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方式研究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方式研究

邵艳[1]2014年在《基于信息供应链视角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研究》文中指出上市公司年报最能体现公司的运营状况和投资价值,年报中所承载的信息作为资本市场信息的一部分,其质量的高低除了对监管部门的监管、公司自身的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外,它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年报信息使用者的搜寻成本、减少其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市公司能否及时披露年报直接关系到年报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以及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年报信息使用者越来越重视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尤其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在会计、审计工作中的广泛运用,年报信息使用者对公司披露的年报在及时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市公司只有及时披露年报,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年报质量,增强年报的使用价值;才能帮助年报信息使用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合理的决策,维护年报信息使用者的权益;才能保证监管机构对年报信息的有效监管,降低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我国法规要求上市公司在每年的会计年度结束之后的四个月内披露公司年报,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的时间上具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公司管理层有能力通过选择年报披露时间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年报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扭曲了资本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通过对2009--2012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发现,4年共8670家上市公司中,3月份和4月份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数量达到44.6%和45.94%,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4月份,选择在4月份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数量增涨的趋势非常明显。尽管年报预约披露制度的实施目的是为了均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增强年报披露时间的透明度,防止上市公司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内幕交易等行为的发生,促使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公司年报。但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年报预约披露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009—2012年全部A股共8669家上市公司中,有18.45%的上市公司变更过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在这18.45%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推迟年报预约披露时间。81.54%的按预约披露时间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近90.82%的上市公司首次预约年报披露的时间就在3、4月份,仍然存在大量上市公司集中披露年报,要求上市公司均衡披露年报的目的没有实现,促使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年报的目的同样没有实现。年报披露不及时的现象普遍存在,无论是对年报所承载的信息的价值而言,还是对年报信息使用者而言,亦或是证券监管部门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如何改善目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不及时的现状,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目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不及时的严峻现状,大多数国内外学者都是从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审计意见、预约披露制度等方面实证研究其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从公司治理的某个角度或年报产生过程的某个环节出发,研究其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然而,上市公司年报从编制到最终传递到年报信息使用者手中的过程,是年报信息逐渐提供、流转的过程,是以上市公司年报编制为起点,在依次经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董事会审核批准以及对外公开披露后,最终传递到年报信息使用者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条信息供应链。在这条信息供应链中,年报的产生涉及到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的主要参与主体执行不同的工作,产生不同的信息,这些主要的参与主体在本环节内及时完成本职工作,及时、顺利的将年报信息递交至下一环节,确保信息供应链的通畅、有效运行,是年报最终能及时对外公开披露的重要基础保障。因此,研究年报披露及时性,应当将年报从编制到最终对外披露的这一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在充分运用供应链协同效应思想的基础上,通过逐一分析影响供应链中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不能及时完成工作的原因,进而控制制约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及时完成本职工作的因素,以从源头上约束上市公司不及时披露年报的行为,从而有效改善年报披露不及时的现状。本文基于信息供应链的视角,将年报的产生过程分为四个环节来研究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具体主要从以下七个部分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和创新四个方面的内容,采用规范、统计性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归纳和总结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研究现状,并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为本文分析思路的形成奠定基础。第叁部分为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理论分析。在这一部分中,结合本文的研究视角,先研究探讨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理论基础,即公共产品理论、会计信息质量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供应链理论。本文将供应链理论引入到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研究中,分析影响年报及时披露的因素,为从源头上改善上市公司不及时披露年报的行为提供依据。然后,在对国内外学术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年报披露及时性、信息供应链等的涵义进行界定。第四部分为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总体状况分析,主要从年报披露的制度背景和年报披露的时间趋势两个方面,分析目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总体状况,用统计分析及案例分析论证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不及时的严峻现状,为后文探讨年报披露不及时的原因奠定基础。第五部分为信息供应链主要参与主体影响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现状分析。在总体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基础上,结合信息供应链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的工作状况,分析可能制约这些主要参与主体不能及时完成本职工作的因素,辅之以统计分析,找出影响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不能及时完成本职工作的最直接原因,同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具体的分析。第六部分为信息供应链视角下提升年报披露及时性的途径。主要是根据第五章分析出的影响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不能及时完成工作的原因,研究得到具备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促使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及时完成工作的建议或措施,从而提升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及时性,确保年报信息使用者能够及时获取到其所需的年报信息。第七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研究局限与进一步研究的展望,主要是归纳和总结前文的研究成果,据此分析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信息供应链的视角,紧紧围绕信息供应链这条主线,以年报信息的产生过程为切入点,将年报信息的产生过程分为四个环节一编制、审计、审核批准和披露,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同时结合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分别研究影响信息供应链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不能及时完成工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的途径,从而提高信息供应链的整体效率,有效地协调信息供应链各环节主要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整个信息供应链处于流畅的运作之中,最终实现及时向年报信息使用者提供年报的目标。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针对每个环节的特点,只界定了1-2个主要的参与主体,研究其不能及时完成自身工作的原因,对那些会影响各个环节工作效率的参与主体没有进行研究,也没有研究各主要参与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关系,造成文本的研究不够全面;二,本文采用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对问题进行更好的分析,使之更具有说服力,但由于年报编制环节和审核批准环节的数据无法获得,与之有关的案例分析来自笔者对上市公司的公告来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叁,受个人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在分析信息供应链主要参与主体对年报披露及时性时,对问题的分析不够生动,另一方面,提出的个别解决措施或建议可能会不太恰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

