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前重大国际问题_帝国主义论文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当前重大国际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问题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对华政策多变背后的国际战略根源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后不久就骤然改变了友好姿态，发动了逐步升级的全方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攻势，包括军事领域中启动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的计划，将美国的反导系统直接延伸至中国的大门口，外交领域中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支持威胁中国主权的分裂势力，经济领域中采取强硬态度逼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中国的出口，等等。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此频繁出现戏剧性变化，其主要原因不是某个政治家情绪变化无常，也不是为应对政治选举形势暂时采取的政策调整，而是隐藏着美国一贯采取的对华战略的深层原因。美国在越南战争惨败后被迫放弃了“冷战遏制”，转而采取基辛格等国际战略家提出的“缓和”战略，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目的正是通过培育战略依赖性获得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筹码，以便运用比军事冲突代价小的制裁手段推动美国的国际战略。尼克松明确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物，不仅在商品上印有经济价码而且还有政治价码。①正因如此，美国对华政策才会反复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当友好接触气氛渐浓时往往出人预料地发生敌对事件，如朱镕基总理访美后不久便发生的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奥运会前夕美国在全球各地策划的支持藏独分裂活动，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便采取一系列行动挑战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等等。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一直持续到前苏联解体，忽略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国际战略重大调整。十年前，笔者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但是，7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攻击性‘软战争’策略”。②笔者的分析推论主要依据1983年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时，接触到的美国高层智囊提出的“缓和”战略构想。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战争的军事冒险付出的代价更大，主张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软政策筹码作为美国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武器。随着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发现历史事实证明美国高层领导人确实采纳了这种战略构想。尼克松曾明确指出，“从冷战开始直至1969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失败的政策”，“从1969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③。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重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经济、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政策武器网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基辛格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全世界。”这清楚表明尼克松政府已开始将经济金融政策筹码，视为影响、控制别国和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战略手段。④

笔者所论述的运用谋略攻击国际对手的“软战争”，虽然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学和军事学的研究范围，但完全可以涵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阔视野。列宁曾作出了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⑤帝国主义政治是垄断资本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其特点是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追求超额垄断利润，利用经济军事手段扩大势力范围并获取世界霸权，为垄断资本控制别国市场和经济金融命脉创造条件。由于谋求世界霸权寻租和超额垄断利润具有排他性，帝国主义为获得世界霸权必然采取各种攻击性手段，遏制、削弱国际对手的崛起和经济军事实力，在拥有军事优势时就会选择战争作为攻击手段，倘若国际均衡格局发生变化导致军事冲突代价高昂，垄断资本贪婪本性也会驱使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形式创新，运用各种谋略武器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马克思、列宁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运用谋略攻击的战争，但是，根据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却可以推导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出现这种战争形式的创新。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实施的“缓和”战略，其本质是国际格局发生不利变化的新形势下，帝国主义为维护世界霸权进行的战争形式创新，即以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筹码作为武器进行的“软战争”。

两千年前诞生的世界权威军事经典《孙子兵法》，也是从广义谋略角度而不是狭义军事角度来看待战争。孙子将谋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纳入广义战争范畴，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广义谋略博弈列在比狭义军事博弈更为重要的位置，将其称之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国家谋略博弈而非攻城略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实力接近，这种实力均衡格局条件下的战争代价特别残酷。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差距，不像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那样悬殊，西方列强通过工业革命获得的先进军事技术，相对于亚非拉民族的落后武器拥有压倒性优势，亚非拉民族的长矛弓箭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进行军事侵略的风险代价很小而掠夺财富巨大，因而西方列强总是优先选择军事侵略进行殖民扩张，没有太大必要考虑非军事的谋略攻击手段，特别是军工垄断财团获利同发动战争存在着密切联系，更不愿意考虑战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残酷代价，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和核武器出现才改变这种局面，大规模军事战争逐步降温为冷战、局部战争和软战争。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避免战争两败俱伤的残酷代价，普遍重视运用谋略作为争取生存和攻击对手的手段，管仲曾辅佐齐桓公运用粮食武器征服了鲁国、梁国。因此，孙子强调“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贷，则诸侯乘其弊而起”，意思就是发动战争攻城略地是不得已的办法，长期战争消耗国力会导致财政困难，军队装备损耗、锐气挫伤，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实力对比就会发生不利于本国的变化。美国发动越南战争遭到失败后陷入的困境，同孙子所论述滥用军事手段招致的困境极为相似，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世界人民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武器，弥补军事装备劣势并成功抵抗了帝国主义侵略。但是，美国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不会因此而改变，为维护世界霸权不会放弃攻击国际对手，必然寻求运用谋略攻击并进行战争形式创新，这就意味着在新国际形势下帝国主义的战争形式，必然依照孙子所论述的受经济因素制约的战争规律，发生从赤裸裸军事侵略转向谋略攻击的战争形式变化。尼克松显然重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战而胜》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物，这些由美国总统亲自构想并付诸实施的国际博弈谋略，无疑符合孙子所论述的广义谋略战争博弈的范畴。

