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政权论文,日本论文,汪精卫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近现代中日关系自晚清至今，是一条极为坎坷的路途，其过程可以归纳为“相互依存、竞存、敌对”三个侧面混合存在的情形。特别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及侵略行为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双方的“敌对”部分，最为世人所注意。中国对日本的“羡憎交织”情结至今仍是中国对日关系演变中暗藏的潜流。
在中国现代史的范围中，抗战时期的历史别具特性，因为抗日战争对中国而言，乃是事关民族存亡与国家再兴之一战。在抗战的过程中，在中国不论是国民政府统治区，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皆呈现重大的变化。对于上述两者之研究，经过各地众多学者的努力，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但是相对而言，在中国为日本军占领的地区，既所谓的“沦陷区”的研究，显然是较为贫乏。特别是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之后，其治下区域的政治社会变化呈现的另一种容貌，近年来逐渐吸引各方研究者的关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制造了数个傀儡政权，其中以汪伪政权最具代表性。日本由于是卵翼汪政权之主事者，故收藏有丰富的史料，研究成果虽然数量有限，但也具有相当的水平。日本的研究具有几个特性，一是对沦陷区之研究划分成两个范畴，对傀儡政权之研究多置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范畴，对占领地支配的研究则置于日本史或殖民地统治的范畴，后者的研究成果明显地超过前者。二是研究的方向，经济面胜于政治面，对于占领地经济支配有极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态度的问题，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批判胜于辩护；对于汪伪政权则同情多于斥责。以下本文则实际列举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若干研究成果，略作考察及介绍。
二、以汪精卫为主题的历史研究
日本历史学界以汪精卫为主题的研究为数并不多。早期庆应大学教授山田辰雄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著有《中国国民党左派之研究》一书，由于汪精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书中述及汪精卫及改组派的政治活动等问题，对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路线作了极为深入之分析。此外，已经过世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永井算已，致力于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历史的研究，曾著文论述辛亥革命前夕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一事，剖析此事件背后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互动情势。这些研究虽然并非以汪精卫个人历史为主要研究主题，但是浮现了汪精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其后有关汪精卫的研究并不多见。近年来，值得注目的是明治大学的土屋光芳的一连串关于汪精卫的研究成果。土屋早期乃是研究20年代中日关系问题，后来致力于汪精卫研究。其所发表过的论文，自1988年开始，依发表时间顺序有《汪精卫与“和平运动”政策——从高宗武的角度来看》、《汪精卫与“政权树立之运动”》、《蒋汪合作政权成立前史》、《宁汉分裂期有关虚幻的蒋汪合作》、《汪精卫是否为“改组派”的指导者？》、《汪清卫为何从“反蒋运动”转换成“蒋汪合作”？》、《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蒋汪合作政权的对日政策——从不抵抗政策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围绕着汪精卫的“两败俱伤电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试练》、《对于汪精卫的民主政治论的考察》、《汪精卫的中日关系印像——友好？还是敌对？》、《汪精卫的“约法”论——从“党治”到“法治”》、《对于辛亥革命前后有关汪精卫的国家观之考察》等等。此皆发表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期刊《政经论丛》之中，由份量来看，不久将来应该会汇编成书出版。
望月敏弘在《近十年来日本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国民党关系人物为中心》一文中，曾对土屋光芳的研究作分析，认为其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1925年到1932年的政治史；二为20年代中叶到1932年为止的民主政治论；三则是以“和平运动”为中心的对日姿态与活动。第一及第二部分，是在“以党治国”框架中讨论政治自由所带有的局限性之同时，呈现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能够民主化之文人政治家的图像。第三部分则是从对共产党势力扩大的危机意识，以及对中日之间和平的冀求间，捕捉“和平运动”的理论，强调汪精卫由于热心提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主张尽早实行大亚洲主义一事。