牟涛, 向杨, 杨雪[2]2012年在《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文中认为本文在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制度环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信息披露及时性,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机制在不同产权背景下是否存在显着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主要受到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治理的显着影响,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并不明显;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都不显着,但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分别与年报披露及时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韩先桃[3]2013年在《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及效应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博弈问题由来已久,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关于环境信息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也纷至沓来,规范统一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使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可比性,以减少信息的披露成本和获取及阅读成本,这有助于推进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信息披露模式;同时研究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和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促进企业注重环境保护,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和融资水平,最终实现利益各方良性共生的状态。已有文献主要从披露的内容、形式、渠道等方面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研究,而对披露效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且在这些为数较少的研究中,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论经常出现相悖的情况。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环境会计信息的涵义,认为环境会计信息既包含与环境相关的会计信息也包含与环境相关的非会计信息,以此作为文章的立论依据之一;然后将整篇文章主要分成四部分对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水平、效益及模式进行研究。第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本文以等距抽样后的我国重污染行业101家上市公司2009-2011年发布的年报和独立报告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分别对这些报告中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赋分,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则为其披露数量的标准化得分与质量得分的总和。研究发现,样本公司年报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数量均值低于独立报告,但信息质量高于独立报告。总体上看,年报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水平较高。第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本文主要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分为环境管理、资源利用、环保投资、环境负债、费用支出、优惠补助共六个方面。通过对年报及独立报告中这六个方面所披露信息数量与质量的研究,考察这两种环境会计披露模式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的异同,同时也为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奠定基础。研究发现,年报中,我国重污染行业比较重视对环境管理和优惠补助等方面的披露,而对资源利用和费用支出这两方面比较忽视,对环保投资与环境负债这两方面的披露不同行业间差异较大。总体上看,独立报告对各项内容的披露与年报存在一定的互补趋势。第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效应。文章利用SPSS16.0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数量、质量及水平、企业财务绩效(资产净利率ROAI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及公司规模等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数量、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自然对数及环境会计披露水平自然对数与以资产净利率ROAI衡量的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第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文章通过对同时在年报和独立报告中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样本公司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我国重污染行业目前仍以年报为主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但通过编制独立报告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公司比例正在逐年增加,且不管在质量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年报和独立报告中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各项内容都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本文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重污染行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正由以年报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独立报告为主,但规范统一的披露模式尚未真正建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建立规范的披露模式,披露高水平的环境会计信息。事实上,不管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水平与企业绩效(包括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环境问题及其信息披露都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信息披露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及其他外部环境进行交流的渠道,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促进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共生,并通过统一的披露模式与外界进行有效的沟通。