二、美国“缓和”战略制造马列主义失效假象

美国在越战失败后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放弃经济贸易封锁转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软战争”谋略，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让人们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改革道路并发生制度解体，丧失社会、民族凝聚力并出现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主义。尼克松的重要政治著作《1999年，不战而胜》，明确表述了美国政府推动“缓和”政策的战略目的，他称“紧张局势的缓和破坏了共产党政府的理论，这无情地推动共产党人通过实行改革或获得更大的民族独立性来寻求合法化”⑥。由此可见，尼克松特别重视利用经济文化交流促使紧张局势缓和的表象，来动摇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共产党政府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抛弃马列主义理论难以继续认清当代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而迷失方向无法制定有效政策应对美国的“缓和”战略。尼克松提出要将经济文化交流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绳索的政策，经济金融往来中不仅有明确的经济价码，背后还有暗藏的推动美国国际战略的政治价码，包括实施经济制裁并最终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分裂解体。戈尔巴乔夫不清楚美国越战后的重大战略转变，抛弃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的国家、阶级理论转而追求所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此付出了制度解体、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代价。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沮丧地宣称美国“赢得了冷战”，他全然不知道美国早就输掉了“冷战”并转向“缓和”战略，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是美国策划的软硬兼施的“软战争”。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马列主义理论并非仅仅出于信仰动摇，还在于没有认清美国实施“缓和”战略给外交政策带来的新变化，制造出掩盖当代帝国主义本质的种种烟幕假象。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实施“缓和”战略，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贯采取的敌视威胁态度，容易给人们形成帝国主义已经弃恶从善的假象；美国实施“缓和”战略放弃了“冷战”时期经济封锁政策，主动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比以前更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也容易让人们误认为美国已经放弃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共处；美国利用经济、贸易、贷款等手段培育战略依赖性，随时可能利用经济金融筹码进行制裁或谈判施压，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感受到丧失经济利益的损失代价，从而比冷战遏制时期更容易屈服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尼克松提出将贸易、贷款、先进技术作为武器而不是礼物，但经济政策武器同传统战争武器相比具有很大迷惑性，这种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政策武器和战争形式创新，致使人们容易仅仅看到获得经济贸易利益的一面，而忽视美国利用经济筹码作为隐蔽软战争政策武器的一面，容易促使人们将这些本应证明帝国主义本质未变的证据，误认为是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的证据；美国通过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展示其聚敛的物质财富，容易促使人们忽视造成东西方经济差距的复杂历史原因，羡慕资本主义模式并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失效、过时了；美国还操纵国际组织将贷款附加条件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挂钩，同美国鼓吹的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改革挂钩，诱导、胁迫符合美国意愿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通过削弱国有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

三、美英鼓吹新帝国主义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未失效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全世界人民斗争的有力理论武器，曾经有效帮助过世界各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人们容易认清推行殖民扩张和战争侵略的帝国主义，容易认清推行经济封锁和“冷战遏制”的帝国主义，却很容易被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和实施“缓和”战略的帝国主义所迷惑。有些人将西方展示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友好姿态，视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过时的证据，但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策划隐蔽攻击的“软战争”，摧毁前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并改变世界格局之后，又重新暴露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硬扩张姿态，美英政府高官甚至重新鼓吹实行新帝国主义政策，证明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事实上从未失效、过时。当前中国应对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美国霸权的挑战，迫切需要坚持并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特点。

