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复兴：对一些概念的挖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危机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8-0013-06
在本文写作之时（2009年夏末），美国GDP的下滑似乎正在趋缓，股市和楼市也开始出现某些复苏的迹象。对经济大萧条探究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具备更出色的理论理解能力，我们试图对当前阶段做出判断也同样如此。现阶段究竟是一场真正复苏的开始——这被政治和媒体机构不断称颂——或者仅仅只是处于一个长期、深度的结构危机中的暂时延缓阶段？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程序要求我们既要避免主观臆测，也要防止教条主义。
如果对资本主义积累所处的当前阶段进行分析没有一个界定清晰的理论基础，任何对当前危机所作的分析，都只不过是新闻媒体饭后茶余的谈资罢了。这个用于分析当前危机的理论基础必须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充分理解之上。对此，我们也许可以从对左派中占主导的立场进行概述开始。这一主导立场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并不是源自对文献的系统性“元研究”。
一、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和新自由主义转向
在一本名为《美国模式气数已尽：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原因》(Palley，2009)的著作中，托马斯·帕利(Thomas I.Palley)摈弃了通常的观点，即认为这场危机是由一直持续到2007年8月的类似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房产泡沫造成的；相反，我们坚持更深入地看待问题：“支配美国经济过去25年的宏观经济制度安排是造成这次危机的关键因素”。帕利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即：美国国内的收入分配模式和“美国的全球战略模型”。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所指国内情形，全球范围的情况可作类似分析。
在帕利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1980年左右，凯恩斯学派的共识遭到摈弃，并由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与此相关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脱钩从而导致工资占收入的份额的下降（或者说与其对应的利润份额在上升），这一过程部分地体现在大量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上；二是企业、个人和公共负债的空前增长，从而，金融部门的实力和相对独立性不断增强；三是以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为标志，开始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监控和管制。帕利总结道：最重要的是，美国有瑕疵的经济模式导致的宏观经济失灵是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的根源。对这一危机的形成，金融市场失灵应负一定责任，但由于金融市场仅是美国经济模式的一部分，所起的只是推动作用。现在，政策制定者们仅仅专注于金融市场改革，却忽视了对美国有瑕疵的经济模式进行改革，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若如此，尽管经济也许会稳定，但也很可能无法摆脱经济停滞，因为经济停滞是现有模式的逻辑结果。
大卫·科兹(David M.Kotz)在《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Kotz，2009)持有相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科兹的标题中用“新自由主义”来形容“资本主义”。其摘要如下：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开始。推动了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系列经济扩张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特征，同样也是导致系统性危机这一长期趋势的原因。接下来可能需要进行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
帕利和科兹在所表述的细节上有所不同，即科兹更关注资产泡沫与金融投机，而帕利更侧重国际方面，但他们的主要思路是一致的。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造成在收入分配上大幅偏向资产所有者和利润获得者，而没有顾及到职工，其表现为：一是工资增长不断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二是高管“报酬”大幅跳水。但有种种迹象表明奢侈消费大有挑战20世纪初“工业大亨”时代之势，令人玩味。这从根本上造成了有效需求迅速下降。新自由主义转向的第二个方面是：负债比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需求越来越弱，高产出转而依靠借贷来维系。放松管制——对银行业与金融去除控制和公共监管，从而形成投机与责任缺失的风气——最终绘制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蓝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分析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它隐含了这样一个推论：只要没有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即只要工资与生产率保持一致，对金融部门保持原有的控制，同时采取措施约束公共与私人部门的负债，危机就会被避免。这场危机只是政策上的即新自由主义政策上的危机。尽管使用“系统性”这样的说法，危机——不论是近年来的酝酿过程，还是当前出现的诸如失业、无家可归和金融混乱等现实——不能说明资本主义本身存在问题，只能说明资本主义朝新自由主义方向的一种不幸演变。这一演变从里根(Reagan)总统任期（或者是沃尔克(Volker)出任美联储主席）开始。似乎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共和党的问题（对那些将危机过度政治化的人而言，克林顿时期没有让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感受到太多尴尬）！除了诸如“资本主义”和“系统性”这样的说辞，这一分析思路并没有与诸如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政治上）有名的自由主义评论家的分析有多大不同。