刘康馨[4]2018年在《上市公司年报可读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基于代理理论背景下,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年报披露。印象管理指出,管理层基于降低代理成本考虑,对年报披露的可读性进行操纵,并且“管理层混淆信息”假设认为,公司绩效差时,管理层刻意模糊信息,降低年报可读性,使得市场对包含在复杂年报披露中的信息反应滞后。因此管理层有动机精心设计报告,减少向投资者传递坏绩效的信号。但是,年报披露可读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联并没有统一的结论。首先,上市公司年报中包含了大量的与现在以及过去绩效相关的财务信息,因此,管理层为了隐藏不利信息,而撰写更复杂的年报能够起到的作用似乎并不大。其次,如果说好的绩效归因于或者部分归因于管理层策略性的印象管理,那么管理层也许并不想要使得年报容易阅读。因此,年报可读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是值得研究的部分。近几年来,部分公司陷入了信息披露相关案件中,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用语行为引来了证监会的关注。证监会从2015年开始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语言行为提出要求。因此探讨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可读性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现阶段关于年报可读性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外年报,鲜少文献采用中国A股市场年报作为研究对象。而国内外在报表编制、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因此以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年报为样本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本文选取A股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年报为样本,以2012-2015为时间窗,删除金融业、房地产行业后,按照行业分布随机抽取130家/年。同时剔除了ST、*ST、财务数据异常和现已退市的公司样本,最终得到464样本。并且借鉴Loughran和McDonald(2014)对可读性的衡量方式,以文本内存对数作为替代变量。据此,探究了上市公司年报可读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加入了上市公司滞后一期年报,同时建立了长期冲击模型,以探究年报可读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上述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上市公司当期年报可读性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即上司公司年报可读性越低,公司绩效越好,反之亦然;第二,上市公司滞后一期年报可读性对公司绩效有滞后效应,且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即上市公司滞后一期年报可读性越低,公司绩效越差,反之亦然。该结果验证了上市公司年报信息不完全或延后反映在市场中的结论。针对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从政策、股东、媒体等角度提出了建议与意见:第一,强制性使用“平实语言”披露,针对年报披露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做出惩罚性措施,而对使用“平实语言”的公司做出表彰。同时,明确投资者诉讼渠道以及措施;第二,健全“平实语言”指南,可参照美国“平实语言”手册,建立健全“平实语言”使用指南,对年报披露中的句长、句形、语言使用规范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第叁,公众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国内的媒体应该此方面加强报道年报披露不符合要求的公司;第四,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与管理层签订有关年报披露可读性的契约,规范管理层在年报中的用语,减少冗长、复杂、模糊不清甚至晦涩的专业用语的使用,从而减小管理层对年报可读性的操纵。

王宇薇[5]2016年在《基于数字文化下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与投资者反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壮大,投资者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上市公司的信息需要通过证券市场来传达,多种多样的信息导致了证券市场的复杂和开放的特殊性,投资者能够准确地获得上市公司信息的最便捷途径就是上市公司年报,对于上市公司本身来讲,为了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年报披露的内容和年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也成为了一门有技巧的“艺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数字有一定的偏好,认为8是吉利的象征而比较偏爱,认为4不吉利而相对回避。本文主要研究这种由传统文化引起的数字上的偏好是否会在年报的披露时点上得以体现,又会引起投资者怎样的反应,正是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基于数字文化对于人们生活决策的影响,选择最具有数字文化特色的数字4和8,研究该时点进行年报披露所引起的投资者反应。文中首先明确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和综述,分析研究内容并构建全文的研究框架,然后本文以2008年至2014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研究,经历了正常收益、超额收益和累计超额收益的测算,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我国的数字文化和谐音文化影响,人们是存在数学的偏好和厌恶的,从我们对于年报披露时点的分组统计中可以明显的看出,选择在日期尾数为8的日子来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而选择在日期尾数为4的日子来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少,表现出喜8恶4的特点,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8号、18号、28号这样的黄道吉日来公布年报,表现出显着的“择日效应”,同时也可以说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情况并没有达到均衡;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数字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决策会造成影响,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年报披露日选择在4号日期组会造成股价异动,表现为显着负效应:年报披露日选择在8号日期组会造成股价异动,表现为显着正效应。通过上述分析股票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异动,同时也可以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并没有达到半强势有效。