英国首相布莱尔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柏，公开撰文鼓吹西方国家应该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他于2002年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的文章。库柏重新沿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代的语言，公开鼓吹运用包括欺诈在内的丛林规则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他明确提出，当我们与后现代欧洲大陆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采取比旧时代更强硬的方式——武力、先发制人的进攻、欺诈以及一切必要的手段。我们遵守法律，但当我们生活在丛林中时，我们必须运用丛林规则。库柏还认为新帝国主义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实例。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层智囊也发出了类似的新帝国主义鼓噪。

值得指出，库柏并不是西方传统的右翼政治家，他是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资深外交顾问，科索沃战争期间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理论。倡导“人权至上”的英国工党政治家公开主张新帝国主义，更加充分说明垄断资本利益始终需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动辄以人权、民主、普世价值为借口攻击别国，本质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筹码作为软战争武器，以达到通过制造政治经济混乱伺机控制别国的目的。但是，一旦这种软战争谋略成功改变了实力均衡格局，时机成熟后甚至不屑于继续延用人权、民主的虚伪包装，迫不及待地赤裸裸暴露出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层智囊也发出了类似的新帝国主义鼓噪。2002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刊登了美国国际智囊巴斯蒂安的文章，题为“不得不帝国主义”。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切尼领导的新保守主义“美国新世纪”高层智囊机构(PNAC)，大胆地发展了原先的谋求全球霸权设想，甚至赤裸裸地提出要建立新罗马帝国，为美国享有“永续世界霸权”提供各种理论依据。美国副总统切尼领导的高层智囊机构，明确提出“21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更大全球或地区性作用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被怀疑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阻止发达的工业国家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甚至不要让它们有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的野心”。美国副总统切尼领导的高层智囊机构，还特别强调重视中国的“政权更迭”问题，主张增加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以遏制中国⑦。

奥巴马表面上是主张改革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声称反对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国际政策，但是，无论是中国善良愿望还是美国民主选举都无法改变帝国主义本质。因此，奥巴马也必然继承美国右翼政府一贯奉行的对华战略，继续支持威胁分裂中国的台独、藏独和疆独势力，继续施压中国推行曾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的汇率政策，这样我们就不会对奥巴马访华不久后采取一系列政策感到困惑不解。美国对华政策多变的根源在于“冷战”转向“缓和”战略，仅仅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攻击手段变化而不是本质改变，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崛起对其世界霸权构成威胁，因此必然不断变换软硬手腕对国际对手进行攻击。2010年1月27日，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誓言捍卫美国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国高层智库首脑甚至警告美国将会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转移。2010年4月22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太空军事化的舆论压力，进行了具有全球攻击潜力的“宇宙战机”试飞，表明美国在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优势的情况下，仍在争取获得当年大英帝国享有的绝对军事技术优势，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防御和保障美国自身安全，而是为了列宁论述的垄断资本贪婪决定的攻击性需要，通过世界霸权获取源源不断的寻租利益和超额垄断利润。当前美国正竭力开展高科技和太空武器的军备竞赛，一旦获得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就随时可能选择硬战争，在此之前为避免军事冲突代价太大则会更多选择软战争，一旦实施软战争严重削弱国际对手实力时又会再次选择硬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新帝国主义在软、硬两条战线上的威胁。