然而，如果对这场危机根源的追溯不仅仅止于宏观经济政策，而是着眼于资本主义自身本质的、恒定的性质，可以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只是危机的一种特定形式，该形式由历史发展中出现的随机条件决定。然而，我们有必要将思考重新回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初始形成阶段，来解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思考其可能的结果。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持续较长时期的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福特主义抑或管制资本主义？或者我们能否在这一模型中发现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潜在危机？
二、一个简单的总量模型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脱离实际的研究，问题的性质决定研究的结论不会是明确的，也不会是最终的。而且，结论最终依赖于定性理解，而不是数量结果。当然，定量分析也起一定的作用。接下来，我将简单介绍这一研究的初步方法，这里使用的是简单数量关系和一些明显的经验数据。
我们需要三个宏观经济变量：
Y＝实际净收入或实际净产出（产出减去对生产过程中消耗原料的补充，减去存量资本的折旧部分）。在纯资本主义的模型中，只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不存在中产阶级。因此，Y完全由利润和工资组成。“实际”意味着我们考虑真实的货物与服务流动，而不是其货币表现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从定义上，经济体中人们的实际收入等于产出的总和（在给定时间段内的总产出）。
P＝利润或者剩余价值，是Y的一部分。资本家凭借对存量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提取（剥削）剩余价值从而实现利润的积累。
K＝资本家拥有的实物资本存量。同样，将这一存量看作一定数量的某种万能品。这里不考虑异质性、折旧问题以及相关的复杂性。
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用简单的形式表达：
左项的比率，即为利润除以资本存量，也就是利润率，是单位资本扩张能力的核心指标，也是资本家的核心战略目标。这一比率可以分解成两个比率，即公式右项。右项上方的P/Y代表净产出中的利润份额，它不仅衡量了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同时也（更根本地）衡量了资本从工人身上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相反，1-P/Y则代表工资份额。最后，分母K/Y为资本产出比，是对生产过程中科技进步的衡量。
虽然式(1)比较简单和笼统，但它捕捉住了资本主义矛盾性的根本方面。利润率越高，意味着资本增长和从利润中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越强。对于既定的K/Y（一个短期内合理的假设），更高的利润率只能通过更高的利润份额实现，从而最终必然削弱有效需求。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如果K/Y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那么这一抵消作用将随着经济的运行不断增强：利润率必然下降，除非利润份额上升从而抵消利润率下降。因此，资本主义积累就会面临两难境地：或者让利润率下降，从而给金融稳定和再生产带来不断增加的压力；或者大幅提高利润份额，从而带来市场需求的衰减，进而威胁着资本主义积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今天还是以往的资本主义主流评论家，都曾对不断下降的P/K表示过担忧（如果他们是“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共和党阵营的话），或者对不断上升的P/Y表示过担忧（如果他们是“需求学派”、自由主义、民主党、或者尤其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人士的话）。然而，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任何一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均不能全面看待这一矛盾，从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对这一矛盾进行系统的分析。
三、美国的经验数据：1980年与2006年
那么，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从式(1)看，发生了什么？可以从多个角度回答这一问题。这里我只研究两年的数据。但我相信，这两个年份很好地将我们所研究的阶段做了概括分类：1980年是新自由主义繁荣的起始；2006年新自由主义发展到了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点。这些年份能够典型地代表它们所处的阶段。我相信，这两年展示的面貌与更充足的时间序列分析相比，并无二致。
首先来讨论工资份额（与此相对的是利润份额）。从经济分析局或者《美国统计摘要》能够获得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从中，我们能够得到我们需要年份的国民收入和职工报酬（见表1）。
表1：职工报酬与国民收入，工资和利润份额单位：10亿美元
年份 (1)职工报酬 (2)国民收入 (3)工资份额(1)/(2) (4)利润份额1-(3)
1980 1647.6
2433.0
0.677
0.323
2006 7475.7 12031.2
0.621
