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官方论文,互动论文,中国论文,与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0)08-0021-07
近年来，公共危机传播研究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叙事主题，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双重话语空间为出发点，采取“批判取向”的危机传播研究路径，在公共危机传播研究领域进行一些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希望通过对中国官方话语与非官方话语空间的互动模式研究，发展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危机处理模式，既与西方理论对话又对其提出修正和补充。
检视双重话语空间
双重话语空间的形成是基于中国双重转型社会特征、多元传播生态环境、中国媒体双重属性、新闻报道框架、新闻实践类型等诸多因素。中国社会正同时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体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王雅林，2003）。中国双重社会转型引致了重大的社会变化，使中国的整个国家体制悄悄地转变至一个非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手机短信、播客等互动媒体形式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如边缘弱势群体、NGO组织、民间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s)，凭借新媒体获得话语权，形成了多极化的传播格局，原来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政府“单级”转化为“多级”，同时全球传播的语境使得某个区域性的突发事件往往会演变成为一场跨国性的、跨文化的公共危机，因此，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传播就成为了一个多音齐鸣、众生喧哗的“话语场”（史安斌，2008）。很多国内学者都对各种不同的“舆论场”、“话语场”以及民意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何舟、李金铨、黄煜、潘忠党，陈力丹、刘建明、邵培仁）。何舟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政治／经济“拔河”模式，并以“党／国营舆论公司”的概念来反映现今的官方媒体组织既要服务党／国舆论又要迎合受众舆论的特质。
在新闻范式与新闻框架层面，也存在“党的新闻事业范式”和“专业主义新闻”两大范式的区别（Chan& Lee，1991；潘忠党，陈韬文，2004）；学者们或者以专业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传播者如何在中国双重话语现实中形成自己的专业标准（如陈韬文、潘忠党、陆晔、郭中实等）；或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传播者如何在双重话语现实中克服自己的“心理矛盾”（何舟）；或者从新媒体和自媒体的角度，探讨政治传播者在官方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之间的游移和转换。在双重新闻范式之下，新闻实践活动也体现出明显的双重特征，具体可以分为“政府报导”和“民间报导”两种类型（李艳红，2007）：“政府报导”主要体现为对政府部门的行动和政策的记录，在信息源模式上主要以政府部门作为唯一或者主要的信息源。“民间报导”在新闻文本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对“非政府／国家”的市民社会成员及其相关成员的采访。信息源主要以民间社会，以及涉及事件的民间社会成员。政府报导模式和民间报导模式的分野，可以从消息来源、新闻主体和文本形式三个指标来判断（夏倩芳、张明新，2007）。
何舟在《多重话语空间的表述及传播效应》一文中指出：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存在着两个明显对立但有交错的双重话语空间：一个是官方的话语空间，主要以官方大众传播媒体、文件和会议为载体；一个是非官方即民间话语空间，主要以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两个话语空间的交错、互动产生了一些人类传播活动中有趣和相对独特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既可以反证西方的一些传播理论，又可对其进行挑战和修正。本研究选择在公共危机传播的情境中，开展官方话语与非官方话语空间的互动模式研究，是希望发展“批判取向”的危机传播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
目前，公共危机传播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管理取向，二是修辞取向。管理取向多聚焦于危机传播中的传者环节，探讨危机管理过程、体系、机制等问题，而修辞取向重点研究危机传播中的“信息取向”，关注的是传播的渠道和信息的流动，强调危机发生后组织的形象管理和辩护策略，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最受关注，并且成果丰富，主要理论有企业辩护理论(Corporate Apologia)、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理论(Image Recovery Theor)、斯蒂文·芬克的四阶段分析理论、格鲁尼格(James E.Grunig)和Hunt(1984)提出的“四模式理论”、罗伯特·希斯的4R危机管理模型、Horsley and Barker(2002)的公众代理模型、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SCT)、Joanne E Hale等的“螺旋式危机处理传播模型”等等。