深刻认识美国实施“缓和”战略的理论渊源，就能发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多变背后隐藏的规律，中国就能知己知彼、处之泰然并从容应对。实际上，美国实施“缓和”战略根本不意味着放弃冷战思维，而是用友好姿态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作为掩护，替代冷战遏制时期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为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软政策筹码发动攻击创造条件，这就是为何冷战结束而冷战思维始终挥之不去的原因。不管美国总统个人是否真诚希望保持对华友好关系，美国垄断资本从全球霸权战略角度必然施加压力，迫使中美关系改善到一定程度时出现恶化趋势，但是，美国政府表现强硬姿态时也会谨慎掌握尺度，以免紧张局势失控影响美国实施的“缓和”战略。美国运用“缓和”战略打击国际对手，其厉害之处恰恰是软硬兼施、灵活多变，时而“友好亲善”，时而“强硬恫吓”，“忽软忽硬”令对手捉摸不定、无所适从，出其不意攻击对手的薄弱、要害环节。中国对付美国“软硬兼施”的两面攻势，也不能采取单纯“软”或“硬”的办法，而应采取“刚柔并济”的巧妙应对策略，避实就虚闪过对手的攻击锋芒，头脑清醒、认清形势、站稳脚跟，继承并发展马列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清帝国主义的不变本质和政策手腕创新，维护国家安全要害不给对手可乘之机，灵活应变、借力打力、趁势反击。当美国对中国表示比较友好的姿态时，中国也应冷静认识到美国的长期对华战略，当美国突然再次对中国进行硬恫吓时，中国也应处变不惊、毫不畏惧、沉着应对，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击。

四、从软战争视角看预测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

从隐蔽战争的视角考察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预测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危险并且防范其产生的强烈冲击。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具有新特点，危机首先从金融领域爆发并逐步向实体经济领域扩散，而不是像19世纪那样由工业生产过剩逐步扩展为金融信用危机。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具有一定程度的人为操控危机的能力，能够通过借贷杠杆、金融衍生品和宏观货币政策，蓄意制造各种经济泡沫的膨胀并控制泡沫引爆过程，能够暂时缓解、推迟危机并促使其合并成更大的危机，这样就能将具有巨大破坏威力的危机作为武器，有选择地定向攻击国际对手以谋求世界霸权寻租利益，掠夺各国广大民众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危机损失。

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起因是美国次贷危机，但是，欧洲遭受危机冲击的程度反而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2009年末，美元遭遇信誉危机出现大幅度贬值之时，美国金融垄断财团不失时机发动了金融战争攻势，大肆炒作自己参与孕育的迪拜和希腊债务泡沫，美国权威金融评级机构也骤然调高了迪拜和希腊的风险评级，促使迪拜和希腊借贷成本大幅度上升并引爆了债务危机，扭转了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势头并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经济形势反而好于欧洲，将一度威胁美元霸权的欧元经济拖入了困难重重的境地，显示了美国有能力通过金融战争向别国转嫁巨大危机损失。

由此可见，倘若人们从金融战争的独特视角进行深入考察，就能更加清晰地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不同特点，识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为制造泡沫和提前出货套利，蓄意散布的种种虚假理论、统计数据和媒体舆论的误导，认清其制造泡沫性经济复苏和繁荣的种种假象，预见到危机爆发危险并采取措施防范冲击避免财富损失。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罪名起诉高盛财团，揭露的大量证据清楚表明高盛财团曾积极参与制造次贷泡沫，推动泡沫性经济复苏和繁荣以挽救网络泡沫破裂衰退，许多次贷金融衍生产品都是高盛财团首先设计和推广的，高盛财团显然清楚知道次贷蕴含巨大危险并迟早爆发危机。但是，高盛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次贷泡沫刺激的复苏和繁荣，串通美国的权威金融评级机构将次贷衍生品包装成3A级债券，积极向美国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欧洲、亚洲的金融机构兜售，还操纵政府施压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大幅度浮动升值，通过中美高层战略会谈施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大中型国企私有化，诱骗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两房”债券和次贷衍生债券。与此同时，高盛财团却悄悄为次贷危机爆发定向转嫁损失作准备，购买大量信用违约保险蓄意作空其兜售的次贷衍生债券，操纵垄断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压制关于危机的预测，等待其周密布局并顺利抛售持有的高风险次贷债券后，再选择时机利用其竞争对手雷曼的破产最终引爆次贷危机。值得指出，美国垄断财团还蓄意操纵政府制造假象掩盖危机，甚至在次贷危机的各种迹象日趋明显后仍歪曲统计数据，压低通货膨胀数据将能源、食品涨价排除在物价指数之外，制造出2008年头两个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假象，直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才修改了统计数据，宣布早在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上已经步入了经济衰退。2009年1月26日，英国《卫报》曾撰文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灾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花旗、高盛等华尔街大银行的高管都是核心参与者。

