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权力到软实力:区域发展模式的路径转换_软实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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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5-0150-04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等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极分化、社会失衡等社会问题。很明显,如果将其放在“硬实力—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中来看,这体现的就是一种重硬实力而轻软实力的观念。其实,发展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是与经济增长不同,除了经济、技术、军事等硬指标之外,还包括居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软指标,因此,在建立社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我们要转变传统的社会发展思路,将更多的软实力因素纳入到社会发展体系之中。

一、“重硬实力—轻软实力”:区域发展的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重要的经济实体,特别是GDP的增长速度令人振奋。当然,这些成就与我国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在这种发展模式的引导下,人们普遍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能满足人类生活的较高要求,就叫做“发展”,并且把经济收入的增长和迅速工业化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的内涵。进入世纪之交,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深层矛盾已经开始凸现。

如今,我们将发展滞后甚至倒退的责任推给了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是该现状的幕后黑手。其实,金融危机充其量是其爆发的导火索,传统发展模式长期积累下来的错误的发展思路和观念才是问题的根源。以经济增长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是以对自身需要的基本条件的毁灭为前提和代价的。单一的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资源挥霍浪费和环境污染。因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只关注经济效益,不关心资源利用率,只关心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却忽视被消耗掉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这种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自然无价值”这一观念基础上的,认为自然资源可无限供应。在环境问题上,传统的发展观念认为环境不过是一个具有无限“消费力”的巨大的公共垃圾场,一个排放污水的巨大阴沟。因此,没有一种经济机制能够限制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也没有一种经济机制鼓励人们去开发那些对环境污染少的技术,也就是说一个天然的自然环境从来没有被承认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其实,这种发展模式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抓经济、资源等硬实力是赚钱的买卖,而搞文化等软实力是烧钱的买卖。决策者们往往功利性地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因为发展经济见效快,容易出效率。而发展文化,好像把拳头砸在棉花上,投资不能立竿见影。[1]而文化等具有经济能力,不一定就是亏本的买卖。199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报告中提出:“文化为当地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能加强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这说明文化不是反经济的,它同样具有经济的正向效益。当然,经济发展的初期,软实力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并不突出。在这个时期,人们即使单纯发展经济,区域软实力不强,也可能使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和提高。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区域经济开始向外辐射,并出现了竞争对手时,软实力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就开始出现了,这一时期强化区域软实力就非常有必要了。相关研究表明,在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时,区域“软实力”将超前于区域“硬实力”,并极大地带动了硬实力的发展。而当人均超过3000美元以后,是靠“硬实力”拉动“软实力”提升。[2]尽管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3266.8美元,[3]我国许多城市和省份,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区域在2000美元左右徘徊。可以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拐点,此时,我们必须致力于区域软实力建设,增强区域竞争力、扩大对外的影响力、提高区域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使区域发展走出困境。

二、软实力:区域发展的未来走向

许多研究都在谈论“区域软实力”或者“城市软实力”,但是很少有人给这个概念一个明确的定义。即使有人对其进行界定,大多都是列举区域软实力的资源基础或者构成要素。这种以列举区域软实力的资源基础或其构成要素的方式来界定“区域软实力”的方法,说明人们对区域软实力的认识与理解是模糊的,而且没有把握住区域软实力的核心思想。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是正常、甚至必然的,因为区域软实力毕竟是一门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还出于初步的探索阶段。但是,笔者认为区域软实力概念的明确界定是区域软实力一系列研究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连区域软实力到底是什么还没弄明白,区域软实力的其他研究就无从谈起。

我们要想对区域软实力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必须要找到区域软实力的理论源头和现实根源。区域软实力的概念是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国家软实力概念在区域竞争与发展层面上的映照。那么,关于“区域软实力”概念的界定,我们自然应以“概念”的源头——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为基础,以其思想内核和逻辑精神为依据。“软实力”概念的核心就是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而区域软实力的现实根源就是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依靠资源的传统模式向依靠人类自身的心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可持续发展模式将以人的心智能力为中心,围绕着培育、动员和发挥心智能力而展开。这就决定了创新成为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人才教育与培养成为区域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传统模式主宰的时代是“资”——资源和资本——“本”时代,而可持续发展模式主宰的时代就是智本时代,人本时代。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区域软实力是一种区域无形的,内蕴的力量形式,也是一种激发区域内民众的创造激情和提升、实现他们的创造潜力的能力,还是整合民众,产生向心力、凝聚力,从而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更是通过吸引、感化和道理说服的途径来争取区域外对象的能力。

