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东亚社会变迁与政治民主的萌发——基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韩国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5-0074-05
民主一词自创造以来便经过了不同的解读。古希腊直接民主制的实践激励了后来的政治学者和政治家，而雅典民主的覆灭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困惑，从而决定了民主本身一定不是一种价值的简单翻版，而必须是蕴涵着丰富政治价值的连续性的制度设计。东亚民主的历史不足百年，因此这也决定了东亚民主必须有一个自我完善与确认的过程。
一、东亚民主主义的政治属性
在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看来，自由民主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但是自由民主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对于东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所有否定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并给它们造成了压力，使它们明白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对它们的公民承担更多的责任[1]。从20世纪初开始，东亚地区的威权主义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先后踏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各有差异，但是在有限开放和传统保持上，东亚地区赋予了民主以新的内容。
1.东亚地区儒家民主主义的困境
在分析东西方民主主义的概念分歧时，一些学者往往以儒家思想为东方民主主义辩护，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就鲜明地提出了儒家民主主义的概念。他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认为这一思想具有社群主义的思想内容。他考察了民主制度的辞学渊源，认为民主与礼治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人的肯定，因此民主与礼治是合一的[2]。在此前与赫大维合著的一部著作中，他更是从个人、共同体和人权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儒家民主主义的可能形式，并试图以实用主义来解决美国社会发展中的贝尔悖论[3]。
从字面意义上讲，儒家推己及人的伦理关怀被误读为“以人为本”是不难理解的，古希腊对人的重视与传统儒家对民的重视有着根本不同的逻辑起点。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三种正常的政体与三种变态的政体本身就排除了专制统治的唯一合法性，而这是东亚儒家思想所难以想象的。天下一统的本身不仅是思想的统一，更是制度的统一，因此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指出，儒家意识形态中缺少政治宽容，中国、韩国都一样。因此，把儒家与民主主义纠缠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4]
基于统一之上的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无法给公民自由、民主共治以社会政治空间，因此，用儒家思想来支持传统东亚地区的民主显然是困难的，其形式上相似性的背后是根本性的价值差异，生硬地把儒家思想与民主主义进行捆绑不仅混淆了时间与空间，更束缚了儒家思想与民主主义的双重发展。
2.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融合
由于nationalism在汉语中的不同翻译，使人们难以区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所谓国家精神，就是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倾向，就是对国家利益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它也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义精神。”[5]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近代中国开始被迫接受世界历史；1854年的《日美和亲条约》迫使日本开放国门；1910年8月，日本占领朝鲜。因此，在这一时期，中日韩三国首先面临的任务不是民主主义的崛起，而是国家的独立。东亚三国尤其是中韩两国的国家独立往往伴随着民族觉醒，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一时期的国家独立运动中，个人的权利必然让渡于国家权利和民族权利，而这正好与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的西方民主原则相背离。
在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日本终于在20世纪初逐渐沦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在1912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国。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民主原则组建的政府[6]。这一政体也说明了东亚地区民主主义的逻辑困境：国家主义如何才能转换为民主主义？因为在东亚历史上，主权国家在独立之初往往会选择权力的集中，而非权力的分散，宪政恰恰是要以分权来保障民主精神，这样，东亚各国的国家至上与民主精神就出现了内在的冲突。
事实上，在东亚三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很少被刻意地区别开来。东亚地区长期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即使在实行政党选举制度以后，这一形式也很容易产生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日本长期一党独大，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也在政治合作方面困难重重。在韩国，只是到了1945年，钳制社会发展的两班社会才逐渐解体，市民社会也才逐步建立。应该看到的是，近年来，韩国在解决政党民主问题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前总统金泳三和金大中实现了权力部门的中立化，严格控制政治献金，禁止滥用国家安全法以维护社会自主性。卢武铉执政期间，韩国的政治分化更加明显，更多的中间选民作出政治选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韩国政坛的两党制；日本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正在逐步发生改变，日本自由民主党党员开始流失，党内政治世袭的传统开始动摇，一些在野党则日渐壮大；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也正在努力开放权力，加强与中国民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
因此，国家的专制体制和封闭的社会结构成为东亚民主化发展的外在环境，东亚民主在确定集体而非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将伴随着由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社会的逐步放权的过程，而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的形成有着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东亚民主主义是建立在民族解放、国家认同、社会自由之上的混合型民主主义。在这一模式中，集权还是分权将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中间，更存在于国家体制内的政党之间。
二、东亚民主发生的路径：从制度模仿到经济推动
19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政治体系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19世纪中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固有脆弱性及后来其所遭到的腐蚀。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仅因其本身的性质日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不协调，无法应付与外部政治挑战俱来的冲击力所强加给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可悲记录表明，旧的政治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7]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日本与韩国的旧有体制所遭遇的挑战。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东亚三国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但这一道路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变化，即由制度模仿走向经济推动。
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日本、美国和苏联的制度模仿