0.379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bea.gov)。
表1显示这26年来，利润份额增长不显著，只有5个百分点。但其他大量的数据表明，利润份额的增长被大大低估。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里，美国工会组织的成员大量下降，具有薪水较高的产业整体流失到拉美和南亚国家，并与这些国家签了许多“自由贸易”协议。这里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并不完全可靠，尤其是“报酬”一栏是十分令人置疑的。
为了能取得正确结果，至少在趋势上，我运用帕利表格4来说明有关从1967年至2006年期间的生产率增长和小时工资增长的事实。该表数据显示，生产率增长减除工资增长之后的差额，在1973年之后的期间都是正的。数据粗略表明，在我们分析的阶段即从1980年到2006年间，工资份额以每年平均0.01281的速度在下降。如果该下降速度运用于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1980年的工资份额为0.677，那么2006年的工资份额应将跌至0.472，与此相对应的利润份额则为0.528。这与1980年相比，增幅达40%。也许事实真相就反映在计算得出的0.379与0.528这两个数值之间。我将采用后者的数值，以突出新自由主义发展至2006年的实际路径和与事实不符一面的比较。然而，在利润份额增长上选择使用较低的数值不会从本质上改变我们的论证。
为了完成这幅图表，我们还需要资本存量数据。获得这些数据的难度很大，对这些数据进行解读就更为困难，这里我就不过多展开了。我的数据来源如下：1980年的数据来自《美国统计摘要》1982和1983版；2009年的数据来自《美国统计摘要》2009版。可惜的是，在这些版本中，尽管表格的两个标题都是“可再生有形固定财产”，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可比性。固定资本的有关数据在表格2中做出了概述。
计算方法之一是计算私人部门资本存量与净产出之间比率（这一比率很好地与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对应），这个比率在这段时期内变动比较平稳，且显著增长，增幅达到1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削减政府规模的呼声很高，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并没有显著变化，仅从0.363变化到0.359。
最后一步（表3），就是估计这26年新自由主义阶段前后两个时期的利润率。利润率的变动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资本产出率缓慢的增长，与此同时，利润份额增幅很大（可能被高估），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利润率从期初的20%增长到期末的28%。结果正如所有的评论家所描绘的，市场紧缩（部分地被债务增长所抵消）、融资狂热以及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大崩盘。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提供一个似乎反事实的证据，见表3。
表3的列(4)显示的是，如果新自由主义下对工人的压榨没有发生，从而利润份额保持在1980年0.323的水平，将会出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让2006年的资本产出比1.91，除1980年的利润份额，结论为（再次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利润率从接近20%下降到17%。利润率减少了3个百分点，或者说，与原来相比下降了15%。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下降有多重要？新自由主义下的压榨阻止了利润率的下滑，同时也创造了造成当前危机的条件。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利润率的下降是否足够导致另一场由不同的安排、不同的路径产生的危机？危机的程度又会如何？
四、似乎与事实相悖：利润率下降和结构危机
首先，我们承认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远未明了。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主张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也不是支持黄金时代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性取代的观点，更不认为重新回到沃尔克、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之前的年代是合理的，我们不能做如此简单的设定。
如果没有相关背景，在没有新自由主义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利润率下降的重要性是无法评估的。关于这点，我想提三点，这三点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是在产业资本循环中，利润率与以其为基础向外部所有者提供的诸如利息、红利等回报间的关系；二是更低利润率的代际影响问题，这一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工薪阶层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三是高工资率与劳动场所爆发危机之间的关系。
就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内部”循环（战略性，或经营性）中的资本回报率是支撑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多金融负债的基础，包括通过种类繁多的债务工具以利息的形式向“外部”资本提供回报，支付红利——隐含着对股票持有者的回报率，对租赁资本（由富人阶层提供的被动所有权）的回报，向工薪家庭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资产支付利息或红利。作为这些回报基础的利润率如果出现下降，就会对一连串的回报率和债务产生压力，随着内外两边的参与者退出或者威胁退出，传统金融渠道受到影响，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如果内部与外部回报率的价差被过度缩小，对于专注战略目标的内部方来说，压力就会减小。提高利率或者提高必要的红利支付以防止公司股票下滑，也会产生和总体利润率下降一样的效果。或者，降低外部回报率——在内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用以保护价差——也许会阻止外部资本的供给，因为外部投资者或者选择中间道路，或者选择国外的机会。简单而言，当内部利润率成为支撑大量的金融负债基础的时候，利润率的下降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
