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5)02-0007-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充满了勃勃生机。随着这一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它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即它的两重性，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凸显出来。正确认识和调控这个矛盾，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地均衡运行，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首次实践的一个新概念。（注：兰戈在1936年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概念。越南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0-1956年间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涵义与我们党十四大的提法不一样。）这是我们党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一个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逐渐把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本主义制度母体中剥离出来，使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探索了公有制与市场竞争结合的途径与方法，初步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崭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一经“落户”中国，便表现出与社会主义制度有非对抗的同一性，产生出新的生命力，使社会主义的潜力得到新的释放。比如：
——它通过自发性竞争，调动了微观领域的动力，提高了效率。尤其是它利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须尊重的种种“资产阶级权利”作为发展的动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等。
——它使生产自动适应需求，客观上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符。它增加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相互选择的可能性、灵活性，以形式的平等，给人的“自愿”以自由的空间。
——它使资源在不同领域间循平面网络路径自动进行配置，广泛、频繁的竞争性交换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它促使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自组织机制，简化了政府组织经济生活的工作量，减少了官僚主义的空间。
到1998年，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了买方市场，1999年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这是西方经济学家都认可的市场经济特征。
事实证明，我们在体制上已初步拼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关系已经是多元存在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简单、直接的一致性已经不存在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行政性直接结合已经被改变了，我国社会矛盾类型已经是非常丰富多彩了。
当前有必要研究改革开放造成的新类型社会内在矛盾。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相对峙的矛盾力量与同一性，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已经“内化”进我们的社会，成为社会的内因。这种自发性矛盾既是这个体制的活力、动力所在，也隐藏着它可能自我否定的“陷阱”。
邓小平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就必然要求“劳动驾驭资本，集体主义驾驭个人主义，义务本位驾驭权利本位”。
市场经济机制与这些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成了对立统一关系。
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必然会导致如下情况的出现：
（一）竞争造成社会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是阶级分化的动态表现，阶级是两极分化的固化。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概念是竞争。竞争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不断循环反馈而加剧，即使有制度层面的节制与约束，生产和分配无限地倾向于强者的趋势也会存在和发展，最终造成两极分化。为了缓冲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做了一些努力，如制定累进税收制、反垄断法，普及社会福利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里，这种趋势不但不会在根本上加以消除，而且随着当代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社会财富向强者倾斜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分工是一种进步，分工基础上的组织、综合也是一种进步，二者互动构成整体进步。当资源有限时，当资源不可能完全按照科学不计成本地灵活配置时，当资源配置有必要与利益的激励机制结合时，技术性的分工与综合就会演变为社会性的分化与综合。纯粹生产力的要求会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形成生产方式新成分。分工并不一定必然分化，但相当一部分分化中包含着分工。在生产力不太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分化。一个人总与另一个人有所不同。当个体的人与人之间能力有较大差异，而低水平的生产力又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公平、卫生公平等条件来消除这种差异时，生产力发展就必须尊重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这时，分化在一定范围内就与发展生产力呈正相关。改革开放20年就表现了这种客观性。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发展都要求生产方式有一种机制不断地把生产力进行合理的集中（集约化），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作为集约的逆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还要求生产方式有另一个机制，让生产力新的生长点不断分散地“冒头”。这两种互为逆运动的机制一齐构成竞争，同时造成分化，同时需要分化。如果社会主义的机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完全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分工需要时，如果社会主义的分工机制还不能完全代替社会分化时，如果我们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市场经济的竞争就会产生阶层分化、阶级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和阶层是不可能随意消灭的，即使暂时硬性消灭了，也还会以曲折的路径、潜在的方式再产生。前苏联就是在行政性计划经济条件下（“无阶级”条件下）产生了潜在的资产阶级，并掌了权。他们领导了苏联的解体与质变过程。