马克思曾预见到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将会演变为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⑧，列宁也指出金融垄断资本必然贪婪追求垄断利润和世界霸权，其重要手段就是使全世界的竞争者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从事投机欺诈活动的金融天才将获得大部分利润，并且破坏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已经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帝国主义将会采取金融欺诈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以不现实假设为前提，完全不考虑包括欺诈在内等任何道德风险，还将考虑到现实存在各种欺诈的理论，统统贬低为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阴谋论”，因此，无法预见华尔街大量欺诈行为诱发的金融危机，更无法揭示美国施压背后隐藏的软战争谋略，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维护资本利益有意回避客观弊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当然更不应该回避研究在世界格局改变的条件下，金融资本操纵国家运用欺诈手段进行的金融战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客观考察垄断资本贪婪所诱发的种种道德风险，包括运用暴力手段发动战争谋求世界霸权，通过欺诈谋略掠夺财富并攻击国际对手等等，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尚不拥有操控经济的垄断力量，从事生产的工业资本同金融投机资本相比具有更大先进性。但是，在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拥有了垄断力量，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金融投机逐步占有统治地位，同国家垄断日益交织、融合并具有更大操纵政府的能力，特别是私有中央银行使金融垄断资本控制了货币发行之后，意味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能够通过人为制造泡沫经济膨胀并控制泡沫引爆过程，改变经济危机的周期规律并促使其合并成威力更大的危机，操控危机发动大规模掠夺社会财富并攻击国际对手的金融战争。列宁考察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垄断资本贪婪瓜分世界必然引发帝国主义战争，促使世界各国人民拥有了抵御侵略的强大理论武器。当前形势要求人们继承并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样才能透过债务泡沫膨胀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假象，更加清楚地认识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呈现的新特点，认清掩盖的基本矛盾并未消失而是正在激化、合并成更大危机，并被用作掠夺社会财富和攻击别国的金融武器，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当代帝国主义发动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并捍卫广大民众财富不受掠夺。

五、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剖析美国汇率战本质

列宁曾作出了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⑨帝国主义的特点是金融垄断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占有统治地位，金融垄断资本为攫取最大经济利益必然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操纵国家机器发动谋求世界霸权和征服别国的战争。帝国主义政治是垄断资本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帝国主义战争则是垄断资本不择手段谋求最大利益的攻击性表现。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西方列强拥有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因而优先选择运用坚船利炮发动征服弱小民族的战争。但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有力理论武器，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世界格局，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场遭受惨重失败，美国发现通过军事手段发动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而掠夺财富和攫取垄断利润的收益正日益缩小，国际局势的变化迫使美国在战争手段和形式上进行了创新，采取更加隐蔽的政策武器和战争形式攻击国际对手。越战失败后尼克松提出放弃“冷战遏制”战略，转向运用政治经济手段进行谋攻的“缓和”战略，将经济贸易不是作为礼物而是作为武器，基辛格也提出通过能源、粮食和货币来控制世界格局，以扭转当时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全面衰落的周面。这种帝国主义在不利形势下被迫采取的战争形式变化，一方面说明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没有改变，另一方面说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没有过时、失效，而且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生命力，迫使帝国主义采取新的伪装掩盖掠夺财富的战争，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变化进行理论创新以揭露其伪装。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后不久就骤然改变了友好姿态，采取强硬态度逼迫我们提高人民币汇率。2010年3月，美国国会一百多名议员联名呼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民主党议员舒默还提出一份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的议案，再次重弹数年前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老调，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全面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⑩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正迅速升级，发展为通过金融手段实施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威胁到我国出口经历大幅度下跌后脆弱的恢复势头。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金融战争遏制中国经济崛起，谋划金融战争的幕后力量包括美国政界和金融财团，充分证实了列宁论述的金融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的勾结，策划对华实施金融战争攻击的幕后力量，就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掌舵人——凯洛琳·巴塞洛缪。这次会议提出由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建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5年到8年时间内，实施金融袭击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3年到5年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施加压力和政策误导，迫使中国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和开放资本账户政策，为美国金融投机热钱进入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诱迫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向西方资本开放银行领域和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等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11)当时美国施压中国实施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已初见成效，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利用人民币升值套利收益颇丰，而且成功操纵股市暴涨暴跌获取了巨额暴利，中国沿海出口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并纷纷停产倒闭，华尔街垄断财团踌躇满志采取半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谋划，准备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加快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

