相关方法和理论,分析和认识民国初年中国现代信仰方式的建构历程。通过对民国初年信仰重建历程的梳理,关注中国现代信仰方式的建构历程,重点分析中国信仰观念与方式的现代化表达方式,进而试图厘清信仰与国家之间的关联。信仰可以分为国家信仰和个体信仰两个层面,其中国家信仰作为一种信仰方式或信仰体系,作为民族国家正当性的来源,同时为整个国家体制提供了一种神圣维度。因此,本文以“信仰”作为基本概念,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希望通过对于信仰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分析中国现代信仰建构的历程,以民初初年建构起来的“国家信仰”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信仰与国家的关系,信仰与宗教的关系,信仰与主义的关系,以及信仰方式与合法性的关系,中国信仰观念与方式的现代化表达。本文通过对“孔教运动”、“以科学代宗教”、“叁民主义”中所展现的信仰维度,也即对“孔教运动”、“以科学代宗教”、“叁民主义”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于中国信仰观念与方式的现代化表达的思考及其实践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探讨中国现代信仰方式的建构与演变的过程,着眼于中国信仰方式的现代化过程的考察,是关于中国信仰观念与方式的现代化表达的研究,以民族国家作为行动者,从而考察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合理化过程中所伴随的信仰合理化现象。
马仲荣[8]2012年在《社会转型期的甘肃藏区社会矛盾与民族关系相互作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民族地区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不同地区发展规划的次序安排、甘肃省在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发展统筹规划,以及甘南州在社会转型中的原点结构,甘南地区社会矛盾系统构成在我国宏观社会矛盾系统中表现出自身的一系列特征,而民族关系也可能在社会转型的各个方面在场,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主要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在民族参数和社会参数交叉的场景中考察了社会转型期的甘南州社会矛盾与民族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分析了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相互作用的现实表现和深层机制,并从社会主义矛盾论的视角阐述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和对策建议。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导论,对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民族关系等本论文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予以界定,介绍了选题的背景与研究的现实意义、对相关研究做了简述、介绍了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和基本的研究思路。第二章介绍了甘南州概况,其中包括行政区划、民族人口、自然地理状况和地区内藏、汉、回叁个主要民族的基本情况。第叁章考察了历史上甘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并从社会转型的视角重点考察了“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这一历史阶段甘南地区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第四章考察了反映现阶段甘南地区社会结构分化场景的人口结构、经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民族分层结构。第五章考察了反映现阶段甘南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民族分布与居住格局、族际通婚、宗教信仰、身份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交往等因素。第六章综合考察了甘南3.16事件发生的背景、整个事件的具体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对该事件的处理、以及该事件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影响。第七章考察了转型期甘南地区的社会矛盾与民族关系,在前叁章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现阶段甘南州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的表现特点,综合分析了甘南州社会矛盾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机制,提出了促进甘南地区社会协调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
耿琳[9]2009年在《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的缺失与重建》文中提出今天,“道德信仰危机”一词已成为日常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用语。个人主义、利益至上、价值多元把人的心灵和理想现实化也物利化,道德世界被“祛魅”,道德理想、道德传统的神圣和崇高遭到冷落乃至鄙弃,人们对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产生怀疑、动摇和放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也必然要发生变化,道德信仰也不例外。从国际上看,我国正处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从国内看,我国正处在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旧观念的交锋与更替,不同文化和道德的碰撞与整合,无时无处不在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的逐步建立,正在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道德信仰不但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而且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吸收合理因素来完善自己。本文从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入手,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对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道德信仰问题进行分析,找出道德信仰缺失的原因,进而了解阐述转型时期道德信仰的重要作用和转型时期道德信仰重建的意义,同时提出较全面的道德信仰重建的有效途径。
陈平云[10]2003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重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事物、主义极度推崇和信服，并把它奉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为准则的、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鉴于分类标准的不同，信仰可作多种划分，就其意识性而言，我们主要地将其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哲学是信仰的理性实现形式。人类的需要多种多样，无论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都有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信仰作为精神需求中超越有限、追求无限的部分为人类提供着终极关怀。信仰同时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积极的革命的作用。对个人而言，信仰起到对人格的塑造作用，对社会而言，信仰是对民族向心力的维系。社会的转型往往带来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同时对信仰带来极大冲击。因而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的成因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特定时代中国自身的原因。由于信仰处于价值观的核心，因此，一定时期的“信仰危机”又对社会转型和进步带来巨大影响。所以，信仰的重塑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目前中国社会对信仰的选择，有中国传统信仰、后现代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等等。其中共产主义信仰以其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非理性与理性之间保持一种最佳的平衡状态并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从而实现其作为信仰的科学性。故而不失为迄今为止我们最佳的信仰选择。因此我们必须重塑共产主义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重塑共产主义信仰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本文并就此提出一些粗浅建议。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的共同体精神研究[D]. 陈梁涛. 河南科技大学. 2012
[2]. 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及其消解[D]. 穆玉娟. 延安大学. 2016
[3].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及其重构[D]. 刘杰. 延安大学. 2013
[4]. 中国转型期信仰的危机和重建[J]. 吴宁.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08
[5]. 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及其出路[D]. 余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重建[J]. 荆学民. 教学与研究. 1998
[7]. 建构主义视域中的“信仰”现象研究[D]. 梁超.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社会转型期的甘肃藏区社会矛盾与民族关系相互作用问题研究[D]. 马仲荣. 兰州大学. 2012
[9].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的缺失与重建[D]. 耿琳. 中国石油大学. 2009
[10].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重建[D]. 陈平云. 天津师范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