然而，这两种研究取向都是事先将“组织”预设为危机传播的主体，并对整个危机传播过程具有不容置疑的支配权，所以其理论都是以“组织为中心”提出的，往往忽略了危机传播中传统意义上的受众的主体地位。
而危机传播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批判取向，则是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出发，不再把危机传播视为一个线性的信息传递活动，而是一个动态的话语冲突和调和的过程。它关注的是把危机当作“机遇”，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共识，从而建立起一个更有利于组织发展的传播机制和舆论环境。简言之，管理取向和修辞取向关注的是危机传播如何做到入眼，入耳，批判取向关注的是危机传播如何做到入脑，入心（史安斌，2008）。其中，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是麦克黑尔等人提出的“霸权模式”(hegemony)。他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宰制性群体”通过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边缘弱势群体的协商和谈判，达成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即所谓的“常识”，从传播学角度看，霸权就是某个社会群体即危机传播中的“组织”在传媒、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权。与之相应，危机传播便成为不同组织争夺这一领导权的过程。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双重话语空间理论引入公共危机传播研究，从批判视角的层面来探讨，网络手机即时通讯等非主流的草根媒介如何与官方话语、主流媒体进行互动竞争。本研究欲提出的具体问题是：1、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话语在公共危机传播反应上是否存在差异性？2、二者在公共危机事件中采用的危机沟通互动模式为何？3、在不同的公共危机发展阶段，双重话语空间的危机处理差异性和互动性为何？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择多重个案的探索性研究方法(Yin，1993)，采取兼顾质化和量化多重资料来源，通过对多重个案的比较性研究，探索出双重话语空间语境下的公共危机传播互动模型。
本研究选择了2003-2008的五年间作为时间抽样框，选择2003年是因为这一年爆发的非典事件，拉开了中国公共危机研究的序幕，而到了2008年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则把公共危机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由于该期间的样本基本能够满足本研究的需要，故未选择2009和2010年的危机个案。根据CNKI数据统计，2000-2002年，以“公共危机”为主题的研究论文0篇，2003年是34篇，2004年是54篇，2005年是85篇，2006年是134篇，2007年是179篇，2008年是375篇。由此看出，这五年间的公共危机传播研究呈现逐年增多、日趋攀升的趋势，这为本文的理论探讨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在此五年中，本研究搜集和选择了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我们主要是根据百度中新闻数据量和相关论文的数量，选定了以下11个公共危机个案，作为研究样本，它们是表一；
数据收集策略
在本研究中，我们首先运用芬克的危机发展四阶段理论（潜伏期－爆发期－发展期－恢复期），梳理出每一个公共危机个案的关键时间节点和危机发展阶段，然后根据Strauss and Corbin(1998)的危机传播编码类目表（表二），综合运用Mary E.Vielhaber & John L.waltman和Joanne E Hale & Ronald E Dulek的相关理论，构建出双重话语空间的危机处理差异编码表（表三），以此来探讨官方与非官方双重话语空间的差异性和互动性。
Mary E.Vielhaber & John L.waltman(2008)认为，通过以下4个方面，可以考察不同话语权的差异性，它们是：1、对待危机做出反应的时间，即反应速度问题；2、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如肯定、否定、愤怒、抗议等方面；3、双方各自的利益相关者，即各自的目标受众；4、传播渠道的选择问题，如传统媒体、新媒体等。
Joanne E Hale & Ronald E Dulek(2005)认为，应对危机传播的挑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决策活动的阶段（危机观察阶段，对事件的解释，可行性的选择，或传播），传播活动的层次（个人的，组织，或公众的），传播内容的元素（数据、解释，或决定），传播的问题类型（缺乏必要的沟通内容要素，传播内容的质量，或时间因素）。 据此，本研究制定出双重话语空间的危机个案处理差异编码表（表三）。
研究发现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和构建互动传播模式。我们通过多重个案的定性研究，描述出每一个危机个案在不同危机阶段的双重话语空间互动情况，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话语模式及其互动博弈匹配，如下表：双重话语空间在不同危机阶段的互动模型。
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公共危机传播的官方模式，主要有封闭控制模式、单向宣教模式和双向沟通模式，与之相对，非官方模式主要有揭露模式、抵触模式和肯定补充模式，二者一一对应形成双重话语空间的三种互动模式：控制封闭VS揭露模式、单向宣教模式VS抵触模式、双向沟通模式VS肯定补充模式，这三种互动模式分别呈现出积极或者消极的传播效果，如图五：
1.封闭控制VS揭露模式