基于上述定义,人的心智能力是区域软实力的核心。软实力就是区域所掌握的心智能力,以及维持和吸引心智能力的能力。在区域层面上探讨软实力,其意义在于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区域硬实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区域软实力的开发利用和提升除了能够直接创造价值外,还能够产生多种积极的经济效应,从而影响生产要素的增长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区域软实力能够积聚区域内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通过这种积聚效应推动生产要素的积累,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对产值和经济的增长产生关键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一个地方政府政策的信誉、政府工作效率的高低以及政策的公平与透明程度等,对生产要素的流动有重要影响。制度经济学对此已有许多成熟的研究和分析。而一个区域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在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的同时,本身可以通过其信号的作用,吸引相应的资本等要素与之相配套。同样,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认同、社会主体间良好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等都会对吸引人才和资本等要素的聚集起到促进作用。“软实力”最终可以通过良好的投资形象、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推动生产要素的聚集与流入。特别是当处在相近的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其他发展背景下,“软实力”便成为积聚要素的关键变量。[4]上海就很好利用了软实力的积聚功能,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上海提出了“人才柔性流动”的概念,在户籍等政策、待遇方面给予各方面的人才以极大的照顾。另外,上海还拥有大量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更多的人才的发展提供了平台。更重要的是良好的社会治安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为人才提供了生活和安全保障。换句话说,上海对人才的吸引更多的是依其软实力。

区域软实力在产生积聚力量,把周边的资源吸引过来的同时,也可以产生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只有带动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才能有更多的资源被该地区吸引过来,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否则不仅会损害本地区在周围区域间的形象,而且还会影响本区域未来经济的发展。我们就将北京和上海做一个比较,来看一下区域软实力辐射作用的重要性。很多人以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北京的强大经济实力势必会产生辐射带动作用,让其周边地区也跟着迅速发展。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几十年来,在北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贫困带,其社会经济水平与北京相差巨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因为靠近首都,河北省的这些地区都必须为北京的社会经济服务,必须做出很多牺牲,以至形成“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王海平也表示,北京周边省市的支持作用难以估价。而上海却对长三角区域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上海作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强大的物流支撑;二是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区域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展;三是市场化资源配置的不断完善,为周边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2005年长三角其他城市齐头并进,加速发展,15城市GDP增速均高于上海水平,各地GDP增幅最高、低之差由上年的3.8个百分点下降到3.2个百分点。[5]由此可见,区域发展是一个整体协调的系统,只有把“黑洞经济”变为“太阳经济”,更多地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区域之间产业更合理分工与布局,经济一体化才会迅速发展。

通过聚集和辐射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这时,我们就可以发挥“软实力”中文化、制度和价值理念等资源的作用,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不断由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依赖型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变。要想实现这种转变,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知识型经济的主要资源和动力就是人的心智能力,包括创新能力和高素质的道德情操。软实力资源的建设和整合本身就是对教育和创新能力等要素的培育,这对于提升在经济增长贡献中知识资本的比例、逐渐增强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区域软实力建设也影响着区域内人们的价值观、职业情操等要素。这有利于实现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和价值认同的形成,这从而使人们在观念层面认同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诚信、尽职、公平等要素的提高,也能够有效地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由此可见,区域软实力不仅仅可以在微观层面上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在宏观上实现区域社会发展模式的跨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作为与区域“硬实力”并列的另一种区域竞争力,当以经济、技术等衡量的“硬实力”无法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或者达到目标的成本较高时,便可以通过构建和发挥“软实力”的作用,降低目标成本,实现预期目的。尤其当地区经济发展注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时,“软实力”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硬实力”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目标的实现。[6]因此,可以说区域软实力是区域硬实力的延伸,在“胡萝卜”加“大棒”威逼利诱失效的情况下,通过道德和精神去影响、诱惑和说服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区域硬实力与软实力均衡发展何以可能

区域软实力与区域硬实力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都是彼此促进的关系,有时候它们之间彼此矛盾。区域硬实力的发展未能改变区域内原有的软实力资源,一些软实力资源一旦在一个区域扎下了根,就或多或少不再需要来自外部的一如既往的维护,而且会构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环境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区域软实力具有相对独立性。反过来也是一样,并非任何形式的硬实力的发展都是由软实力推动的。其实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并非依赖于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而是通过一种硬实力资源转化为了另一种硬实力资源实现的,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发展往往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而且是在国家强制命令和政治干涉下完成的。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我国东北经济确实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但这并不是区域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转换,而是由“资源”这一硬实力向“经济”这一硬实力之间的转换。