但是阶层、阶级分化在现阶段又是必须限制、而且可能限制的。分化过大，会使得大多数人的生产潜力发挥不出来，尤其使一部分贫困人口退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大大降低这部分生产力资源的效率、主动性和积极性。从长远观点看，社会主义限制两极分化、减少两极分化、消灭两极分化的愿望与机制符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方向。但是，当前在什么限度上和什么领域里，分化与生产力发展呈正相关；在什么限度上和什么领域里，分化与生产力发展呈负相关，需要仔细研究。分化相对混沌是一个进步，分化基础上的综合又是一个进步，关键是如何调控正负两种不同性质的分化和如何把分化组织起来。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源，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并且是其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两极分化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剥削的社会积累。当分化过大时，市场经济的均衡、出清机制就会受到它的破坏和障碍，从而影响市场机制效率作用的发挥，弱化这种机制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提供竞争的公平条件。这构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同一性。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有消灭剥削的天然冲动，而市场竞争必须而且必然地产生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最尖锐的一个内容。
在中国现在的阶层结构中，它们双方各自在寻找和培养着自己的物质力量（“代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处于初级阶段，但其机制所带来的两极分化趋势却愈来愈明显，已经带来一系列削弱社会主义力量，削弱新质生产力的力量，削弱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削弱共产党领导力量的效果。
（二）自发地倾向于资本
市场经济机制扬资本抑劳动。市场经济机制不愧是阶级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发展到头的产物。它将交换的手段与功能发展到了极致。交换是人类社会阶级产生的起点，交换的顶峰将会是阶级消亡的终点。“劳动”（活劳动）有一系列天生不适应社会经济交换的特点。（活）劳动都是具体的。任何活劳动的意义都是劳动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都是具体的。活劳动一旦抽象化就不是活劳动了。活劳动最伟大的创造性全在于其“活”，全在于其“具体”。劳动二重性理论中的“抽象劳动”必须先变成死劳动，必须先转换为货币、资本等一般等价物才能实现抽象性的具体存在。为交换要求抽象化，不但一般等价物是抽象化的，市场经济还将各个领域的要求抽象出来与货币叠加，生产出各种金融工具。市场经济的高级交换领域是各种抽象符号的运动。（活）劳动的创造意义不能数量化。凡是可以稳定、准确数量化的活劳动本质上都能够机械化、自动化，并且迟早可以实现。机械化加信息化正在完成这个任务。福特制、泰勒制都是用管理的办法，用机械流水线使（活）劳动固定化，使（活）劳动模式化为“类”死劳动，从而达到量化的目的。现在的“按劳分配”搞得最好也仅仅是按“劳动成果”分配。但（活）劳动一旦成为“劳动成果”，尤其是在市场交换中形成价格之后，活劳动的集体性、创造性意义就都固化了。其价格形成更是包含大量市场的因素。越是高级脑力劳动，越是创造性劳动，越难以定量衡量。而商品交换必须稳定、准确地量化，才能发展为灵活、广泛的竞争，商品经济才能发展为市场经济。（活）劳动不能与人身分离，因此它不能储存，不能预支，不能灵活地即时即地分解。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要求交换中有信用、有责任、有抵押、有赔偿。一旦碰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场合就会无可奈何。市场经济是权利本位，是非常彻底、非常严格、细致（由法制保障）的权利本位。如果以活劳动作为权利交易的标的物，必然要多多少少地牵涉到人身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初期使用奴隶的原因之一。奴隶的活劳动与人身不分离。
（活）劳动不能抽象化，不能数量化，不能储存，不能与人身分离的天然特点决定了它在市场经济机制中只能处于基础地位。只要搞市场经济，它必须先转化为资本，才能有社会运动。在私有制环境里，这个生产力要素关系的人格化就是资产阶级驾驭、剥削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它必须听命于资本，因而必然受资本剥削。我们现在亲身体验了市场经济之后才明白建国初期搞一段行政性计划经济符合经济规律。当时要让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又缺少资本，必须大量动员劳动替代资本；而劳动又有如此种种局限性，所以当时只有压低“交换”的社会地位，暂时使用行政性配置方法。
现在改为市场配置，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活劳动的灵活性（自由度）大大增加，这固然进了一步，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市场经济机制用资本驾驭劳动并没有完成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固然要发挥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配置本领，但启用了资本的作用仅仅达到与资本主义处在一个水平线上。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资本全部私有化，批判的是资本驾驭劳动，并没有否定资本在配置资源上的抽象化、数量化的作用。
从生产力的结构看，（活）劳动毕竟是唯一的有机因素，是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要素。资本主导劳动的机制按私有制人格化之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始终倾向于生产资料一方（它的权力来源），倾向于生产力的无机方，即使是科学技术也得拜倒在它脚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整套使科技从劳动方转移到资本方的办法和手段。这阻碍了最活跃、最有基础作用的多数劳动者与科技结合，阻碍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从长远观点看，这里蕴藏着能够解放出来的新质生产力。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空间。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承担的创新课题，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三）需求不足
相对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痼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所有制、多元分配方式中包含一部分资本主义私有成分。这部分资本份额达到一定比例，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到一定水平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较长时期地出现相对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命题逐渐变成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生产与人民群众相对落后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命题。
从马克思开始，直到当今西方经济学家，对相对需求不足，已经有过浩繁的分析、论述。其成因基本上是公认的。它曾经逼迫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凯恩斯理论，大大缩小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领地。它是国家垄断资本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由于原来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背景，由于苏式计划经济短缺现象的记忆，对需求不足还很陌生，还缺少重视和理解。
现在可以断言，这个问题将是阻碍我国未来长期发展速度的主要经济因素。这个现象是经济问题，本质是政治经济问题。治标的方法是经济手段，治本的方法是政治经济手段。只要有市场竞争，物质生产的技术发展和资本积累就会不断地进行。资本的历史使命和存在理由是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8页。）它还会为更高级的体制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发展的空间，政府不用为此太着急。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与智慧应该放在如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相对落后”的物质文化需要上。市场经济的悖论之一就是，在微观上，为需求而生产；在宏观上，为需求不足而生产。
（四）在意识形态中天然地倾向于自私