何婷[6]2013年在《内部控制指数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及时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之一,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而上市公司年报作为会计信息的最佳载体,一直以来被投资者、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视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所以,及时的信息披露将具有重要意义。及时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是尚未见到从内部控制角度分析及时性影响因素的文献,本文就从内部控制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指数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2011年8月,财政部课题组王宏、蒋占华等人构建了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建立在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基础上,填补了我国在定量方面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空白,该指数能够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为我们从内部控制角度研究内部控制指数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本文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部分,描述了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阅读的文献进行总结和归纳,提出了内部控制指数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正相关的研究假设。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部分,这部分主要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以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2009年年报数据为基础,设置变量,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来分析内部控制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最后,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得出内部控制指数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正相关的结论,即内部控制指数越高,年报披露越及时,并建议从控制环境、风险管理、内部监督的角度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帮助企业健康发展。

严华光[7]2013年在《会计师事务所特征与审计报告时滞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及时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及决策有用性有着重大的影响。会计信息的价值会随着其时效性的降低而逐渐降低。会计信息及时性的提高有助于减少信息使用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减少内幕交易发生的机会并能降低信息使用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其决策效率。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作为会计信息的最主要载体,其及时性尤为重要。然而,自我国资本市场确立以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及时性一直未有实质性的提高。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法定期限一直为120天。审计报告时滞被认为是影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最重要因素。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9至2011年的年度财务报告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特征与审计报告时滞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了解影响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因素,为提高上市年报披露及时性提供经验支持。实证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报告时滞的影响并不显着。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报告时滞均显着正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市场份额与审计报告时滞显着正相关,事务所行业市场份额越高,审计报告时滞越长。而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组合份额与审计报告时滞负相关,但并不显着。因而,无法就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报告时滞的影响得到一致结论。与此同时,本文还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是否报告亏损与审计报告时滞显着正相关。未预期盈余、资产利润率及股权集中度与审计报告时滞显着负相关。

赵守明[8]2004年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证券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使得证券产品的交换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交易双方对各种信息的掌握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判断,甚至可以说证券是一种信息决定产品。上市公司本身则是该信息产品的一个主要信息源,因此上市公司通过发布各种信息来影响市场对自身股票的价值判断。本研究考察了2002年沪深股市全部1200家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披露时间、披露媒体、披露次数等数据,从信息披露方式的视角描述并检验了上市公司年报内容与年报披露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先通过描述统计的方法分析了2002年度报告披露方式方面的特点,然后通过信息披露方式的不同将上市公司分成了若干个组,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分析方法来研究信息披露方式和披露内容之间的关系,同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尝试分析上市公司采取不同披露方式背后的动因。研究发现,信息披露内容的不同其所采取的信息披露方式也不同,其中上市公司因为业绩的好与坏在信息披露时间和披露次数方面有显着差别,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次数较业绩较差公司的披露次数多,而同时披露时间明显早于业绩较差的公司。在披露媒体的选择方面差异却并不明显。研究还发现,年报披露时间并不均衡,先优后劣的现象依旧存在,赶“末班车”现象仍很明显。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年报摘要选择在所上市地点的证券报纸上披露,地域特点比较明显。

王小君[9]2013年在《审计视角下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在证券市场上,会计信息的作用极其重要。因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无法直接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来了解,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因此,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广大投资者能否有效地进行投资决策。而及时性作为会计信息的重要特征之一,能够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同时还能够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这些均能提高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会计信息披露及时与否有很多原因,其中审计方面的因素不可小觑,为此,从审计视角研究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具有理论意义;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序一般都是由上市公司编制报表后由注册会计师对报表进行审计,然后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报告,最后由证券交易所安排披露,由此可以看出审计报告时滞直接影响了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因此,从审计视角研究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内容主要先阐述与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信号传递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接着,分析及时性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包括及时性的基本内涵、及时性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关系、及时性与其他质量特征的关系、信息披露不及时的负面影响以及信息披露及时的正面影响。由这些理论作为基础说明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重要程度以及影响及时性的各种因素。通过理论部分的分析,引出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关键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本文创新地从审计视角选取相关的变量,建立研究模型,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分析。由此对所提假设进行论证,得出审计方面的各项变量对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程度。最后根据结论,从审计视角提出对改进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自我见解。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并不及时,审计视角下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审计工作时间、审计意见类型、事务所类型、事务所变更、注册会计师变更、审计收费和内部监督,这些因素均对及时性产生比较显着的影响。文章的最后从政策制度及监督角度、上市公司角度和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角度提出了一些改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建议。

