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及其文化内涵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山海经论文,探析论文,神人论文,中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3)03-00143-04
受时局和思维所限，上古时期的先民往往对强大的自然界表现出无限的恐惧与敬畏。于是，他们就发挥自己的聪明与才智，通过造神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据茅盾《神话研究》，保存于世的有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埃及印度神话、中国神话等。这些神话各有其特点，中国神话长于神形描绘。作为保存中国神话的主要典籍《山海经》，描绘了众多具有人的外貌特征和情感的神人形象。这是一种写人的艺术，可以把它看作是以人的形体为主的神灵并归入人的范围进行审视。
《山海经》中的神人形象主要分为三类：人兽组合类、以“虫”为助手类和五官奇特类。人兽组合类神人形象取人和兽的器官组合而成，人兽功能合一；在以“虫”为助手的神人形象中，“虫”充当助手和伙伴的角色，与人的功能互补；五官奇特类神人形象表现为身体部位的比例变化、器官数量的增减等奇特形象，是人体器官功能的延伸。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属于人兽组合类神人形象之一，取鸟身、鸟首、鸟翼、鸟喙等器官，与人面、人手、人身等组合而成，鸟器官赋予人神奇的力量从而使人具有异常的功能。
一、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
在《山海经》中，有诸多取鸟身、鸟喙等器官，与人面进行组合的神人形象。他们大多出现在某些山中。例如，以取鸟身为特征的神人形象有《南山经》中“令丘之山……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1]18的颙，《海外西经》中“人面，居山上”[1]217的
鸟，《西山经》中“羭次之山……状如枭，人面而一足”[1]26－27的橐
，《海外东经》中“鸟身人面，乘两龙”[1]265的句芒，《海外北经》中“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1]248的禺强，《大荒西经》中“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鸟，人面有发”[1]405的青
、黄鷔、青鸟、黄鸟，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1]401的弇兹，《大荒北经》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九首人面鸟身”[1]426的九凤，《大荒东经》中“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1]350的禺
，《北山经》中“北嚣之山。……状如乌，人面”[1]82的
以及《中山经》中“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皆鸟身而人面”[1]156的神人形象等等。
取鸟翼、鸟喙与人面进行组合的神人形象在《山海经》中也占有一定的分量，如《西山经》中“人面，虎文而鸟翼”神英招[1]45，“鸟翼，人面蛇尾”的孰湖[1]65，《海外南经》中“人面有翼，鸟喙”的
头国[1]189和《大荒南经》中“鸟喙有翼”之人和“人面鸟喙，有翼”的马
头[1]378等等。
以取鸟首为特征的神人形象有《南山经》中“状如鸱而人手”[1]9的鴸和《海内经》中“鸟首”[1]447的盐长国鸟氏等等。《山海经·北山经》中的精卫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它的形状像乌鸦，脑袋花、嘴壳白、足爪红，鸣叫时自呼其名。这是人鸟互化的神人形象[1]92。
在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中，人面鸟身的神人所占比例较大，女娃精卫神话是著名的人鸟互变神话。不管哪类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他们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某些特异的功能，共同反映了先人的审美思想。
二、人鸟组合神人形象的特性
上文所举人鸟神人虽然形象各不相同，但其产生的根源及其特性是相似的，即先民通过想象把鸟的器官移植到人体上，认为鸟的功能也就随着被移植了过来。这样，在拥有鸟器官的同时，人也拥有了鸟的功能，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如《西山经》中的橐“服之不畏雷”，郭璞注曰：“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雷)或作灾。”[1]27为了避免被雷所伤，先民通过驰骋地幻化来消除内心的惧怕，想象出了披戴毛羽、人脸鸟形的橐。从某种意义上说，橐不仅是一种人鸟组合神人形象的展现，更是先民们对能自由展翅于雷电之中、搏击于苍穹之间、冬见夏蛰且不畏雷的强大鸟身形象的渴求，所有这些功能都是常人无法拥有的。《北山经》之“食之已暍”，郭璞注曰：“中热也；音谒。”[1]83食用可以治疗中暑，可见其功能异常。
鸟在高空中翱翔靠的是鸟翼，生有鸟翼的神人也善于飞翔，如《西山经》中的英招和孰湖就是生有鸟翼的神人。英招借助鸟翼在四海上空替天帝巡视着圃园，神气十足；孰湖好举人，功能异常。鸟喙擅长啄食，头国用鸟喙在海中捕鱼，他是取鸟喙之神。经文中有两处记载：一是《海外南经》的“头国”(或曰“朱国”)；二是《大荒南经》的“头”。以人的形体为主的头(头)，同时又生有鸟喙和双翼，他之所以能在海上捕鱼，很大程度上是鸟喙所赋予的，如果不是鸟喙和鸟翼，他不可能有这样的特异功能。