美国向中国施压经常顽固坚持不符合现实的理由，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消除美中贸易逆差，引入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有利于规避金融系统风险，中国为了顾全中美关系大局已多次对美让步，多年来实践已证明其带来了截然相反的严重危害，为何美国依然乐此不疲坚持施压令许多中国人困惑不解。对于通过常识和逻辑难以解释的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唯有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军事智慧，将其视为美国的软战争谋略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奥秘。孙子云：“兵者，诡道也。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就是说战争必须运用诡诈的谋略，必须用种种借口来掩盖真实的战争目标，近的要说成是远的，远的要说成是近的，有害的要说成是有利的，这样才能趁对手陷入混乱之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运用谋略成功地战胜对手。倘若人们不从金融战争谋略的角度，来剖析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借口，就会对其顽固不顾客观事实感到困惑不解，就难以理解美国为何采取粗暴强硬的施压办法，来推行美国声称对中国非常有利的金融改革措施。但是，倘若将其视为诱骗、逼迫国际对手的金融战争诡计，就能透过种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烟幕假象洞察其本质。孙子还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何况无算乎”。就是说必须充分认识对手谋略并制订相应对策，进行周密策划先赢得谋略上的优势，才能够增加战胜对手并赢得战争胜利的机会，反之识不破对手谋略并缺少周密策划必然陷于失败，特别是当代新帝国主义运用欺诈谋略发动的金融战争。

当前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提出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市场决定人民币自由浮动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消除全球经济失衡、贸易逆差、抑制通货膨胀等。但是，既然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为何强硬粗暴施压，甚至挥舞着必然导致两败俱伤的加征全面关税大棒，为何这些措施同一系列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同时出台，这暴露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是掩盖软战争攻击的借口。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剖析美国发动汇率战的本质，清楚地识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种种诱骗借口，识破美国不同政客装扮黑脸、白脸的软硬兼施伎俩，识破美国利用汇率操纵国和惩罚性关税作恫吓武器，逼迫中国在一系列重大领域作出妥协让步的战略企图，包括美国在多年双边战略会谈曾反复提出的要求，如金融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以控制风险为由引入股指、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私有化进程，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并改善西藏、新疆的人权状况，配合美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对朝鲜、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等等。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声称对中国有利的政策措施，其实都是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而不利于中国崛起的，美国施压中国推行的金融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严厉抨击“华盛顿共识”诱发了一百多次严重经济危机，实际上是“让发展中国家下地狱”的灾难政策。因此，中国应该推行与“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中国应该坚定拒绝美国诱骗、施压并采取反击措施，有效维护本国核心战略利益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避免美国软战争策略得逞后继续施加更大的压力。

美国顽固坚持施压中国推行人民币汇率升值政策，不是为了获得实践证明无效的消除贸易逆差结果，而是为了获得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诱发泡沫经济效果。20世纪80年代，美国施压日元升值未能消除日美贸易逆差，但却成功诱发日本泡沫经济并打击实体经济，导致日本陷入二十多年停滞至今无法康复，从而成功挫败了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霸权形成的威胁。前几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也没有消除中美贸易逆差，但是，却打击了中国沿海出口工业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迫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投机领域催生各种资产泡沫，同时向国际热钱发出谋利信号大量涌入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套利和炒作股市楼市攫取了巨额暴利，推动原材料、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干扰了中国宏观调控，大大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困难。尽管美国深知施压国际对手实施汇率升值无助于解决贸易逆差，但实践证明能够产生破坏国际对手经济的实实在在效果，因此，美国政界才不厌其烦地以消除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顽固坚持毫无消除逆差成效的汇率升值政策，以实现其维护世界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战略。