土屋光芳的研究，在资料利用上令人惊讶，对于大陆、台湾、欧美等地的已刊史料及专书掌握极为充分，并且利用了高宗武未刊回忆录等等，可谓广征博引。但是尚未能对已为人所知，海峡两岸档案馆中有关汪精卫的未刊行史料加以引用。惟其援用政治学的手法来解释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及政治行为，立论观点颇有新意，其后续研究令人拭目以待。
三 关于和平工作方面之研究
日本历史学界在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研究中，对有关和平运动或和平工作的问题颇为重视，其中汪精卫与和平运动之关系亦为焦点之一。早期有关和平工作的研究以概论居多，代表作如卫藤审吉《对华和平工作史》（收录于《东亚细亚政治史》一书）、秦郁彦《日华事变——围绕和平工作与讲和条件》（收录于《日中战争史》一书）、松崎昭一《日中和平工作与军部》（收录于《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一书）等等，其多是利用日本方面的回忆录及日本外务省史料或战史资料为主要论证根据，相当多的部分是论述汪精卫与和平工作。从80年代开始，大陆、台湾方面开始相继出版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史料或专著，逐渐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特别是1986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汪精卫政权学术讨论会，日本方面也有数位学者专家参加。热烈的讨论使日本学者感受极深，他们在回到日本之后，纷纷撰写有关参与会议的经过及感想，使日本学界受到一定的刺激与影响。此后，有关和平工作的研究或汪伪政权的研究渐渐增加。
例如，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两本有关和平工作的专著，1991年有户部良一的《和平试探者——支那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1995年则有刘杰的《日中战争下的外交》。有关中日间的和平工作实施依战争发展的经过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是七七事变爆发开始到八一三事变前为止战事限于华北地区的时期；第二期是战事由于八一三事变发展成为全面战争性质，到隔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为止的期间；第三期是其后汪精卫工作的开展到1938年底汪离开重庆；第四期是其后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止；第五期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日本战败为止。
在日本以和平工作为题的专著，户部的书是第一本，户部从第一期写到第三期为止，有一章专门讨论汪精卫的和平工作，相关部分也散见其他章节。其研究目的简单地说，既然和平工作的历史全为失败的历史，和平工作的研究便是重新追究其为何失败的原因，以及通过其失败原因的讨论，明了当事人的苦恼及政策决定的实际情况。他的研究着重于从事和平工作的人事因素，与不同的管道所造成的竞争情形。对于汪工作中涉及的日本人，户部认为他们犯的错误是对汪精卫的力量评价过大，但是肯定其等含有所谓“支那通”的良性部分。由于户部服务于防卫大学，自能充分掌握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等，并且利用英国的外交记录以为佐证。对于书中未提到的第四、五时期，户部在其后发表的论文如《对中和平工作1942-45》（1995年）中予以补充，除此之外尚有《陆军“支那通”与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否认论的源流》（1994年）、《支那事变与和平工作——是什么防碍了早期终结》（1992年）等。
另外一本刘杰的专著，在日本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该书与前述户部的书有同样的时期范围，写至第三期为止，也有一章是专论汪精卫工作。刘杰在此书中，网罗了不少的资料，在善用外务省史料馆所藏资料之外，也利用了外务省史料馆所未收藏的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的资料，这想必与蔡德金先生有所关系。户部对于所谓“谋略工作”给于善意解释的作法，刘杰有所异议，遂在书中以“对华工作”取代“和平工作”的用语，强调应以包含对战后日中关系构想的广角度，再次重新捕捉战争下的日中关系。刘杰认为以往的说法强调以“高宗武工作”为始的“汪精卫工作”是中途变质，转换成为树立伪政权的“谋略工作”说法并不正确。表示该工作一开始便是为了树立强力的新政权而进行的削弱国民政府使其崩溃的策略工作。其后，刘杰尚发表有《汪兆铭政权之树立与日本的对中政策构想》（1996年）、《昭和十三—十四年的新中央政权构想——“吴佩孚工作”为中心》（1995年）等论文，针对后期汪精卫工作的诸问题详加论述。
在论文方面，尚有高挢久志的研究。高挢现为上智大学教授，曾在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服务，熟悉战史资料，并积极走访当时的日本军方人物，为日本军事史学会主要成员。其研究偏重以日本陆军的角度来考察有关和平工作及汪政权树立问题，及日本陆军的对华认识。著有《日华事变初期有关陆军中枢部——从不扩大派的挫折到汪兆铭工作》（1985年）、《日中战争和平解决之摸索——日华事变初期以关于陆军的动向为中心》（1986年）等论文。其他相关的论文，尚有判泽纯太《汪兆铭的重庆脱出与日本之对应》（1981年）、伊原泽周《近卫内阁与汪精卫的重庆脱出》（1989年）等，是针对汪精卫离开重庆一事的研究。
四 关于汪伪政权之研究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数项。在概论方面，神户大学教授安井三吉所著《日本帝国主义与傀儡政权》一文算是比较早的。近来新潟大学教授古厩忠夫也致力于汪伪政权研究，并着重于其经济层面，著有《汪精卫政权不是傀儡政权吗？》一文（收于《日本近代史的虚像与实像3》，1987年）。岩波书店出版的《近代日本与殖民地》（1993年）系列中，收录了古厩所著《“汉奸”的诸像——关于汪精卫政权》，系以日本的华中经济支配与汪政权的经济政策为中心，探讨汪政权“对日协力”的实态，认为汪政权误视中国民族主义的磁场强度及方向。同系列中所收录石岛纪之《中国占领地的军事支配》一文，讨论以华北地区为中心，日军与中共动向比较，检讨治安维持失败的原因，并且指出在占领地支配与抵抗的对立关系中，傀儡政权的重要性是今后研究运用的重点。