封闭控制模式是最常见的中国官方危机公关模式之一，也是“条件反射式的危机反应”（陈韬文，2007），中国官方出于对稳定和安全的敏感性和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危机的潜伏期和爆发期，一般会选择封闭控制模式。
在本研究中，十分之五的公共危机案例，都在危机潜伏和爆发阶段采取过封闭控制模式，他们是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前期、哈尔滨水污染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藏独事件。做出这一推断有三个评价指标：对危机反应速度、决策活动阶段和对待危机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速度、态度、尺度”三度法则。在这几个危机案例中，官方话语空间都体现出“速度缓慢、态度沉默、尺度控制”的共同特征，像SARS、黑砖窑事件的危机反应速度滞后长达半年之久，哈尔滨水污染事件和藏独事件都是在一周后才公开做出反应；并且都采取“隐瞒危机实情，对真相讳莫如深，并封锁真实信息”的否认型或淡化型的危机传播策略。
封闭控制模式反映了中国官方传统的“新闻，旧闻，无闻”的政治传播策略，即有时把新闻作为新闻发表，要及时；有时故意把新闻放“旧”了再发表；有时，有些新闻永远不发表，就当没有发生一样。这种模式把新闻发布看做一种政治表态，而不是一种通报信息，因此媒体形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性思维，再夹杂一些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责任博弈、国家信息安全、内外有别的“民族中心性”等情结，这种封闭控制的危机处理模式仍将存在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危机责任比较大的错误型危机处理中，可能会长期存在。
但不容忽视的是，来自非官方的、民间的“揭丑运动”正日益显示出巨大的“长尾般”的舆论力量。这些非官方力量主要包括专家学者、草根记者、NGO组织和国际媒体等，比如SARS事件中的军医蒋彦永、孙志刚事件中的腾彪等三位法学博士、贺卫方等五位法学家、黑砖窑事件中的400位联名求助的父亲、藏独事件中的残疾人金晶以及广大草根民众，他们比政府官方更善于运用博客、播客、BBS、手机短信等各种新媒体手段，进行揭露和反抗。比如，SARS事件中，一条“致命传染病在广州爆发”的短信每天被发送超过4000万次（来自《南方周末》报道）；孙志刚事件中的“一塌糊涂”网络论坛，藏独事件中的攻击火炬手的网络视频，水污染事件中百度贴吧上的有关“哈尔滨地震”的谣言，这些都是引爆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国内和国际专家群体和全球媒体的相互作用，对中国官方施加了压力，并促使其转向信息透明的政策”（陈韬文，2007）。因此“封闭控制VS揭露模式”必然会带来“散布谣言、揭露丑闻、谴责批评、愤怒抗议”等各种消极的、负面影响，最终往往以高官撤职、省长、市长公开道歉等挽救危局，扭转形势。如SARS事件中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等被免职、水污染事件中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被撤职、中石化吉林石化副总裁张家仁、曹湘洪、李春光被撤职、黑砖窑事件中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道歉等等。
2.单向宣教VS抵触模式
单向宣教模式也是比较常用的中国官方危机公关模式之一，也是运用最娴熟的传播手法。
在本研究中，十分之四的危机案例都采用过此种模式，并贯穿于危机处理的各个阶段，其中最典型代表就是陕西华南虎事件。
2007年10月12日，照片证实华南虎在西安陕西巴山。陕西省林业厅奖励了周正龙，并表示将进一步开展对华南虎的科学研究工作，摸清华南虎的种群分布现状、数量、活动规律；并争取在野生华南虎活动区域设立华南虎特别保护地。2007年10月17日，当地官员认为相片经过处理但并未造假，而网友已经开始纷纷拿出看家本领鉴定虎照。2007年10月23日国家林业局开始介入虎照事件，但声称并不会参与鉴定。
整个潜伏期当中，信息先由个人——周正龙传播给政府，然后直接通过大众媒体传给公众，当公众产生了一定的反应时，国家政府相关部门也开始参与采取行动。而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信息的可靠性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察。
在事件的爆发期以及发展期的前半段，政府的言论锐减，对于虎照的真假由开始的“坚持为真”发展到之后的宣布调查但进度缓慢。其间对与鉴定虎照的真假过程的细节基本不透露，国家政府对于陕西省政府的态度较为谨慎，体现出有明显的“选择性公开信息”的单向灌输倾向。
而在非官方话语空间，则表现出“混乱、反驳、不信、冷漠”的明显抵触情绪，11月2日中科院专家向高层递交华南虎照片造假报告；5日，有网友称华南虎照片改自年画；陕西官方一再维护虎照为真的说法，更激起了广大网民的激愤，甚至有民众表示“中国可以没有老虎，但是不能没有诚信”，促使危机处理进一步深化。最后华南虎事件以陕西省林业局公开道歉、发布虎照的周正龙造假涉嫌诈骗被批准逮捕、孙承骞、朱巨龙被免职而结束。
单向宣教VS抵触模式，类似于格鲁尼格所说的“新闻代理模式”，或者说是Joanne E Hale & Ronald E Dulek的线性危机反应模式“事件爆发→观察→解释→抉择→传播”，具有主观性、灌输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它强调宣传，借着事件、商品和服务新奇独特的地方，或异常有趣的特征，去博取传播媒介的免费宣传，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信息的传达是单轨单向地由组织流向公众，由于注重即时效果，其宣传手法常常倾向于夸张、失实和渲染，所传达的信息不免残缺不全或者歪曲事实，并忽略公众的真正需要，因此公关效果常常表现为“混乱、反驳、不信、冷漠”等负面影响。
3.双向沟通VS肯定补充模式
