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于报刊的一次论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刊论文,河上论文,太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01)01-0036-0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的争论
1955年3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丁玲的《生活、思想与人物》，此文系丁玲这年2月上、中旬间在北京举行的各地电影剧作家、导演、演员参加的会议上的演讲。在《生活、思想与人物》中丁玲不经意向我们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太》）于1947后8月写至第54章（全书共58章）时，丁玲将全部誊清稿送呈周扬审阅，却被“批评”的事。丁玲说——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
经了解，丁玲所讲的“一次会议”即1947年10月间在河北省阜平抬头湾村附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毫无疑问，周扬已及时通读或委托别人通读了完稿的54章《太》，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或由周扬代笔写入了彭真的报告中。
周扬最早对《太》的意见当时没有形成文字。查丁玲1948年6月26日的日记才知道：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有了这两条来自文化、文艺主管负责人的“鉴定”，一部作品当然就很难问世了。直到1948年6月26日，周扬仍不断地在背后努力阻止《太》的出版。而且周扬向胡乔木谈了，弄得胡乔木也要亲自审读。到胡乔木来条子要看稿时，《太》的出书，事实上已成定势。我们来看丁玲这边的催促作品出版的进度，这是1948年6月的事——
14日，丁玲告诉周扬，她已把从周扬处索回的前54章《太》根据各方意见通改了一次，并“突击完工”了最末四章。但周扬对丁玲创作非常冷淡，仍劝丁玲到他手下做文艺行政工作，即所谓“文委的工作”。
15日，黄昏时丁玲在去西柏坡的“妇委”的路途中，遇毛泽东和江青。丁玲不失时机地讲了她把全部《太》手稿已带来的事。毛泽东答应要读小说原稿，江青也随声附合表示要读。后又见到周恩来，丁玲应周恩来之请又详谈了《太》的内容。足见周扬反对丁玲长篇小说出版的事，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上层领导人中已是人人皆知了。
16日，估计是因毛泽东要读《太》原稿，丁玲便将稿子交给胡乔木，丁玲希望：“如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有可取之处，愿出版。”胡乔木承认文艺上“现在有偏的情况”，并表示小说稿“不一定要看”，意思是先出版，“有问题可以将来讨论”。胡乔木已经在替丁玲一方和周扬一方做调解工作了，使两方对立面都有台阶可下。
17日，丁玲晚饭后到萧三处，又到艾思奇处。在叙旧的同时，丁玲免不了要重点谈《太》的出版受阻的事。
19日，丁玲与周恩来“谈了一夜”，当周恩来谈及“文委由周扬暂兼”时，丁玲感慨地想：“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自然丁玲所谓的“石头”就是指周扬。在丁玲心目中，《太》出版受阻，便是周扬这“石头”阻梗所致。
20日，《太》摆在胡乔木处，没有人看。丁玲找艾思奇，请他先行审读。江青也来看丁玲，告诉说要读《太》手稿。
26日，艾思奇读完《太》，对陈伯达讲可以出版。陈伯达立即来看望正生着病发高烧的丁玲，通报了这一好消息。这是上午的事。不料下午，风云突变。胡乔木派人送来条子，改口说“俟看后出版”。丁玲心里当然清楚：一方面说明胡乔木对丁玲自述长篇的情况不够相信，另一方面胡乔木又对周扬关于丁玲长篇的评价太相信。
丁玲有些灰心丧气，她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总之，我不能再管了，出版不出版靠命吧。”
6月很快就过去了。6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估计7月15日前后，下午三点室内闷热，毛泽东要到户外散步，胡乔木便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形成了最后的决议：《太》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7月17日，已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传达的最后决议。就在散步的那天下午，胡乔木同萧三、艾思奇商定后，已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按理，描写华北地区土改的《太》立即在华北出版应该不再困难；然而，事情仍有曲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华北出版受阻
查阅丁玲《太》手稿，可以发现作为序言的《写在前边》是最后写的，即“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于正定联大”。这儿的“正定联大”应理解为“校址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陈企霞当时在这所大学任文学系主任，丁玲临时借宿的房子当然也是这位老朋友代找的。
丁玲逝世后，陈企霞口述了怀念丁玲的文章《真诚坦白的心灵》，发表于1986年第11期《瞭望》周刊，其中专门谈到《太》出版受阻事——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后，她请我看了看。我被这部作品吸引住了。这是她根据自己不久前参加土改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华北桑干河地区暖水屯在一个月时间里所经历的伟大变化。暖水屯实际就是丁玲去过的河北汲县温泉屯。在小说中，对整个土改斗争，从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到分配地主的财物，及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都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这是根据地作家写的第一部正面反映土改的杰出作品。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的确是事实。文学界流传着有趣的猜测。说《太》中的文采就是写周扬，丁玲挨整时还为此作过专门辩驳，说文采的原形是某某某，而不是周扬。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文采身上的不良习气，一般的知识分子都难以避免。周扬当时总管华北解放军的文化、文艺、新闻出版等部门，他对《太》不满意，就可以阻止作品在此地公开出版，足以证明宗派主义之盛行，难怪丁玲要高呼：“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
“石头”既然已形成，要“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丁玲只好忍屈，携带书稿前往哈尔滨，这时已是1948年8月13日。丁玲立即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有胡乔木等人对《太》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著长篇创作出国了。