1905年，日本对俄国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国彻底进行制度改革的导火索。《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①是年7月16日，清廷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这就是著名的五大臣出洋考察。
在经过了制度选择之后，1906年8月26日，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在这份由梁启超拟订初稿的密折中，载泽以日本宪法为例，根据日本“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与法学家穗积八束的讲解，归纳出君主立宪制中17项君主大权，如立法权、操控议会权、人事权、两军统帅权、财政权等等。这份密折还阐述了最重要的立宪之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清政府遂于同年7月决定仿行立宪，并从官制改革入手。次年又宣布筹备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成立宪政编查馆，但是具体的立宪日期却迟迟没有公布。一直到大规模的促进立宪请愿运动开始以后，清政府才于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由于责任内阁的成员多为皇室贵族，因此该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晚清立宪欺骗了包括立宪党人在内的大多数国人。
虽然这次立宪有虚假性质并最终宣告失败，但是立宪改革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央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的建立，可以说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最大成就。咨议局议员皆由民选，资政院议员的选举则分钦定、民选两种。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第一次由民众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它代表着民众参与和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的开始，是民众民主训练的初步实验。
1898年，维新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怀疑渐进式改革的有效性，从此掀起革命的大旗。“戊戌变法”六君子喋血京门，启开中国为政治民主化而流血之先河。1905年，作为兴中会政治继承者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美国两党制的坚定的信奉者和追求者，《国民党宣言》提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也开始了新一轮制度模仿的过程。“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这个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的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苏联的各种影响以多种复杂的方式在对中共的政策和中国社会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过程并非党的领导人所能控制，更重要的倒是，它反映了他们有意识的选择。”[8]
但和苏联的一党制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的开放来实现共同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61名委员中，中共人士30名，非中共人士31名。这一组织结构与国民党执政时期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主动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开放了政权。但值得注意的是，是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9]。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把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予以规定，这也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宪法特征，新中国政治体制正式确立。
2.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民主发生的背景与制度的模仿
1853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马修·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这就是著名的日本“黑船事件”。日本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从此也埋下了德川幕府覆灭的导火线。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的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以天皇为权力核心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但是，这一体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东方专制制度的复制。19世纪，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脱亚入欧”论开启了日本政治发展的另外一种方向，也注定了日本政治体制的双重属性，它既是东方政治体制的价值性延续，也是西方政治体制在亚洲的工具性尝试。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虽然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已经排除了制度设计的框架，但是由于日本这一时期所要借鉴的欧洲文明尤其是德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崛起时期，这从而加强了日本政治帝国主义的性质。1940年7月，日本革新党、社会大众党、政友会解散；8月15日，民政党解散，一国一党的纳粹式“新体制”呼之欲出[10]。因此不难看出，由于日本社会的过渡特征，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体制是封建帝国主义特征较为明显的时期。
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占领当局在充分审查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工具性与价值性之后，对日本宪法进行了改造。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型，战后日本实行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天皇为国家象征，无权参与国政；国会是日本最高权力和唯一立法机关，分众、参两院；内阁为最高行政机关，对国会负责，日本国首相由国会选举产生，天皇任命；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并不保有陆海空战斗力。从此这部和平宪法为日本建设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通过讲和而‘独立’了的日本，同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从属’于美国”。②该体制的形成使日本走上了美国的冷战道路，也对日本的民主化进程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但1993年以来，日本政党重组的步伐加快，可能使日本的政党政治有新的发展，并直接促进日本民主制度的完善。1994年，日本对议员选举制度再次进行改革，实行混合代表制（即采取双票制）。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同时投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小选区的某个候选人，另一张投给大选区中的由某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这一选举制度的改革标志着日本有实行联合政府的可能趋向。但要看到的是，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国家主义”的崛起有可能使分权的民主化运动重新回归集权。
3.19世纪末20世纪初韩国民主发生的背景与制度的模仿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百年。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在遭受日本长期殖民之后，1945年，韩国光复。在美国的政治指导下，大韩民国于1948年8月15日宣告成立，并模仿美国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体。但应该指出的是，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军事管制的影响必然阻碍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在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美国既促进了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又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韩国威权政权保护人的角色。”[11]第三共和国就是建立在军政基础之上的，第四共和国朴正熙的被枪杀说明了韩国权力更替的困难，而只是到了第五共和国后期和第六共和国时期，才是韩国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变期。