在本研究中，这种模式运用最为频繁而广泛，几乎贯穿在所有个案和危机处理的各个阶段，其中，孙志刚事件、厦门px事件、钉子户事件、汶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是这一互动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互动的最终结果是孙志刚事件改变了我国的收容遣送制度；厦门PX事件改变了市政建设项目，触及了环境法的改革；钉子户事件则改变了《物权法》；毒奶粉事件则取消了食品免检制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汶川大地震的互动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双向沟通VS肯定补充模式，更容易达成组织与公众的互相认识与了解，是公共危机处理的最理想模式，它代表了最富有伦理道德和最有效的模式，相当于格鲁尼格提出的双向对称模式。
研究案例表明：不同危机发展阶段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比如，在危机潜伏期，11个案例都体现出封闭控制VS揭露的互动模式，在官方“封闭控制”或者“无闻、无为”的情况下，非官方仍然体现出“揭露、质疑”等话语倾向。有一个例外就是华南虎事件，其初衷是有意制造新闻，引起关注，故在初期很积极采取双向互动VS补充肯定模式。而在危机发展期，11个案例中有5个都采取了单向宣教VS抵触模式，其中4个的共同特点都是危机责任比较大的公共危机，如SARS、水污染、厦门PX事件、华南虎事件等。11个案例中有5个采取了双向沟通VS补充肯定互动模式，他们大多属于非官方话语有效影响官方话语的成功个案，比如孙志刚事件、钉子户事件、黑砖窑事件、汶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
在危机发展期，除了华南虎事件之外的10个案例都体现出“双向沟通VS补充肯定”的互动模式，这也说明，唯有这种互动模式可以有效地平息和缓解危机。
在危机恢复期，不是每一个危机事件都有明显的互动表现，双重话语空间都不作为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官方话语体现出“戛然而止”的停板状态，而民间话语也渐趋平淡、安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瓮安打砸抢烧事件，是一个案例中同时运用以上三种互动模式的唯一例证。
讨论与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危机传播也许是中国传播学最能与全球传播学衔接、对话甚至做出比较明显贡献的领域之一，因为从中国独特的双重话语空间出发，我们可以修正、反证、挑战甚至颠覆西方的一些传播理论，这正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各种场合，我们经常听到对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呼吁，但是，反观过去数十年曾经流行的传播研究“亚洲化”、“拉美化”等思潮和努力，我们发现，几十年的努力，并未见有何重大的“本土化”建树，拥有最多美国传播学博土学位之教师队伍的韩国和台湾是如此，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何舟，2007）。
本研究认为，对于中国处于批判消化阶段的传播研究者而言，要大幅度地跨越西方现有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有效的方式是在西方理论的大框架下进行积累，既有批判、有发展地应用西方理论，又不落入他国学者异地搬用和重复验证的窠臼。中国现今这种多话语空间共存和博弈的传播现状，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近两年的公共危机事件如“躲猫猫案”与“邓玉娇案”也基本印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从2003-2008年五年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SARS等11项公共危机事件中，归纳出中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本土化公关模式，以期与国际上的危机传播理论进行对话。本研究在广泛借鉴西方公共危机研究的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从双重话语空间的中国传播生态环境出发，不仅对格鲁尼格的四模式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和探讨，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现象：(1)在“议程建立”(Agenda Building)过程中出现民间话语空间不时影响官方话语空间的现象；(2)西方传播理论中“议程设置”和“沉默螺旋”等传播效应在中国出现明显的逆反现象；(3)新媒体为非官方话语空间提供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应对模式。这些传播现象都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由于公共危机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且其爆发演变的过程涉及因素颇为复杂，本研究对个案的跟踪、考察和分析仅仅局限于网络数据分析和第二手专家研究成果，尚缺乏来自双重话语空间的主要当事人的焦点访谈，因此一定会遗漏很多重要的背景信息，这也是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局限，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注释：
①王雅林：《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Wang,Yalin,"Theories Appli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03,No.1.(in Chinese)]
②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Shi,Anbin,"Rethinking and Localizing the Western Paradigm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2008,No.6.(in Chinese)]