马克思曾经说过，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边沁”即指自私。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竞争中都具有利益本位化的趋势。谁的商品质优价廉，谁就有优势，谁就能占得先机，谁就赢利。这里的人格设定是“经济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配置机制就建立在主体人格必须自私这一伦理前提之上。私有制不一定是必要前提，但私有是必要前提。这个“自私”是广义“自私”，包括集体的本位利益。市场经济自私人格特征是追逐利润。由于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由于私有制的全球化存在，利益本位意识（自私）和种种“资产阶级权利”将会广泛而长期地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调动它、利用它，使之转化为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种同一性。但社会主义的“主旋律”（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与这种本位意识在本质上是矛盾、冲突的，二者从思想体系上是对立的。这导致市场经济主体本位意识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党性原则有潜在的颠覆性、破坏性倾向。
（五）要求以个人（自然人）的权利为生产关系的最小单位（私有化）
社会主义要让每个人全面发展，要让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个性化地发展。没有丰富的个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个性化的全面发展，就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创新。市场经济重视个人权利的机制有帮助个性发展的一方面，这与社会主义的这个原则有同一性。但是，公有企业在进入市场时是以集体单位出现的。市场经济固有的私有自发性力量和个人本位意识时刻要瓦解这一主体，使其分化为个人权利单位。这是十几年来一些公有制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挺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有大企业之所以还撑得住，一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国企改革与发展，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二是我们在《企业法》中，以法理的形式确定了“一物两权”，即所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这里，产权既属国家也属企业。这是我们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上的一个发展。但从市场经济的伦理前提与逻辑关系看，这与西方法理体系中“一物一权”的法理根基有根本性的矛盾。虽然从目前看它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终极目标上它很难解决个人（自然人）权利本位与集体权利本位的冲突。这是当前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一大障碍，需要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原点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现在看，如果想破解这个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上引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以保护、培养公有资本的人格化，保护和培养集体权利的人格化。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历史作用
事物发展的内因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运动。如果它能在一定条件下均衡运行，矛盾就实现了它的和平同一性。矛盾斗争的同一性运动是一种自发的循环作用，不断推动事物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活力。
一个社会发展的速度、水平和前途首先取决于这个社会内部矛盾的性质、类型、结构、水平等特点。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突破，一个巨大的跨越，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由于初创，由于幼稚，由于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内部矛盾过于简单。严格讲，原行政性计划经济不具备完整、稳定、自然的社会机制。它的垂直反馈环的自上而下系统大大强于自下而上系统。它的平面网络非常薄弱。它的“基础”部分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性都缺少支撑和约束自己“主导”部分的力度。（注：“基础”、“主导”见作者所写之书的§3-3）。在人类发展史上，它不具备与市场经济平起平坐的地位与资格。用行政性手段创造的公有制仅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原始的阶段，与市场经济结合是它的第二阶段。这个结合会赋予社会主义公有制许多新的生命力。第一阶段公有制的不适应指示了第二阶段公有制创新的起点和路径。这导致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缺少对手，缺少与资本主义的比照与衔接，缺少与国际环境的沟通。就像一个青年的成长一样，社会主义缺少内部对手，缺少外部沟通，过于单纯，就不会成熟，就会缺少动力、活力。这也可以用工程学上的“内应力”（注：“内应力”这一概念借自工程力学，可能略嫌偏僻。虽然用“内部矛盾性”概括亦可，但矛盾双方有多种状态，如融合、一方吃掉另一方、向对方转化等，而“内应力”概念强调了这种力存在于物体内部、处于平衡对抗状态的含义。它以内因地位严重地影响事物的性能。）来比喻。一个材料内部如果存在两种相反的力，一个向里压，一个向外张，当这两个力方向相反，大小相等地对峙时，它们将使这个材料变得非常结实。
对于有机体来说，凡是本质性的力量，都有其自发性。社会主义的开创、实现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自觉地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空前的创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首先依靠自觉性。党领导群众就是用自觉性领导自发性。但是，我们过去忽视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自发性，过于简单地否定自发性的意义。自发性除了含“盲目”之义以外，还含有“原发”和“自动”之义。一个事业如果全部依靠自觉性机制，不但会累死很多人，而且会使社会缺乏稳定和安全性。要用自觉性领导自发性并依靠自发性，要善于将自发变为自觉，也要善于将自觉变为自发。就像大自然把人的生命中枢安置在不受人主观意识指挥的延髓一样。社会主义在最宏观和最微观的领域都有其自发性存在。在最宏观的层次上，自发性与客观规律必然性相关，自发与自觉都受到历史的规定（局限），因而都是相对而言。在最微观的层次上，过去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毛泽东认为，在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注：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它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造化。我们固然需要将自发性转化为自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没有矿产怎么会有冶炼？自发性是自觉性的“矿石”，自觉性是自发性的“提炼”。越是重视自觉性，就越要尊重客观性，越要尊重自发性的基础作用。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客观基础。共产党的先进性是自觉的，但其基础是工人阶级阶级性。原阶级性有很强的自发性。20年来，我们尊重“资产阶级权利”意识的自发性，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但另一方面，如果忽视社会主义意识的自发性，这也等于在忽视一种巨大的生产力资源。列宁曾经批评过建党思想中的“崇拜自发性”倾向，但并没有否定或否认自发性。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需要（“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有接受灌输的自发性条件和基础，也就是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性，这就是“内因”。（注：见列宁在《怎么办？》中的有关论述，《列宁选集》第1卷第245-269页。）如果没有这个内因，再好的真理也“灌输”不进去，更不要说能够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既存在着融合、均衡、转化的同一性，又因二者不同的自发性而存在着对立、甚至有可能对抗的斗争态势。