在韩国民主化的进程中，社会发育、政党成长几乎是与民主发展同步进行的，当任何政党不足以获得多数时，民主政治就难以巩固。金大中的当选改变了这一被动的局面，金大中的当选既是党派政治的胜利，也是地区政治的胜利。从金大中就任总统以后，韩国的民主走向了成熟期。在日本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的10年后，这一制度又一次为韩国所模仿。韩国本届国会于2004年4月15日选举产生，由299名议员组成，任期为4年。新的国会选举首次采用一人两票制，一票投给候选人，一票投给参选政党。这种混合选票制既吸收了选区制的优点，又兼顾了政党的代表性，具有鲜明的个性。韩国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力主改革的国民党和保守的大国家党两强相争的局面。
从制度模仿到民主的发生，韩国的政治发展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后发地区如何处理好本土特性与民主价值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韩国对于日本选举制度的模仿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东亚地区在拥有单一制传统国家之后，对如何兼顾好阶级与地方双重利益的表达的积极探索。当然，在阶级与地方之间，本身也会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
三、东亚民主发生的展望：从结构性民主走向功能性民主
东亚的民主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民主的普遍性价值与国家的特殊性之间的沟通构成了东亚民主的生态基础和理论困惑。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东亚民主进程各有差异，但东亚三国都在最近30年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使人们对于东亚的民主展望有了更多的期待。
1.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可能方向
经济发展是否一定促进民主的进步是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事实上，这种争论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一般认为，经济发展会造成利益的分离，而不同的利益将会形成不同的表达，从而形成政策的选择与公民的参与。但是，这样的假设既不能回答雅典民主的发生，也不能回答为什么东亚经济的发展多在威权国家中产生，更不能解释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冲突。在韩国，在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分歧，甚至是尖锐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分歧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的原因，也有政治领袖或威权或民主的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因此，仅仅把经济发展看做是民主发生的前提显然是不恰当的。
虽然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促成民主国家的发生，但是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保障。由于市场经济启动了人民选择的自由，因此它对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国家的影响有可能是从文化层面上开始的。在家国同构的东亚地区，本无公民，更无选择，而市场经济的启动扭转了仅仅作为治理对象的人民的从属地位，唤起了欧洲文艺复兴已经解决的人的主体性。因此，是经济发展启动下的人的需求的扩张冲破了威权制度的束缚，从而使民主成为一种持续性的价值诉求和制度想象。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设想东亚经济政治发展的未来，东亚地区仍然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相对威权的政治体制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民主本身的建设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而不能简单地等待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时机。
2.民族、国家、社会与民主主义的制度建构
东亚地区拥有着深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结，因此东亚的民主主义转型可能形成一种基于国家认同、民族和解与社会表达的道路。这一道路有可能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的结构性分离和政策的公共性选择，而强调一种整体主义下的公民权利保障。
第一，整体国家下的社会民主。在西方学者对于民主主义的表述中，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的，而社会由于不同的利益表达也形成了选择的必然性。但是在东亚三国，20世纪它们都遭受过别国的军事占领甚至殖民统治，因此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压倒一切的政治主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东亚三国，国家主义仍然演化为国粹主义，这也确定了这一时期东亚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国家主义情结。东亚三国的民主主义在国家独立之后纷纷启动，而这种先入为主的国家情结肢解了西方民主主义的社会分裂与碎片化的倾向。
整体国家下如何实现社会民主于是成为东亚地区的政治主题，这种主题既是国家主题，也是社会主题。在中国，这一主题是通过一党领导和多党联合执政实现的；在日本，一党为主与多党联合成为近段时期的政治轨迹；同样在日本，一种结合地区与社会阶级的选举制度正在逐步完善，有可能创造出单一民族国家的整体国家与社会表达的民主模式。但是，由于自民党内派别的良好整合，有可能使一党仍然能实现自我更新，一党独大和政权联合仍将成为日本民主政治中的特有现象和未知变数。
第二，从结构重建到功能重建。社会决定了民主的形式，东亚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使西方建立在多元社会结构上的宪政设计遭遇难题。东亚三国中，为了适应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各国选择不同的民主进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韩国则完成了三权分立。三国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人民权利的表达与国家民主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转变为民族的代表，能通过多党合作实现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利益；在日本，政党的分化仍在持续，社会利益代表的多元化呼之欲出；在韩国，地区代表与政党代表正在面临新的完善。因此，东亚三国政治上的成功在于并不拘泥于具体的政治形式，而在于民主实现的有效性。因此，在检讨东亚民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时，理性的态度应当是从民主功能的实现上，而不是简单地从民主实现的结构上寻找问题的答案。
结论
东亚地区正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这一变化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转型。相对欧美一些国家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推崇，东亚地区的混合民主主义有着不同的环境和逻辑。“与其说自由民主为政治提供了一项正当性证明，还不如说它提出了一项证明个人权利正当的政策。自由主义更多地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共正义，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12]在东亚地区，从民主制度的时间表上看，中国、韩国和日本先后进行了民主化的尝试，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一成效恰恰是建立在集体自由而非个人自由的前提之上的。历史已经证明，东亚地区完全可以在相互学习中完成民主训练与现代国家、社会的成长。要看到的是，如今东亚地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现代国家与成熟的公民社会，社会结构性紧张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存在，这些变数在一定程度上将困扰着东亚地区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9-12-07；修订日期：2010-04-23
注释：
①参见《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
②转引自彭曦等《战后的日本政治：保守化的历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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