赵红梅[10]2012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有用性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一直是我国构建有效资本市场的重点工作之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加之经营环境的复杂使得上市公司本身经营业务愈加复杂,上市公司提供的传统财务报告中包含的财务信息已不能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对财务报表起辅助和解释作用的非财务信息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自2002年引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anagement Discussion&Analysis,MD&A)披露制度,此后证监会主要在《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中的第2号年报准则和第3号半年报(中期报告)准则中对其进行相关规定。我国证监会自2002年至2005年每年均对年报披露准则进行了修订,其中均涉及MD&A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2005年的年报准则修订中,证监会对MD&A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进行了细化,2007年年报披露准则再次进行修订之后一直沿用至今。2011年12月30日证监会公布了年报披露准则修订意见稿,其中对MD&A披露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我国引入MD&A信息披露制度刚好10个年头,理论和实务界对其研究均较少。MD&A中包含的叙述性信息是否真如引入制度时监管层的初衷以及投资者对它的万般期待那样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在细化后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制度中包含的大量信息中哪些信息的作用最大?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证的研究——进行回答。国内对MD&A信息披露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如对其披露现状进行概括和描述、对国内外MD&A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比较等;国内在其有用性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屈指可数,仅有的几篇文献多为使用制度引入之初的年报数据和信息,对MD&A信息的有用性、影响其信息程度的因素等进行笼统分析,且国内文献基本全部选用单一年度的年报信息进行分析,以此使得其结果有一定的偶然性。针对国内MD&A信息披露制度有用性实证研究的现状,考虑到证监会年报披露准则的修订情况,本文选用2008-2010年度的年报信息为基础进行研究。证监会在2007年对年报准则进行修订后至2011年12月才进行了再一次的修订意见征求,因此2008-2010年的上市公司年报采用的是同一披露准则,运用2008年年报MD&A中的信息为基础研究,可同时对MD&A中的信息对公司短期(一年)和长期(两年)的盈利的预测作用做验证。国内的研究通常以整个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李锋森(2007)指出可以分行业对MD&A信息披露制度有用性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主板A股中按证监会行业分类中的采掘业和建筑业、零售业3个行业板块中的非ST共114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本文采用非指数法,通过对样本公司2008年年报中MD&A信息进行人工阅读并评分,通过检验其MD&A信息整体及7个子项目与公司未来一年的和两年的营业收入、每股盈余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的相关性来对我国上市公司当前年报中MD&A的有用性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共分为六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方向和论文框架。第二章:我国MD&A信息披露制度演进,主要介绍自我国2002年引入MD&A信息披露制度以来,我国证监会在年报披露准则中对MD&A信息披露所做的相关规定及演进。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年报中的MD&A信息、披露制度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的发展而不断细化和明确,并不断增加对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展望的实质性条款的披露规定。其准则不断演进的根本原因是使MD&A披露的信息更加能够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使得外部投资者能够通过MD&A披露的信息更加深入的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掌握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此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第叁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主要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及国内外在MD&A有用性方面的主要文献。从中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从各个方面对MD&A信息的整体有用性及各子项目的有用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其从资本市场中获得了大量对MD&A有用性有力的说明;国内在MD&A有用性的实证研究极少,仅有的寥寥几篇文献使用的基本都是2004年的数据,对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MD&A有用性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第四章:研究设计,主要说明变量、样本选取及主要研究假设、模型构建等等;结合国内外MD&A信息有用性方面研究文献的优势和不足,本文选择MD&A中的产品价格变化、营业收入变化、毛利率变化、投资进度与收益、外部环境(主要是公司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竞争)、发展战略(主要是拟投资项目、拟推出的新产品等)和新年度的盈利目标7个披露子项目作为自变量,选择公司未来的营业收入变化率、每股盈余变化率和经营现金净流量变化量作为因变量,并设置了相应的控制变量,进而建立了相应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自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对样本公司2008年年报中MD&A信息的人工阅读并评分。第五章:实证分析,首先对模型设计到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样本公司MD&A信息披露频次统计结果显示,采掘业公司的整体披露水平最高,零售业最差。