因此，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曾经几次失之交臂。早在1936年，西欧资产阶级学者就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进行过初步“探询”，其背景是1929-1931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打击；20世纪70年代，东欧学者又提出这个设想，并伴之以有限的实践。这两次“探询”和实践上的有限“作业”都因难以驾驭的自发性矛盾而被否定和中止。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也曾几次艰辛探索。列宁试验过新经济政策，后被斯大林改为行政性计划经济。毛泽东曾经一直设想新中国经济中，应该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直到1959年还强调商品经济是一所大学校，而1953年以后在实践上却改为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之路的曲折与艰辛，一方面衬托出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事业之伟大；另一方面则警示我们要重视历史探索中一定会有的某种“暗礁”，智者、哲人未能解开的社会方程式里，一定会有某种难解之谜。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不断探索，破解着这一历史之谜。小平同志之所以伟大，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初，他下决心带领全党既有限地抑制社会主义排斥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又不断有限地抑制市场经济自发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党创造性地、渐进式地把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本主义制度母体中初步剥离出来，为社会主义所用，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这20年的改革历程中，后者（抑制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比前者（抑制排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要明确一些。前者往往是在批判“左”的题目下进行的。这样很容易把“社会主义”概念搞乱、搞模糊，以至于使得一部分外国人认为我们在“挂羊头，卖狗肉”；使得国内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这个过程是“指示灯向左打，方向盘向右打”、“想去天津，只说到廊坊”，认为现在说不清什么是“羊头”、什么是“狗肉”了。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历史任务面前——我们应该敢于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统一关系。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为了发展市场机制，我们不但克服了一些“左”的东西，而且也抑制了一些不属于“左”，而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些抑制很多是改革过程中所必要的，但不一定是最终需要的。如果不分清本质与手段，就有可能逐渐因手段而背叛本质。认识的清醒、清楚是首要的，是执政党自觉领导的第一前提。
有自发性才能成为内因，有自发性才能成为动力，有自发性才有必然性。任何自觉性都应建立在对各种自发性的认识与驾驭上。
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就是探寻各种社会动力的过程，就是探索社会内在矛盾的过程，就是探索自觉驾驭各种自发性的过程。现在，“初步实现”的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因为它不稳定，像是倒立的瓶子。但让马克思主义者兴奋的是，它显示了很多社会主义道路未来的新质新景。比如劳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局限性，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会存在；比如要求社会结构中有一种能够数量化、能够抽象化、能够与人身分离的工具完成今天“资本”要完成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等等，以使“基础”地位的劳动集中为劳动的“代表”、集中为“主导”，以祛除今天“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能够不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话，其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肯定会推动我们的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彼岸。它肯定会从现在的问题出发，创造出一系列新生事物，使社会主义既能发挥现在显现的一系列优势，又能吸收市场经济显现的种种优势。不但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均衡运行有自发性，而且这个社会矛盾的摸索过程也有自发性，进而这个社会矛盾的建设过程、形成过程也有自发性（如“摸论”，“猫论”）。我们党现在的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认识并自觉驾驭这些矛盾，并使之均衡运行。
三、均衡运行
市场经济体制既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里（也可能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运行方式，又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经济领域里的运行方式。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发现，是人类历史连续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最终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与体制不完全在一个层次上。社会主义制度是整体，市场经济体制是局部。整体可以驾驭局部，局部可以反作用于整体。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有独立个性（自发性）的运行体制，它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中性的技术手段。它可以全面地、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所以，这个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市场经济机制很高明，它是使资本主义延长寿命的重要手段，也是挖掘社会主义潜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资本主义演变、否定社会主义，也能帮助社会主义超过资本主义，战胜和埋葬资本主义。它能让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同一规则中竞争、生活；在形式平等、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完成阶级剥削、阶级压迫；让工人阶级不知不觉地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放到统治自己的地位上。它也能帮助工人阶级认识并克服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提高自己；使工人阶级从整体和个体上都能逐渐高于资产阶级，使执政的历史资格逐渐成熟、完整起来。它长期居于社会主要地位的结果是否定工人阶级作主人翁的资格。它能使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人阶级产生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产生全民党的思想。社会主义如果能够真正把市场经济装在从属于自己的框架里，让社会主义驾驭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能促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变得更自觉、更清醒，使工人阶级学会领导和驾驭资产阶级的能力。