硬实力的发展甚至可能是由软实力薄弱造成的,由于软实力的薄弱,不能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就需要采取强制手段来弥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就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也就是说,在竞价发展初期,经济的发展是以环保意识的薄弱促成的。在这一时期,对于那些正处于脱贫阶段或者说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初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人们对环境服务的需求较低,从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环保意识的缺失,使资源的开发、大气的污染、水资源的浪费失去了约束,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将更多的环境因素转化为经济因素。

区域硬实力过强还可能成为软实力发展的掣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好比一个容器,大小是固定的,如果一方在容器里过度膨胀,另一方就会受到挤压,从而抑制其发展。在国家层面,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表现的最明显,而在区域层面上,地方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将会抑制其它甚至阻碍软实力的发展。例如,改革开放前,我国选择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国家范围内,中央政府的命令决定一切,而在区域范围内,区域最高行政单位的决策也是无人敢违的。企业、事业、社会单位甚至个人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单位和个人都成为了党政机关的附属物,根本没有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其它单位变成了一种生产经营关系。各级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主体特征完全消失,成为各级政府属下的“生产车间”。[7]在这种“命令—服从”的体制下,个人失去了自由,企业失去了创新,文化失去了环境、公共服务则完全没有了土壤,社会的一切都被强权所垄断。因此,一个区域的实力如果集中在一点或为数不多的几点,它就可能垄断和控制整个形势。

通过对以上两者关系的梳理,可以看出,区域软实力与区域硬实力之间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关系,更不是一种简单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硬实力不变的情况下,软实力可以提高或者下降,甚至有时候硬实力的增强与软实力的削弱相伴随。这就说明了软实力和硬实力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矛盾性,甚至两者可能相互损伤。硬实力的强大确实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带动软实力的提升,但是并非是绝对的。在硬实力一定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可以有意识地,甚至是专门的提升本区域的软实力。这就为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开辟了新空间,赋予了新的、重大的意义,也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行动方案。

因此,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简单认为硬实力的发展一定会促进软实力的提升,也不要简单的相信软实力的提升是轻而易举的,更不要相信软实力的发展一定会对硬实力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首先,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之前,一定要对两者的属性进行诊断,因为两者都有独立性。不同的软实力资源有其不同的特性。另外,找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点。尽管区域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独立性,但是如果将其放在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中,两者必然是连接在一起的。现实中,一方面是简单的发展一端,因为这样容易操作;另一方面是同时发展两端,但更多的孤立的、盲目的发展,因为两者的结点难于掌握。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结合点的重要性,这就好比是一座桥梁,只要这节点被接上,将会畅通无阻。最后,就是将两者如何结合,这是后期工作,但是也很重要。许多区域在经历一段均衡发展之后,就会失去平衡,两者比例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度如何衡量也是很关键的。尽管许多区域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在当今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文化的开发,使其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省或者文化大市。起步阶段,为了与经济发展平衡,设计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规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到文化见效很慢。于是扣着文化的帽子,发展经济,将文化发展压缩在有限的空间内,仅仅保留了少数的能够直接、快速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最终导致了文化与经济的失衡。因此,如何保持两者合理的关系比如何合理建立两者的关系更重要,这是需要经过时间检验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更需要有耐心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四、结论

区域软实力既体现了一个区域的历史底蕴,也体现了一个区域的时代气息,而这些都是一个区域的精神追求,这些追求代表着一个区域的“气象”。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这种追求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状态如何,是否积极进取,是否拥有与时代相吻合的精神素质和价值理念,对区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发展需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高尚的理想情操、创新的价值理念、不懈的创业激情去凝聚人心,激发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8]

区域软实力是区域内民众的灵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性格和精神世界。它可以表现为一种社会内聚力、向心力,使社会组织或其成员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基于共同目标所形成的吸引力而产生合作行为,表现为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其成员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性和整合性。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社会凝聚力,它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内动力。区域内较高的凝聚力不但能增强区域内部的成员的满足感和自信心,而且能增强社会的整合性,产生强大的使命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增强社会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凝聚力,冲突和矛盾就会产生,而两者正是组织系统内部的离心力。这样一个区域不仅会失去灵感和力量,而且还会给这一区域带来惰性和锁定效应。其实这种凝聚力就是一个域内深层的社会意识,是一种“公众意识”、“集体心灵”和“群体心理”。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集体意识是“意识的意识”,是所有个体意识的统一体与集合体,是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9]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而这些都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集体意识培养起来之后,区域的凝聚力就自然加强了,区域矛盾和冲突就会得到缓解乃至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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