六、“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工具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实施“缓和”战略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逐渐在全球范围流行，并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支持下，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推荐，其核心内容包括金融、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在战略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等等。十年前，笔者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曾指出美国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其实就是酿造金融和经济危机，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厉害暗器，中国应谨防“华盛顿共识”误导中国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12)

随着深入研究，笔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流行同美国奉行的国际战略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冷战时期迫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允许韩国、台湾等战略盟友推行国有化，通过政府干预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发展。但是，美国为维护垄断财团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限制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府干预政策，不少拉美国家一搞国有化就被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推翻。为了遏制社会改良思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传播新自由主义作为对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重点，如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堡垒的芝加哥大学，1957-1970年，在美国政府资助下为智利培训了数百名经济学家，智利前外交部长瓦尔蒂斯称此为“有组织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别国的惊人例子”。(13)

根据福特执政时期美国参议院调查披露的事实，为了阻止智利社会民主党的阿连德执政，美国政府、中情局和大公司卷入了策划军事政变活动。早在根本没有石油危机滞胀和“凯恩斯失灵”的1971年，中情局就资助芝加哥培养的经济学家协助密谋政变的智利军方，拟定军事政变成功后按新自由主义改造经济的详细计划，有意将智利扶植成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1975年，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披露，“中情局合作者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订，该计划成为智利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这份长达500页计划的作者有80%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培训，75%以上的资助资金来自中央情报局”。(14)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开路，通过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暗杀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的学术理论，实质上是美国谋求全球利益的国际战略工具。(15)西方经济学的其他学派或多或少承认市场失灵，唯有新自由主义顽固拒绝承认任何市场失灵或缺陷，反对实施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和经济干预政策，可以为华尔街游说取消金融管制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诱发拉美、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酝酿美国金融衍生品和次贷泡沫膨胀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金融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政策武器，多年来国内学者的大量科研成果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本质，倘若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必然影响美国实施对华国际战略。2005年，美国大金融财团深知次贷泡沫繁荣正逐步走向破灭，就加紧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销各种有毒资产，通过施压中国金融开放打开输出、转嫁金融危机的大门。时任美国财长的前高盛总裁保尔森指责中国存在“反金融改革力量”，策动公关力量压制中国反对金融自由化的声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就制造了中国高储蓄影响美国经济的论调，为今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将罪责推脱给中国埋下伏笔。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不知内情也配合推动金融自由化，指责反对“华盛顿共识”就会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某些经济学家还表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但是赞成“华盛顿共识”的非国有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他们根本不知道“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实质上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让发展中国家下地狱”的误导政策。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给拉美、俄罗斯造成的灾难视而不见，还竭力阻挠国内了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实践失败的真实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某些学者在主张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也提出应该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和多党制，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美国对华舆论攻势的配角。他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靠独裁军事政变才在拉美推行开来，即使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方社会党国际，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资本的极右政策，深感“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16)，2005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圣保罗宣言中明确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道路”。倘若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对新自由主义的威胁毫不知晓，对其危害采取一种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态度，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可能像俄罗斯一样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恰恰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维护受到举世赞扬的“北京共识”的成功改革道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受新自由主义侵蚀、威胁，防止中国重蹈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的灾难覆辙。