列宁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注：列宁：《哲学笔记》第306页。）。均衡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矛盾具有非对抗的同一性（同一性即对立统一性）。均衡运行不但要根据简单的、价值评价的一分为二，例如“优点1、2、3、……缺点1、2、3、……”，更应该根据对立的矛盾双方（如前边列举内在矛盾的五种主要内容）是否具有同一性，怎样具有同一性，调控矛盾运行于非对抗区域。即调控两条“斜率”相反的矛盾因子的运动轨迹收敛在线性区域，使其均衡点（交点）摆动在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可控区域里。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契合关系（注：契合关系——有因果联系的关系。），生与斯，成于斯，难分难辨。所以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非常伟大，硬是把它剥离出来与社会主义初步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非对抗的同一性。为什么会有“非对抗性”？因为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它的结果反对它的前提。
——市场竞争的结果之一是两极分化，但竞争最好的起点却是平等。
——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产生垄断，但反垄断才能竞争。
——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化大生产，市场越大越好，但市场主体要求私有（或利益本位）单位越小越好。
——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倾向资本，排斥劳动力，但真正参加竞争活动的主要是活生生的人，是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
——市场竞争的目的就是攫取利润（“剩余”），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是市场出清，但“私有”掌握的“剩余”多了，市场就不能出清，发生危机、衰退。
市场经济需要—个更大的有逆调节功能的制度框架来帮助它均衡运行。作为这种制度框架，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主要诱饵与手段，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超过资本主义，发展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历史的最终结果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就看我们党的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依靠这个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随着这一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性力量与市场经济体制性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调整和大发展。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含的自发性品格在发展中也愈发强烈地暴露出其相互间的冲突与抗衡态势。均衡概念中的矛盾运动，就是指这种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谁也不吃掉谁、谁也不向对方转化的互动、抗衡、对立状态。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市场经济解脱它自身的悖论。社会主义的很多优越性可以在对市场经济的反调节中表现出来。
（一）共产党“不变质”
恩格斯曾说过，国家就是为了使社会中的对立面和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1页。）凡是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的社会，其主要矛盾都必须处在均衡运行状态；凡是处于均衡运行状态的社会，都是统治阶级不断调控的结果，统治阶级必须有能力把社会主要矛盾调控在其利益最大化的均衡运行状态；凡是进行社会调控，都必须依靠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依靠其物质力量（某个阶级），同时，又要对自己有所约束，给非主要方面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有没有能力进行社会调控，取决于统治阶级能否使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社会的主体地位。就我国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要争取共产党不变质——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当领导阶级。执政党的社会公共职能具有“全民性”。这种外延的“全民性”与执政党内涵的、本质的“阶级性”构成了对立统一关系。共产党能否让“阶级性”领导好“全民性”（既要防止用“阶级性”代替“全民性”，又要防止用“全民性”瓦解“阶级性”），能否让内涵一元、纯洁、坚强，让外延多元、丰富、广泛，是调控主要矛盾均衡运行的一个重要党建任务。党的十六大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指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内涵性的本质要求，它不但能够决定社会性质，而且能够调控主要矛盾，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二）确定界限，调控剥削与分化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把市场化的边界厘定清楚。应该市场化的坚决市场化。市场化边界之外的，如教育、卫生、文化、民主法制等领域，除一部分可以商品化之外，要坚决防止市场化。调控均衡状态，首先是依靠上层建筑的非市场化领域的导向机制。然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调控。调控手段可能是市场化的或商品化的，但调控者和调控意识不能市场化。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在我国建立一套调控这个体制矛盾的体系，即调控理论和手段、调控指标和目标，并且让群众都知道，已经是非常必要的了。
我们必须重视“有效需求不足”的信号。1998年我国第一次出现买方市场，1999年出现“通货紧缩趋势”，固然有令人高兴的地方，标志市场经济的初步实现；但是直到2001年，GDP的增速都是由较大幅度的“积极财政政策”维持的。问题是这个信号是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经济背景下出现的。不少人说，“该买的都买齐了，没处花钱”；还有更多的人说，“想买的没钱买，没钱可花”。可以肯定地预见，今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直接障碍将是需求方提出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再把“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不管是“没处花钱”者还是“没钱可花”者都会觉得有点滑稽。这个矛盾不是仅仅依靠调整产业结构就能解决的。固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群众会宁要相对需求不足的市场经济，也不欢迎短缺的原计划经济，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心安理得满足于现在这个成绩。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调控“紧缩趋势”的手段本质上还没有超出“凯恩斯”或“准凯恩斯”水平。我们和资本主义都搞市场经济了，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也大多一致了。这下可好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赛发展潜力，比赛优越性比过去更容易、更直接了。我们与他们，经济现象越来越相近，得的“病”越来越相似。如果用的药方也差不多，那么我们比他们高明在哪里呢？起点又落后很多，我们最终（人均）能够超过他们吗？在治疗同样的病症时，我们有没有社会主义独具的办法呢？