金融化是中间道路的一种形式，它在资本主义总体进程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将经济力量的社会资源神秘化方面——并且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其重要性也不断增强。不过，金融化也部分反映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成熟，而且与近期推动出现两极分化和债台高筑无关。如此，金融化将会增加利润率下降（与事实不符）的重要性，并会强化如下观点：新自由主义之后不会出现黄金时代那样工人阶级有保障和稳定的局面，而会出现一个金融不稳、实体经济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的灰铅时代。
就工资率和资本再生产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家非常正确地谴责了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于是问题就变为：在我们研究的这段时期，如果工人阶级能够捍卫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使其工资份额长期保持不变，从而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使利润率下降，那会发生什么？确定利润率下降带来的重大影响，无法回避其对工人阶级和阶级关系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能保障工作的稳定，不能保障居住所有权，不能保障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对这些方面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个人或者社会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由于其本身就有降低利润率的属性，因而与不容置疑的资本积累是相对立的，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很大的危险。再次，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对“新自由主义过剩”的“解决方法”就不是一个解决方法。这次债务危机带来的恐惧，并不是来自工人阶级负债者（比如说按揭贷款者）不能偿还债务，而是担忧他们倒真有能力将清偿债务。
就工资率和资本—劳动关系再生产，即工作场所内的控制与纪律而言。在生产环节，高工资不利于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在我的著作《深刻的历史》(Laibman，2007)中的第4章有充分讨论，读者可以参考。简而言之，在工作场所的资本主义权力——贯彻纪律和生产力的能力——要求做出下放决策制定权和保持创新性的责任的战略性抉择。责任下放反过来也具有激励效应和控制效应，较高程度的责任下放削弱了控制，而较低程度的责任下放削弱了激励。最后，随着实际工资率的上升，做出权衡的条件恶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工资率达到某一高水平下，一丁点的责任下放就同时意味着保持控制下的最大下放和保持激励下的最小下放。如果不具备更正式的演示，也许这一推理思路不容易理解，但其本质是：提高实际工资最终将削弱资本主义在生产环节的权力和控制。
人们普遍认为低工资率会对资本主义带来问题，因为它会造成贫困和社会混乱，而且很可能导致工人阶级起义。这也是绝对贫困理论或相对贫困理论中对危机概念的普遍设定。但我相信高工资率对资本统治权的影响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这种影响更为深远，因为高工资率有助于发展工人阶级重新组织社会与政治的能力，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同样，从这个角度出发，当利润率下降和工资份额及工资率上升时，出现的是通常未予考虑的重要过程。这不仅仅只是争论如果我们成功阻止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我们或者会迎来改革主义者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或者会迎来高工资下的革命情形——在此情形下改革主义者与革命者的观点会达成战略性联合。凯恩斯曾认为“投资者”（资本家）容易倾向较低风险；他们能够接受不断下滑最终无足轻重的利润率。然而，这会削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金融化。对金融市场的破坏也将导致对以公共（也就是工人们）的名义积累起来的大量资产失去内部控制，这些资产包括退休金和保险基金。很难想象这场阶级控制下的危机能够不蔓延至实体经济并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即通过随之而来的失业、毁损资本存量等以打破生产循环。
五、再看当前危机
回到开始的话题。对新自由主义时代和标准左派自由主义的解释进行的粗略分析，并不能对当前状态给出简单的答案：复苏、暂缓或者其他。无论如何认为2007年的大萧条是持久性的，认为“资本主义这次无法复苏”，这在当前都是不合适的。我的建议是，如果要理解这次为抵御危机给工人们带来掠夺性影响所进行抗争的变革性含义，寻求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核心问题的基本途径，将对这次危机及危机前的状态的分析放在马克思坚实的分析平台上是十分必要的。
当我们意识到现在与将来围绕着医疗、住宅等展开的斗争是对资产主义整个体系最根本的挑战时，不（也不应该）意味着我们会放弃投身其中。然而，这却表明了，这场危机的社会和结构问题使复苏资本主义的通常做法问题百出。正因如此，即使最终超越了危机、再次实现增长，由这场大萧条带出水面的社会紧张关系不会得到解决。事实上，这场危机会延续至复苏阶段，这要求左派人士们对他们的任务进行真正长期的、结构性的思考，而不是作一系列的应急反应。事实本应如此。
［收稿日期］2010-06-17
标签：新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