由于受到“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误导，有关方面完全忽视了美国金融泡沫趋于破灭的大量迹象和预警，甚至在危机迹象日趋明显后还大量购买两房债券，花费巨资收购濒临破产的美国投行、基金的股份，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由于在美国施压下人民币汇率浮动升值过快，数万家中小型出口企业因难以适应纷纷停产，同时吸引大量国际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潜入中国，在中国的股票、房地产、期货等各种市场上兴风作浪，通过制造各种投机泡沫和大涨大跌掠夺了大量财富，令广大股民、基民在沪深股指遭受暴跌中损失惨重，大大增加了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猛烈爆发后的今天，美国政府高官还竭力将金融危机的责任推脱给中国，警告中国不要背离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道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继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高盛亚洲区总裁还公开撰文表示中国不应放弃金融自由化和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自由主义是代表19世纪统治阶层利益的经济政策，与之对应的是政治领域的保守主义政策，国际领域中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亚非拉民族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范围流行，同样伴随着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崛起，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政策死灰复燃，摇身变为英美右翼政客公开鼓噪的“新帝国主义”，以及对亚非拉国家实施的隐蔽新殖民主义。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右本质茫然不知，误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搞极左回潮”，殊不知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同属“极右”，旧自由主义是昔日帝国主义国家推崇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则是今日新帝国主义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无论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代表昔日和今天帝国主义经济利益，倘若我们为了纠正以前“极左”的错误，将新自由主义误当作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其所犯荒谬错误的“极右”程度，就好像为了纠正王明的极左错误，干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现这种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受西方的影响和误导，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2004年底，美国出版了一本引起轰动的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清晰地揭露了美国策划经济金融战争破坏别国的内幕。该书作者约翰·帕金斯的公开身份是经济学家、国际金融顾问，但他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比中央情报局(CIA)规模更大、更秘密的庞大情报机构。CIA和NSA招募经济学家来充当“经济杀手”，然后把他们派遣到跨国银行、金融咨询公司、国际贸易公司、跨国制造企业等等。约翰·帕金斯以国际金融顾问的冠冕堂皇身份，穿梭往来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向当地的政府、银行和民间企业提供金融咨询，暗地里却是扮演着美国“经济杀手”的角色。帕金斯揭露，“经济杀手”的目标和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手段，千方百计建立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尽力让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美国，进入我们的大公司。我们以最少的军事力量投入，做到了最成功。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政府才考虑动用武力，比如伊拉克。我们现在的‘美帝国’ ，不同于历史上的强大帝国，主要是以经济操纵别国，而非武力。‘经济杀手’无所不做，通过制造虚假财务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情和暗杀等手段，拉拢别国的精英”。经济杀手大量渗透厄瓜多尔、巴拿马等拉美小国，当然更不会放过中国这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17)

约翰·珀金斯揭露的关于美国经济杀手的大量事实，表明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没有过时，由大银行和跨国公司融合而成的金融工业垄断财团，仍然背后操纵美国政府和国际权威金融机构，通过扩大势力范围和建立全球帝国来谋求垄断利润。但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发动战争的风险成本，传统军事战争越来越多为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所替代，采用武器越来越多地从坚船利炮变成了误导性的经济金融手段，包括经济杀手惯用的经济模型骗术、游说公关、贿赂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经济援助和贷款，美国政府和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并竭力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特别主张取消政府金融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诱迫发展中国家盲目开放为国际热钱进入敞开大门，通过培育泡沫经济蓄意酝酿金融危机，趁机打击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等等。由于美国花费大量金钱作为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伪装，通过各种基金会慷慨资助文化交流和经济研究项目，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已改邪归正发生本质性变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和战争的理论已过时了。实际上，倘若人们揭开经济杀手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援助的伪装，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和贷款援助，其实就是当代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软战争武器，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乃是当代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的新战争形式，也是垄断资本谋求超额利润和掠夺财富的新剥削形式，就会更加体会到马列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尼克松：《真正的和平》，钟伟云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79年，第47-48页，第249页。

②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③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46-47页。

④参见尼克松：《真正的和平》，钟伟云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79年，第47-48、249页。

⑤《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页。

⑥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⑦Donald Kagan,Gary Schmitt and Thomas Donnelly,"Rebuilding American Defenses:Strategy,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Washington,D.C.: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2000),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clintonletter.html.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0页。

⑨《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页。

⑩新华社：《美议员群起攻击中国货币政策》，《参考消息》2010年3月17日。

(11)张莺：《美“金融快速反应部队”密谋对华出手》，《上海译报》2007年11月8日。

(12)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13)诺米·克莱因：《休克原则：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加拿大：都市图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4)美国参议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动》，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30页。

(15)1973年，美国一边策划智利军事政变并屠杀民主人士，一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人权战略，专门维护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充分暴露了其人权双重标准的虚伪性。

(16)龚加成：《社会党国际纲领和政策的新变化——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述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17)参见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杨文策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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