看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可以适当地分开，前后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剥削和两极分化，将来逐步“消灭”是一回事，现在合理利用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不应该对于剥削和分化进行认识、评估与调控。“有效需求不足”（相对需求不足）的信号提醒我们，剥削（“剩余”）和分化造成市场不能出清的程度相对于我国现在的（人均）低水平生产已经不容忽视了。今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本身就要求对剥削与分化不断作出评估与调控。市场经济也有这个要求，甚至资产阶级也明白这个要求。只不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此要求，认识的立场不同，方法不同，程度不同。这是驾驭主要矛盾均衡运行的一个基本要求。“消灭”是个过程，不能因为“消灭”是将来的事，今天就索性连正确地认识、评估和调控等任务都一概免掉，生怕稍一评估、调控就会妨碍了“合理利用”。其实，只有正确地认识与调控，才能更好地合理利用。有人很怕因对剥削与分化的利用进行认识、评估与调控会“吓跑”资本。这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资本只要有利可图，胆量并不比我们小。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一直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一，并没有“吓跑”资本。
（三）增强党和政府对生产关系的控制力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这是使内部矛盾达到均衡状态的保障。共产党是一个头脑清醒、胸怀宽广、善于建设、有自己纲领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为了发展经济，获得与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相竞争的优势，党清醒、主动地请来了自己的对立面，请来了与自己的原则在很多地方相矛盾的市场经济，形成了经济和社会千帆竞发的格局。有人以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现在共产党人也搞市场经济了，二者没有什么区别了。殊不知这个区别是本质性的。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中）只在前台“玩”一“玩”政权运行，在本质上它只是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偶”。而中国共产党人要驾驭“制度／体制”矛盾，要驾驭整个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要驾驭生产关系的运行方式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复杂程度及其造成的活力、动力，要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这个历史任务要求共产党的，比之历史要求社会民主党的，要严格得多、严厉得多。这是“从严治党”的一个历史来源。共产党的辩证法是彻底唯物的辩证法。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品格、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等与共产党的宗旨观念、理想信念是背道而驰的。共产党只能在体制层面技术地“请进”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必须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竞争达到制衡和相对公平。工人阶级政党由于其一元化的“大公无私”阶级本质，使它高于市场经济，能使竞争维持基本公平。但首要的前提，是党的思想体系必须一元化。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高于市场经济才能领导市场经济；只有在政治上控制住对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比如党组织参与企业的决策、“党管干部”、党领导“厂务公开”、党组织集体主义劳动与分配、发挥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总之，共产党只有成功地坚持并发展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水平，才能驾驭这个体制性矛盾。
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发挥其对生产关系的控制力，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处于均衡运行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多元生产关系的结构，即各种生产关系的比例（包括量和质），决定各种政治力量（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愿望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来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这是一个近乎大白话的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占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占优势地位。所有制纯而又纯固然不好，但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也不妙。工人阶级居优势地位，才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有些干部的社会主义愿望越来越淡薄，资本主义兴趣越来越浓厚，说到底，就是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在削弱所导致的。
（四）公有制中小资本的自发形成
内部矛盾运动的具体焦点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竞争上。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作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性条件，使产业结构自发调整成为可能，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朝最优化发展。中小企业的生存态势，反映着市场的自发性品格。公有制中小资本的产生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发性矛盾的最终均衡情况。中小企业的“生生死死”、“进进退退”，是市场配置资源最严厉的手段。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主要是依靠价格、依靠价值规律。如果企业总是能够正确认识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地、科学地应对价格，围绕价值发生的波动，市场调节的成本一定会很小。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反馈的惯性和滞后性作用，大多数企业难以做到这点。市场调节的价格信号并不时时反映真实的供需矛盾和价值规律。信号夸张成分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骤变，以教训那些受骗者。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就会发生“生死进退”的变化。可见，中小企业的“进退”与“生死”是市场经济自发性矛盾动态发展的表现形式，也是调控这一矛盾，使之达到均衡的重要手段。并且，在市场经济中，“退出”与“再生”、“萎缩”与“复壮”，都是企业素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品质。私营企业天然地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天然地接受“进退”与“生死”。公有制中小企业由于长期生存在原行政性计划经济环境里，一时还摸不透自发性矛盾的脾气，不太适应。但肯定能够学会，因为这不是公有制本质上的缺点。上个世纪在理论逻辑上几次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最为担心的，就是原本是公有制的中小企业能否培养起“本位”意识，能否“竞争”起来。20年的改革证明，公有制的“竞争”劲头一点不比私有制弱。随着改革发展过程的磨炼，在市场中搏击的中小企业，凡是能活下来的，大都凝炼成了内在的自发性集体人格力量，“本位”意识大大增强，懂得如何审时度势地“进”和“退”。活下来的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这种良好素质，既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竞争能力，也增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越性和发展潜力。
中小型公有资本的形成和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互为因果、密切相关。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应有先进性、主体性、自发性和自由能力。