关于汪政权下的经济状况，中村政则等人所编的《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及军票》（1994年）是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收录了久保亨《战时上海的物资流通与中国商人》、古厩忠夫《对华新政策与汪精卫政权—从军配组合到商统总会》等篇。对于抗日根据地与日本支配地区之间的物资争夺战，提出实证研究，显示汪政权的经济统治基础，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前即逐渐在瓦解。也是同样的课题，古厩还有一篇《日中战争与占领地经济——华中有关通货与物资的分配》（收录《日中战争日本·中国·美国》，1993年），其中的统计数字颇为丰富。岩武照彦的《近代中国通货统一中——十五年战争期关于通货斗争》（1990年）一书也涉及战时下三个地区之间的金融斗争。其他有关金融货币、军票的研究，例如有柴田善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地的通货金融工作》（《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1981年）、小林英夫《军票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日中·太平洋战争期的华中为中心》（1987年）、松浦正孝《日中战争收拾构想与华中通货工作》（1991年）等等。如引言所述，不少关于汪伪政权研究分散在日本占领地或殖民地研究之中，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有关汪政权统治下的内政方面，例如清乡问题，则有古厩忠夫的《日本军占领地区“清乡”工作与抗战》（《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1987年）。思想文化问题，则有利谷信义《“东亚新秩序”与“大亚洲主义”的交错——汪政权的成立与其思想的背景》（1970年）、伊东昭雄《“大亚洲主义”与“三民主义”——有关汪精卫傀儡政权下的诸问题》（1989年）、八卷佳子《中国的东亚联盟》（1975年）、照沼康孝《东亚连盟协会》（1983年）、柴田哲雄《汪精卫南京政府下的东亚联盟运动与新国民运动(1)(2)》（1997年）等论文。教育问题则有国府种武《“太平洋战争下”北京·广东的教育》、佐藤尚子《汪精卫傀儡政权下之教育》（1994年）等论文。鸦片问题除了江口圭一的著作可参考外，最近则有小林元裕《对于鸦片日本与汪兆铭政权的“相克”》（1997年）、挢爪利次《日本在中国的鸦片犯罪》（1997年）等文章。关于社会问题，马场毅的《日本的中国侵略与秘密结社》（收于《秘密社会与国家》，1995年），则是叙述了汪政权与帮会分子的关系，突显了汉奸的成分问题。同氏并著有《关于山东省的傀儡军》（1994年）一文。
关于汪政权的外部关系方面，前述的高挢久志著有《汪兆铭南京政权参战问题缠绕着日中关系》（1988年）、《日本陆军与对中国情报》（1991年）等论文，对汪政权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是陆军的态度作了深入分析。外交问题，三谷太一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下的日中战争外交》（收于《近代日本的战争与政治》，1997年），乃利用了阿部信行关系文书，涉及了对汪政权树立初期的外在大环境与国际权力政治、意识形态间的关连的研究。此外波多野澄雄所著《太平洋战争与亚洲外交》（1996年）一书中，则是对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汪精卫政权所面临的外交问题有数章的讨论，如第四章的《对支新政策》之展开、第六章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与日华同盟条约等等，阐明了日汪关系中重光葵的外交构想。此外田中悦子的一连串有关尾崎秀实的中国认识研究，也涉及了日汪关系。例如《尾崎秀实的汪兆铭工作观——围绕着昭和十四年—十六年中国情势观》（1997年）一文，即从另外的角度，从日本著名中国通知识分子的眼光中，探求当时的汪兆铭工作演变过程。
五 结语
最后要介绍最近文艺春秋出版的一本关于汪精卫的传记，杉森久英的遗作《被人嘲笑称呼汉奸——汪兆铭传》（1998年）。这是日本在战后出版的第二本汪氏的评传，第一本是山中德雄《和平是卖国吗——汪兆铭传》（1990年）。两本评传皆非学术著作，也都是站在同情汪精卫的立场。杉森的书原本是从1992年开始在《诸君》杂志上的连载文章，两年后著者去逝，出版社将其整理付梓。著者并未注明参考资料或引用书目，是较为可惜的事。高挢久志为该书整理者，并在书后所附的解说中提出见解，使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客观价值及优缺点。此书出版时宣传注明，该书是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二十周年特意问世，有点令人啼笑皆非。还有评论家在杂志上撰文，将此书与描写东条英机的电影相提并论，引为历史观的话题。说到历史观，最近逐渐兴盛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主张者，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将是个令人警惕的问题。
总而言之，从以上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意识问题上中日仍存在着距离。研究层面日本虽不及中国方面广泛，但是在资料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如何加强日本方面资料与大陆、台湾方面资料的利用结合，并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应该妥善地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