《山海经》中也有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人鸟形象，他们的出现时常会导致灾害、战争、甚至亡国等不祥之兆。如《南山经》中的颙“见则天下大旱”[1]18，《西山经》中“人面鸮”“见则其邑大旱”[1]65，《海外西经》中“人面鸟”“所经国亡”[1]217，《大荒西经》中“人面有发”的“五色之鸟”“所集者其国亡”[1]405等等。
此外，《海外东经》中东方神句芒、《海外北经》中北方神禺强(禺强亦是北海神，见《大荒北经》)、《大荒东经》中东海神禺和《大荒西经》中西海神弇兹等等，先民也都赋予了它们特异功能。可见《山海经》中以半人半鸟形象出现的人鸟组合，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超乎异常的功能。与此同时，这些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人鸟组合神人形象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的复合体，而由图腾崇拜衍生的人鸟组合神人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亦是以图腾观念为核心的各种文化元素构成的复合体。具体而言，人鸟组合神人形象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人鸟组合是先民鸟图腾崇拜的具体化，是至上的宗教信仰文化。
中国最早的宗教信仰产生于远古社会，是依附于图腾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图腾观念是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鸟在远古时期被许多部族奉为图腾，他们把鸟当作自己的祖先和保护神，在对其顶礼膜拜的同时还尝试运用各种方法来祈求它的庇护。如殷周时期，人们把日常使用的器物制成“鸟形”并在上面刻写“鸟”字，《殷周金文集成》著录有“鸟父乙鬲”(上刻“鸟父乙”三字)[2]540、“鸟父癸鼎”(上刻“鸟父癸”三字)[2]992、“鸟且牺尊”(上刻“鸟祖”二字)[2]3553、“鸟父乙觚”(上刻“鸟”字)[2]4020等；《尚书·禹贡》有“鸟夷皮服”[3]84、“鸟夷卉服”[3]86(今本皆作“岛夷”)。童书业说：“‘鸟夷’本来当指以鸟为图腾的部族。”[4]247“《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东方古代以鸟为图腾之族确甚繁多，此研究古史传说一大关键，甚应注意”[4]355。可见“鸟”在先民心中的至尊地位及其给先民所带来的精神慰藉。而《山海经》中人鸟组合是把人与鸟的器官接榫，是人类崇鸟、敬鸟，以鸟为图腾的具体化。
事实上，在与《山海经》相先后的典籍中，有诸多与人鸟相关的神话。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商人把自己的祖先视为玄鸟所生。这在《诗·商颂·玄鸟》中有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5]而《楚辞·天问》中则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6]105。《思美人》中为“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6]147。可见“玄鸟生商”的传说在屈原时代就已经广为流传。与“玄鸟生商”类似，秦先祖大业也出自玄鸟，《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蜚廉善走。”[7]173－174大廉为大费之子，是鸟俗氏，其玄孙中衍又是鸟身人言，中衍之后叫蜚廉，亦作飞廉。飞廉善走，可能是出鸟俗氏善飞之传说，亦为鸟图腾神话。由此可见，上述种种“玄鸟感生”的神话记载与《山海经》中人鸟组合神人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美。
除上文所举玄鸟感生神话外，先秦东夷族的少皞氏集团对鸟的执着崇拜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少皞氏集团对鸟所具有的特殊情愫可谓由来已久，他们把鸟奉为自己部族的图腾对象，更有甚者还以鸟名官，用鸟名去称呼各类公务人员。这在《左传·昭公十七年》有记载：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乌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
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8]
其次，人鸟组合神人形象是先民部族融合轨迹的展现和审美思想的体现。
远古氏族部落迫于生存的需要，把迁徙作为稳固、发展部族的一种手段。在迁徙的过程中，受自然灾害、凶禽猛兽、氏族利益争夺所引发的战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各氏族部落间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融合。客观上的融合，无形之中促使了各自部族的图腾形象的融合及图腾文化内涵的丰富。如《大荒北经》的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1]248，是鸟、蛇两种图腾形象融合为一的形象；《西山经》的英招“马身、虎纹和鸟翼”[1]45，是三种图腾融合为一的形象；《西山经》的孰湖为“马身、鸟翼、蛇尾”[1]65，是三种图腾形象的融合体；《大荒北经》的九凤有“九首、人面、鸟身”[1]426，是多种图腾形象的融合。由多种图腾形象融合为一的图腾形象我们暂且称之为“复合图腾”。复合图腾作为原始图腾文化的衍生物，它所涵盖的每一个文化元素都对相关部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部族间关系的维系和组织上。