③何舟：《从喉舌到党营舆论公司：中共党报的演化》，何舟，陈怀林编著，《中国传媒新论》，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8年。[He,Zhou,"From Mouthpiece To Public Opinion Company Run by The Communist Party: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Party Newspaper",He,Zhou & Chen,Huailin(eds.),The Chinese Media:A new Perpective,Hong Kong,The Pacific Century Press Co.Ltd.1998.(in Chinese)]
④陈韬文：《全球与本土传播的同态化：传媒、个人、国家与全球机构在中国非典疫症中的互动》，武汉，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2007年11月。[Chan,J.M.,"Homomorphism of Global and Local Communication:Interaction in the SARS in China between Media,Individuals,State and Glob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Crisi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Wuhan,Nov.,2007]
⑤李艳红：《传媒市场化与弱势社群的利益表达——当代中国大陆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收容遣送议题的报道研究》，《传播与社会》，2007年，第1期。[Li,Yanhong,"Media Marketization and Interest of Underprivileged Group:Research on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Issue of Detention and Extradition of Peasant-migrant Workers in Mainland China",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07,No.1.(in Chinese)]
⑥夏倩芳、张明新：《社会冲突性议题之党政形象建构分析——以〈人民日报〉之“三农”常规报导为例》，《新闻学研究》（台北），2007年，总第91期。[Xia,Qianfang & Zhang,Mingxin,"Image Representation in the Coverage of Social Conflict Issues: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Three-Rural Issues in the People's Daily,2001-2005",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7,No.91.(in Chinese)]
⑦He,Z.,"Working with A Dying Ideology:Dissonance and its Red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2000,Vol.1,No.4.
⑧He,Z.,"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of-War: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Lee,C.C.(ed.),Money,Power and Media: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2-151.
⑨Chan J.M.,Pan Z.D.& Lee FLF,"Professional Aspirations and Job Satisfaction:Chinese Journalists at a Time of Change in the Media",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4,Vol.81,No.2.
⑩Guo,Zhongshi,"To Each According to its Niche:Analyz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for a Structural Segregation in Chinese Press",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2001,Vol.14,No.1.
(11)同⑨。[See 9.]
(12)Lee,C.C.,He,Z.& Huang,Y.,"Party-market Corporatism,Clientelism,and Media in Shanghai",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07,Vol.12,No.3.
(13)Strauss,A.L.& Corbin,J.M.,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Newbury Park,CA,Sage,1998.
(14)Vielhaber,M.E.& Waltman,J.L.,"Changing Uses of Technology:Crisis Communication Responses in a Faculty Strike",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2008,Vol.45,No.3.
(15)Hale,J.E.,Dulek,R.E.& Hale,D.P.,"Crisis Response Communicahon Challenges:Building Theory from Qualitative Data",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2005, V01.42,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