四、我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八大”。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法，党的“八大”认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判断，基于当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改变了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原有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一化三改”的成功使当时的经济体制迅速地向行政性计划经济发展。这些都大大造成了经济短缺现象。社会供需矛盾成为当时最现实、最紧迫的矛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是符合当时的基本情况和中心任务的。几年后，这个结论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所冲淡和代替，未能长期、有效地指导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果断地进行了工作重心转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
实际上，“八大”的提法是两句话：“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恢复了“八大”的提法。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于拨乱反正的任务，对于改革开放的起步，小平同志把“线头”接到“八大”上，实在是英明之举。况且经过长时期、高度集中的行政性计划经济，当时我国生产关系的类型非常单一，生产方式高度一元化，短缺现象长期、严重，宏观上层建筑与微观经济基础直接结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空间非常狭窄，非常简单化，所以当时也只能这样观察社会主要矛盾。可见，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较肤浅到较深刻的过程。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为这个认识过程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台阶。
但是，“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八大”时，还是新时期，都很难具备社会主要矛盾的功能。因为从社会生产发展的无限性看，“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具有永恒的特点。不管什么社会形态、什么历史阶段，“人民需要”从愿望上讲都是无限增长的。不管什么历史时期，处于发展中的生产力总具有前进性，永远需要提高。矛盾之所以是矛盾，在于矛盾的双方天然存在着某种反对对方的自发性（本质的冲动）。生产的进步，并不反对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更不反对生产的发展，二者的动态指向是协调关系，不是对立统一关系。用群众语言表达：两个是一顺。并且，更关键的一点，“要求”和“需要”也难以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落后”可能隐含着速度矛盾，但是相对落后是比较而言，不是事物内部固有的自发性矛盾倾向（胡绳认为，毛泽东后来反对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落后与否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比较（注：参见《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来自数量的矛盾不能放在有性质规定的矛盾位置上。从概念上看，原来的表述也有欠准确之处。“落后的社会生产”固然有人的落后，但这里更多地被理解为物的落后——生产装备和技术的落后。社会矛盾不应是人与物的矛盾。更重要的概念问题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是一个与“生产力”有同样基础地位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中，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性，不同阶级、阶层的“需要”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人们最原始的需要（饮食男女）有客观一致性，但社会越发展，恩格尔系数越小，“温饱需要”越不被当回事。“需要”类型的差别越大，“需要”类型的主观性越明显地受社会存在影响。社会主义不应把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简单地引入，应该加以引导。一个缺少客观一致性的概念，不可能引导一个大党的队伍自觉地去认识和解决纷繁的社会具体矛盾。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定义主观主义色彩太浓、行政性计划经济的短缺历史背景影响太重，往往容易从这里引出“左”或右的判断来。主要矛盾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在这个表述中，生产关系不易找到位置，“需要”与“落后”很难与生产方式的结构沟通。这种表述自身的缺陷和“破绽”，是这种认识很轻易地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替代的一个内在原因。
“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反映的仅仅是生产力范畴的问题，对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本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态势都没有办法循此追寻；对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的自发性潜力，也很难反映。它解释不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社会更本质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发展史中，它不能反映邓小平理论的阶段性成果及在其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的鲜明历史个性。“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今天仍然存在，但已经转化为非主要的从属地位。其表现形式也被分散到“总需求与总供给”、“就业与失业”等矛盾上。“人民需要”和“落后生产”已经被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改变成多元的内容，无法再笼统地分析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造成转型期的重大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深层次矛盾”。应该认识到和平执政革命期与军事夺权革命期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联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看到，执政革命党的中心任务形成的原因和渠道要比非执政革命党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因为执政革命党居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非执政革命党处于非主要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非执政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方式必定是“打碎”现有关系，才能使自己真正居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是直接同一的。而执政党由于身处调控社会运行的核心地位，其中心工作、主要任务形成的因素就广泛得多，中心工作与主要矛盾的联系就不一定非常直接，大多时候是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方式也以驾驭和调控为主，不是要“打碎”主要矛盾，而是要利用主要矛盾，目的是使社会均衡运行，维持现存关系。经济建设是我党目前的中心工作，现代化是我党的首要历史任务。这个工作任务来自历史的种种客观要求——时代的规定性、人民群众的要求、国情的要求，也来自社会基本矛盾向前运动的要求。但工作任务本身毕竟是主观性质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中心工作、首要任务简单、直接地当成社会主要矛盾，或者一提到解决矛盾就以为仅仅是“斗争”、“打碎”、“为纲”的思路，其实这些怕面对矛盾的误解都是由于还没有完成执政意识的转变，是不当家的心理在作祟，是不会调控、利用矛盾均衡运行的表现。我们应该利用社会主要矛盾去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根据中心任务编制出一种说法套在客观社会头上。