其实，复合图腾的出现不仅展现着各部族外在制度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精神文化的演变，更展示着氏族部落在图腾融合上的包容和独特的审美观——“集美”。例如，《大荒北经》的禺强，“鸟身”取其长于飞翔，“珥蛇、践蛇”取其善于爬行，“人面”取其懂得人性。可见，禺强集鸟、蛇、人的美好特质于一体，故其能担当北海神的重任。《大荒北经》的九凤，“凤”本身就是多种图腾形象的融合，“人面”是取其通人性的一面，“鸟身”是取其善飞、轻快的一面；此外，它亦具有鹿、蛇、鱼、龙等动物的美好特性，是吉祥、美好、幸福、安康的象征。《说文解字·鸟部》：“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安宁。’……凤飞群鸟从以万数也。”[9]79据上可知，复合图腾具有的凶猛刚健、开拓进取、连通天神、吉祥幸福等美好精神品格象征，正是先民心目中值得信仰崇拜的图腾。这些图腾形象在部族的不断融合进程中渐趋成熟，在人们审美思想的提升中而渐趋丰满、完美，这对于我们全方位解读《山海经》乃至先民思想文化意识的发展历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纵观整个远古社会的鸟崇拜思想，由最初简单鸟图腾崇拜到较复杂的人鸟合体崇拜，再变而成人鸟神人形象，鸟崇拜思想这种独特的文化信仰始终贯穿于中。这让我们不难发现，在先民对鸟图腾形象不断融入其他元素的同时，单一而稚拙的原始思维模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转变。此转变既表现在人为因素不断增加，对人自身主观能动性再认识与再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与实践，也表现了人们对复合艺术形象的开创及审美观念的提升。
四、人鸟组合神人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鸟是生命灵动和重生意义的象征，被人们视为一种符号而长期存在，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山海经》中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神话小说的创作及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句芒是著名的人鸟同体的神话形象，《山海经》中所载“鸟身人面”的东方神句芒在后世文学中时常出现。《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昊，其神句芒。”高诱注：“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10]《墨子·明鬼下》以夸张的手法，通过郑穆公的梦，从侧面来描写句芒：“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赐汝寿，十年有九。若使国家蕃昌，子孙昌，勿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何神？’曰：‘予为句芒。’”[11]此句芒为司命之神，面状方正、鸟身，与上述的“鸟身人面”句芒一脉相承。此外，在《墨子·非攻下》和《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亦有对句芒的记载，且都对其助禹擒三苗作了较为详细的描绘，袁珂说：“此‘人面鸟身’之神，当即句芒。”[12]《淮南子·时则训》中，句芒所司之域更为详细具体：“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13]可见，“鸟身人面”的句芒降福予人的功能正是先民心可想而行难达的，因而成为先民的崇拜对象，且在后世文学与文化中有旺盛的生命力。
鸟不光把器官借予人，使人类具有超乎寻常的功能，鸟还是人类工作的助手和游戏的伙伴。如昆仑女神西王母就是一位役使鸟的神人，《海内北经》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1]306《竹书纪年》中西王母则“有鸟
人”[14]、《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大人赋》有“三足乌为之(西王母)使。”唐张守节《正义》：“三足乌，青乌也。主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北。”[7]3062乌是鸟的一种，《说文解字·鸟部》：“乌，孝鸟也。”[9]82在东方朔《神异经》中，鸟具有渡津的功能、通神的性质，西王母乘着它一年一度往访东王公，鸟成为交通阴阳、沟通东西的象征。日本学者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认为，西王母与周穆王互访，以鸟为使者[15]。可见，鸟受西王母的役使，帮西王母获取食物、传递书信。
志怪小说《搜神记·越地冶鸟》中有“长三尺”[16]154的人形鸟，《万详婢》中有“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的“怪子”[16]102等皆兼有人、鸟器官。他们与《山海经》中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先民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举步维艰，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这些主观幻想虽然主体思维驰骋在九霄云外，但其基础仍来源于现实社会。这些幻想创造了种种超越现实的神话艺术形象，在口传文化时代具有重要的作用和鲜明的时代意义。《山海经》中人鸟组合的神人形象都是具有神性的媒介，是先民的图腾崇拜、民族融合以及审美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展现，是先民原始宗教意识不断演进的表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3-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