正如陈企霞所预料的，光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发行《太》后，很快地，这部长篇小说被各解放区争相翻印，连华北解放区也有了印本。是不是因为广泛受到欢迎就被一致认为是优秀作品呢？且慢，周扬仍是中共文化界、文艺界重要领导人，他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他的观点，并且或明或暗要实施他的设想。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书后反映平平
有些史实，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界采取视而不见的忽略态度；周立波《暴风骤雨》的抢先出版和《太》的艰难问世就是一例。同为湘籍作家的丁玲和周立波都深入了40年代末的土改运动，也各自贡献了一部长篇小说。周立波《暴风骤雨》还没写完，就在1948年4月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出版了上卷，并且召开了热热闹闹的研究座谈会，下卷迟至1949年5月才由北平新华书店出版。周扬不支持甚至拖延阻止《太》的出版，与留出通道让《暴风骤雨》盛行有没有关系？研究界教学界都乐意当“和事佬”，不去揭示历史上存在过的现象。况且周扬也高明，他没有留下诋毁《太》的文字……
检阅幸存的丁玲日记，在1948年10月29日这一天，她作了这样的记录
《文艺战线》编辑部召开《桑干河上》座谈会，到会者，刘芝明、周立波、严文井、舒群等。刘与舒均未读完，李之华亦未读完。记录伍延秀，文戎。严文井认为是一部好作品，提一点意见，是反教条主义没有强调。
丁玲日记中没有记下周立波等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记录下的严文井的发言实在算不上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说。我曾经请教当年目睹东北解放区文学状况的马加先生，他回忆道——丁玲的《太》写好后，先拿给周扬看，周扬认为不好。后经萧三、胡乔木、艾思奇介绍，拿到东北的光华书店得以出版。当时在东北，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出版后曾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反响很好；丁玲的这本书出版后，当时在东北没有什么反响。于是1948年在哈尔滨也开了一个《太》座谈会。当时马加在长春，没有能参加这个座谈会。但后来马加读到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马加印象中周立波、严文井等人的发言，不是很赞成这部书，评价不高。丁玲本人可能也不大高兴，没主张公开刊登座谈会发言。
马加的回顾与丁玲日记和陈企霞的忆文，内容差不多，都证明着《太》问世前后基本是被冷落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声誉来自斯大林？
至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中国自己国度产生的长篇创作却要报送国外去参加评奖，又是一个以别国领导人个人姓名冠呼的一个奖项？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即“全盘苏化”的彻底实施。为了叙述的方便，仍然使用老称谓只说“苏联”，不说“前苏联”。
近期，我看到过一个材料，说是斯大林曾当面问当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文化部部长，究竟是“斯大林奖金”重要还是“诺贝尔奖金”重要？这位只准也同时只能惟上是从的苏联文化部部长就被迫表态：“‘斯大林奖金’当然更重要。”斯大林竟然真地相信了，马上做出了“最高指示”：“那你们就好好评。”丁玲生前是否知道这一内情，不可考。但他们那一代人，真是把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赞扬当成一个大法码的。
1939年12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设立斯大林奖金，以鼓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促进文学艺术发展繁荣。从1941年起，每年评奖一次。该奖由有关方面的著名人士组成评奖委员会，对所提出的候选人参评成果进行评选，于十月革命节公开获奖名单并颁发奖金。奖金分为三等：一等奖10万卢布，二等奖5万卢布，三等奖2.5万卢布。斯大林文学奖金同其他方面的奖项一样，1953年斯大林逝世即随之停止。
丁玲的《太》由苏联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柳芭译为俄文，参加1951年度评奖的《太》就是这个俄文译本。但是，同时被送到“斯大林文学奖金”评审委员会的反映中国20世纪土改运动的除了《太》外，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样选送同一题材的两部长篇，肯定有周扬的主张在内；说白一点，周扬仍存有让《暴风骤雨》占上风的思想。不过，苏联人给予《太》二等奖，让《暴风骤雨》屈居三等奖。20世纪50年代的舆论基本上是封闭式的，我们找不到报刊上的任何“杂音”。反正是一片欢呼声，是统一的，是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
倒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访问丁玲时，丁玲一时兴奋，谈了1954年第一次“人大”会议散会时，丁玲挤在人群中正要出门时，被王震发现，王震就大声叫住丁玲，高声地说：“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很好，比《暴风骤雨》好得多！”丁玲说完这一句，又孩子似地笑着小声对我说：“当然，这后一句我不敢写在文章里。”王震的话表明着在中共上层领导人中，对《太》和《暴风骤雨》是有鲜明对比的。甚至可以讲，王震的话是说给周扬们听的。
苏联人给了《太》一个“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的确带给丁玲莫大的荣誉。连冯雪峰也改变了他的看法，写了一篇被丁玲认为很难超过的高水平高评价的专论《太》的论文。
1957年9月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冯雪峰作的检讨中有谈到丁玲《太》的。仔细阅读冯雪峰的检讨，关于丁玲《太》的一段不像是故意编造的假话假事。冯雪峰说——
当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遇见时，我觉得丁玲很活跃，并且很娇傲，已经是文艺界的一个要人，心里是反感的，她对我也并不重视。有一次她送了一本在东北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这是送给你的最大的礼物吧。”我听了，心里也有反感。
但当《太》一在苏联获奖，冯雪峰马上与丁玲长谈一次，撰写了长篇论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给予丁玲的这部一直遭冷遇的作品以高度评价。
当然也有不趋炎附势的评论家，如许杰在1949年10月就撰写并发表了《论〈桑干河上〉》，可惜不为人所知。
至于从开始就一直坚持冷淡《太》的周扬之所以使得丁玲到死都不肯原谅他，恐怕在这部长篇创作上也打了一个解不开的结。丁玲50年代的落难，强加于其头上的著名的“一本书主义”罪名或许就是周扬心中积郁的一次大爆发。我们不能把任何事都虚幻地推给历史，像丁玲与周扬的历史情结，必须不蹈空地说透。我无法看到一些“机密”、“绝密”材料，仅仅根据公开出版的文字梳理了有关《太》这部书上周扬一方与丁玲一方的“论争”，希望有更详尽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
[收稿日期]200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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