政党与阶级直接相联系。执政期主要矛盾的双方与阶级的联系一般是间接的。主要矛盾的双方各有各的机制与物质力量，但也有共同的机制与物质力量。这就是执政期主要矛盾同一性的物质基础，也是和平与发展环境下很多人对阶级分析方法产生疑惑或忽视它的原因之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矛盾范畴中，从本质到现象，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其中贯穿于人类历史全过程的、最本质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它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都进行过艰辛探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初步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注：《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1-282页。），初步形成了区分两种制度下不同矛盾的思想萌芽。但是，这个思想在苏共党内历经反复。《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相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165页。）后来，斯大林又认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7页。）当时的共产党人的认识中似乎隐含着某种“怕”，怕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仍然会有冲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概念，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已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个看法表明我们党对待基本矛盾的辩证水平和积极态度，即认为有矛盾是必然的，矛盾有可能成为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4]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质上应该是客观的，是由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内，可以短时期被主观地改变。改革开放就是在调整、改变主要矛盾的类型以适应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其客观性体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上。如果二者大致相适应了，主要矛盾就会稳定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一种看法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基本矛盾，是基本矛盾在某一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似乎没有必要专门确定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表明中国社会矛盾运动是多层次的。从我们党的工作实践看，基本矛盾固然重要，但过于“基本”、过于“本质”也难以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在基本矛盾与社会现象之间还应该有一个“中间”层次的判断，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它既包含基本矛盾的重要因素，又包含当前历史阶段的重要特殊性。它能指导对社会矛盾现象进行规律性认识，是基本矛盾与社会现象的中介。毛泽东《矛盾论》提出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等概念对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是很有用的，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必要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基本矛盾是主要矛盾深一层次的本质，主要矛盾是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特殊性本质，是基本矛盾的历史特殊性。社会不同时代的基本矛盾运动所产生的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反映了基本矛盾的全部因子，蕴含着社会前进或倒退的基本趋势。主要矛盾可以调节基本矛盾的运动空间与激缓程度。基本矛盾的内部空间与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对抗性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缺少空间，双方直接同一、简单反映，则社会发展就缺少活力与动力。如果空间过大，矛盾双方对抗性增加，尤其一旦与阶级结构——直接对应，矛盾双方都有了自己固定的物质力量，则社会就不稳定。执政党的责任就是通过驾驭主要矛盾来调节基本矛盾。
又有一种看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敏感地放大为等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当然，我们确实处于人类历史的这个大阶段里。从最宏观角度讲，这个“制度／体制”性矛盾属于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体系。但最本质、最宏观的分析也是最粗线条的分析，代替不了具体、细致的分析。这个内在矛盾中的市场经济就像经过减毒的疫苗一样，可以内化于、结合于社会主义。它会从制度层次降为机制层次的运行方式。这个“减毒”过程就是市场经济机制与公有制的结合。市场经济对峙社会主义的五种机制都可以与公有制结合。结合之后，这五种对峙就有了实现同一性（均衡）的条件。如果不解决这个结合问题，这五种对峙机制就会向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层面发展，而这是最危险的发展。
基本矛盾在产生出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产生出大量的非主要矛盾。社会因主要矛盾而定方向与动力，因非主要矛盾而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纵观阶级社会的三种形态，主要矛盾越来越清晰、集中，非主要矛盾越来越多样化。执政者对所有社会矛盾都应有所认识、有个态度、有所处置，不管它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但一个执政革命党的执政水平主要体现在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利用和调控上。
社会制度是具有自己完整上层建筑的某种生产方式。（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基础的内部结构。）或者说，每当某种生产方式取得与自己配套的完整的上层建筑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制度。体制是制度的某一局部的运行方式。这个定义用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关系”！割裂生产方式来完成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不是一个成熟执政党的思路。用单一的生产力观点代替单一的生产关系观点是用一种片面性代替另一种片面性，并没有完成从非执政革命党向执政革命党的转变。尽管非执政党对生产力直接负责的任务要轻一点，但是不管是执政还是非执政，都应该坚持以“生产方式”论来全面地观察、分析社会矛盾与自己的任务，当然，作为执政党尤其重要。“经济”包含生产关系。就连诞生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都充分证明了只追求“增长”不是“发展”，更不会可持续发展。20年的改革实践反复证明，发展生产力要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运行方式（经济体制）入手，即从生产方式整体上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过去生产关系的单一、单薄，社会矛盾还没有多元化，社会问题还不是很广泛、尖锐。当时，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模糊的概念来代替本质上的分析。这样做可以减少起步的阻力。但当过渡过程基本完成，市场机制“初步建立”时，作为工人阶级的执政革命党，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问题上的方法论了。不能再总用模糊、回避、折衷的办法来对待本质问题，不能把过渡时期有效的“战术”（比如“不争论”）上升到长期的“战略”地位。
收稿日期：200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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