但与之前的研究文献相比其整体披露水平已显着提高。从各子项目及披露性质来看,管理层往往愿意披露容易披露的信息,且倾向于披露利好的信息,利差信息往往一笔带过,前瞻性信息的披露情况有明显好转。但上市公司往往只披露证监会强制性披露的条款,对于证监会鼓励披露的条款披露极少,其主动披露的意愿较差。此后运用模型进行回归。第六章:结论与启示,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样本公司年报MD&A中披露的信息整体与公司短期(1年)的营业收入、每股盈余和经营现金净流量均具有显着的相关性,与其长期(2年)盈利情况关联性很弱。从其7个子项目来看:管理层对公司营业收入的变化、投资进度与收益、行业发展趋势及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外部环境)、发展战略的分析和讨论以及对未来一年的盈利目标对公司未来一年的营业收入的预测性最强,管理层对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变化、营业利润率变化、投资进度与收益、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的分析和讨论对公司未来一年的每股盈余的预测性很强,管理层对公司投资进度与收益、营业收入变化和发展战略的披露对于预测公司未来一年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具有显着的辅助作用。分行业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不同行业上市公司MD&A的披露质量及信息、的有用性均存在差异。零售业上市公司管理层对营业收入变化、投资进度与收益的讨论与分析对于预测其未来营业收入和每股盈余均具有显着的作用,其对行业趋势和面临的竞争格局、发展战略的讨论和分析对预测其未来营业收入作用显着,其对营业利润率的变化的讨论和分析对于预测其每股盈余具有显着的辅助作用;建筑业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整体上对预测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和未来一年经营现金净流量显着相关;采掘业上市公司管理层对营业利润率变化、营业收入变化的讨论和分析对预测其未来每股盈余有显着作用,其对未来发展战略的讨论和分析对预测公司未来现金净流量有显着的辅助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力的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MD&A信息与其未来盈利情况的相关性,进而以实证数据说明了MD&A的信息有用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其结果还表明,我国上市公司MD&A信息中的不同子项目其作用有着差异,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其MD&A信息、披露质量及有用性均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对年报披露准则中的MD&A信息披露规定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文在引入MD&A信息披露制度恰好10个年头以及进一步修订之际,对采掘业、建筑业和零售业3个行业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0年报中MD&A信息的有用性进行研究,以此确定我国现行MD&A信息披露制度的指引下MD&A披露的信息是否对投资者决策提供了有用信息、MD&A信息的有用性是否与行业有关、当前的制度是否存在不足等问题,以此为我国更好的改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现行MD&A信息披露制度下(2008年)的MD&A信息有用性进行了分项目实证研究,同时还对不同行业(采掘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的MD&A信息、有用性进行了对比研究。国内对我国上市公司MD&A信息有用性的实证研究较少,并且其研究结果均表明我国上市公司MD&A信息、中的前瞻性信息、与公司未来业绩没有相关性;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MD&A信息中的前瞻性信息(对公司面临的宏观政策及竞争局面、发展战略和未来盈利目标)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有着显着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实际上用实证的数据对MD&A信息中的前瞻性信息的有用性进行了有力的验证,对其存在的必要性及未来制度的制定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同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局限,本文选取的样本较少,也仅从MD&A信息与公司未来盈利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这一个方面对其有用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在对MD&A子项目人工阅读并评分的过程中忽略掉了不同程度利好和利差信息的不同影响。

参考文献:

[1]. 基于信息供应链视角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研究[D]. 邵艳.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2].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J]. 牟涛, 向杨, 杨雪. 宏观经济研究. 2012

[3].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及效应研究[D]. 韩先桃. 华侨大学. 2013

[4]. 上市公司年报可读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D]. 刘康馨. 云南财经大学. 2018

[5]. 基于数字文化下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与投资者反应研究[D]. 王宇薇.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6]. 内部控制指数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影响的实证研究[D]. 何婷. 吉林大学. 2013

[7]. 会计师事务所特征与审计报告时滞关系研究[D]. 严华光. 湖南大学. 2013

[8].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方式研究[D]. 赵守明. 清华大学. 2004

[9]. 审计视角下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影响因素研究[D]. 王小君. 贵州财经大学. 2013

[10]. 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有用性的实证研究[D]. 赵红梅.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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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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